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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她所工作的地区距离天安门的直线距离仅6公里，掌握着华北和东北地区的街头时尚，她穿着最新款的时装样品，向各地商户推销紧俏的商品。夜幕降临，回到两公里外的住处，门一关，北京的繁华与喧嚣，依旧只是北京的。
打工女孩袁丽亚之殇
22岁的安徽打工女孩袁丽亚坠楼身亡，意外地触发了京城的不安
本刊记者/刘子倩 杨迪(发自安徽巢湖、北京)
5月3日，22岁的安徽打工女孩袁丽亚，被发现从位于北京南三环外大红门附近的京温服装商场坠楼身亡。
这也是她最熟悉的工作场所。2012年，她每天都会到位于四层的一家服装店做导购。
5月9日，依据现场侦查和法医报告，北京警方官方微博公布鉴定死因，“排除中毒、性侵害及他杀可能，系自主高坠死亡。警方已将核查详细情况及相关证据通报家属，家属无异议”。
这是袁丽亚在北京务工的第7年。袁丽亚的同事和朋友们都说，“她总是笑盈盈的”，“她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坚强的女孩儿”，“她从没抱怨过生活”。
不过，没有人知道她真实的内心世界。
“无法言传的心累……”这是袁丽亚2012年年底的一条微博，这样的述说充斥了她的网络空间。
2013年春节返京后，她的微博没有再更新，两个多月后，她离开了这个世界。
能干的袁家姑娘
袁丽亚家位于安徽省庐江县同大镇姚湾村，从她家到著名的三河古镇仅13公里，大部分农户以种植葡萄为生，一年有万把块钱的收入。
穿过一片茂密的树林，袁丽亚的家夹在两个漂着垃圾的水塘中间。邻居家都是二层小楼，外墙和大门都贴着瓷砖，袁家只是破旧的平房，门垛上红砖裸露。
室内只有两间房，一间是袁强夫妇卧室，另一间是客厅兼厨房。袁强躺在一张老旧的木板床上，裂缝从屋顶顺着墙角延伸至地面，家具破旧得看不出原色，衣服从没有玻璃的大衣柜门上拱出来，卧室里唯一的电器是一台20多英寸的长虹彩电，天线绑在一根两米多长的竹竿上，倚靠在大衣柜旁，所有的窗子上都没有玻璃，用几块塑料布代替。
客厅里有一张餐桌，一个厨柜，一张用两条长板凳架起的木床。袁丽亚不在家时，这是弟弟的卧室，袁丽亚回家时，这张距灶台不到两米的床就归她，14岁的弟弟则与父母挤在一起睡。
客厅的墙面还保持着峻工时的状态，砖缝尚未勾填。唯一能看出有个年轻女孩住在这里的标志，是墙上贴了几张明星海报。那是袁丽亚2007年春节贴上去的，海报旁是张挂历，时间是2011年。
1989年，袁强与王红结婚，东拼西借了5千块钱，盖起这幢两室的房子，一年后，女儿降生。当时北京正举办第11届亚运会，袁强便在女儿的名字里写了一个“亚”字，希望女儿长得美丽，于是又取了“丽”字。
袁丽亚眉清目秀，聪明伶俐，村里人都很喜欢她。母亲王红至今仍津津乐道，女儿4岁时就能出门帮父亲买香烟，6岁会做饭，9岁那年，就可以帮着母亲照顾刚出生的弟弟。
一位邻居说，袁丽亚4岁时，帮父亲去买烟，老板要收她1块1毛钱，她噘着嘴辩解说，“昨天还1块钱呢。”
她是父母眼中的乖女儿，从不吵架，很少调皮，很小就帮忙做家务。唯一让袁强操心的一次，是7岁那年从院墙上摔下来，左臂骨折，一年内做了两次手术，“那时一年也就挣三四千块钱，全用在她医药费上了”。
袁丽亚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家里贴满了她的奖状，考入初中后，虽然学习成绩不再拔尖，但她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干活：收棉花时，她背着麻袋去地里捡剩下的棉花，两个多小时就能捡二十多斤；晚上跟父亲去打鱼，鱼篓都是她背，鞋小把脚磨破了，她也不吭声。“村里人都知道袁家的姑娘能干。”袁丽亚的大姨说。
