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藏佛教

[云水禅心]

英国印藏佛教学者David Snellgrove曾经指出，藏传佛教包罗了印度佛教的所有传统，印度佛教中有的，藏传佛教中全有；印度佛教中已经失传的，也在藏传佛教中保存了下来，还得到了发展。例如藏传密教，它来源于印度，但其发展则远远超出印度原有的传统。①与汉化甚深的汉传佛教相比，藏传佛教与印度佛教的直接联系显然更深、更明显。是故，长期以来在西方和日本的佛学研究传统中，藏传佛教研究每每与印度佛教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印藏佛学研究通常是国际佛学研究领域内最受关注，也最有成就的一个分支。利用丰富的藏传佛教文献，借助活着的藏传佛教传统，接受过全面的语文学、文献学训练和具备良好佛学素养的佛教学者可以复原、重构早在13世纪就已经失落的印度大乘佛教传统。

　　由于流传至今的古印度梵文佛教文献并不很多，现存的梵文佛教写本也大都是相当晚的作品。所以，研究印度佛教必须依靠梵文佛教文献以外的资料，其中尤以藏传佛教文献最为重要。现存《藏文大藏经》收录佛典4569部，其中包含了绝大部分印度大乘佛教经典的完整翻译。佛教于公元7世纪开始在吐蕃传播，藏语书面语也在这时确立，故藏文从一开始就与佛经翻译直接相关，它的语法和构词法也多与梵文类近，故用藏文翻译梵文佛经从用词到语法构成均较容易相互对应。到公元9世纪初，藏文佛经翻译数量已相当可观，但由于译师的组成相当复杂，除了吐蕃译师外，也有来自汉地和印度，乃至中亚的译师，再加上流传到吐蕃的佛经原典来源不一、传承混乱，故藏文佛经的翻译质量参差不齐。为了规范佛经翻译体例、统一佛典翻译用词，吐蕃赞普命令参与佛经翻译的吐蕃、汉地和印度的译师联手编制了一部正字法字典——《语合二章》和一部解释语源的语汇手册——《翻译名义大集》，进一步保证了藏译佛经书面语言的统一和规范化。②还有，藏文佛经翻译自始至终有印度高僧的积极参与，按照14世纪西藏著名佛学大师布思端辇真竺(1290-1364)在其著作《布思端教法源流》中的统计，先后来吐蕃参与藏文佛经翻译的著名印度学问僧计有93名之多。其中不少在10世纪以后来吐蕃的印度僧人长期生活在吐蕃，对藏语文的理解和运用已相当娴熟，他们的积极参与无疑为藏文佛典翻译的质量提供了可靠保证。是故，精通梵、藏两种文字的佛教学者，不难通过藏译佛典来想象梵文佛典的本来面目，重构已经失落的梵文原典。因此，藏文成为研究印度佛教者必须掌握的工具语言，藏文佛教文献是研究印度佛教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除了对保存印度佛教文献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以外，藏传佛教对于继承和发展印度大乘佛教教法同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大乘佛教之精义在西藏经过一代又一代学富五明、智悲双运的高僧大德的阐述和论辩，得到了广泛弘扬和发展。西藏历史上出现过一大批杰出的佛教学者，如属噶当派的俄译师罗胆摄罗(1059-1109)、属萨思迦派的萨思迦班智达公哥监藏(1182-1251)、属沙鲁派的布思端辇真竺、属宁玛派的龙禅罗绛巴(1308-1364/69)、属格鲁派的宗喀巴(1357-1419)、属不分派的不败尊者文殊胜海(1846-1912)等等，他们对印度大乘佛教的中观、唯识、如来藏等哲学思想的理解和阐发，③对以公元7世纪印度量学大师法称的著作为代表的佛教因明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和藏传佛教觉囊派积极主张的“他空见”思想一起，④极大地丰富了印度大乘佛教哲学思想。⑤对上述这些藏传佛教大师的著作进行解读和研究，显然能够帮助佛教学者更深入地理解和探究印度大乘佛学的基本思想和甚深奥义。

