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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演艺圈出了什么岔？行内人士曝光内幕
文章来源: 沙林 于 2003-6-23 22:26:00:
“我经常被演职员们背后叫做‘老区干部’”
在近日闭幕的“两会”上，“艺术腐败”成为许多文艺界政协委员议论的重要话题。魏明伦委员说：“文艺界和司法、学术、体育界都有腐败现象，但艺术腐败的深度、广度、影响力和危害性更大，而且表现得更有迷惑性，如果不解剖‘麻雀’，将会酿成艺术界的毒药。”他说，“在转型期的文艺界有许多‘潜规则’，是腐败的温床。”他的意见引起许多委员的共鸣，他们呼吁：“艺术腐败再也不能遮遮盖盖了！”
不久前，记者见到“海龟”影视制片人建国，和他聊起这个话题。他说：“我简直就搞不懂国内影视圈里的事情！”
建国在美国曾经办过在西海岸很受欢迎的报纸《新大陆》。他去长沙参加电视金鹰节，遇到一件使他很吃惊的事，在一家电视公司展台上推出的一部国产“青春偶像电视连续剧”中，他发现主演是一位在海外浑身新闻的香港三级片女星。
该女星原是大陆一家艺术团的，到美国一家艺术学院留学，业余时间曾到餐馆打工做带位，他是在美国华人小姐选美大赛时认识她的，他的一位朋友是那次选美的主办人。“她的名片上只写着‘中国小姐’，我们希望报道她的真实经历，而她叮嘱不要写她在餐厅打工的经历。她推荐的照片都是挺性感的，有人坚持挑了一张比较端正的，她还不高兴。”
不久，她去香港演三级片出了名。性感的招贴画张挂在美国华人录像带店里。“尽管这一行为似乎打了所有选美评委一个耳光，在一个街头巷角都有人推销‘毛片’的时代，倒也罢了。但是三级片明星当青春偶像来推，是不是搞错了？”
无独有偶，在他投资的电视剧《留美房客》中，一位大陆女明星把剧本里一位纯朴善良的留美中国女孩演绎得放浪性感，蛇腰扭摆，媚眼四飞，而且不断地问什么时候拍完，她好拿钱走人。“李丁老先生也是这部剧的演员，他痛心疾首对我说，你快去看看，她这演的不是个‘鸡’吗？我到现场一看，吓了一跳，赶紧叫停。结果是，我自己把她演的整整两集剧剪得不剩10分钟。”
在他或编剧，或投资，或执导的剧组里，建国说自己这个“二美子”，倒成了“出土文物”，经常被演职员们背后叫做“老区干部”，整个找不到北。出国十多后年，他发现，大陆演艺界已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已经找不到或是不知道什么是纯朴了。“《流星花园》为什么能风靡，大陆的青春偶像片为什么屡屡失败？导演无法用艺术，演员也难以凭演技，把眼睛里的欲望改写成清纯的。这是我们演艺圈的重症。”
“第三次再搭组时，我甚至有几分厌恶”
建国已经拍摄了百余集电视剧，但他对大陆演艺圈的评价“很低”。“我第一次回中国投资电视剧时，觉得剧组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姐妹，杀青曲终人散，我站在人去楼空的拍摄现场，还有些怅然若失。但是到拍第二部戏时，我只有一个想法，谁也不是我的兄弟姐妹，这就是个商业投资，干完了走人。第三次再搭组时，我甚至有几分厌恶。”为什么？
“那还是几年前，我刚回中国拍电视，有位香港老板请客，座中有几位“中戏”小演员，其中一个很漂亮可爱，一边吃饭一边绘声绘色地讲黄段子。在美国10年，自以为很开放开明，可我还是目瞪口呆，她却旁若无人。”“还有一次我进剧组办公室，一位很年轻的女演员躺在床上与男士聊天，姿势太不雅。我叫她换个姿势躺，她看着我随口对他人道：‘没事，我跟他睡过觉。’我吃了一惊，不知道说什么好。”
最令他吃惊的是，那些白天耳摩厮混，打情骂俏的演员们，晚上可能找到他，抱怨对方抢了他或她的镜头，挤了自己的角色，哪怕大家认为他们是恋人。“我真难以相信他们那么复杂，心态那么狭隘和扭曲。”
行外人很难想象，一些很知名的“大腕”明星，许多影迷的偶像，在剧组也是黄段子不离口。“这好像成了剧组的主要业余文艺生活，甚至智力竞赛或学识攀比。现在中国社会黄段子满天飞，手机里传播的黄段子可能成了中国电信短信息的最大收入来源。我觉得此风最早就是从剧组里传出来的。”
“作为一个制片人和导演，在‘好’演员脸上找不到清纯的眼睛”
“中国青春偶像剧败就败在假，没有生活基础。因为在生活中没有那样的人，人与人之间趋向赤裸裸的利益驱动，某些阶层很普遍地狡诈粗鲁，甚至有流氓化的趋向，相当多的人动不动就说‘黑白两道都熟’，‘把他摆平了’的准黑话，人的生态环境在恶化，精神整体在退化。”
建国说：“前些时候有一个大学生思想调查，第一志愿回答最多的是做官，不像20年前占第一位的是做科学家。确实连幼儿园的孩子都知道拉关系当官的社会，猛然出现一群纯纯的人，谁都觉得别扭。我们不像韩国、日本甚至台湾，有东方的礼教在润滑（尽管有虚伪成分），也不像西方有基督教在规范着人们，挤占了‘人性恶’的一部分空间，也就是说，人们总有很多时间是考虑非钱非利益的事情，这样出来的人们眼神是不一样的，不信你看西方人的眼神和大陆人的眼神，他们是不一样的。“著名作家阿城曾经说过，现在中国人的眼神特虚，你跟他说话，他总在躲闪好像心怀鬼胎的样子。不像日本人，对话时他会专注地看着你。中国古人的眼神肯定也不是这样，甚至跟二三十年代的学生的那种纯纯的眼神都不一样。“人们的状态就是这样，因而大陆只能培养丑星，油皮滑嘴，半黑不白，因为大家所看到的生活中的人就是这样，人们觉得它真实。
