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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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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中国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接受《问答神州》专访。陈锡文认为，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家庭农场”与“专业大户”最大的区别是不雇工，大规模的专业大户、雇工的农场、公司企业经营的农场对土地经营不用心不出力，因此应更多发展由夫妻组成的家庭农场。
正在北京召开的两会，集中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界名流志士，是中国社会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公民都高度关注的时事焦点。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陈锡文，这几天也占了很多新闻版面的重要位置。从两会开幕后的第一天，身为全国政协委员、隶属于农业界别的他，就掷地有声地抛出了自己的观点，比如说，土地流转不能够片面追求规模化，土地流转原则上不鼓励工商资本长时间、大面积的租赁农民土地等等。既是对之前一些农业政策导向的纠偏，也是对未来农业发展方向的提示。
两会前的一天，我有幸与陈锡文在北京相约，听他细细畅谈中国农业未来发展的构想。
小莉：主任好。
陈锡文：小莉。
小莉：又见面了。我们基本上5年可以见你一次，好好来谈谈。
陈锡文：但我见你的时间多。
小莉：在电视上。
陈锡文：对对对。
小莉：那这次有没有提特别的问题。
陈锡文：我倒不会再提特别的问题，因为我还在职嘛，我还管这个，我自己提了，提案一绕圈又回我那来了。
小莉：你得自己再做这事。
陈锡文：我就自己再做，所以我就认认真真读人家的提案。
陈锡文：政府政策有力 农民收入增加3000亿
五年前，《问答神州》首次采访陈锡文的时候，正值中国农业生产实现“四连增”。陈锡文告诉我，一般讲，农业生产的规律是四年一个周期，即两个丰收年，一个欠收年，加一个平产年。
2008年实现“四连增”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非常了不起。到了2013年，中国农业实现历史性的“九连增”，卓着的成绩甚至也超出了陈锡文这个农业专家的预期。
陈锡文：那时觉得已经是连续4年丰收了，很不得了，为什么此后又能连续的5年增收，我想这个里面政策就起了很大作用，原来有税，现在没有税，每年减了1350多亿元的税，这个等于是变成他的收入了，那么后来又不断的加大对农民的生产性的补贴，那么到去年的就已经增加到1600多亿了，这一里一外，等于农民就收入增加了3000多亿，这个当然对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就起了很大的作用，再加上这几年农业科技进步比较明显，特别是我们去年大概农业科技进步对于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到了54。5%，就一半以上是靠科技，去年和前年的粮食增产，就是单产的提高部分都要占到总产增加的80%以上。
2013年新年的第一天，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内容照旧是三农问题。尽管这个惯例已经延续了十年，有的时候甚至连陈锡文自己都觉得不一定要特别追求这样的形式，但是他同时也认可，从心理的层面上讲，这样的发布形式会让农民感到特别的鼓舞。
陈锡文：重要性不在于几号（文件），几号只是和你会议的时间有关系。你一号文件用在别的地方呢，可能也就这样了，但是你用在这个上，农民就觉得特别的舒坦，他觉得中央特别的重视我，所以到现在十年了，我想这个人代会开完之后，新一届政府也形成了，我估计这个传统还得坚持下去。
2013年，一号文件一发出，就引来了舆论的广泛关注。文件明确提出要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尊重和保护农户生产经营的主体地位。特别是将此前土地流转大形势之下，几乎被大家淡忘的家庭经营模式重新提升到了重要的位置。
陈锡文：一定要坚持家庭经营为基础，但是家庭，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农村人越来越少，所以家庭的经营规模会越来越大，第二个呢家庭也不是说农业中所有问题它自己能都解决，比如说你要一个家庭去修条路、修个水库它弄不了，大忙季节，这么多的，一家一户种了上百亩地的时候，收割来不及怎么办，所以搞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啊，就要大家动手一起来，农业的种耕收这些要有服务体系帮它去服务，所以正是在工业化城镇化现在这个背景下，那么提出来要创新，要创新但并不是说否定家庭经营，家庭经营仍然是经营的主体，但是呢由于各方面情况发生变化了，所以更多考虑怎么去解决一家一户解决不了的事，那么社会去帮助它，政府去帮助它。
小莉：就是社会化的一个服务体系。
陈锡文：就是。
陈锡文：土地到底怎么流转 那要看城里面
