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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葡萄牙首次实施毒品“非罪化”，走在世界禁毒难题的前沿。今年是该政策实施的第12个年头。近日德国《明镜周刊》报道，该国青少年瘾君子人数在下降，进入戒毒所的瘾君子人数在增加。毒品“非罪化”并未造成该国毒品泛滥，反而在禁毒方面“很奏效”。
那么毒品该不该“非罪化”？要配合哪些措施保证“非罪化”？葡萄牙12年的经验给出了一些提示和答案。编译/许敏
2001年，葡萄牙通过一项法律：个人吸毒和拥有毒品(1克海洛因、2克可卡因、25克大麻叶或5克麻药)不再视为刑事犯罪，吸毒者可以携带这些毒品，不用担心被抓。人们还被允许拥有1克二亚甲基双氧苯丙胺(又叫兴奋剂)。以上毒品的数量大体上是不超过通常情况下一个人10天的剂量。也就是说，持有超过10天剂量的毒品才被界定为贩卖毒品，依然构成犯罪。
乔・高尔参与制定这项法律。这项法律也使得葡萄牙走在全球毒品控制措施的前沿，为全球禁毒事业开辟新道路。
“我们调查发现，该政策或许会使毒品处在可控范围内。”高尔说，“吸毒定罪并非总那么奏效。”
支持者吸毒和违规停车差不多
现年58岁的高尔在卷入世界禁毒战之前，是一名家庭医生，在葡萄牙法鲁有自己的业务。现在他是葡萄牙国家禁毒项目的负责人，也是葡萄牙禁毒政策制定的关键人物。目前全世界都想知道葡萄牙毒品非罪化试验进展得怎样了。
3月底的一个早晨，参加完一系列禁毒讨论会议的高尔回到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办公室，他将夹克随手扔一边，松了松脖子上的领带，看着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他显得有些疲惫。他的办公室墙壁上挂着很多照片，一张是他和理查德・布兰森的合照，后者是英国富豪。另一张是高尔和西班牙国王的合照。这些人通过高尔，已经接受葡萄牙毒品非罪化的理念。
说到葡萄牙的禁毒措施，高尔说吸毒其实只是轻罪，和违规停车差不多。
为什么毒品合法拥有量不超过一个人10天的剂量？
“这其实是根据通常情况下人的剂量来设定的。”高尔说。
“政策刚出台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来确定‘非罪化’的量。”高尔补充说，“我们丝毫不确定这项政策会起到作用。”
最关键的问题是：政府如何保证安全吸毒？一种办法是镇压供毒者――包括上线、中间人以及街头贩毒者；另一种办法是镇压吸毒者，逮捕、关押他们。依靠法律手段来禁毒是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政策。
反对者应该靠法律手段来禁毒
“阻止人们购买毒品、携带毒品很重要。”64岁的曼纽尔・品托・科埃略说，他是高尔的反对者。科埃略希望葡萄牙回归“常态”――跟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靠法律手段来禁毒。
同高尔一样，科埃略也是位医生。他写了许多有关毒瘾的著作，还创办禁毒所。科埃略质疑：当人们知道携带一定量毒品非罪时，年轻人怎么可能远离它？他依旧认为，“杀鸡儆猴”是最好的禁毒措施。科埃略也反对海洛因变成镇痛剂的替代品。
科埃略靠自己诊所的收入维持生活，但在其他时间，他写了很多文章来反对葡萄牙的毒品非罪化试验。他周游他国，宣传“毒品非罪化”的危险。尽管他在葡萄牙并不受待见，但他称自己在国外很受欢迎。其证明是：他有一份由美国国家禁毒办公室出具的情况说明书，对葡萄牙的试验做出一些怀疑性的说明。
惩罚三个月内第二次被抓后果严重
地方戒毒委员会一般建在偏僻办公楼的一楼，如里斯本。这是为了让那些来戒毒的人感到舒服。3月底，一名19岁的男子，穿着保罗衫出现在戒毒所。警察抓他时，他携带了1克麻药。一名社会工作者和他聊了半个小时，知道他正在一家农业学校参加职业培训，目前正和父母住在一起，有时吸食大麻。这是他第一次被抓。
社会工作者问完，心理学家和律师开始和年轻人对话，他们想知道年轻人知不知道吸食大麻的危险。
“知道知道，从上学时就知道了。”年轻人说，“我们上过有关毒品的预防课。”
吸毒者在3个月内没有第二次被抓，他们来戒毒所的记录就可以消除。“我们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你来过这里，留下吸毒记录。”律师对年轻人说，“但如果第二次被抓，后果就比较严重了。”