　　藏传佛教除了在中观、唯识、如来藏和因明等佛教义理的发挥上独树一帜外，更因其周密的密教修习传统而在佛教世界中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密教（Tantra，怛特罗）是一个远早于佛教就在印度出现的古老传统，印度大乘佛教在吸收、融合、改变和发展印度密教传统的过程中，形成了被称为金刚乘的佛教的密教传统。随着印度佛教在13世纪的消亡，佛教中的密教传统，特别是无上瑜伽部的传统在印度已经失落，而它却在西藏得到完整的保存和全面的发展，成为藏传佛教的主流和标志。藏传佛教中那些复杂的密教修行甚至被西方人类学家认为是西藏人为丰富世界人文精神作出的唯一和最大的贡献。⑥于佛教研究而言，现存藏传佛教文献中数量巨大、门类繁多的密修仪轨、修法是重构印度古老的密教传统所必须依靠的最重要的资料。只有对藏传密教作深入的研究，古印度密教传统的真相才有可能被揭露出来。印、藏佛学研究之不可分离于此亦可见一斑。⑦将印、藏佛教作为整体来研究，追溯其根源、观察其流变，无疑是佛学研究的正确方向。


摘录自《汉藏佛学比较研究刍议》

 

[云水禅心]

上文中提到的不败尊者文殊胜海（Mi pham 'Jam dbyangs rnam rgyal rgya mtsho，1846-1912，译音密彭绛阳南杰嘉措）是十九世纪西藏最著名的宁玛派佛学大师之一。在宁玛派的历史上，他与绒宋班智达(Rong zom Pandita，约十一至十二世纪）、龙青绕绛巴（Klong chen rab 'byams pa， 1308-1362)齐名，是该派最著名的三大学者之一。於整个西藏之历史言之，不败尊者则可与萨迦班智达、宗喀巴大师等相提并论，被视为集三世诸佛智慧於一身的文殊菩萨化身、正法之大车。他既是一位精通显密的学者，尤擅中观、大圆满法，讲、辩、著作皆不世出，亦是一位无畏的斗士，不但常挺身而出，为弘扬、捍卫宁玛派教法之精义而回击外派上师诘难，而且积极参与由其师长率先倡导的宗派融和运动；他更是一位修行有道、成就不凡的密乘行者，一生清贫，却显现了种种不可思议之希有弘化与殊胜密行。是晋美彭措法王的根本上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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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就是密宗吗？

——如何正确认识藏传佛教讨论之一

作者：义成


　　目前在汉传佛教界内部，仍有一些人对藏传佛教持一种错误的认识，即认为藏传佛教(很多人俗称之为“喇嘛教”)就是密宗，而密宗，不是神秘莫测，就是异端邪说。因为对藏传佛教的实际情况不了解，再加上接触到非正规途径的宣传，不少人对藏传佛教的正统性抱有怀疑态度。这些错误认识和怀疑态度，也导致了在对待藏传佛教，包括汉族人学习藏传佛教及汉族地区藏传佛教道场的一些问题上，出现偏颇和排斥。为了说明事实，端正对藏传佛教的态度，以利于今后汉、藏佛教与文化之间的进一步交流，并在更远的前景中，顺应世界佛教不同语系各教派之间互为补充、共同促进的潮流，本文拟从佛教自身的角度和立场出发，通过如下几个问题对藏传佛教的实际情况作一些介绍并引发探讨。