他最近自己执导了颇为另类的悬疑惊悚剧《十三号摄影棚》，其中要一位女主角回头清纯一笑。“演员问我怎么样，我一句话把现场的人都逗乐了。我说，你大概情场经历太丰富了，不是我要的那种笑。”
这是一个写20世纪40年代旧影城也是“鬼城”的剧，里面需要一批清纯男女演学员。“我很难挑到理想的演员。”建国说。最后他在长影艺校走廊里找到了一个刚入学从未拍过戏的演员。“她的目光中才有清纯。但是我担心一毕业，甚至毕业前就没有了。我经常对刚进演艺圈的初来者说，你们要是一年不变，我倒着走。结果他（她）们都变了，我从没赌输。”“作为一个制片人和导演，在‘好’演员脸上找不到清纯的眼睛，你又不能找没经验的清纯眼睛，是个很大的难题，又是个很残酷的现实。”他说，“中戏”和“北电”等艺术院校的学生来试戏，刚入校的是一种气质和精神，两年后一变，毕业时更变，毕业后一两年，你通常不敢认了。“这个圈子的腐蚀性极强。最近我在做《十三号摄影棚》的后期，正好有个北电导演系学生在剪实习作业，那是十几分钟的短片，坦白说我看不懂，没有什么内容，只有一段男女学生的床上戏明白在做什么，喘息喊叫声就像三级片。我有两个感觉，中国开放进步了，但是演艺圈也迷惑了。”“真正要命的是清纯。日韩剧很好看，关键是因为清纯。与之对比，国内人也想学样，我认识很多制片人都模仿日韩偶像片结果都失败了。台湾华视一位朋友告诉我，前一段时间，大陆某电视台的一部青春偶像剧被炒得特火，在台湾播放却惨败，几乎没演完就要被拿下。”“作为一个大国，我们精神上挺悲哀。”建国危言耸听道，“我们有许多古装剧，警匪剧，政策剧，帝王将相剧，但是我们没有多少能够撼动人的内心的情感剧。”他举了《四世同堂》、《姿三四郎》、《血疑》，甚至《一休》等。“我前些天在国内电视中断续看了一部日本连续剧，里面一位在餐馆打工的女孩，很不幸，很善良，很纯美，故事也很家常。可是我们就是没有这样的国产剧。”
简单地停播《流星花园》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盲目地模仿也造不出真情。缺乏纯美的环境？意境？信仰和情操？这是否我们演艺圈的痼疾？
“家庭亲情在好莱坞，纯情偶像则在日本和南韩，这是10亿大国的悲哀”
建国当过兵，做过工，去美国后从清洁工到报社社长都干过。回到中国的剧组，他约法三章，希望大家至少在剧组期间不喝酒，不斗殴，不泡妞。结果他成为剧组最辛勤的人。
“刚从美国回来，我每天早上7点第一个到剧组，打扫卫生，开始工作。我每天都要从沙发背后扫出几个空酒瓶，烟头能扫满半簸箕。晚上他们不休息，除了去歌厅，就是摆方城（打麻将）。我的总策划经常对我说：你别不满意了，你的剧组是我见过的最健康的剧组了，别的剧组人脑子都打成猪脑子了。”似乎是为了证实他的话，最近媒体报道，某重头戏剧组打死驻地村民；剧组到哪儿祸害哪儿，已被许多城市列为“公害行业”；而一直热火朝天挤满剧组的浙江衡店影视城也闹出不少问题：不少剧组人员的家眷都抱怨，她们的男人拍了几个月的戏回来不少囊空如洗，钱都跑到影视城外“小姐”们的腰包里去了。“这是个在很乱的时期产生的很乱的行业。”建国说。80％以上的剧组不是私人投资，拿的是“公家”的钱，大家拍光玩光，也是吃光分光。“拍《十三号摄影棚》前，我下决心引进西方，至少是港台剧组的管理方式，提前周密案头工作，全套电脑化管理，落实到人头的交叉艺术把关。但是阻力重重。做后期时，我跟机房的其他几个组的导演探讨，他们都认为这在中国大陆根本不可能。我请过一个香港邵氏电影公司的导演，他也拒绝做案头工作，理由是：这是在中国，不就是大陆电视剧吗，语气充满轻视。而他在香港就不这样子。“在这种环境下，做人做戏都很难。要推出严肃有内涵的作品也很难，因为不仅市场环境有问题，行业内部也有问题。很少人再相信认真、激情、刻苦这些东西，更不要谈对社会、人生的关注。”他说，他刚回中国投资电视剧时，希望代表海外一些华人朋友和剧组，捐赠希望工程。但是得不到剧组人员响应，甚至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抵制不执行。他从美国不断传真，三令五申，最后只好亲自去河北农村希望工程小学校完成捐助。
影视在中国，是个有极大潜力和希望的行业，但是它自身又是个需要“希望”的工程。“比起演艺圈，我在农村小学校感到更多亲切和认同感。我从不喝酒，但是和小学校的穷校长喝了一盅。”
演艺圈是个高收入行业，但是只闻投资商和演员逃税，很少听说谁关注民生。“这不仅是个对社会的责任的问题，更是自身成长的问题。”建国说。影视作为精神产品，缺乏精神的人怎能胜任。“现在许多年轻人在街上买盗版大片，说理想主义，献身精神，家庭亲情好像倒是在好莱坞，纯情偶像则在日本和韩国，这是10亿大国的悲哀。这有行业管理的问题，也有演艺圈自身的问题。”
“回国投资影视很影响我的信用”
对剧组为何成了“公害行业”，建国的解释是：“除人员素质外，大陆的剧组大都是临时凑成的，是商业行为和合同关系，很多是一锤子买卖。彼此缺乏认识，管理比较难。我曾经对一些剧组人员说，也就是我能容忍你，你这样的人以后不会有饭吃。但是让我啼笑皆非的是，对方不久会笑嘻嘻地对你说，你看，你的戏还没拍完，后面的剧组又等着我了。让你没脾气。”