2006年，袁丽亚中考落榜。父亲想供她继续读书，但她坚持要出门打工。跟着到当服装导购的老乡，袁丽亚来到了北京。
北漂生活
16岁的袁丽亚当上了服装导购。
这是一个门槛很低的职业，只需相貌端正，身材正常，几乎年轻女孩都能胜任。在“老乡带老乡”的进城务工求职模式下，在人们熟悉的动物园、雅宝路、木樨园等大型服装批发市场，安徽女孩是导购的主力军。
袁丽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同乡经营的店铺里做导购，包吃包住，年底结薪。她觉得自己很幸运，找到一个不错的老板，父母问她工作情况，她从来没叫过苦。“我问她什么叫导购，”袁强记得问过女儿，“她说就是指导别人购买。”
条件有限，袁丽亚只能与老板的女儿同睡一张床。这个可怜的姑娘有些精神失常，发病时还动手打袁丽亚，袁丽亚默默忍受下来，不过年底结账时，老板却因为生意不景气，没有给袁丽亚发工资。
这年春节回家，袁丽亚跟一位朋友哭诉，但哭过之后，她又豁达地对朋友说，“不过他们家的确很困难。”
第二年，在雅宝路做生意的大姑叫她去帮忙。在那里，袁丽亚第一次接触到外贸生意，开始在业余时间学习商务英语和俄语。
一位朋友形容那个时候的袁丽亚，充满了年轻人的激情与斗志，她对朋友说，“国内市场没有前途，要多学习点在外贸市场干才能赚钱。”
学习半年后，她已可以与外国客户流利地交流，虽然掌握的词汇多限于服装销售领域，但足以让一位在大红门早市卖服装的老板娘感到惊讶，“真是不简单，也有会说的，但一听就能听出来，她说得比别人好。”
除了勤奋，袁丽亚也很节俭，一位和袁丽亚共过事的女孩记得，整个冬天，袁丽亚只有一双鞋，晚餐也只是在路边吃些麻辣烫。母亲王红则说，每年春节，袁丽亚都会带回一万多元，今年春节，她留给了家里三万六千块钱。
“寿命只有三到五个月，回家吧”
2009年2月，袁强的一场大病彻底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
这年春节后，袁丽亚没像往年一样回北京，而是跟随一位同乡去了上海，她还是想继续在外贸服装领域积累经验，对方也许诺一年工资两万元。可一个月后，她就接到了要她回家的电话。
父亲半夜突然全身抽搐，神志不清，昏了过去。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最终诊断为胰腺内分泌肿瘤并已转移至肝脏，这是一种较罕见的功能性肿瘤疾病，病人不断分泌胰岛素，导致体内血糖水平迅速降低，一旦低于正常水平，就会昏厥。医生得知其家境后，善意地劝告，“寿命只有三到五个月，回家吧。”
父亲记得，袁丽亚坐在病床边哭着说，“我死都可以，但你不能死。”
她带父亲到省里的医院住院化疗，一个月花掉两万多元，但病情仍没有好转。“别浪费钱了，回家等死算吧。”袁强叨念着出院回了家。
在家里，袁强每天至少昏倒一次，最多时一晚上昏厥4次。妻子王红每次用奶瓶给他灌葡萄糖水，也只是暂时缓解。这一年，袁强本打算拿出积蓄盖座两层小楼，突如其来的疾病不只让愿望化为泡影，也使袁家失去了唯一的壮劳力。
2010年，袁强只是在家里做些简单的家务，随时“准备昏死过去”；而袁丽亚的主要工作是带父亲看病，合肥、北京，只要有希望，她会拉上父亲就走。为了维持生活，在家时，袁丽亚就在家门口的小超市打零工。
直到2011年，通过网上咨询，袁丽亚得知北京协和医院可以治疗这种罕见的癌症。她回到北京，每天去协和医院排队挂号，在“号贩子”的“夹击”中，往往白白排上几个小时。她的一位朋友记得，袁丽亚有一天兴奋地告诉她，终于排到了一个专家号，是因为一个插队的人被保安带走了。“她那天很高兴，觉得自己的运气真好”。