一、藏传佛教是否释迦如来的教法？

　　从语系上划分，当今世界上公认有三大语系的佛教，即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和巴利语系佛教；这也是与佛教从印度向外传布的地域划分相对应的，即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至于印度作为发祥地的佛教，虽然是上述三大体系佛教的母体，但却在公元十三世纪初由于伊斯兰教势力的不断侵略，已趋消亡。直至从十九世纪起，佛教在印度本土才有复兴势头(关于三大语系佛教的概况介绍，可参阅赵朴初先生所著《佛教常识答问》及其他有关书籍)。
　　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又可并称为北传佛教。其中汉传佛教开始的时间比较早，但传入的路线比较曲折，最初大多经过西域地区，后有法显、玄奘、义净等求法高僧西行求法，加上不断延请印度高僧来华传教，才使佛法直接传入汉土。反之，藏传佛教开始的虽然较晚(据文献记载，最早也只能推至公元五至六世纪)，但传入途径却比较直接，并且持续时间较长，下限可一直推到十三世纪佛教在印度衰亡以后。这当然是由于西藏与印度直接毗邻的地理优势所形成。藏传佛教是主要从印度直接传入这一事实，不仅有大量藏文文献可查，而且也被不断从西藏地区发现的大批珍贵的梵文写本及考古发掘的实物所印证。
　　从藏传佛教发展史上看，藏传佛教分为“前弘”和“后弘”两个时期。关于这两个时期佛法在西藏地区传布发展的情况，已有不少专著作了详细介绍，有意者可参阅法尊法师《西藏民族政教史》及有关藏传佛教前弘、后弘时期的介绍文章。这里只想特别介绍一下藏传佛教后弘期比丘戒律传承和教派建立时期(属后弘期)佛教传入、发展的情况。
　　藏传佛教的后弘期，是从比丘戒律与僧团的复兴开始，而到教派建立时期(相当于内地赵宋年间)达到鼎盛藏传佛教的戒律传承有三大系统，即：(一)下路律统，是在朗达玛灭法后，卫藏地区僧团被破坏的情况下，由安多人喇钦，贡巴饶赛从避难至朵康的“三贤十”出家受比丘戒，并在安多重建僧团，此后有卫藏地区十人左右到安多从喇钦的僧团得戒，后返藏弘化而形成；(二)上路律统，是由古格王朝智光王从印度迎请高僧达磨波罗及其三大弟子至藏弘传戒律而形成：(三)释迦班钦律统，是由古格王朝拉德王在位时，于1204年迎请克什米尔(旧译迦湿弥罗)大班智达释迦室利至藏弘传戒律，后又分成四系而形成这三大戒律系统都属于根本说一切有部传规，所依据的律典与羯磨仪轨等和唐义净法师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完全相符。并且西藏还译传了印度德光论师对有部津所造注疏，计一万四千颂，为汉地所无(但据义净《求法高僧传》载，唐智弘律师曾赴印就名师学习此论疏，惜未流传)。
　　在教派建立初期，印度北部的尼泊尔和西北的克什米尔等地区成为佛教直接传入西藏的纽带。当时迎请印度高僧大德到藏地弘法，和藏人或官方派遣或私人赴印度留学求法风气盛行。许多印藏大德不惜身命，致力于弘传教法的事业，如阿里王智光(西藏人称“天喇嘛”)为迎请阿底峡尊者入藏，在筹集黄金时被异教部落俘虏，当部下持黄金前往赎身时，他却要求人们用所筹得的黄金到印度去迎请能讲传释尊教法的大德，而自己则甘愿死于狱中。又如大译师仁钦桑布、卓弥·释迦益希、玛尔巴等先辈大德，为求无上教法，数次往返于印藏高寒雪岭与低热谷地之间。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大乘佛教在印度全盛时期，大小五明、性相显密各派学说都先后系统完整地传译到西藏地区。而此后佛教在印度趋于衰微时，释迦如来的大宝教法没有中断地在西藏地区继续弘扬。因此可以说，藏传佛教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对印度大乘佛教的直接继承作用。
　　从印度延请到西藏传播佛法的高僧大德中，最有影响的是阿底峡尊者。阿底峡尊者在印度时曾是金刚座、超戒寺的首座，他一人继承了深见、广行两大教法的传承，戒行严谨，智悲双运，获得印度一切部派，包括外道人士的顶戴。在西藏，正是由于阿底峡尊者的影响，藏传佛教才进入到建立教派的高度发展时期。尊者曾专讲“业果”和“皈依”等看似初级简单的教理，而实际上是培植了西藏人民对佛法最真实的信心。在此之上，尊者针对当时佛教界对显密见地执此非彼，修行不知次第等弊端大力整顿，著有《菩提道炬论》，用“三士道次第”将佛说一切显密教法都摄集于一人所应修习，如此殊胜的教授是前所未有的。