另一原因是投资来源问题，前几天一演艺圈人对记者说，在演艺界，永远不要小看任何人，哪怕是众人最不肖的小人，因为任何人都可能摇身一变，由一个场工成了制片主任，甚至是导演，只要有一家给他投资，他又敢给对方管事者巨额回扣。或者你是个女演员，傍上什么大款，也能摇身变为制片人。只要大家有好处，最后没人关心是赔钱还是赚钱，反正赔的是公家的，赚的是自己的。
他说，经常有一些剧组打杂的，或者是女演员给他打电话，问预算应该怎么写，摄像通常给多少稿酬。你觉得他们是儿戏，可是不久，他们真就开拍了。这种荒唐事和草台班子比比皆是，给许多“流氓无产者”提供了机会。
前几年，国家主管部门曾下文，打压国有资金流入影视黑洞，据报每年以亿计。但是看来成效不大。
这不仅是国有资金流失的问题，更是国产电视剧市场混乱，质量普遍不高的主因。这些不规范的黑金以劣质产品扰乱市场，败坏行规，给不规范人员和操作提供了饭碗和投机机会。这些剧目和剧组的黑金不仅流入剧组个人腰包，还用来给投资单位和电视台购片公司人员回扣，使质量长期不能成为这一市场的主要原则，打击着非公款投资和严肃认真的商业制作，严重影响了中国影视行业的健康发展。
建国认为中国演艺圈的商信比海外差得多。“我现在常对朋友说，回国投资影视很影响我的信用。”他说他平均每拍一部剧，总有两三个合作方对他违约，造成经营问题。“有至少两部剧，我不得不临时调头寸，甚至回美国调款。我无法和对方打官司，但是又必须为己方的资金等迟付加付利息，损失很大。在美国，你签一家约就可以，在这里，签七家八家最后可能都是空的。”
剧组拖赖演职员稿酬，副导演吃群众演员回扣，甚至要求以色相交换都很流行。有的制片人甚至拿了投资方的钱就不见了，有的导演拍了一半裹钱跑了，投资方干赔。不少剧组快散摊时很热闹，制片方赖账，演职员追讨，互相恶语威胁，响成一片。有的制片方干脆销声匿迹，而演职员满世界搜寻……
如果制片人相对稚嫩一些，一些老油条就变着法欺负，有的人演到一半时，就罢工不演，要求增加片酬。
有一部演慈善事业的戏，制片人不是干这个行当的，是个经商的，因为看到一篇一个人做善事的报道，很感动，决定自己拍这部电视剧。他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文化公司，自己找朋友改编剧本，自己借钱，凭着一腔热情把剧组拉了起来，其中有几次资金困难，工资都快发不下来了，商人只好到处奔走，腆着脸向朋友借。但拍摄到一半时，那个商人像敬神一样请来的某大厂导演撕毁合同，跟商人要高价，否则不拍了。戏拍了一半，临时换人可就赔惨了，商人最后只得就范。最后戏拍得质量甚低，发行赔得一塌糊涂。拍完这部戏后，商人伤心地说，“再也不介入这个圈子了，没想到比商圈还黑。”
“我原来曾想经纪包装她们，现在打消了念头”
对演艺圈里的好演员，建国就赞不绝口。“我很服蔡明，她能自己改本子，戏好人品也好。有一次剧组给她稿酬，她又放回几千元，说剧组也挺不容易的。这样的演员现在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他对李丁老先生也很推崇，说他浑身都是戏，做人也很重德。每次拍戏后，都反复说，如果不好，可以随时叫他来重拍。
而同是大名鼎鼎的老演员，他也同样吃过亏。有一位人人皆知的老明星，求建国给她写个戏，他特意在一部戏中为她写了一个角色，并把酬金全数先给了她。但演了一半，这个大家非常尊敬的“老艺术家”突然推说身体不好，不演了，钱也不退。“我们可以向新闻界披露，毁了她，但是对一个老人家，算了。”为此，剧组临时换人改本子重拍，蒙受了很大损失。
学者和报人出身的建国似乎不能苟同演艺界的许多人。“金钱，性和势利，是这个圈子目前的流行现状，让人想起19世纪的小说《名利场》。”
最近他遇到一件事，对他震动很大，在他投资的一部剧中，他力排众议，起用了两个没有演艺经历的小演员，其中一个家庭很不幸，他很同情地开导她，并给她提供机会。但是拍戏中，二人为争稿酬停演。“我原来曾想经纪包装她们，现在打消了念头。”但是真正使他惊讶的是，现在刚进艺校门的学员，已经满脑子都是钱了。“这是个很势利的圈子，充满扭曲的价值观。我在《十三号摄影棚》里起用了一位中戏应届毕业生，叫宋昊林，十分有潜力的小伙子，我不仅请他做演员，还破格任用他为副导演。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让我想起自己的当年，一个有献身精神的很叫劲的人。他辞去家族公司的职务，来做清苦的演员。他对中戏北电等有一个批评，鄙视那里的一些女生傍大款。”
有些现象使建国很惊讶：有的男演员为了上角色会请导演制片人去洗桑拿，而一些女演员则是挤眉弄眼套近乎。“等角色定了，或者戏拍完了，他们常变了一个人。几乎没有友情亲情可言。”
建国说，他最看不惯的是演艺圈里的势利。有一次拍古装剧，他看见副导演在跟一位老演员争论，把老人气得浑身发抖。过去一问，才知道那老演员一天才挣150元。而一些当红演员一天就是上万元，还坐在那慢条斯理的，人家都围着他等着他。这个老演员演得血压高没人理，还被人随意训斥。