2005年，中央出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社会各界对土地承包权的流转显示出了极大的关注。那之后的三到五年间，土地流转一直是社会热议的话题，甚至有人认为，土地私有化的时代即将来临了。
陈锡文：这个趋势其实可以说在80年代，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看到，而且已经提出来了，但是后头到底能转出去多少劳动力，土地到底怎么个流转，那要看城里面，城镇化怎么推进，城市怎么能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它才会出现一个大的趋势，那么这几年你看到的就是各地城镇化推进都很快，我们这个，到现在进了城的劳动力，现在已经，按照去年底的数据就是52。6%了，52。6%是城里人，这对中国来说也确实很不得了，那么于是呢，留在农村的劳动力，人数少了、年龄大了，靠他们能不能建成现代化的农业，这就是个很大的问题。
2013年，一号文件发布之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攻农业方向的研究员程国强就表示，"通过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培育和造就一批新型职业农民，正是激活农业生产潜力的关键之举"。而他的这个的观点也与陈锡文相似。
小莉：提到了一个新的名词，创新农业产业经营体制机制。其实这个理念是从过去5年的时间当中，慢慢去累积出来的。
陈锡文：对，其实这个话呢应该说是老话题，你比如说上世纪我们有过5个一号文件，那是杜润生，杜老主持的那个5个一号文件的出台，我呢在那个时候有幸参加的其中的4个，那是在杜老领导下，其实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当时提到耕地怎么能够向种田能手集中，其实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文件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种田能手这个有着鲜明时代烙印的称呼，开始见诸报端。
十年后，越来越多的村民们外出打工，而他们手中的土地也流转给了种粮大户。随着种粮大户租地规模逐年增加，每亩地的租金也逐年提高。
小莉：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要把一些资源，向农业能手去集中，2008年我采访您的时候，您也曾经提到过，希望能够把我们的农业发展集约化的生产，是不是这也是一种集中的一个尝试，过去5年来这样的尝试进行得如何。
陈锡文：按户籍来统计我们还有9亿多农民，农业人口9亿多，但是你按统计局常驻人口去统计，现在农村的人口六亿四，就是有3亿人是农业人口，但是他不在农村了，就业也不在农村，生产生活都不在农村，那么他们余出来的资源是不是荒废了呢，其实没荒废，其实留下来给剩下还在继续生产的人他们在使用，所以第一他的规模就扩大了，所以按照现在农业部门的统计呢，我们现在大概整个的耕地呀，差不多大概是20%到21%，就五分之一的土地它已经流转了，原来是我包的，我进城打工去了我就转给你了，所以这是最近这些年来很大的变化。
正在北京召开的两会，集中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界名流志士，是中国社会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公民都高度关注的时事焦点。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陈锡文，这几天也占了很多新闻版面的重要位置。从两会开幕后的第一天，身为全国政协委员、隶属于农业界别的他，就掷地有声地抛出了自己的观点，比如说，土地流转不能够片面追求规模化，土地流转原则上不鼓励工商资本长时间、大面积的租赁农民土地等等。既是对之前一些农业政策导向的纠偏，也是对未来农业发展方向的提示。
两会前的一天，我有幸与陈锡文在北京相约，听他细细畅谈中国农业未来发展的构想。
小莉：主任好。
陈锡文：小莉。
小莉：又见面了。我们基本上5年可以见你一次，好好来谈谈。
陈锡文：但我见你的时间多。
小莉：在电视上。
陈锡文：对对对。
小莉：那这次有没有提特别的问题。
陈锡文：我倒不会再提特别的问题，因为我还在职嘛，我还管这个，我自己提了，提案一绕圈又回我那来了。
小莉：你得自己再做这事。
陈锡文：我就自己再做，所以我就认认真真读人家的提案。
陈锡文：政府政策有力 农民收入增加3000亿
五年前，《问答神州》首次采访陈锡文的时候，正值中国农业生产实现“四连增”。陈锡文告诉我，一般讲，农业生产的规律是四年一个周期，即两个丰收年，一个欠收年，加一个平产年。
2008年实现“四连增”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非常了不起。到了2013年，中国农业实现历史性的“九连增”，卓着的成绩甚至也超出了陈锡文这个农业专家的预期。
陈锡文：那时觉得已经是连续4年丰收了，很不得了，为什么此后又能连续的5年增收，我想这个里面政策就起了很大作用，原来有税，现在没有税，每年减了1350多亿元的税，这个等于是变成他的收入了，那么后来又不断的加大对农民的生产性的补贴，那么到去年的就已经增加到1600多亿了，这一里一外，等于农民就收入增加了3000多亿，这个当然对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就起了很大的作用，再加上这几年农业科技进步比较明显，特别是我们去年大概农业科技进步对于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到了54。5%，就一半以上是靠科技，去年和前年的粮食增产，就是单产的提高部分都要占到总产增加的80%以上。