　　后来，宗喀巴大师秉承阿底峡尊者的遗教，针砭时弊，整顿僧团，提倡闻思修相结合，注重别解脱戒的行持。对于显密教法，要求严格按照修行次第而行。著出《菩提道次第广论》等划时代的巨著，树立了释迦一代教法本来清净的面目，并深得西藏人民的信受。综上可知，藏传佛教实在堪称正统释迦如来教法，并无半点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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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藏传佛教是否等于密宗？

　　“密宗”一词的使用范围需要注意。如果仅从概念上讲，“密宗”一词不能用来称呼藏传佛教。因为“密宗”一词本指在中国(汉传)佛教史上先后出现的几大宗派之一，如三论宗、天台宗、慈恩宗、华严宗及禅宗等。在这个意义上，密宗又称“真言宗”。但后来“密宗”一词，在更多人的使用中，逐渐成为对不同于显教的密教的代名词，并相沿成习。(如法尊法师也随顺这一习惯而将西藏宗咯巴大师所造论述密教修行理论的《胜遍主大金刚持道次第·开显一切密要论》，译作《密宗道次第广论》，但在正文前则明确标出如前所引的直译原名。)而在确切意义上讲，“密宗”一词的内涵比较狭窄，既不能指称全部的藏传佛教，也不能指称藏传佛教中所传的密教。原因在于，所谓显密之分，是教法有别而非宗派差别，在正统的藏传佛教那里，这两者是相结合的，可能会有侧重的不同，但在整个藏传佛教的教派史上，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专门修密教的宗派的。对此近来有研究者提出：“说中国密教，在更大范围之内包括藏传密教和汉传密教，而通常习惯指中国历史上的汉传密教，包括从汉末就传进来的所谓杂密、唐代传入的密教和宋代传入的密教。但说中国密宗，则特指唐代由善无畏、金刚智传入并形成为唐代一个佛教宗派的密教，它与同时期的其他宗派相对应。……由此，如果说藏传密宗或西藏密宗就不准确了，……因为藏传佛教的宗派不仅是以地区性和不同历史时期为主要特征而形成的，而且显密之间只有学说的不同，而没有宗派的不同”(吕建福《关于密教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南亚研究增刊·印度教与中国佛教》，重点号为引者所加)。这一提法是合理的。
　　藏传佛教在显教理论上的高度发展。如果从实际内容上讲，藏传佛教绝非仅有密教(当然更不等于密宗)。如前所述在三大语系佛教中，以藏传佛教在显教理论上从印度继承的最为全面，不但各自形成系统，而且讲传修习没有中断。概括起来有五大方面，即：(一)因明学，主要是陈那的《集量论》、法称的《释量论》等“因明七论”，于公元十一世纪后弘期开始以后，因明学在西藏得到广大弘扬；(二)慈氏般若学，主要是对佛说大般若经密意的解说。般若经中所说空性之理有实说和密意两种不同角度的阐发，其中从密意方面并配合修行实践的次第来解说的，就是慈氏弥勒所造《般若波罗密多现观庄严论》。此论在藏传佛教中极受重视，并与同为弥勒所造的《庄严经论》、《辨法法性论》、《辨中边论》及《宝性论》共称“慈氏五论”而得以广大弘扬。