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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史明德大使接受《柏林晨邮报》“周日散步”栏目专访。史大使结合个人工作经历，与该报资深记者施托滕贝格就中德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中国的人权状况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4月28日，《柏林晨邮报》以整版篇幅刊登对史大使的专访报道(采访全文如下)。
《柏林晨邮报》系德国施普林格媒体集团旗下最重要的日报之一，发行量近12万份，读者逾35万人。
《柏林晨邮报》资深记者施托滕贝格
专访史明德大使报道译文
《柏林散步访谈》是《柏林晨邮报》周日访谈系列报道。记者采访的都是有一定影响的人士。本期采访对象是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
中国大使官邸位于柏林格吕内瓦尔德区的俾斯麦大街上。官邸车库内停着一辆黑色的宝马七系轿车。这是一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的纪念版轿车，全球限量100部。该车的特别之处是融合了德国尖端技术与中国式设计，车身上的龙纹图案及米色真皮座椅上的红色汉字彰显中国特色。中、德元素的完美结合恰好符合半年前出任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的审美观。史大使一生都与德国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甚至体现在他的名字里，“明德”的“德”字有“德国”的意思。史大使微笑着补充说：“‘德’字在汉语中还有‘美德’的意思，德国也就是有美德的国家。”大使的这一欢迎辞令人愉悦，尽管德国现在是否仍保持其美德值得探讨。
史大使是一位非常抢手的采访对象。由于他的日程繁忙，所以我们相约很早在他的官邸共进早餐。走进官邸高大的铁艺大门，穿过宽敞的前院，矗立在眼前的是一幢黄色长条型三层楼建筑，不禁让人想起过去勃兰登堡州有身份人的住宅，但这幢楼并没有什么辉煌历史。“我们很想买下它，可惜这幢房子由多人继承，所以有些困难。”史大使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谈成这笔买卖。
史大使的德语堪称完美，这要感谢毛泽东的战友、充满传奇色彩的周恩来。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需要培养一批熟练掌握外语的外交官，周向毛提议建立一批外语学校。1964年，史明德进入北京的一所外语学校就读，那年他9岁。 “我从那时开始学习德语，并结识了夫人徐静华，我们是同班同学，从那时起就没再分开……”两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社会陷入混乱，学校被关闭。整整一年的时间，史明德和徐静华根本不用学习。17岁那年，史明德获得前往东柏林进修日耳曼语言文学的资格。
“上世纪70年代初，民主德国是当时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争相效仿的典范。由于中国与苏联关系复杂，与民德政府的关系也很困难。苏联不满中国开始实施改革，指责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人民认识到，纯计划经济难以为继。此外，中国人民一直认为德国的分裂是不合情理的。一个国家不该分裂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和一个资本主义的联邦德国。”
1976年，史明德走上外交岗位，他第一次常驻便是在中国驻东德使馆。两德统一对他来说并非完全出乎意料。1989年，已是使馆二等秘书的史明德亲历了柏林墙倒塌的历史时刻。回忆这段往事，史大使说：“根据我们当时的分析，东德一直走下坡路。但两德最终实现统一的速度之快还是让我们感到意外。”
史大使或许是世界上唯一懂得养猪的大使。文革期间，史明德与当时中国其他外交官一样，下乡接受了近一年的“无产阶级改造”。1976年，他被分配到一个公社负责喂猪。史大使回忆说：“那时生活很艰难，但也是一段有趣的经历。”“说到文革，今天的中国人如何评价毛泽东？他的大幅头像至今仍悬挂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熠熠生辉。”大使回答说：“毛泽东为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理应受到尊重和肯定。但由于对国家经济建设经验不足，毛泽东犯过一些严重的错误。这也是今天对他褒贬不一的原因。”
我们回到当前的话题。史大使夫妇准备了一桌“中德合璧”的丰盛早餐，既有德式的果酱、奶酪和香肠，也有中式的春卷、包子和馄饨汤，并佐以咖啡、茶、牛奶和橙汁。我承认，刚开始对这些东方美食还有些犹豫，品尝之后发现味道确实好极了。美食为继续谈话打下了良好基础，谈话中我们没有回避棘手问题。
