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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大城市”,如今已不再是一句口号。潇湘晨报联合大湘网的调查结果显示,近四成受访者有过从一线城市“逃”回二三线城市的经历,从城市“逃”到集镇和农村者也不乏其人。 不过这种逃离大多出于被迫,而非衣食无忧后,为了追求更好居住环境的主动选择。
在专家看来,这也意味着,尽管中国大城市已出现诸多“病症”,但远未走到通过限制大城市发展来“治病”的时候。大城市,仍要在矛盾中探索前行的道路。
本报记者袁树勋长沙报道
20年前,金锡文到美国求学。他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有钱人大多住在郊区或小镇上。而市中心的高楼里,住的都是经济拮据人士,这些人一旦发达,也会选择搬离城市。即使这会让家和工作地相距几十公里。
他向导师请教,教授经济学的导师笑着说,“有一天,你们中国也会这样。”回国数年后,金锡文发现,中国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里,果然掀起了逃离城市的浪潮。“逃离北上广”,是白领们最热衷谈论的话题,也是报纸和网络上的高频词。
超八成受访者想过“向下”迁徙
本报联合大湘网的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受访网民,都想过“向下”迁徙――离开大城市去中小城市;离开小城市去郊区、农村。其中,超过四成的受访者实现了他们的心愿。
金锡文也是其中一员。三年前,他从上海市区搬到了郊区一个小镇上。每周一、三、五,他会驾车去市区的绿色城市研究中心办公室上班。晚上再回小镇,享受那里清新的空气和安静的夜晚。
他不想住在市区的理由很简单:受不了城里拥挤的交通、浑浊的空气、嘈杂的街道。
然而,那些逃离大城市的人们,大多和金锡文不一样。
有过“逃离”行动的受访者中,仅有1.43%是“逃”到了大中城市的郊区。其余的,要么是从一线城市回到二三线城市,要么直接从城市“逃回”到农村。
“问题就出在这里。发达国家的城市,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会有人不堪‘大城市病’而离开,它是规模性的、趋势性的,称为‘逆城市化’。到了这个阶段,就说明城市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了。‘逆城市化’,是人口从城市迁到就近的郊区。”金锡文说,“而我们‘逃离’大城市,不是逃到郊区去,而是直接逃到别的小地方去了。”
希望离家近,不只是情感诉求
二者区别何在?金锡文给出了解释。
首先,人口从城市到近郊,配套的工业、服务业也会随之而来,从而形成一个自成体系的卫星城镇。多个卫星城与主城一起,形成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这是“逆城市化”的核心。“而我们‘逃离’大城市,白领从北京回到长沙,农民工从广州回到湖南农村,根本不会形成上述效果。”
其次,“逆城市化”中的人们,是在衣食无忧后谋求更好居住环境的主动选择,“而‘蚁族’大学生从北京跑回老家,是在大城市混不下去了,被迫离开”。
本次调查结果支撑了金锡文的观点。有过“逃离”行动的受访者中,超过四成是从一线城市“逃”到二三线城市。“离(父母)家近”、“交通、空气、治安等条件更好”、“节奏太快、工作压力大”、“房价太高”,是他们离开大城市的主要理由。
其中排在首位的理由是“离家近”。“在家乡或者靠近家乡的地方,总比在外地有更多的便利,比如找工作、居住。”在金锡文看来,对许多离开大城市的年轻人而言,这一出于情感诉求的理由背后,或许也潜藏着迫不得已的经济因素。
“中国人逃离大城市,还不是‘逆城市化’”
口述:绿色城市研究中心主任金锡文 整理:记者袁树勋
我时常在办公室楼下的咖啡厅里喝咖啡,经常能碰到一个小白领。一来二去,我们熟悉了,偶尔会在一起聊聊天。
有一天,她告诉我,呆在上海压力太大了,准备回老家去。
我问她月薪多少,她说不到一万。这个数字,对刚出道几年的小年轻来说还行。但她觉得很难,如果要在郊区买套小房子,得不吃不喝几十年。
不过,美国很多年轻人,也是租房一直租到40岁。她说就算是这样,一直呆在上海总要结婚生子吧,孩子要上学、要参加高考吧。她没有上海户口,这两个都是大难题。
后来她就走了。在上海、北京、广州和深圳,像她这样来了又走的年轻人很多。有人还很受鼓舞,说是中国的“逆城市化”出现苗头了――他们用一个数据做证,按西方经验,城市化率达到50%的时候,会逐渐进入“逆城市化”阶段,中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达到这个数。
但是看了这个小姑娘的故事后应该就明白,这哪是“逆城市化”啊?