此外还有《集论》、《摄论》、《瑜伽师地论》等大乘对法及唯识学的论典；(三)中观学，藏传佛教对中观学的传译可以说是最为全面，不仅有作为中观学说根本的龙树所造《中观论》等六大中观典籍(即“中观理聚六论”)，以及提婆所造《中观四百论》等，而且还传有中观学后期在印度高度发展时三派中观学论典，即中观顺经部行(以清辨等为代表)、中观顺瑜伽行(以静命、莲华戒等为代表)、及中观应成派(以佛护、月称为代表)的教授；(四)戒律学，包括大、小乘律，小乘专弘说一切有部；(五)对法学，除传译迦多衍尼子所造《发智论》等“七部对法”外，主要弘传世亲所造《俱舍论》(有关藏传佛教在此五大理论方面译经、注释及弘传的详细情况，可参阅拙译西藏拉然巴格西·益希旺久著《雪域辩经学兴盛史》一文，刊《佛学研究》第一期)。
　　藏传佛教在对印度佛教理论的继承上，可以说有两大特点：一是注重师承及来源的可靠性。西藏佛教各大学派都有自己上起释迦，中经印度祖师，下至西藏祖师的师承世系，中间各代均有名可查。并且在立说上仅以印度祖师所传为凭。藏传佛教主要依据的是所谓“瞻洲六严二胜”的教规，“六严”即龙树、提婆、无著、世亲、陈那、法称；“二胜”即德光与释迦光(弘传戒律者)。藏文大藏经相当于论的部分称“丹珠尔”，仅载印度论师的著述。西藏祖师的著作分别收入各自的语录集，不得进入大藏。二是传译比较全面系统。除上述中观学传译全面外，再举唯识学为例，印度有十派唯识论师，汉传佛教由玄奘法师仅传有护法一系，而藏传则除以安慧一系为主外，其他各派也均有传译。
　　不仅如此，而且藏传佛教还十分重视对显教理论的学习与实践。遍观藏传佛教诸大宗派的大德祖师，除少数几位因针对特殊化机而提倡专修之外，大多强调对一切教理的广闻、精通和修证。如阿底峡尊者师徒所创立的噶当派，强调一切佛语都是可修与必修的教授，没有一法是应舍与非应修的。“噶当”二字的含意即“一切佛语皆是教授。”又如萨迦派，对俱舍、因明、唯识、中观与戒律的弘扬最为重视，在几大宗派中以显教理论体系的全面兴盛而著称。后不仅宗喀巴大师曾向萨迦派大德仁达瓦受学《俱舍》、《中观》等要义，而且宗喀巴的两大高足弟子贾曹杰、凯珠杰起初也都是仁达瓦大师的高徒，并获得“十难论师”之称号，后经仁达瓦介绍，复从宗喀巴受教的。
　　在显教理论的学习方法上，不仅有师徒之间的口耳相传，而且藏传佛教还继承了印度因明论式的辩论手段，并推广作为检验一个学者对全部教理掌握、通达与否的标准。所谓格西(意为善知识，即堪为人师者。后指相当于博士一级的学位)称号，就是要靠在大法会上当众辩论获胜而考选的。而考格西所依据的就是代表上述五大理论体系的“五部大论”，即法称造《释量论》、弥勒造《现观庄严论》、月称造《入中论》、德光造《戒律本论》及世亲造《俱舍论》。这五部大论全都是显教内容，因此即使你密咒修行得再高深，若不通达此五部大论，恐怕也难获“格西”之称谓。宗喀巴大师所倡导的格鲁派的僧人，都在彻底学通“五部大论”(包括其他重要经论及注疏)之后，若想进一步深造，才可进入专修密乘之上、下密院。
　　由此可见，藏传佛教决非仅仅是密教而已，其显教理论的发达与重视程度也相当可观，在这一点上更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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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藏传佛教为什么容易被误解为密教？