在好莱坞，大牌演员跟普通演员至少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我问同行们，这样是否应该？大家都觉得我多事。因为这是行规，更司空见惯。但是这件事，我一直不能忘怀。”
“在剧组里，我最喜欢的可能是那些场工小伙子”
在剧组里，小演员们通常很受欺负。在《留美房客》中，建国曾起用一个姓陈的天津小演员做主演。她性格活泼，演技也不错，只一个“毛病”，心直口快，见了导演的不对顺口就提，因为她在中戏进修过导演，结果导演老想换她。“我虽然觉得导演不对，但为了维护他的威信，批评她几句，结果她哇地哭了。后来我才知道，她到处受欺负，因为新人出演女一号，许多人都嫉妒她，为难她。”“后来小陈在现场肚子疼，她怕换掉她，就是不去医院，躺在现场打着点滴求我。可是导演认为机会来了，死活把她换下来。她哭着离开剧组，后来她就再也没有好机会，最终离开了演艺圈。可以说，这个演员的机会和艺术生涯，被一个心胸狭小的导演给毁了。”
拍《十三号摄影棚》，他遇到同样的问题，小宋是第一次演电视剧，并且是演员，在现场提出一些技术看法，被剧组部门长骂。建国专门开会，表扬小宋，批评骂者，又将宋提为副导演。后来宋说，换一个剧组，他就不会那么积极。建国说，有多少有潜力的新人，被骂没了。
建国说，他每一部戏都要推新人。投拍《古董王爷》时，有个叫商蓉的小演员来应聘女二号。她刚被中戏录取，从未演过多集剧。她形象好，性格对路，可是试戏总是跑。导演和摄像师都希望用更成熟的，但建国力排众议用了她。在拍摄现场，主角们抱怨商蓉“抢戏”、“洒狗血”（乱演之意），建国支持她。“结果她演得很成功，从那以后片约不断。我以后专门给她写的角色她都没档期了，稿酬也连连翻升。”
在《十三号摄影棚》里，建国起用了一个从未演过戏的长影录音师，来演半个世纪前的录音师，并为他量体打造剧本。一直到开拍后，剧组许多人，包括请的名角都担心，建议他换马。等到剪出成片后，所有人才服了。“在剧组里，我最喜欢的可能是那些场工小伙子，他们有的上了两年艺校，站在北影厂门口等活，干最辛苦的活，拿最低的报酬，从不挑角色。他们愿意为艺术吃苦献身，他们中有人应该成为未来的明星。”
但是，建国反问，如果我们都像那个导演一样，那些部门长一样，这些新人的未来在哪里？有不少新人来他的剧组，说即使没选上，也感觉很亲近，因为在大多数剧组，遇到的是冷漠和势利。“有许多演员找我来，说我们太被动了！被人拨拉来拨拉去。像挑鞋子一样。“对那些演员来说，学校的生活是最好的回忆，一毕业他们就面临失业，没有机遇，没有工资，没有房子，他们梦境太强了，很难回到现实生活中，退一步去公司打工。多少中戏、北电出来的都没戏可拍，成了北漂。碰到一起有的就抱头痛哭。”
有人坚持下去，有人改行，也有人觉得生活戏弄自己，他们也玩弄人生。
中国旧时代的婆媳关系是一种恶性循环，清纯的媳妇要受刁蛮的婆婆的欺负，可是等媳妇熬成了婆，她也被环境改造成了刁蛮婆，再用已有的地位去改造摧残下一代清纯人。
建国说，中国应该有一种环境，有一批制片人，导演，从婆媳的旧链条里跳出来，去鼓励支持，而不是压制改造小陈和小宋这样的人。这样的新人最可贵之处不是他们的新锐目光，而是他们的直人直语，不设防的清纯心地。
“我现在担心，中国未来的那群看《还珠格格》和《流星花园》长大的观众，会使中华民族的审美趣味整体大滑坡。”
“几年间游走东西，我感到我们的影视剧观赏趣味整体滑坡。”建国对我危言灼灼。“最近几年，中国影视主要受港片影响，尽管香港影视本身在危机中。西方的东西反而没有市场。整个大陆的审美标准在多年批评‘香港没有文化’之后，又一味向港台倾倒，电视剧是一闹到底。这造成创作心态的普遍浮躁，夸张，热闹就是好戏，少有人沉下去真正考虑社会，历史和艺术。“他举了几个月前在全国各电视台播的《绝对婚姻手册》为例，男女警察在床上真假做爱乱叫，一派港味，据了解收视率还挺高。 也不知是中国大陆的观众整体素质差，还是电视台的水平低？聂建国说，他亲耳听到在电视剧交易会上，各台选片子的人说，这个片子好，这个闹，好玩。他们就会说这两个词，他们就知道这两个词。他们就看有多少大腕儿，衣服能穿得多花哨，有多能闹……除了这些，更可怕的是这些趣味形同胡同大妈一样的人就认关系，关系大于质量，回扣重于质量，你拍的片子再好没用，你不请吃请喝请桑拿，不给钱照样发不出去。
他觉得电视台有这个责任，观众需要引导，培养。至少有一部分的恶俗与电视台的捧炒有关系。一些谈不上品位的剧经常有各电视台的人列名炒作，营造市场。结果造成了中国影视的两类极端，一类是从政治入手的硬邦邦的“主旋律”片子，一类是戏说或近似闹剧的商业片，一个把获奖拿下，一个把市场占据。“在这样的环境中，真正的艺术片市场会很窄。我现在担心，中国未来的那群看《还珠格格》和《流星花园》长大的观众，会使中华民族的审美趣味整体大滑坡。”
他说，西方也有主旋律，比如好莱坞塑造的美国英雄，他们从人情人性入手，而不是概念化的政治。像迪斯尼，它的《美女与野兽》、《阿拉丁》甚至《花木兰》，无不有极强的精神内涵，美国人珍视这份精神产业，认为比微软和IBM对美国更重要。
我们作为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有什么精神反映在我们的影视剧里？“现在制片人处在一种畸形中，演员在一种畸形中，不少电视台也是在一种畸形中，这些畸形搅在一起。说实话，我很悲观。”