问题出在哪了?我们就拿“中国城市化率已50%”做分析。这个数字,包括了暂时居住在城市,但是享受不到城里人的同等福利、也没有可以维持城市生活收入的人,比如上面说的那个小白领。如果把这部分人排除,那么城市化率也就是个百分之三四十的水平。
百分之三四十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城市承载力、公共资源供给力,还很落后;说明我们的城市化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有意思的是,很多研究机构拿着50%这个数据,已经在讨论中国城市化何时见顶了。中国社科院就有一个报告,说中国将在2013年左右结束高速“城市化”过程。
这个话题很重要,因为它关乎中国当下的城市化方向抉择。如果“逆城市化”的阶段已经开始,那么政府就会着手郊区建设,引导有钱人过去。北京就是这样搞的,“市区工作、居住郊区化”,结果有钱人没引导过去多少,倒是一大批“蚁族”被生活成本挤压过去了,由于交通拥堵,他们还要忍受早起晚归的堵车生活。
如果还没到那个阶段,那么就老老实实做城区建设,解决外来者的住房、教育问题。等城市发展更完善了,也会像欧美国家一样,富人慢慢搬到郊区去住,郊区的配套也就起来了,然后中产阶级再搬出去住。接着是很多公司、工厂搬出去,最后形成一个配套完善的城镇。这才是真正的“逆城市化”阶段。我们还差得很远,当前,顶多算个“半城市化”。
在专家看来,这也意味着,尽管中国大城市已出现诸多“病症”,但远未走到通过限制大城市发展来“治病”的时候。大城市,仍要在矛盾中探索前行的道路。
本报记者袁树勋长沙报道
20年前,金锡文到美国求学。他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有钱人大多住在郊区或小镇上。而市中心的高楼里,住的都是经济拮据人士,这些人一旦发达,也会选择搬离城市。即使这会让家和工作地相距几十公里。
他向导师请教,教授经济学的导师笑着说,“有一天,你们中国也会这样。”回国数年后,金锡文发现,中国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里,果然掀起了逃离城市的浪潮。“逃离北上广”,是白领们最热衷谈论的话题,也是报纸和网络上的高频词。
超八成受访者想过“向下”迁徙
本报联合大湘网的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受访网民,都想过“向下”迁徙――离开大城市去中小城市;离开小城市去郊区、农村。其中,超过四成的受访者实现了他们的心愿。
金锡文也是其中一员。三年前,他从上海市区搬到了郊区一个小镇上。每周一、三、五,他会驾车去市区的绿色城市研究中心办公室上班。晚上再回小镇,享受那里清新的空气和安静的夜晚。
他不想住在市区的理由很简单:受不了城里拥挤的交通、浑浊的空气、嘈杂的街道。
然而,那些逃离大城市的人们,大多和金锡文不一样。
有过“逃离”行动的受访者中,仅有1.43%是“逃”到了大中城市的郊区。其余的,要么是从一线城市回到二三线城市,要么直接从城市“逃回”到农村。
“问题就出在这里。发达国家的城市,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会有人不堪‘大城市病’而离开,它是规模性的、趋势性的,称为‘逆城市化’。到了这个阶段,就说明城市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了。‘逆城市化’,是人口从城市迁到就近的郊区。”金锡文说,“而我们‘逃离’大城市,不是逃到郊区去,而是直接逃到别的小地方去了。”
希望离家近,不只是情感诉求