2011年七八月间，袁强终于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住院50天，花费两万八千元后，病情有所好转。
在好大夫网的感谢留言中，袁丽亚写道，全家商量很久才决定来北京就医，但“高额的治疗费用撞上了农村低收入的家庭，我妈四处借钱也远没凑够，仅剩的一丝希望，听说内分泌科的顾锋教授曾经帮助过类似的患者申请过救助，好心的主治医生就推荐我们找她”。
顾锋是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教授、全国知名神经内分泌肿瘤专家，也是北京红十字会神经内分泌肿瘤专项研究及救助基金项目的发起人及秘书长。顾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病与已故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的病类似，发病率只有百万分之一，在已有全身多处转移的情况下，即使切除原发灶也很难根治，保守治疗是每月注射一支价值一万四千元的针剂。
了解到袁家的难处，顾锋通过自己主持的救助基金和微博募捐，为袁家募集了三万多元，购买了两支针剂，4名在顾锋门诊长期随诊的病友捐赠了4支药品，这样，可以维持袁强半年的生命。
一家国外知名药企得知后，愿意给予援助。每个月，该药企将一支针剂从瑞士空运至上海海关，再空运至北京，最终由顾锋转交给袁丽亚寄回安徽老家。
在顾锋印象中，这个90后女孩既孝顺又懂事，如果取药时见不到顾锋，她便打电话表示感谢，还专门从老家带来一只活鸡，要其收下。
袁丽亚也因此回到北京重操旧业。为了给父亲治病，她打两份工，每天凌晨4点，到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做早市导购，接待的都是批发商家，要喊破嗓子拉客，使出全身力气搬货、打包；上午10点半下班后，再去服装店当导购；有时，袁丽亚还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夜市摆地摊，因为嘴甜，会哄客人，袁丽亚的货卖得很好，最多时一晚上能卖二十几条裙子，虽然要经常与城管和保安“捉迷藏”，但是几个年轻女孩子在一起，却也有种类似共同创业的喜悦。
2012年上半年，因肿瘤转移，袁强再次到协和住院。协和医院减免了800元的专家会诊费用，会诊意见却不乐观：尽管药物治疗使原发灶有所缩小，转移灶瘤体也没有进一步发展，但所需切除的肿瘤较大，风险很高。
家人不敢冒险，决定还是延续药物保守治疗。父亲住院前，袁丽亚辞去了工作，在父亲病床旁摆了三把椅子，一睡就是39天。
袁强记不清治病花了多少钱。“至少有十几万。”他叹了一口气。像中国大部分农民家庭一样，本就不宽裕的袁家因病返贫，全家所有收入几乎全用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20岁的袁丽亚成为家庭支柱。她在QQ空间里不止一次感叹自己压力大，需要拼命挣钱，但这个女孩又会很快振作起来，鼓励自己：“什么都不要在(再)想了！接下来就是努力上班挣钱让爸妈过上好日子！袁丽亚，加油！相信你行的……”
村里，与袁丽亚同龄的女孩多已结婚生子。曾有人要给她介绍县城里一个有房有车的男朋友，她拒绝了，“我要找一个近一点的婆家，方便回家照顾爸爸。”她对这位朋友说。
经人介绍，去年下半年，她认识了现在的男友，也在北京打工，两家相距仅两三里路。
“她太忙了，没有时间去有爱好”
不过，熟悉她的朋友知道，虽然在北京拼搏多年，袁丽亚始终没有融入这个奋斗了七年的城市。
一位朋友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袁丽亚在北京仅有几个朋友，不是老乡，就是同学。为了生计，她频繁地更换工作和居住地，几个曾经的老板提起她，都说“几乎没有什么了解”。