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沙林
文章来源: 沙林 于 2003-6-23 22:26:00:
“我经常被演职员们背后叫做‘老区干部’”
在近日闭幕的“两会”上，“艺术腐败”成为许多文艺界政协委员议论的重要话题。魏明伦委员说：“文艺界和司法、学术、体育界都有腐败现象，但艺术腐败的深度、广度、影响力和危害性更大，而且表现得更有迷惑性，如果不解剖‘麻雀’，将会酿成艺术界的毒药。”他说，“在转型期的文艺界有许多‘潜规则’，是腐败的温床。”他的意见引起许多委员的共鸣，他们呼吁：“艺术腐败再也不能遮遮盖盖了！”
不久前，记者见到“海龟”影视制片人建国，和他聊起这个话题。他说：“我简直就搞不懂国内影视圈里的事情！”
建国在美国曾经办过在西海岸很受欢迎的报纸《新大陆》。他去长沙参加电视金鹰节，遇到一件使他很吃惊的事，在一家电视公司展台上推出的一部国产“青春偶像电视连续剧”中，他发现主演是一位在海外浑身新闻的香港三级片女星。
该女星原是大陆一家艺术团的，到美国一家艺术学院留学，业余时间曾到餐馆打工做带位，他是在美国华人小姐选美大赛时认识她的，他的一位朋友是那次选美的主办人。“她的名片上只写着‘中国小姐’，我们希望报道她的真实经历，而她叮嘱不要写她在餐厅打工的经历。她推荐的照片都是挺性感的，有人坚持挑了一张比较端正的，她还不高兴。”
不久，她去香港演三级片出了名。性感的招贴画张挂在美国华人录像带店里。“尽管这一行为似乎打了所有选美评委一个耳光，在一个街头巷角都有人推销‘毛片’的时代，倒也罢了。但是三级片明星当青春偶像来推，是不是搞错了？”
无独有偶，在他投资的电视剧《留美房客》中，一位大陆女明星把剧本里一位纯朴善良的留美中国女孩演绎得放浪性感，蛇腰扭摆，媚眼四飞，而且不断地问什么时候拍完，她好拿钱走人。“李丁老先生也是这部剧的演员，他痛心疾首对我说，你快去看看，她这演的不是个‘鸡’吗？我到现场一看，吓了一跳，赶紧叫停。结果是，我自己把她演的整整两集剧剪得不剩10分钟。”
在他或编剧，或投资，或执导的剧组里，建国说自己这个“二美子”，倒成了“出土文物”，经常被演职员们背后叫做“老区干部”，整个找不到北。出国十多后年，他发现，大陆演艺界已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已经找不到或是不知道什么是纯朴了。“《流星花园》为什么能风靡，大陆的青春偶像片为什么屡屡失败？导演无法用艺术，演员也难以凭演技，把眼睛里的欲望改写成清纯的。这是我们演艺圈的重症。”
“第三次再搭组时，我甚至有几分厌恶”
建国已经拍摄了百余集电视剧，但他对大陆演艺圈的评价“很低”。“我第一次回中国投资电视剧时，觉得剧组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姐妹，杀青曲终人散，我站在人去楼空的拍摄现场，还有些怅然若失。但是到拍第二部戏时，我只有一个想法，谁也不是我的兄弟姐妹，这就是个商业投资，干完了走人。第三次再搭组时，我甚至有几分厌恶。”为什么？
“那还是几年前，我刚回中国拍电视，有位香港老板请客，座中有几位“中戏”小演员，其中一个很漂亮可爱，一边吃饭一边绘声绘色地讲黄段子。在美国10年，自以为很开放开明，可我还是目瞪口呆，她却旁若无人。”“还有一次我进剧组办公室，一位很年轻的女演员躺在床上与男士聊天，姿势太不雅。我叫她换个姿势躺，她看着我随口对他人道：‘没事，我跟他睡过觉。’我吃了一惊，不知道说什么好。”
最令他吃惊的是，那些白天耳摩厮混，打情骂俏的演员们，晚上可能找到他，抱怨对方抢了他或她的镜头，挤了自己的角色，哪怕大家认为他们是恋人。“我真难以相信他们那么复杂，心态那么狭隘和扭曲。”
行外人很难想象，一些很知名的“大腕”明星，许多影迷的偶像，在剧组也是黄段子不离口。“这好像成了剧组的主要业余文艺生活，甚至智力竞赛或学识攀比。现在中国社会黄段子满天飞，手机里传播的黄段子可能成了中国电信短信息的最大收入来源。我觉得此风最早就是从剧组里传出来的。”
“作为一个制片人和导演，在‘好’演员脸上找不到清纯的眼睛”
“中国青春偶像剧败就败在假，没有生活基础。因为在生活中没有那样的人，人与人之间趋向赤裸裸的利益驱动，某些阶层很普遍地狡诈粗鲁，甚至有流氓化的趋向，相当多的人动不动就说‘黑白两道都熟’，‘把他摆平了’的准黑话，人的生态环境在恶化，精神整体在退化。”
建国说：“前些时候有一个大学生思想调查，第一志愿回答最多的是做官，不像20年前占第一位的是做科学家。确实连幼儿园的孩子都知道拉关系当官的社会，猛然出现一群纯纯的人，谁都觉得别扭。我们不像韩国、日本甚至台湾，有东方的礼教在润滑（尽管有虚伪成分），也不像西方有基督教在规范着人们，挤占了‘人性恶’的一部分空间，也就是说，人们总有很多时间是考虑非钱非利益的事情，这样出来的人们眼神是不一样的，不信你看西方人的眼神和大陆人的眼神，他们是不一样的。“著名作家阿城曾经说过，现在中国人的眼神特虚，你跟他说话，他总在躲闪好像心怀鬼胎的样子。不像日本人，对话时他会专注地看着你。中国古人的眼神肯定也不是这样，甚至跟二三十年代的学生的那种纯纯的眼神都不一样。“人们的状态就是这样，因而大陆只能培养丑星，油皮滑嘴，半黑不白，因为大家所看到的生活中的人就是这样，人们觉得它真实。