史大使认为，当前中德关系发展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从经济层面看，两国关系欣欣向荣，蓬勃发展。从政治和道义层面看，既有积极的一面，也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说到双边关系的积极面，大使面带微笑，如数家珍，不无自豪地向我列举了一系列数字和目标，证明双边互利合作硕果累累，同时又注意不夸大这个拥有13亿人口大国的实力。“德国人生活在一个成型的福利社会，而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不起”，我打断大使的介绍，“可是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并以此支撑美元和欧元”。“的确如此”，大使接着说道，“但按人均GDP排名，中国仅列世界第90位。德国人均GDP达到43000美元，中国仅6000美元。因此，中国与德国的富裕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但我们也注意到，许多德国人开始安于现状，工作积极性降低。而在中国，人们更加努力地工作，加班加点，尽可能多地挣钱，就像30年前的德国人一样。以交通设施为例，德国的交通网四通八达，十分完备。而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发展空间还很大。中国新建高速铁路近2万公里，新建机场超过10个”。
“一定要说机场吗？”我装作气愤地打断大使的话，希望他在柏林人面前不要提及中国的机场建设有多么红火。话音未落，我和史大使不约而同大笑起来。近来柏林新机场建设的失误成为笑料。我请史大使为柏林新机场尽快建成启用支招，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你们应该和中国人合作，这样就能加快速度……”我俩又是一阵会心的笑声。但大使接下来所谈却令人笑不出来：在中国也有许多关于柏林机场施工进展缓慢、问题成堆、启用日期一再延迟的报道和议论，中国人都感到奇怪，为何向来能干、痴迷于技术的德国人现在连个机场也建不好了呢？
采访当天，清晨的空气阴冷、潮湿，并不适合在大街上散步。于是大使提议在官邸花园中散步并拍摄采访配图。花园占地3000平米。我们因此有更多时间享用“中德式”早餐，同时聊一聊中德关系相对困难的一面。
我们谈到两国政治关系和有争议的人权问题。这位中国驻外最重要使馆之一的大使介绍说，“在政府层面，两国建立了广泛共识和互信。中德政府磋商定期举行，德国是中国唯一与之建立政府磋商机制的欧洲国家，两国总理频繁互访，充分证明了双边关系之紧密。磋商和互访中，如何对待中国批评人士等棘手问题也是双方会谈的内容”。史大使本人也毫不回避这些问题。出任中国驻德大使之初他就表示，“我不惧怕任何批评性的问题”，史大使今天的回答兑现了当时的承诺。
史大使指出，提到人权，必须明确衡量标准。中国承认人权的普遍性，但实现人权必须与各国的历史和发展水平相结合。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让13亿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活干，也就是确保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德国人已经不用操心这些问题。过去30年，我们为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并逐步改善。这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也是中国改善人权的最大成就。各项数据都表明中国发生巨大变化和改善，但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明显改善，但有一小部分人步子迈得更快，变得非常富有，缩小贫富差距是中国面临的新挑战之一。随着物质条件改善，人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各种需求是中国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此外，我们还谈到治理环境污染和打击贪污腐败等问题。
随后，我们走到花园中散步。我问大使：“中国为什么不太重视个人人权？最近一位异见人士曾向我抱怨这个问题。中国是否真有必要阻止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出国领奖以及将艺术家艾未未软禁在家？”大使非常平静地回答说：“我们当然可以接受批评。但问题在于他们颁奖或批评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想借此对中国的发展方向施加影响，那我们明确反对。我们愿意倾听批评，但不允许任何人对我们指手划脚。艾未未本人对其偷逃税供认不讳，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过程中。”
“中国的个人自由状况如何？”我追问道。大使说：“德国非常重视个人自由。在中国，个人自由受到集体的约束，不能超越集体，更不能对集体造成损害。在这个问题上，中、德两国的认知存在根本分歧。”大使希望德国人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并对中国多一些理解，毕竟治理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与治理8000万人口的德国有些不同。