到底有多严重？律师没有说明确。“可能是做一段时间的社区服务工作吧。”戒毒委员会也会对吸毒人员罚款，但不针对青少年。“我们最重要的职责是劝人们来戒毒。”律师说。里斯本的警察每年会派1500人来戒毒委员会，几乎每天有5个志愿者来这里工作。
方法非罪化而不是合法化
通过警告、提醒和邀请瘾君子来戒毒所，葡萄牙的禁毒战显得十分温和。高尔认为政策很人性化，因为政策建立在非罪化的基础上。“非罪化”不同于“合法化”，因为毒品合法化是要取消针对生产、贩卖、使用毒品的所有的形式制裁，实际上就是把毒品和香烟酒精同等对待。
当葡萄牙议会为2001年的政策争论不休时，右翼政党认为如果按上述法规，毒品通过航班运输将变得十分便利，整个国家将会沉浸在毒品的恐慌之中。尽管当时左翼政党在议会中占大多数。
12年来，高尔通过搜集到的数据、表格，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数据显示，成年瘾君子人数在逐年增加，同期青少年瘾君子人数在下降。同时，进入戒毒所的瘾君子数量在急剧增加，患艾滋病的吸毒者在显著减少。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由于缺乏葡萄牙实施毒品非罪化试验前的数据，这些数据似乎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但这12年来欧洲其他国家的瘾君子数量在增长。
难题禁毒项目缺乏资金
高尔说，毒品非罪化没有使问题变得更糟。
同时，为了应对欧债危机，葡萄牙政府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在欧债危机之前，葡萄牙政府每年花在禁毒方面的资金是7500万欧元(合约6亿人民币)，现在高尔看到经费已经大幅缩减。如果欧债危机持续恶化，那经费就变得远远不够。
近日，欧洲毒品和瘾君子监控中心在里斯本召开首脑会议。在那里工作的弗兰克・索韦尔分析，未来应对毒品将有伟大的变革。
弗兰克说，没有任何一项毒品政策能阻止人们吸食毒品。但是葡萄牙“毒品非罪化”试验“很奏效，没有让吸毒者数量急剧上升，也没出现大量混乱局面。我认为，这就是很好的结果。”他说。
数字
12年
葡萄牙毒品非罪化试验12年，成年瘾君子人数在逐年增加，同期，青少年瘾君子人数在下降。
1500名
里斯本的警察每年会派1500人来戒毒委员会，几乎每天有5个社会工作志愿者来工作。
3个月
吸毒者在3个月内没有第二次被抓，他们来戒毒所的记录就可以消除。
[渊源]
“吸毒者只是生病了”
为什么葡萄牙会对毒品采取非罪化政策？高尔提到了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1974年，葡萄牙人民推翻了近50年的军事独裁政权，在政变期间，军人用康乃馨花来代替子弹。高尔说，葡萄牙人从海外殖民地回归祖国时，就携带了大麻。他说自己当时也抽大麻。那时他20多岁，“毒品让我们感到自由”。
很快，“自由”覆盖整个葡萄牙。当高尔在法鲁开办诊所时，他发现许多孩子不但只抽大麻，还开始吸食海洛因。孩子找到他，他却不知该如何安慰他们。当里斯本第一家国营戒毒所成立时，高尔去那里参加一节培训课。也从那时，海洛因开始流行。
20世纪80年代，来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廉价的海洛因开始席卷欧洲。葡萄牙也是其中一员，但高尔认为葡萄牙国民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因为人们不知如何处理毒品。“我们都非常单纯。”他说。与别国相比，葡萄牙的吸毒者较少，但吸毒量很高，被专家称为“问题吸毒人员”。
高尔指着桌子一份文件的数字：10万。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葡萄牙吸毒人员达到顶峰时的数量，当时葡萄牙总人口不到100万。很显然，这个数字比其他国家高很多。
后来，里斯本有一个吸毒者难民营。他们的状况十分糟糕，躺在简陋的木屋里或垃圾堆里。“他们流浪在街头，甚至死在路边。”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国家开始成立由11名专家组成的戒毒委员会，其中包括高尔。委员会中绝大部分专家都不是政客。
“吸毒者并非罪犯，他们只是生病了。”高尔说。当然，有人反对这个观点，如科埃略。但很快禁毒委员会成员接受这种观点，并形成了“毒品非罪化”的基本政策。甚至里斯本那些成天禁毒警察也认同(这一说法)。