他最近自己执导了颇为另类的悬疑惊悚剧《十三号摄影棚》，其中要一位女主角回头清纯一笑。“演员问我怎么样，我一句话把现场的人都逗乐了。我说，你大概情场经历太丰富了，不是我要的那种笑。”
这是一个写20世纪40年代旧影城也是“鬼城”的剧，里面需要一批清纯男女演学员。“我很难挑到理想的演员。”建国说。最后他在长影艺校走廊里找到了一个刚入学从未拍过戏的演员。“她的目光中才有清纯。但是我担心一毕业，甚至毕业前就没有了。我经常对刚进演艺圈的初来者说，你们要是一年不变，我倒着走。结果他（她）们都变了，我从没赌输。”“作为一个制片人和导演，在‘好’演员脸上找不到清纯的眼睛，你又不能找没经验的清纯眼睛，是个很大的难题，又是个很残酷的现实。”他说，“中戏”和“北电”等艺术院校的学生来试戏，刚入校的是一种气质和精神，两年后一变，毕业时更变，毕业后一两年，你通常不敢认了。“这个圈子的腐蚀性极强。最近我在做《十三号摄影棚》的后期，正好有个北电导演系学生在剪实习作业，那是十几分钟的短片，坦白说我看不懂，没有什么内容，只有一段男女学生的床上戏明白在做什么，喘息喊叫声就像三级片。我有两个感觉，中国开放进步了，但是演艺圈也迷惑了。”“真正要命的是清纯。日韩剧很好看，关键是因为清纯。与之对比，国内人也想学样，我认识很多制片人都模仿日韩偶像片结果都失败了。台湾华视一位朋友告诉我，前一段时间，大陆某电视台的一部青春偶像剧被炒得特火，在台湾播放却惨败，几乎没演完就要被拿下。”“作为一个大国，我们精神上挺悲哀。”建国危言耸听道，“我们有许多古装剧，警匪剧，政策剧，帝王将相剧，但是我们没有多少能够撼动人的内心的情感剧。”他举了《四世同堂》、《姿三四郎》、《血疑》，甚至《一休》等。“我前些天在国内电视中断续看了一部日本连续剧，里面一位在餐馆打工的女孩，很不幸，很善良，很纯美，故事也很家常。可是我们就是没有这样的国产剧。”
简单地停播《流星花园》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盲目地模仿也造不出真情。缺乏纯美的环境？意境？信仰和情操？这是否我们演艺圈的痼疾？
“家庭亲情在好莱坞，纯情偶像则在日本和南韩，这是10亿大国的悲哀”
建国当过兵，做过工，去美国后从清洁工到报社社长都干过。回到中国的剧组，他约法三章，希望大家至少在剧组期间不喝酒，不斗殴，不泡妞。结果他成为剧组最辛勤的人。
“刚从美国回来，我每天早上7点第一个到剧组，打扫卫生，开始工作。我每天都要从沙发背后扫出几个空酒瓶，烟头能扫满半簸箕。晚上他们不休息，除了去歌厅，就是摆方城（打麻将）。我的总策划经常对我说：你别不满意了，你的剧组是我见过的最健康的剧组了，别的剧组人脑子都打成猪脑子了。”似乎是为了证实他的话，最近媒体报道，某重头戏剧组打死驻地村民；剧组到哪儿祸害哪儿，已被许多城市列为“公害行业”；而一直热火朝天挤满剧组的浙江衡店影视城也闹出不少问题：不少剧组人员的家眷都抱怨，她们的男人拍了几个月的戏回来不少囊空如洗，钱都跑到影视城外“小姐”们的腰包里去了。“这是个在很乱的时期产生的很乱的行业。”建国说。80％以上的剧组不是私人投资，拿的是“公家”的钱，大家拍光玩光，也是吃光分光。“拍《十三号摄影棚》前，我下决心引进西方，至少是港台剧组的管理方式，提前周密案头工作，全套电脑化管理，落实到人头的交叉艺术把关。但是阻力重重。做后期时，我跟机房的其他几个组的导演探讨，他们都认为这在中国大陆根本不可能。我请过一个香港邵氏电影公司的导演，他也拒绝做案头工作，理由是：这是在中国，不就是大陆电视剧吗，语气充满轻视。而他在香港就不这样子。“在这种环境下，做人做戏都很难。要推出严肃有内涵的作品也很难，因为不仅市场环境有问题，行业内部也有问题。很少人再相信认真、激情、刻苦这些东西，更不要谈对社会、人生的关注。”他说，他刚回中国投资电视剧时，希望代表海外一些华人朋友和剧组，捐赠希望工程。但是得不到剧组人员响应，甚至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抵制不执行。他从美国不断传真，三令五申，最后只好亲自去河北农村希望工程小学校完成捐助。
影视在中国，是个有极大潜力和希望的行业，但是它自身又是个需要“希望”的工程。“比起演艺圈，我在农村小学校感到更多亲切和认同感。我从不喝酒，但是和小学校的穷校长喝了一盅。”
演艺圈是个高收入行业，但是只闻投资商和演员逃税，很少听说谁关注民生。“这不仅是个对社会的责任的问题，更是自身成长的问题。”建国说。影视作为精神产品，缺乏精神的人怎能胜任。“现在许多年轻人在街上买盗版大片，说理想主义，献身精神，家庭亲情好像倒是在好莱坞，纯情偶像则在日本和韩国，这是10亿大国的悲哀。这有行业管理的问题，也有演艺圈自身的问题。”
“回国投资影视很影响我的信用”
对剧组为何成了“公害行业”，建国的解释是：“除人员素质外，大陆的剧组大都是临时凑成的，是商业行为和合同关系，很多是一锤子买卖。彼此缺乏认识，管理比较难。我曾经对一些剧组人员说，也就是我能容忍你，你这样的人以后不会有饭吃。但是让我啼笑皆非的是，对方不久会笑嘻嘻地对你说，你看，你的戏还没拍完，后面的剧组又等着我了。让你没脾气。”