　　引起误解的原因，除对上述情况缺乏了解之外，主要是由历史与人为两种因素造成的。本来藏传佛教的特点是显密兼容而密法特胜，这一点可对照太虚大师对佛教发展三大时期的判定。法尊法师也曾引此而论说：“印度佛教，太虚大师判为三期：初五百年为小行大隐时期。此期佛教，可以现在南洋流行之佛教为代表。第二为大小并行时期，唯识、中观盛极一时，与小乘相媲美。此期可以内地之佛教为代表。第三为密教盛宏时期。……西藏传入之佛法，即此第三期之佛法。此期不仅盛宏密教，即唯识、中观亦一并盛宏。故此期佛教传入西藏，典籍极其丰富”(法尊法师《西藏佛教概要》)。
　　但是，在汉藏佛教交流史上，一直是以藏传佛教中的密教内容向内地介绍的比较多而显侧重。这一情形可以上溯到宋元时代，辽宋时内地有重视密教的倾向，从当时的译经情况已能看出。到金元时，由于藏传佛教在西北民族关系史上所起重要作用，藏传佛教的地位在全国境内随之提高。如元世祖册封西藏佛教萨迦派五祖八思巴为帝师，自己亲自从他受喜金刚大灌顶。从此直至明清时期，藏传佛教一直得到内地中央政权的大力扶植。而在这一较长历史期间，藏传佛教向内地的传介、内地从上至下对藏传佛教的容受，都是以密教为主。以致人们对藏传佛教的本来面目认识不清，以为只是密教而已。
　　民国以来，有藏传佛教大德白普仁和多杰格西最早在北京向汉人传格鲁派的密法灌顶。“七七事变”前后，北京建立“密藏院”(大殿匾额上题有“班禅国师敕建密咒法藏寺”)，由九世班禅授原西藏扎什伦布寺密乘札仓法台宝金刚上师为该院堪布，安钦呼图克图曾在此传“百法灌顶”，汉人阿阇黎韩大载也曾主事密藏院。三十年代末，九世班禅又在北京创建“菩提学会”，址在今北海公园内，由安钦呼图克图任第一任理事长，后由汉人汤芗铭继任。又藏传佛教宁玛和噶举两派教法，民国年间通过诺那、贡噶两位活佛的努力，传入汉族地区，汉人从其受法者也很多。现在国内外华人中传修红、白教者，大都是“诺、贡二师”的弟子。但上述所传藏传佛教，都是以密法为主。汉地佛教界对藏传佛教显密兼容的特性，一直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情况的改观。随着汉藏民族、宗教、文化之间交流日益密切，以及汉藏大德的不断努力，误解的情况已逐渐改观。如清朝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不仅通达藏传佛教的显密教理，而且通晓藏、汉、满、蒙多种语言文字，对藏汉佛教教理有过正确评估(可参阅章嘉国师的传记等资料)。清末民初，内地佛学界教理研究有复兴趋势，有些学者开始用藏文经典与汉文藏经对勘比较。而对促进汉藏佛法交流最有影响的，应首推太虚大师。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太虚大师在四川重庆缙云山创建了“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该院成为四川第一所高等佛教学府，也是国内规模最大的讲修汉藏佛学的院校，先后培养出一大批能贯彻经义，学以致用的佛教人才。与此同时，有大勇、法尊、能海、观空等大德到西藏留学，学成后返回内地弘传介绍，使内地佛教界对藏传佛教有了更多、更清楚的认识。特别是法尊法师，回内地后一直代理太虚大师主持汉藏教理院，先后翻译出大量藏传佛教在中观、般若、唯识、对法、因明及密法等方面的经论，奠定了汉藏佛学交流的基石。今天我们能读到《现观庄严论》和《菩提道次第广论》等藏传佛教最为重要而为汉传佛教正所缺如的经论汉译本，并树立对一切佛语知无相违的信心和进而闻思深广佛法的愿行时，不能忘记我们是站在了法尊法师等先辈大德的肩上，不能忘记他们的恩德。
　　综上所述，对藏传佛教的来源、发展，特别是在显教教义的弘传、经典研究的兴盛等方面，当会得出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对“藏传佛教等于密宗”这一误解应早纠正。关于藏传佛教所传密教是否异端，以及显密教义是否相矛盾等问题，我们拟在下次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