采访进入尾声，我请教大使德国人应向中国人学习什么。大使表示：“德国人应该学习中国人多一些耐心、尊敬长者、家庭团结以及个人服务于集体的观念。”“反之呢？”大使说：“中国人应该学习德国的传统美德，如守时、勤奋、精益求精、可靠，富有创新精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对大使所谈进行深入思考，对中、德两国都是有益的。
《柏林晨邮报》系德国施普林格媒体集团旗下最重要的日报之一，发行量近12万份，读者逾35万人。
《柏林晨邮报》资深记者施托滕贝格
专访史明德大使报道译文
《柏林散步访谈》是《柏林晨邮报》周日访谈系列报道。记者采访的都是有一定影响的人士。本期采访对象是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
中国大使官邸位于柏林格吕内瓦尔德区的俾斯麦大街上。官邸车库内停着一辆黑色的宝马七系轿车。这是一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的纪念版轿车，全球限量100部。该车的特别之处是融合了德国尖端技术与中国式设计，车身上的龙纹图案及米色真皮座椅上的红色汉字彰显中国特色。中、德元素的完美结合恰好符合半年前出任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的审美观。史大使一生都与德国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甚至体现在他的名字里，“明德”的“德”字有“德国”的意思。史大使微笑着补充说：“‘德’字在汉语中还有‘美德’的意思，德国也就是有美德的国家。”大使的这一欢迎辞令人愉悦，尽管德国现在是否仍保持其美德值得探讨。
史大使是一位非常抢手的采访对象。由于他的日程繁忙，所以我们相约很早在他的官邸共进早餐。走进官邸高大的铁艺大门，穿过宽敞的前院，矗立在眼前的是一幢黄色长条型三层楼建筑，不禁让人想起过去勃兰登堡州有身份人的住宅，但这幢楼并没有什么辉煌历史。“我们很想买下它，可惜这幢房子由多人继承，所以有些困难。”史大使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谈成这笔买卖。
史大使的德语堪称完美，这要感谢毛泽东的战友、充满传奇色彩的周恩来。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需要培养一批熟练掌握外语的外交官，周向毛提议建立一批外语学校。1964年，史明德进入北京的一所外语学校就读，那年他9岁。 “我从那时开始学习德语，并结识了夫人徐静华，我们是同班同学，从那时起就没再分开……”两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社会陷入混乱，学校被关闭。整整一年的时间，史明德和徐静华根本不用学习。17岁那年，史明德获得前往东柏林进修日耳曼语言文学的资格。
“上世纪70年代初，民主德国是当时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争相效仿的典范。由于中国与苏联关系复杂，与民德政府的关系也很困难。苏联不满中国开始实施改革，指责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人民认识到，纯计划经济难以为继。此外，中国人民一直认为德国的分裂是不合情理的。一个国家不该分裂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和一个资本主义的联邦德国。”
1976年，史明德走上外交岗位，他第一次常驻便是在中国驻东德使馆。两德统一对他来说并非完全出乎意料。1989年，已是使馆二等秘书的史明德亲历了柏林墙倒塌的历史时刻。回忆这段往事，史大使说：“根据我们当时的分析，东德一直走下坡路。但两德最终实现统一的速度之快还是让我们感到意外。”
史大使或许是世界上唯一懂得养猪的大使。文革期间，史明德与当时中国其他外交官一样，下乡接受了近一年的“无产阶级改造”。1976年，他被分配到一个公社负责喂猪。史大使回忆说：“那时生活很艰难，但也是一段有趣的经历。”“说到文革，今天的中国人如何评价毛泽东？他的大幅头像至今仍悬挂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熠熠生辉。”大使回答说：“毛泽东为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理应受到尊重和肯定。但由于对国家经济建设经验不足，毛泽东犯过一些严重的错误。这也是今天对他褒贬不一的原因。”
我们回到当前的话题。史大使夫妇准备了一桌“中德合璧”的丰盛早餐，既有德式的果酱、奶酪和香肠，也有中式的春卷、包子和馄饨汤，并佐以咖啡、茶、牛奶和橙汁。我承认，刚开始对这些东方美食还有些犹豫，品尝之后发现味道确实好极了。美食为继续谈话打下了良好基础，谈话中我们没有回避棘手问题。