另一原因是投资来源问题，前几天一演艺圈人对记者说，在演艺界，永远不要小看任何人，哪怕是众人最不肖的小人，因为任何人都可能摇身一变，由一个场工成了制片主任，甚至是导演，只要有一家给他投资，他又敢给对方管事者巨额回扣。或者你是个女演员，傍上什么大款，也能摇身变为制片人。只要大家有好处，最后没人关心是赔钱还是赚钱，反正赔的是公家的，赚的是自己的。
他说，经常有一些剧组打杂的，或者是女演员给他打电话，问预算应该怎么写，摄像通常给多少稿酬。你觉得他们是儿戏，可是不久，他们真就开拍了。这种荒唐事和草台班子比比皆是，给许多“流氓无产者”提供了机会。
前几年，国家主管部门曾下文，打压国有资金流入影视黑洞，据报每年以亿计。但是看来成效不大。
这不仅是国有资金流失的问题，更是国产电视剧市场混乱，质量普遍不高的主因。这些不规范的黑金以劣质产品扰乱市场，败坏行规，给不规范人员和操作提供了饭碗和投机机会。这些剧目和剧组的黑金不仅流入剧组个人腰包，还用来给投资单位和电视台购片公司人员回扣，使质量长期不能成为这一市场的主要原则，打击着非公款投资和严肃认真的商业制作，严重影响了中国影视行业的健康发展。
建国认为中国演艺圈的商信比海外差得多。“我现在常对朋友说，回国投资影视很影响我的信用。”他说他平均每拍一部剧，总有两三个合作方对他违约，造成经营问题。“有至少两部剧，我不得不临时调头寸，甚至回美国调款。我无法和对方打官司，但是又必须为己方的资金等迟付加付利息，损失很大。在美国，你签一家约就可以，在这里，签七家八家最后可能都是空的。”
剧组拖赖演职员稿酬，副导演吃群众演员回扣，甚至要求以色相交换都很流行。有的制片人甚至拿了投资方的钱就不见了，有的导演拍了一半裹钱跑了，投资方干赔。不少剧组快散摊时很热闹，制片方赖账，演职员追讨，互相恶语威胁，响成一片。有的制片方干脆销声匿迹，而演职员满世界搜寻……
如果制片人相对稚嫩一些，一些老油条就变着法欺负，有的人演到一半时，就罢工不演，要求增加片酬。
有一部演慈善事业的戏，制片人不是干这个行当的，是个经商的，因为看到一篇一个人做善事的报道，很感动，决定自己拍这部电视剧。他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文化公司，自己找朋友改编剧本，自己借钱，凭着一腔热情把剧组拉了起来，其中有几次资金困难，工资都快发不下来了，商人只好到处奔走，腆着脸向朋友借。但拍摄到一半时，那个商人像敬神一样请来的某大厂导演撕毁合同，跟商人要高价，否则不拍了。戏拍了一半，临时换人可就赔惨了，商人最后只得就范。最后戏拍得质量甚低，发行赔得一塌糊涂。拍完这部戏后，商人伤心地说，“再也不介入这个圈子了，没想到比商圈还黑。”
“我原来曾想经纪包装她们，现在打消了念头”
对演艺圈里的好演员，建国就赞不绝口。“我很服蔡明，她能自己改本子，戏好人品也好。有一次剧组给她稿酬，她又放回几千元，说剧组也挺不容易的。这样的演员现在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他对李丁老先生也很推崇，说他浑身都是戏，做人也很重德。每次拍戏后，都反复说，如果不好，可以随时叫他来重拍。
而同是大名鼎鼎的老演员，他也同样吃过亏。有一位人人皆知的老明星，求建国给她写个戏，他特意在一部戏中为她写了一个角色，并把酬金全数先给了她。但演了一半，这个大家非常尊敬的“老艺术家”突然推说身体不好，不演了，钱也不退。“我们可以向新闻界披露，毁了她，但是对一个老人家，算了。”为此，剧组临时换人改本子重拍，蒙受了很大损失。
学者和报人出身的建国似乎不能苟同演艺界的许多人。“金钱，性和势利，是这个圈子目前的流行现状，让人想起19世纪的小说《名利场》。”
最近他遇到一件事，对他震动很大，在他投资的一部剧中，他力排众议，起用了两个没有演艺经历的小演员，其中一个家庭很不幸，他很同情地开导她，并给她提供机会。但是拍戏中，二人为争稿酬停演。“我原来曾想经纪包装她们，现在打消了念头。”但是真正使他惊讶的是，现在刚进艺校门的学员，已经满脑子都是钱了。“这是个很势利的圈子，充满扭曲的价值观。我在《十三号摄影棚》里起用了一位中戏应届毕业生，叫宋昊林，十分有潜力的小伙子，我不仅请他做演员，还破格任用他为副导演。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让我想起自己的当年，一个有献身精神的很叫劲的人。他辞去家族公司的职务，来做清苦的演员。他对中戏北电等有一个批评，鄙视那里的一些女生傍大款。”
有些现象使建国很惊讶：有的男演员为了上角色会请导演制片人去洗桑拿，而一些女演员则是挤眉弄眼套近乎。“等角色定了，或者戏拍完了，他们常变了一个人。几乎没有友情亲情可言。”
建国说，他最看不惯的是演艺圈里的势利。有一次拍古装剧，他看见副导演在跟一位老演员争论，把老人气得浑身发抖。过去一问，才知道那老演员一天才挣150元。而一些当红演员一天就是上万元，还坐在那慢条斯理的，人家都围着他等着他。这个老演员演得血压高没人理，还被人随意训斥。
在好莱坞，大牌演员跟普通演员至少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我问同行们，这样是否应该？大家都觉得我多事。因为这是行规，更司空见惯。但是这件事，我一直不能忘怀。”
“在剧组里，我最喜欢的可能是那些场工小伙子”