白天，她所工作的地区距离天安门的直线距离仅6公里，掌握着华北和东北地区的街头时尚，她穿着最新款的时装样品，向各地商户推销紧俏的商品。然而，夜幕降临，回到两公里外的住处，门一关，北京的繁华与喧嚣，依旧只是北京的。
这处隐藏在众多高级住宅和市场中间的城中村，据说2010年时曾要拆迁，又没了下文。垃圾污水遍地。大约有上千人住在这里，只有一间公用厕所；住户为了扩展空间，都用柜子在门外搭建了简易厨房，本来就狭窄的道路，更加逼仄。
今年春节过后，袁丽亚和朋友一起合租在这里东北角的一个二层小楼上。一个15平方米左右的房间，摆放着两张床，一个衣柜和一个书桌，桌上的一面梳妆镜已经碎了一半。
住户大多来自安徽，几乎都从事与服装相关的职业，资历久一点的，在商场里租了自己的摊位，年轻人大多开着网店，新来的就在商场里做导购。局促的巷子里，女人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拿着准备发的快递，男人们提着装满衣服的黑色塑料袋，穿着制服的快递人员穿梭于其中。
看似亲密，互相之间却鲜有关注。袁丽亚手机电话簿里的号码，近半数已成空号，有的人接到电话后，很久才回忆起“袁丽亚”是谁，大多数并不知道她已经不在人世了。一位曾经熟识的朋友说，大家都很忙，许久都见不到面，根本不了解她有什么不开心的事，问及袁丽亚的业余爱好，他回答，“她太忙了，没有时间去有爱好”。
袁丽亚的大多数心情藏在手机和微博里。
在她的89条微博里，出现最多的词语是“梦”“伤害”“幸福”或“爱”。她一边感叹幸福离自己太遥远，不知道爱是什么，转而又鼓励自己，“我还有一大家需要我照顾！我应该试着对自己残忍点……”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仅有一条亮色的微博：“嘿嘿，好兴奋一个！和弟弟跑河里捉了好多麻虾回来，我真是太厉害了！呵呵，正愁明天不知道吃什么……”
她的手机里，始终保存着一条短信：“静静地站在某个角落，看着这个世界，看着来往的人群从身边走过，渐行渐远。有的人离开我们，或者将要离开，以及正在离开。所以请你珍惜身边的人。” 熟悉她的朋友们说，袁丽亚有乐观开朗的一面，也有多愁善感的一面，她听歌会黯然神伤，听到雨声，就会跑出去淋雨，看着看着电视剧，就会流泪。
2012年11月，她将QQ签名改成：“感觉累就对了，因为舒服是留给死人的。”
朋友们说，去年年底时，袁丽亚曾与男友闹过别扭，但春节就和好了。今年正月，两家吃了订婚饭，盘算着来年就结婚。
2013年5月2日下午4时许，袁丽亚给男友发了最后几条微信：“这么多天你受苦了，对不起，老婆永远爱你”；“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要好好的”。
“我女儿没有死，跟睡着了一样”
本来，再过两个多月，袁丽亚就要回家帮忙卖葡萄。细心的袁强发现，女儿最近心情不好。原本每天给家里打一个电话，但出事前十几天里，她只打过一两个。袁强虽然有些担心，但“不想多问，免得给她压力”。
出事前一周，袁强忍不住拨通了袁丽亚的手机，告诉她，不要太在意钱，注意休息。袁强感觉到女儿心情不太好，“她本来能言善辩的，但那天没怎么说话”。
5月2日下午4点48分，袁丽亚给父亲打电话问：“爸爸在干什么？”
袁强正在葡萄架下帮妻子剪枝，发现女儿的声音不像平时清脆，还带着哭腔，问：“你怎么了？”袁丽亚回答：“我没事，你别累着就行。”
袁强赶紧把手机递给一旁的妻子，女儿告诉母亲她有些不舒服，没说两句，手机就没了声音，王红“喂”了两声，手机就断掉了。“可能信号不好。”袁强说。