葡萄牙毒品非罪化的试验到今年已经12年了，禁毒项目工作人员发现国家司法系统在禁毒这块节省了不少钱，包括庭审和监禁两方面。
那么毒品该不该“非罪化”？要配合哪些措施保证“非罪化”？葡萄牙12年的经验给出了一些提示和答案。编译/许敏
2001年，葡萄牙通过一项法律：个人吸毒和拥有毒品(1克海洛因、2克可卡因、25克大麻叶或5克麻药)不再视为刑事犯罪，吸毒者可以携带这些毒品，不用担心被抓。人们还被允许拥有1克二亚甲基双氧苯丙胺(又叫兴奋剂)。以上毒品的数量大体上是不超过通常情况下一个人10天的剂量。也就是说，持有超过10天剂量的毒品才被界定为贩卖毒品，依然构成犯罪。
乔・高尔参与制定这项法律。这项法律也使得葡萄牙走在全球毒品控制措施的前沿，为全球禁毒事业开辟新道路。
“我们调查发现，该政策或许会使毒品处在可控范围内。”高尔说，“吸毒定罪并非总那么奏效。”
支持者吸毒和违规停车差不多
现年58岁的高尔在卷入世界禁毒战之前，是一名家庭医生，在葡萄牙法鲁有自己的业务。现在他是葡萄牙国家禁毒项目的负责人，也是葡萄牙禁毒政策制定的关键人物。目前全世界都想知道葡萄牙毒品非罪化试验进展得怎样了。
3月底的一个早晨，参加完一系列禁毒讨论会议的高尔回到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办公室，他将夹克随手扔一边，松了松脖子上的领带，看着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他显得有些疲惫。他的办公室墙壁上挂着很多照片，一张是他和理查德・布兰森的合照，后者是英国富豪。另一张是高尔和西班牙国王的合照。这些人通过高尔，已经接受葡萄牙毒品非罪化的理念。
说到葡萄牙的禁毒措施，高尔说吸毒其实只是轻罪，和违规停车差不多。
为什么毒品合法拥有量不超过一个人10天的剂量？
“这其实是根据通常情况下人的剂量来设定的。”高尔说。
“政策刚出台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来确定‘非罪化’的量。”高尔补充说，“我们丝毫不确定这项政策会起到作用。”
最关键的问题是：政府如何保证安全吸毒？一种办法是镇压供毒者――包括上线、中间人以及街头贩毒者；另一种办法是镇压吸毒者，逮捕、关押他们。依靠法律手段来禁毒是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政策。
反对者应该靠法律手段来禁毒
“阻止人们购买毒品、携带毒品很重要。”64岁的曼纽尔・品托・科埃略说，他是高尔的反对者。科埃略希望葡萄牙回归“常态”――跟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靠法律手段来禁毒。
同高尔一样，科埃略也是位医生。他写了许多有关毒瘾的著作，还创办禁毒所。科埃略质疑：当人们知道携带一定量毒品非罪时，年轻人怎么可能远离它？他依旧认为，“杀鸡儆猴”是最好的禁毒措施。科埃略也反对海洛因变成镇痛剂的替代品。
科埃略靠自己诊所的收入维持生活，但在其他时间，他写了很多文章来反对葡萄牙的毒品非罪化试验。他周游他国，宣传“毒品非罪化”的危险。尽管他在葡萄牙并不受待见，但他称自己在国外很受欢迎。其证明是：他有一份由美国国家禁毒办公室出具的情况说明书，对葡萄牙的试验做出一些怀疑性的说明。
惩罚三个月内第二次被抓后果严重
地方戒毒委员会一般建在偏僻办公楼的一楼，如里斯本。这是为了让那些来戒毒的人感到舒服。3月底，一名19岁的男子，穿着保罗衫出现在戒毒所。警察抓他时，他携带了1克麻药。一名社会工作者和他聊了半个小时，知道他正在一家农业学校参加职业培训，目前正和父母住在一起，有时吸食大麻。这是他第一次被抓。
社会工作者问完，心理学家和律师开始和年轻人对话，他们想知道年轻人知不知道吸食大麻的危险。
“知道知道，从上学时就知道了。”年轻人说，“我们上过有关毒品的预防课。”
吸毒者在3个月内没有第二次被抓，他们来戒毒所的记录就可以消除。“我们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你来过这里，留下吸毒记录。”律师对年轻人说，“但如果第二次被抓，后果就比较严重了。”
到底有多严重？律师没有说明确。“可能是做一段时间的社区服务工作吧。”戒毒委员会也会对吸毒人员罚款，但不针对青少年。“我们最重要的职责是劝人们来戒毒。”律师说。里斯本的警察每年会派1500人来戒毒委员会，几乎每天有5个志愿者来这里工作。
方法非罪化而不是合法化