2013年新年的第一天，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内容照旧是三农问题。尽管这个惯例已经延续了十年，有的时候甚至连陈锡文自己都觉得不一定要特别追求这样的形式，但是他同时也认可，从心理的层面上讲，这样的发布形式会让农民感到特别的鼓舞。
陈锡文：重要性不在于几号（文件），几号只是和你会议的时间有关系。你一号文件用在别的地方呢，可能也就这样了，但是你用在这个上，农民就觉得特别的舒坦，他觉得中央特别的重视我，所以到现在十年了，我想这个人代会开完之后，新一届政府也形成了，我估计这个传统还得坚持下去。
2013年，一号文件一发出，就引来了舆论的广泛关注。文件明确提出要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尊重和保护农户生产经营的主体地位。特别是将此前土地流转大形势之下，几乎被大家淡忘的家庭经营模式重新提升到了重要的位置。
陈锡文：一定要坚持家庭经营为基础，但是家庭，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农村人越来越少，所以家庭的经营规模会越来越大，第二个呢家庭也不是说农业中所有问题它自己能都解决，比如说你要一个家庭去修条路、修个水库它弄不了，大忙季节，这么多的，一家一户种了上百亩地的时候，收割来不及怎么办，所以搞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啊，就要大家动手一起来，农业的种耕收这些要有服务体系帮它去服务，所以正是在工业化城镇化现在这个背景下，那么提出来要创新，要创新但并不是说否定家庭经营，家庭经营仍然是经营的主体，但是呢由于各方面情况发生变化了，所以更多考虑怎么去解决一家一户解决不了的事，那么社会去帮助它，政府去帮助它。
小莉：就是社会化的一个服务体系。
陈锡文：就是。
陈锡文：土地到底怎么流转 那要看城里面
2005年，中央出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社会各界对土地承包权的流转显示出了极大的关注。那之后的三到五年间，土地流转一直是社会热议的话题，甚至有人认为，土地私有化的时代即将来临了。
陈锡文：这个趋势其实可以说在80年代，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看到，而且已经提出来了，但是后头到底能转出去多少劳动力，土地到底怎么个流转，那要看城里面，城镇化怎么推进，城市怎么能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它才会出现一个大的趋势，那么这几年你看到的就是各地城镇化推进都很快，我们这个，到现在进了城的劳动力，现在已经，按照去年底的数据就是52。6%了，52。6%是城里人，这对中国来说也确实很不得了，那么于是呢，留在农村的劳动力，人数少了、年龄大了，靠他们能不能建成现代化的农业，这就是个很大的问题。
2013年，一号文件发布之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攻农业方向的研究员程国强就表示，"通过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培育和造就一批新型职业农民，正是激活农业生产潜力的关键之举"。而他的这个的观点也与陈锡文相似。
小莉：提到了一个新的名词，创新农业产业经营体制机制。其实这个理念是从过去5年的时间当中，慢慢去累积出来的。
陈锡文：对，其实这个话呢应该说是老话题，你比如说上世纪我们有过5个一号文件，那是杜润生，杜老主持的那个5个一号文件的出台，我呢在那个时候有幸参加的其中的4个，那是在杜老领导下，其实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当时提到耕地怎么能够向种田能手集中，其实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文件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种田能手这个有着鲜明时代烙印的称呼，开始见诸报端。
十年后，越来越多的村民们外出打工，而他们手中的土地也流转给了种粮大户。随着种粮大户租地规模逐年增加，每亩地的租金也逐年提高。
小莉：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要把一些资源，向农业能手去集中，2008年我采访您的时候，您也曾经提到过，希望能够把我们的农业发展集约化的生产，是不是这也是一种集中的一个尝试，过去5年来这样的尝试进行得如何。
陈锡文：按户籍来统计我们还有9亿多农民，农业人口9亿多，但是你按统计局常驻人口去统计，现在农村的人口六亿四，就是有3亿人是农业人口，但是他不在农村了，就业也不在农村，生产生活都不在农村，那么他们余出来的资源是不是荒废了呢，其实没荒废，其实留下来给剩下还在继续生产的人他们在使用，所以第一他的规模就扩大了，所以按照现在农业部门的统计呢，我们现在大概整个的耕地呀，差不多大概是20%到21%，就五分之一的土地它已经流转了，原来是我包的，我进城打工去了我就转给你了，所以这是最近这些年来很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