大约10分钟后，袁强又打了过去，电话里传来嘈杂的人声和汽车喇叭声。袁强怕女儿听不清，大声说：“晚上回到家再打吧。”他没有听到女儿的回复。
晚上7点多，袁强想到女儿一天要做两份工，怕打扰她休息，便让儿子帮忙发了条短信：“丽亚，身体不好就不要上两个班了。妈妈问到底哪里不舒服，为什么这几天不开心，有什么不开心的打电话和妈妈讲。”
袁丽亚没有回复。
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多，村支书跑到家里来说：“北京来电话了，让你们赶紧去一趟，具体情况也不清楚。”
母亲的第一反应是女儿跟男友分手了，“订婚饭都吃了，如果跟别人跑了，怎么跟男方交待啊”。
王红当晚就和几个亲戚上了火车。5月4日凌晨，刚下火车，几位在北京打工的亲友赶来哭着说：丽亚跳楼了。王红晕了过去。
5月4日上午，王红到京温大厦，大厦工作人员只是冷冷地告诉她：“跳楼与我们无关。”
王红去了殡仪馆，“我女儿没有死，跟睡着了一样。”她无法接受，只能不断去女儿坠楼处痛哭。
两天后，袁强也赶到了北京。
袁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看到了法医尸检报告，结论是自杀，“但是女儿为什么会自杀，我也搞不懂。”他呆坐在板凳上，猛吸了一口烟。
不管原因是什么，女儿终究是离去了。5月10日，袁丽亚的遗体在北京火化，当晚，袁强抱着女儿的骨灰登上了返乡的列车。
5月11日凌晨4点，袁强再次发病，提前在蚌埠下车抢救。
由于意外发生得突然，找不到一张照片作为女儿的遗像，只扩印了身份证照。坐在自家简陋的房子里，王红抱着遗像自言自语道：“我女儿多漂亮啊。”
她从抽屉里拿出袁丽亚生前用过的诺基亚手机，捧在手里深深地吻了一下。手机还是2008年的款式，簇新的枣红色，看起来像刚买的。房间一角，放着两麻袋棉花，是要给即将出嫁的女儿做被子的，“现在用不上了”。
5月12日上午，袁丽亚的骨灰在老家下葬。墓地是亲戚家给的，坟很简单，没有立碑。“她是小孩子没那么多讲究。”袁强顿了顿，突然说，“你是不是发现我没有眼泪，也没那么悲伤，因为我一直觉得女儿还活着。
打工女孩袁丽亚之殇
22岁的安徽打工女孩袁丽亚坠楼身亡，意外地触发了京城的不安
本刊记者/刘子倩 杨迪(发自安徽巢湖、北京)
5月3日，22岁的安徽打工女孩袁丽亚，被发现从位于北京南三环外大红门附近的京温服装商场坠楼身亡。
这也是她最熟悉的工作场所。2012年，她每天都会到位于四层的一家服装店做导购。
5月9日，依据现场侦查和法医报告，北京警方官方微博公布鉴定死因，“排除中毒、性侵害及他杀可能，系自主高坠死亡。警方已将核查详细情况及相关证据通报家属，家属无异议”。
这是袁丽亚在北京务工的第7年。袁丽亚的同事和朋友们都说，“她总是笑盈盈的”，“她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坚强的女孩儿”，“她从没抱怨过生活”。
不过，没有人知道她真实的内心世界。
“无法言传的心累……”这是袁丽亚2012年年底的一条微博，这样的述说充斥了她的网络空间。
2013年春节返京后，她的微博没有再更新，两个多月后，她离开了这个世界。
能干的袁家姑娘
袁丽亚家位于安徽省庐江县同大镇姚湾村，从她家到著名的三河古镇仅13公里，大部分农户以种植葡萄为生，一年有万把块钱的收入。
穿过一片茂密的树林，袁丽亚的家夹在两个漂着垃圾的水塘中间。邻居家都是二层小楼，外墙和大门都贴着瓷砖，袁家只是破旧的平房，门垛上红砖裸露。
室内只有两间房，一间是袁强夫妇卧室，另一间是客厅兼厨房。袁强躺在一张老旧的木板床上，裂缝从屋顶顺着墙角延伸至地面，家具破旧得看不出原色，衣服从没有玻璃的大衣柜门上拱出来，卧室里唯一的电器是一台20多英寸的长虹彩电，天线绑在一根两米多长的竹竿上，倚靠在大衣柜旁，所有的窗子上都没有玻璃，用几块塑料布代替。