在剧组里，小演员们通常很受欺负。在《留美房客》中，建国曾起用一个姓陈的天津小演员做主演。她性格活泼，演技也不错，只一个“毛病”，心直口快，见了导演的不对顺口就提，因为她在中戏进修过导演，结果导演老想换她。“我虽然觉得导演不对，但为了维护他的威信，批评她几句，结果她哇地哭了。后来我才知道，她到处受欺负，因为新人出演女一号，许多人都嫉妒她，为难她。”“后来小陈在现场肚子疼，她怕换掉她，就是不去医院，躺在现场打着点滴求我。可是导演认为机会来了，死活把她换下来。她哭着离开剧组，后来她就再也没有好机会，最终离开了演艺圈。可以说，这个演员的机会和艺术生涯，被一个心胸狭小的导演给毁了。”
拍《十三号摄影棚》，他遇到同样的问题，小宋是第一次演电视剧，并且是演员，在现场提出一些技术看法，被剧组部门长骂。建国专门开会，表扬小宋，批评骂者，又将宋提为副导演。后来宋说，换一个剧组，他就不会那么积极。建国说，有多少有潜力的新人，被骂没了。
建国说，他每一部戏都要推新人。投拍《古董王爷》时，有个叫商蓉的小演员来应聘女二号。她刚被中戏录取，从未演过多集剧。她形象好，性格对路，可是试戏总是跑。导演和摄像师都希望用更成熟的，但建国力排众议用了她。在拍摄现场，主角们抱怨商蓉“抢戏”、“洒狗血”（乱演之意），建国支持她。“结果她演得很成功，从那以后片约不断。我以后专门给她写的角色她都没档期了，稿酬也连连翻升。”
在《十三号摄影棚》里，建国起用了一个从未演过戏的长影录音师，来演半个世纪前的录音师，并为他量体打造剧本。一直到开拍后，剧组许多人，包括请的名角都担心，建议他换马。等到剪出成片后，所有人才服了。“在剧组里，我最喜欢的可能是那些场工小伙子，他们有的上了两年艺校，站在北影厂门口等活，干最辛苦的活，拿最低的报酬，从不挑角色。他们愿意为艺术吃苦献身，他们中有人应该成为未来的明星。”
但是，建国反问，如果我们都像那个导演一样，那些部门长一样，这些新人的未来在哪里？有不少新人来他的剧组，说即使没选上，也感觉很亲近，因为在大多数剧组，遇到的是冷漠和势利。“有许多演员找我来，说我们太被动了！被人拨拉来拨拉去。像挑鞋子一样。“对那些演员来说，学校的生活是最好的回忆，一毕业他们就面临失业，没有机遇，没有工资，没有房子，他们梦境太强了，很难回到现实生活中，退一步去公司打工。多少中戏、北电出来的都没戏可拍，成了北漂。碰到一起有的就抱头痛哭。”
有人坚持下去，有人改行，也有人觉得生活戏弄自己，他们也玩弄人生。
中国旧时代的婆媳关系是一种恶性循环，清纯的媳妇要受刁蛮的婆婆的欺负，可是等媳妇熬成了婆，她也被环境改造成了刁蛮婆，再用已有的地位去改造摧残下一代清纯人。
建国说，中国应该有一种环境，有一批制片人，导演，从婆媳的旧链条里跳出来，去鼓励支持，而不是压制改造小陈和小宋这样的人。这样的新人最可贵之处不是他们的新锐目光，而是他们的直人直语，不设防的清纯心地。
“我现在担心，中国未来的那群看《还珠格格》和《流星花园》长大的观众，会使中华民族的审美趣味整体大滑坡。”
“几年间游走东西，我感到我们的影视剧观赏趣味整体滑坡。”建国对我危言灼灼。“最近几年，中国影视主要受港片影响，尽管香港影视本身在危机中。西方的东西反而没有市场。整个大陆的审美标准在多年批评‘香港没有文化’之后，又一味向港台倾倒，电视剧是一闹到底。这造成创作心态的普遍浮躁，夸张，热闹就是好戏，少有人沉下去真正考虑社会，历史和艺术。“他举了几个月前在全国各电视台播的《绝对婚姻手册》为例，男女警察在床上真假做爱乱叫，一派港味，据了解收视率还挺高。 也不知是中国大陆的观众整体素质差，还是电视台的水平低？聂建国说，他亲耳听到在电视剧交易会上，各台选片子的人说，这个片子好，这个闹，好玩。他们就会说这两个词，他们就知道这两个词。他们就看有多少大腕儿，衣服能穿得多花哨，有多能闹……除了这些，更可怕的是这些趣味形同胡同大妈一样的人就认关系，关系大于质量，回扣重于质量，你拍的片子再好没用，你不请吃请喝请桑拿，不给钱照样发不出去。
他觉得电视台有这个责任，观众需要引导，培养。至少有一部分的恶俗与电视台的捧炒有关系。一些谈不上品位的剧经常有各电视台的人列名炒作，营造市场。结果造成了中国影视的两类极端，一类是从政治入手的硬邦邦的“主旋律”片子，一类是戏说或近似闹剧的商业片，一个把获奖拿下，一个把市场占据。“在这样的环境中，真正的艺术片市场会很窄。我现在担心，中国未来的那群看《还珠格格》和《流星花园》长大的观众，会使中华民族的审美趣味整体大滑坡。”
他说，西方也有主旋律，比如好莱坞塑造的美国英雄，他们从人情人性入手，而不是概念化的政治。像迪斯尼，它的《美女与野兽》、《阿拉丁》甚至《花木兰》，无不有极强的精神内涵，美国人珍视这份精神产业，认为比微软和IBM对美国更重要。
我们作为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有什么精神反映在我们的影视剧里？“现在制片人处在一种畸形中，演员在一种畸形中，不少电视台也是在一种畸形中，这些畸形搅在一起。说实话，我很悲观。”
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沙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