史大使认为，当前中德关系发展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从经济层面看，两国关系欣欣向荣，蓬勃发展。从政治和道义层面看，既有积极的一面，也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说到双边关系的积极面，大使面带微笑，如数家珍，不无自豪地向我列举了一系列数字和目标，证明双边互利合作硕果累累，同时又注意不夸大这个拥有13亿人口大国的实力。“德国人生活在一个成型的福利社会，而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不起”，我打断大使的介绍，“可是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并以此支撑美元和欧元”。“的确如此”，大使接着说道，“但按人均GDP排名，中国仅列世界第90位。德国人均GDP达到43000美元，中国仅6000美元。因此，中国与德国的富裕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但我们也注意到，许多德国人开始安于现状，工作积极性降低。而在中国，人们更加努力地工作，加班加点，尽可能多地挣钱，就像30年前的德国人一样。以交通设施为例，德国的交通网四通八达，十分完备。而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发展空间还很大。中国新建高速铁路近2万公里，新建机场超过10个”。
“一定要说机场吗？”我装作气愤地打断大使的话，希望他在柏林人面前不要提及中国的机场建设有多么红火。话音未落，我和史大使不约而同大笑起来。近来柏林新机场建设的失误成为笑料。我请史大使为柏林新机场尽快建成启用支招，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你们应该和中国人合作，这样就能加快速度……”我俩又是一阵会心的笑声。但大使接下来所谈却令人笑不出来：在中国也有许多关于柏林机场施工进展缓慢、问题成堆、启用日期一再延迟的报道和议论，中国人都感到奇怪，为何向来能干、痴迷于技术的德国人现在连个机场也建不好了呢？
采访当天，清晨的空气阴冷、潮湿，并不适合在大街上散步。于是大使提议在官邸花园中散步并拍摄采访配图。花园占地3000平米。我们因此有更多时间享用“中德式”早餐，同时聊一聊中德关系相对困难的一面。
我们谈到两国政治关系和有争议的人权问题。这位中国驻外最重要使馆之一的大使介绍说，“在政府层面，两国建立了广泛共识和互信。中德政府磋商定期举行，德国是中国唯一与之建立政府磋商机制的欧洲国家，两国总理频繁互访，充分证明了双边关系之紧密。磋商和互访中，如何对待中国批评人士等棘手问题也是双方会谈的内容”。史大使本人也毫不回避这些问题。出任中国驻德大使之初他就表示，“我不惧怕任何批评性的问题”，史大使今天的回答兑现了当时的承诺。
史大使指出，提到人权，必须明确衡量标准。中国承认人权的普遍性，但实现人权必须与各国的历史和发展水平相结合。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让13亿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活干，也就是确保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德国人已经不用操心这些问题。过去30年，我们为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并逐步改善。这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也是中国改善人权的最大成就。各项数据都表明中国发生巨大变化和改善，但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明显改善，但有一小部分人步子迈得更快，变得非常富有，缩小贫富差距是中国面临的新挑战之一。随着物质条件改善，人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各种需求是中国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此外，我们还谈到治理环境污染和打击贪污腐败等问题。
随后，我们走到花园中散步。我问大使：“中国为什么不太重视个人人权？最近一位异见人士曾向我抱怨这个问题。中国是否真有必要阻止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出国领奖以及将艺术家艾未未软禁在家？”大使非常平静地回答说：“我们当然可以接受批评。但问题在于他们颁奖或批评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想借此对中国的发展方向施加影响，那我们明确反对。我们愿意倾听批评，但不允许任何人对我们指手划脚。艾未未本人对其偷逃税供认不讳，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过程中。”
“中国的个人自由状况如何？”我追问道。大使说：“德国非常重视个人自由。在中国，个人自由受到集体的约束，不能超越集体，更不能对集体造成损害。在这个问题上，中、德两国的认知存在根本分歧。”大使希望德国人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并对中国多一些理解，毕竟治理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与治理8000万人口的德国有些不同。
采访进入尾声，我请教大使德国人应向中国人学习什么。大使表示：“德国人应该学习中国人多一些耐心、尊敬长者、家庭团结以及个人服务于集体的观念。”“反之呢？”大使说：“中国人应该学习德国的传统美德，如守时、勤奋、精益求精、可靠，富有创新精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对大使所谈进行深入思考，对中、德两国都是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