客厅里有一张餐桌，一个厨柜，一张用两条长板凳架起的木床。袁丽亚不在家时，这是弟弟的卧室，袁丽亚回家时，这张距灶台不到两米的床就归她，14岁的弟弟则与父母挤在一起睡。
客厅的墙面还保持着峻工时的状态，砖缝尚未勾填。唯一能看出有个年轻女孩住在这里的标志，是墙上贴了几张明星海报。那是袁丽亚2007年春节贴上去的，海报旁是张挂历，时间是2011年。
1989年，袁强与王红结婚，东拼西借了5千块钱，盖起这幢两室的房子，一年后，女儿降生。当时北京正举办第11届亚运会，袁强便在女儿的名字里写了一个“亚”字，希望女儿长得美丽，于是又取了“丽”字。
袁丽亚眉清目秀，聪明伶俐，村里人都很喜欢她。母亲王红至今仍津津乐道，女儿4岁时就能出门帮父亲买香烟，6岁会做饭，9岁那年，就可以帮着母亲照顾刚出生的弟弟。
一位邻居说，袁丽亚4岁时，帮父亲去买烟，老板要收她1块1毛钱，她噘着嘴辩解说，“昨天还1块钱呢。”
她是父母眼中的乖女儿，从不吵架，很少调皮，很小就帮忙做家务。唯一让袁强操心的一次，是7岁那年从院墙上摔下来，左臂骨折，一年内做了两次手术，“那时一年也就挣三四千块钱，全用在她医药费上了”。
袁丽亚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家里贴满了她的奖状，考入初中后，虽然学习成绩不再拔尖，但她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干活：收棉花时，她背着麻袋去地里捡剩下的棉花，两个多小时就能捡二十多斤；晚上跟父亲去打鱼，鱼篓都是她背，鞋小把脚磨破了，她也不吭声。“村里人都知道袁家的姑娘能干。”袁丽亚的大姨说。
2006年，袁丽亚中考落榜。父亲想供她继续读书，但她坚持要出门打工。跟着到当服装导购的老乡，袁丽亚来到了北京。
北漂生活
16岁的袁丽亚当上了服装导购。
这是一个门槛很低的职业，只需相貌端正，身材正常，几乎年轻女孩都能胜任。在“老乡带老乡”的进城务工求职模式下，在人们熟悉的动物园、雅宝路、木樨园等大型服装批发市场，安徽女孩是导购的主力军。
袁丽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同乡经营的店铺里做导购，包吃包住，年底结薪。她觉得自己很幸运，找到一个不错的老板，父母问她工作情况，她从来没叫过苦。“我问她什么叫导购，”袁强记得问过女儿，“她说就是指导别人购买。”
条件有限，袁丽亚只能与老板的女儿同睡一张床。这个可怜的姑娘有些精神失常，发病时还动手打袁丽亚，袁丽亚默默忍受下来，不过年底结账时，老板却因为生意不景气，没有给袁丽亚发工资。
这年春节回家，袁丽亚跟一位朋友哭诉，但哭过之后，她又豁达地对朋友说，“不过他们家的确很困难。”
第二年，在雅宝路做生意的大姑叫她去帮忙。在那里，袁丽亚第一次接触到外贸生意，开始在业余时间学习商务英语和俄语。
一位朋友形容那个时候的袁丽亚，充满了年轻人的激情与斗志，她对朋友说，“国内市场没有前途，要多学习点在外贸市场干才能赚钱。”
学习半年后，她已可以与外国客户流利地交流，虽然掌握的词汇多限于服装销售领域，但足以让一位在大红门早市卖服装的老板娘感到惊讶，“真是不简单，也有会说的，但一听就能听出来，她说得比别人好。”
除了勤奋，袁丽亚也很节俭，一位和袁丽亚共过事的女孩记得，整个冬天，袁丽亚只有一双鞋，晚餐也只是在路边吃些麻辣烫。母亲王红则说，每年春节，袁丽亚都会带回一万多元，今年春节，她留给了家里三万六千块钱。
“寿命只有三到五个月，回家吧”
2009年2月，袁强的一场大病彻底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