二者区别何在?金锡文给出了解释。
首先,人口从城市到近郊,配套的工业、服务业也会随之而来,从而形成一个自成体系的卫星城镇。多个卫星城与主城一起,形成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这是“逆城市化”的核心。“而我们‘逃离’大城市,白领从北京回到长沙,农民工从广州回到湖南农村,根本不会形成上述效果。”
其次,“逆城市化”中的人们,是在衣食无忧后谋求更好居住环境的主动选择,“而‘蚁族’大学生从北京跑回老家,是在大城市混不下去了,被迫离开”。
本次调查结果支撑了金锡文的观点。有过“逃离”行动的受访者中,超过四成是从一线城市“逃”到二三线城市。“离(父母)家近”、“交通、空气、治安等条件更好”、“节奏太快、工作压力大”、“房价太高”,是他们离开大城市的主要理由。
其中排在首位的理由是“离家近”。“在家乡或者靠近家乡的地方,总比在外地有更多的便利,比如找工作、居住。”在金锡文看来,对许多离开大城市的年轻人而言,这一出于情感诉求的理由背后,或许也潜藏着迫不得已的经济因素。
“中国人逃离大城市,还不是‘逆城市化’”
口述:绿色城市研究中心主任金锡文 整理:记者袁树勋
我时常在办公室楼下的咖啡厅里喝咖啡,经常能碰到一个小白领。一来二去,我们熟悉了,偶尔会在一起聊聊天。
有一天,她告诉我,呆在上海压力太大了,准备回老家去。
我问她月薪多少,她说不到一万。这个数字,对刚出道几年的小年轻来说还行。但她觉得很难,如果要在郊区买套小房子,得不吃不喝几十年。
不过,美国很多年轻人,也是租房一直租到40岁。她说就算是这样,一直呆在上海总要结婚生子吧,孩子要上学、要参加高考吧。她没有上海户口,这两个都是大难题。
后来她就走了。在上海、北京、广州和深圳,像她这样来了又走的年轻人很多。有人还很受鼓舞,说是中国的“逆城市化”出现苗头了――他们用一个数据做证,按西方经验,城市化率达到50%的时候,会逐渐进入“逆城市化”阶段,中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达到这个数。
但是看了这个小姑娘的故事后应该就明白,这哪是“逆城市化”啊?
问题出在哪了?我们就拿“中国城市化率已50%”做分析。这个数字,包括了暂时居住在城市,但是享受不到城里人的同等福利、也没有可以维持城市生活收入的人,比如上面说的那个小白领。如果把这部分人排除,那么城市化率也就是个百分之三四十的水平。
百分之三四十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城市承载力、公共资源供给力,还很落后;说明我们的城市化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有意思的是,很多研究机构拿着50%这个数据,已经在讨论中国城市化何时见顶了。中国社科院就有一个报告,说中国将在2013年左右结束高速“城市化”过程。
这个话题很重要,因为它关乎中国当下的城市化方向抉择。如果“逆城市化”的阶段已经开始,那么政府就会着手郊区建设,引导有钱人过去。北京就是这样搞的,“市区工作、居住郊区化”,结果有钱人没引导过去多少,倒是一大批“蚁族”被生活成本挤压过去了,由于交通拥堵,他们还要忍受早起晚归的堵车生活。
如果还没到那个阶段,那么就老老实实做城区建设,解决外来者的住房、教育问题。等城市发展更完善了,也会像欧美国家一样,富人慢慢搬到郊区去住,郊区的配套也就起来了,然后中产阶级再搬出去住。接着是很多公司、工厂搬出去,最后形成一个配套完善的城镇。这才是真正的“逆城市化”阶段。我们还差得很远,当前,顶多算个“半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