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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密市刘寨镇老寨村,张海超向人们展示胸口做过手术的部位。此后张海超为尘肺工友维权至今。参与的100多起案件中,维权成功的只有寥寥十几起。图/CFP 王颖 摄
原标题:张海超:开胸验肺之后
[内容简要]:为尘肺工友维权奔走的张海超一直在寻找答案:在高涨的GDP背后,谁来为农民工的健康买单?
中国周刊:中国周刊记者 杨洋 北京报道
张海超递过一张名片。正面,几朵格桑花开得正艳。名片的背面画着一个男子,扯开上衣露出两片
黑黑的肺叶。“开胸验肺”成了张海超的个人注脚。
2009年6月,28岁的张海超在郑州一家医院,用手术打开自己的胸膛,对肺进行活检,最终确诊为“尘肺病三期”。张海超用这种惨烈方式获得61.5万元的工伤赔偿之后,许多尘肺工友开始向他寻求帮助。
从2009年底为尘肺工友维权至今,张海超参与案件100多起,接触尘肺患者1000多人,维权成功的只有寥寥十几起。
不能再“特事特办”
张海超第一次以代理人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是在一年前。在浙江省永康市,农民工黄福华虽然在单位的安排下做了体检,但体检机构却拒绝向他提供患有尘肺病的体检结果。
张海超代理了这起案子,他选择先状告为黄做体检的永康市江南街道卫生院,侵犯了黄福华的健康知情权。
由于过于激动,张海超在开庭的头一天睡得并不好。为了避免感冒,早就准备的衬衫和格子西装也没能在法庭上亮相。开庭持续了将近两小时,大部分时间张海超都沉默,直到当庭辩论,张海超才开始讲话。说到激动时,张海超提高了声音:“我就不相信,一个中国公民连自己的健康知情权都没有了?”
第二代理人张士谦律师提出: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第49条规定:医疗卫生机构发现疑似职业病病人时,应当告知劳动者本人并及时通知用人单位。
张海超代理黄福华案子的重要原因是,黄福华的案子与他当初的遭遇相似。张海超觉得,“隐瞒体检结果这个事情,在我的案子里不是第一例,在黄福华的案子里不是最后一例。”
2004年6月,张海超到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上班,做压力工和磨碎工。单位每年都组织工人进行体检,但从来没有告知过体检结果。直到2007年10月,张海超离职治疗,他还以为自己是肺结核。
2008年12月,河南省胸科医院诊断,张海超的尘肺可能性极大。因为该院没有职业病诊断资质,医生建议他查一下2007年的体检结果。为张海超做体检的河南省新密市卫生防疫站拒绝提供当年的体检报告,理由与黄福华案相同:体检费用是用人单位出的,只对单位负责。而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否认聘用过张海超。
张海超事件之后,有人建议他起诉高密市防疫站。拿到赔偿后,当地的卫生局副局长和防疫站站长也被免职,张海超便没有再追究。随着对更多尘肺工友遭遇的了解,张海超常常后悔没有走完维权的法律程序。“如果当初有关部门监管到位、恪尽职守,根本不用走到开胸验肺这一步。”
对黄福华来说,他想尽快进行工伤认定,向用人单位索赔,而不是让卫生院“承认错误”。在开庭的过程中,法官询问是否想调解。被告方表示,只要不用认错,赔偿金愿意多给。而张海超为黄福华代理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走法律程序,不能特事特办。
张海超安抚黄福华:“这个开庭对之后的赔偿很有积极作用,对全国的尘肺病群体来说,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开胸验肺”维权被媒体报道以后,张海超的生活有了变化。对身患尘肺却维权无门的尘肺工友来说,获得61.5万元赔偿的张海超是他们眼中的“救命稻草”。很多尘肺工友打来电话或到他家里寻求帮助。
最初几个月,大部分人是想通过他引起媒体关注。渐渐地,问法律程序的人多了起来。磕磕绊绊的,只有初中文化的张海超学起了法律知识,对职业病防治法、工伤保险条例等内容烂熟于胸。张海超因此近视,戴上了300度的眼镜。
“通过媒体关注和庭外调解,只能解决尘肺工友的个人问题,对尘肺病群体意义不大。我希望能走法律程序,不再特事特办。”因为身体和经济原因,张海超只能选择性地做一些“有代表性的案子”。
一审判决的结果并不如人意。2012年6月15日,一审法院判决江南街道卫生院具有告知义务,但因为卫生院没有保存原始体检结果,驳回了黄福华的诉讼请求。
没有最初的体检结果,黄福华就无法得到工伤的鉴定。
按照当地惯例,职业病诊断和鉴定需要提供企业历年的环境监测报告、申请人个人的粉尘接触史、历年的健康档案等作为参考依据。黄福华所在单位拒绝提供环境监测报告,而江南卫生院又拿不出当初的体检报告。金华市职业病防治所给黄福华做出的诊断结果为:“符合二期尘肺特征,但无可靠性粉尘接触史。”
张海超拿着这个诊断结果询问了多名尘肺病专家,回答均是:这个诊断结果并没有将黄福华诊断为职业病。接下来的伤残鉴定和工伤赔偿更是无从谈起。
“名人效应”
为了这个似是而非的职业病诊断,张海超带着黄福华多次到职业病诊断鉴定部门交涉。在金华市职业病防治所,张海超与防治所的女所长吵了起来:“职业病诊断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一种不是,你这个结果是什么?”所长并不解释,只是说,“你不服,可以去申请鉴定。”张海超一遍遍重申着自己的观点:“单位拒绝提供这些材料,不利后果不应该由劳动者承担,对劳动者是不公平的。”女所长还是那句话:“不服可以去鉴定。”
“我是张海超。”无奈下,张海超亮出了自己的身份。女所长并不信:“我看你吵架这么有劲儿,也不像是有病。”她拉着张海超去胸片室拍了张胸片,确定是张海超后,所长的态度缓和了起来,还拉着张海超拍起了合影,搞得张海超哭笑不得。
当天下午,张海超来到金华市职业病鉴定中心为黄福华申请职业病鉴定。鉴定中心以黄福华的环境监测及健康档案等材料不全为由,拒绝受理。交涉无果后,张海超递上了一张名片。随后,鉴定中心受理了黄福华的职业病鉴定申请,最终鉴定为:“尘肺病二期。”
张海超知道,如果没有自己的名人效应,黄福华的职业病鉴定很难做下来。维权无门的尘肺工友,甚至希望效仿张海超“开胸验肺”来获得赔偿。
2009年冬天,“开胸验肺”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张海超的家里来了一对广西柳州的夫妇。男的比张海超大两岁,此行的目的是恳请张海超向实施“开胸验肺”的医院求情,也给自己做次手术。“真是走投无路了。”夫妻二人央求。“想效仿的,广西、贵州、甘肃的,都有。”
其实,在法律上,“开胸验肺”也没有必要了。2011年12月31日起,《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规定:“用人单位拒绝提供相关诊断材料或不如实提供的,应当根据劳动者自诉材料以及临床表现做出职业病诊断。”但执行起来,却很艰难。张海超剧烈地咳嗽起来:“很多职业病诊断还是很困难。医生很少考虑如果提供不来材料他们该怎么办。”
职业病诊断只是尘肺病维权的第一步。由于索赔耗时过长,很多尘肺病工人死在了维权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