这年春节后，袁丽亚没像往年一样回北京，而是跟随一位同乡去了上海，她还是想继续在外贸服装领域积累经验，对方也许诺一年工资两万元。可一个月后，她就接到了要她回家的电话。
父亲半夜突然全身抽搐，神志不清，昏了过去。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最终诊断为胰腺内分泌肿瘤并已转移至肝脏，这是一种较罕见的功能性肿瘤疾病，病人不断分泌胰岛素，导致体内血糖水平迅速降低，一旦低于正常水平，就会昏厥。医生得知其家境后，善意地劝告，“寿命只有三到五个月，回家吧。”
父亲记得，袁丽亚坐在病床边哭着说，“我死都可以，但你不能死。”
她带父亲到省里的医院住院化疗，一个月花掉两万多元，但病情仍没有好转。“别浪费钱了，回家等死算吧。”袁强叨念着出院回了家。
在家里，袁强每天至少昏倒一次，最多时一晚上昏厥4次。妻子王红每次用奶瓶给他灌葡萄糖水，也只是暂时缓解。这一年，袁强本打算拿出积蓄盖座两层小楼，突如其来的疾病不只让愿望化为泡影，也使袁家失去了唯一的壮劳力。
2010年，袁强只是在家里做些简单的家务，随时“准备昏死过去”；而袁丽亚的主要工作是带父亲看病，合肥、北京，只要有希望，她会拉上父亲就走。为了维持生活，在家时，袁丽亚就在家门口的小超市打零工。
直到2011年，通过网上咨询，袁丽亚得知北京协和医院可以治疗这种罕见的癌症。她回到北京，每天去协和医院排队挂号，在“号贩子”的“夹击”中，往往白白排上几个小时。她的一位朋友记得，袁丽亚有一天兴奋地告诉她，终于排到了一个专家号，是因为一个插队的人被保安带走了。“她那天很高兴，觉得自己的运气真好”。
2011年七八月间，袁强终于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住院50天，花费两万八千元后，病情有所好转。
在好大夫网的感谢留言中，袁丽亚写道，全家商量很久才决定来北京就医，但“高额的治疗费用撞上了农村低收入的家庭，我妈四处借钱也远没凑够，仅剩的一丝希望，听说内分泌科的顾锋教授曾经帮助过类似的患者申请过救助，好心的主治医生就推荐我们找她”。
顾锋是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教授、全国知名神经内分泌肿瘤专家，也是北京红十字会神经内分泌肿瘤专项研究及救助基金项目的发起人及秘书长。顾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病与已故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的病类似，发病率只有百万分之一，在已有全身多处转移的情况下，即使切除原发灶也很难根治，保守治疗是每月注射一支价值一万四千元的针剂。
了解到袁家的难处，顾锋通过自己主持的救助基金和微博募捐，为袁家募集了三万多元，购买了两支针剂，4名在顾锋门诊长期随诊的病友捐赠了4支药品，这样，可以维持袁强半年的生命。
一家国外知名药企得知后，愿意给予援助。每个月，该药企将一支针剂从瑞士空运至上海海关，再空运至北京，最终由顾锋转交给袁丽亚寄回安徽老家。
在顾锋印象中，这个90后女孩既孝顺又懂事，如果取药时见不到顾锋，她便打电话表示感谢，还专门从老家带来一只活鸡，要其收下。
袁丽亚也因此回到北京重操旧业。为了给父亲治病，她打两份工，每天凌晨4点，到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做早市导购，接待的都是批发商家，要喊破嗓子拉客，使出全身力气搬货、打包；上午10点半下班后，再去服装店当导购；有时，袁丽亚还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夜市摆地摊，因为嘴甜，会哄客人，袁丽亚的货卖得很好，最多时一晚上能卖二十几条裙子，虽然要经常与城管和保安“捉迷藏”，但是几个年轻女孩子在一起，却也有种类似共同创业的喜悦。