通过警告、提醒和邀请瘾君子来戒毒所，葡萄牙的禁毒战显得十分温和。高尔认为政策很人性化，因为政策建立在非罪化的基础上。“非罪化”不同于“合法化”，因为毒品合法化是要取消针对生产、贩卖、使用毒品的所有的形式制裁，实际上就是把毒品和香烟酒精同等对待。
当葡萄牙议会为2001年的政策争论不休时，右翼政党认为如果按上述法规，毒品通过航班运输将变得十分便利，整个国家将会沉浸在毒品的恐慌之中。尽管当时左翼政党在议会中占大多数。
12年来，高尔通过搜集到的数据、表格，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数据显示，成年瘾君子人数在逐年增加，同期青少年瘾君子人数在下降。同时，进入戒毒所的瘾君子数量在急剧增加，患艾滋病的吸毒者在显著减少。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由于缺乏葡萄牙实施毒品非罪化试验前的数据，这些数据似乎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但这12年来欧洲其他国家的瘾君子数量在增长。
难题禁毒项目缺乏资金
高尔说，毒品非罪化没有使问题变得更糟。
同时，为了应对欧债危机，葡萄牙政府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在欧债危机之前，葡萄牙政府每年花在禁毒方面的资金是7500万欧元(合约6亿人民币)，现在高尔看到经费已经大幅缩减。如果欧债危机持续恶化，那经费就变得远远不够。
近日，欧洲毒品和瘾君子监控中心在里斯本召开首脑会议。在那里工作的弗兰克・索韦尔分析，未来应对毒品将有伟大的变革。
弗兰克说，没有任何一项毒品政策能阻止人们吸食毒品。但是葡萄牙“毒品非罪化”试验“很奏效，没有让吸毒者数量急剧上升，也没出现大量混乱局面。我认为，这就是很好的结果。”他说。
数字
12年
葡萄牙毒品非罪化试验12年，成年瘾君子人数在逐年增加，同期，青少年瘾君子人数在下降。
1500名
里斯本的警察每年会派1500人来戒毒委员会，几乎每天有5个社会工作志愿者来工作。
3个月
吸毒者在3个月内没有第二次被抓，他们来戒毒所的记录就可以消除。
[渊源]
“吸毒者只是生病了”
为什么葡萄牙会对毒品采取非罪化政策？高尔提到了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1974年，葡萄牙人民推翻了近50年的军事独裁政权，在政变期间，军人用康乃馨花来代替子弹。高尔说，葡萄牙人从海外殖民地回归祖国时，就携带了大麻。他说自己当时也抽大麻。那时他20多岁，“毒品让我们感到自由”。
很快，“自由”覆盖整个葡萄牙。当高尔在法鲁开办诊所时，他发现许多孩子不但只抽大麻，还开始吸食海洛因。孩子找到他，他却不知该如何安慰他们。当里斯本第一家国营戒毒所成立时，高尔去那里参加一节培训课。也从那时，海洛因开始流行。
20世纪80年代，来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廉价的海洛因开始席卷欧洲。葡萄牙也是其中一员，但高尔认为葡萄牙国民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因为人们不知如何处理毒品。“我们都非常单纯。”他说。与别国相比，葡萄牙的吸毒者较少，但吸毒量很高，被专家称为“问题吸毒人员”。
高尔指着桌子一份文件的数字：10万。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葡萄牙吸毒人员达到顶峰时的数量，当时葡萄牙总人口不到100万。很显然，这个数字比其他国家高很多。
后来，里斯本有一个吸毒者难民营。他们的状况十分糟糕，躺在简陋的木屋里或垃圾堆里。“他们流浪在街头，甚至死在路边。”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国家开始成立由11名专家组成的戒毒委员会，其中包括高尔。委员会中绝大部分专家都不是政客。
“吸毒者并非罪犯，他们只是生病了。”高尔说。当然，有人反对这个观点，如科埃略。但很快禁毒委员会成员接受这种观点，并形成了“毒品非罪化”的基本政策。甚至里斯本那些成天禁毒警察也认同(这一说法)。
葡萄牙毒品非罪化的试验到今年已经12年了，禁毒项目工作人员发现国家司法系统在禁毒这块节省了不少钱，包括庭审和监禁两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