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卫生部长谈器官捐献：孔夫子肯定第一个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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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网长沙4月13日讯（记者 易征洋 董雷 通讯员 王建新）今日上午，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进行专题讲座，阐述中国器官捐献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器官捐献与分配系统建设，畅谈移植医生的中国梦。

“每年100万终末期肾病接受透析的患者，30万患者死于终末期肝病。在130万中，约30万患者有移植指征，但目前只有1万人得到移植机会，供需比约为1：30。”黄洁夫介绍，建立符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器官捐献体系迫在眉睫，关系到器官移植事业的生死存亡。

“如果孔夫子还在的话，他肯定第一个支持公民自愿捐献”

黄洁夫介绍，我国器官移植技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起步，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得到飞速发展。发展至今，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符合世界公认的器官来源。

目前，现在我国器官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DCD（心脏停止跳动后的器官捐献）公民自愿捐献，二是亲属活体捐献，三是死囚捐献。在这三个渠道中，因为“少用、慎用”的原则，死囚捐献来源会越来越少。而亲属间的捐献，对于供体来说意味着很大的创伤，而且并不完全符合医学准则。因此，公民自愿捐献才是真正可发展的道路，它代表了未来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方向。

但有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弃之不孝”，传统文化制约了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但黄洁夫并不这么认为。听说，实际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点不落后，其实孔夫子的意思并不是说“弃之不孝”，而是提倡“用之大孝”，用它去救人，就是大孝，“如果孔夫子还在的话，他肯定第一个支持公民自愿捐献。”

公民资源器官捐献正处在转型关键时期

“符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器官捐献体系迫在眉睫，关系到器官移植事业的生死存亡。”黄洁夫说，为建立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登记、捐献体系，促进公民自愿捐献率的提高，避免陷入市场行为，中国卫生部与红十字会2010年启动了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着手建立中国的器官捐献、获取和分配体系。三年来，DCD器官捐献试点，共完成了733例捐献。他是这项工作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黄洁夫介绍，中国特色的器官捐献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独特的法律依据和组织框架；二是心死亡、脑死亡、心脑死亡三类死亡标准；三是中国特色的人道主义救助体系。

在他看来，公民自愿器官捐献将给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带来颠覆性的重生，目前正处转型的关键时期，“有了自己的器官捐献体系，中国就能扬眉吐气地在世界器官移植的舞台上发言，这是中国器官移植医生的梦。”

三类死亡标准是中国对世界器官捐献事业的最大贡献

DCD按英文直译是心跳（循环）死亡捐献，全世界都用这个概念。黄洁夫介绍，除了脑死亡捐献外，国外同样有心跳死亡的捐献，同时，近年来，心跳死亡的捐献已经逐步成为主体。

和中国文化一样，心脏死亡也是世界各国判断死亡的标准。呼吸机运用后，才有脑死亡的概念。黄洁夫说，现在已经发现单纯的脑死亡已经无法覆盖死亡的全部定义，应该是有脑死亡，也有心死亡，中国的创新就是加上了中国的心脑死亡标准。

在即将出台的中国捐献体系中，将包括心死亡、脑死亡、心脑死亡三类标准，被认为是中国对全球器官捐献体系的重大贡献。他是中国器官捐献长远要走的路，也是世界器官捐献与发展的路，做好了的话，是中国对世界器官捐献和移植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