2012年上半年，因肿瘤转移，袁强再次到协和住院。协和医院减免了800元的专家会诊费用，会诊意见却不乐观：尽管药物治疗使原发灶有所缩小，转移灶瘤体也没有进一步发展，但所需切除的肿瘤较大，风险很高。
家人不敢冒险，决定还是延续药物保守治疗。父亲住院前，袁丽亚辞去了工作，在父亲病床旁摆了三把椅子，一睡就是39天。
袁强记不清治病花了多少钱。“至少有十几万。”他叹了一口气。像中国大部分农民家庭一样，本就不宽裕的袁家因病返贫，全家所有收入几乎全用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20岁的袁丽亚成为家庭支柱。她在QQ空间里不止一次感叹自己压力大，需要拼命挣钱，但这个女孩又会很快振作起来，鼓励自己：“什么都不要在(再)想了！接下来就是努力上班挣钱让爸妈过上好日子！袁丽亚，加油！相信你行的……”
村里，与袁丽亚同龄的女孩多已结婚生子。曾有人要给她介绍县城里一个有房有车的男朋友，她拒绝了，“我要找一个近一点的婆家，方便回家照顾爸爸。”她对这位朋友说。
经人介绍，去年下半年，她认识了现在的男友，也在北京打工，两家相距仅两三里路。
“她太忙了，没有时间去有爱好”
不过，熟悉她的朋友知道，虽然在北京拼搏多年，袁丽亚始终没有融入这个奋斗了七年的城市。
一位朋友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袁丽亚在北京仅有几个朋友，不是老乡，就是同学。为了生计，她频繁地更换工作和居住地，几个曾经的老板提起她，都说“几乎没有什么了解”。
白天，她所工作的地区距离天安门的直线距离仅6公里，掌握着华北和东北地区的街头时尚，她穿着最新款的时装样品，向各地商户推销紧俏的商品。然而，夜幕降临，回到两公里外的住处，门一关，北京的繁华与喧嚣，依旧只是北京的。
这处隐藏在众多高级住宅和市场中间的城中村，据说2010年时曾要拆迁，又没了下文。垃圾污水遍地。大约有上千人住在这里，只有一间公用厕所；住户为了扩展空间，都用柜子在门外搭建了简易厨房，本来就狭窄的道路，更加逼仄。
今年春节过后，袁丽亚和朋友一起合租在这里东北角的一个二层小楼上。一个15平方米左右的房间，摆放着两张床，一个衣柜和一个书桌，桌上的一面梳妆镜已经碎了一半。
住户大多来自安徽，几乎都从事与服装相关的职业，资历久一点的，在商场里租了自己的摊位，年轻人大多开着网店，新来的就在商场里做导购。局促的巷子里，女人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拿着准备发的快递，男人们提着装满衣服的黑色塑料袋，穿着制服的快递人员穿梭于其中。
看似亲密，互相之间却鲜有关注。袁丽亚手机电话簿里的号码，近半数已成空号，有的人接到电话后，很久才回忆起“袁丽亚”是谁，大多数并不知道她已经不在人世了。一位曾经熟识的朋友说，大家都很忙，许久都见不到面，根本不了解她有什么不开心的事，问及袁丽亚的业余爱好，他回答，“她太忙了，没有时间去有爱好”。
袁丽亚的大多数心情藏在手机和微博里。
在她的89条微博里，出现最多的词语是“梦”“伤害”“幸福”或“爱”。她一边感叹幸福离自己太遥远，不知道爱是什么，转而又鼓励自己，“我还有一大家需要我照顾！我应该试着对自己残忍点……”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仅有一条亮色的微博：“嘿嘿，好兴奋一个！和弟弟跑河里捉了好多麻虾回来，我真是太厉害了！呵呵，正愁明天不知道吃什么……”
她的手机里，始终保存着一条短信：“静静地站在某个角落，看着这个世界，看着来往的人群从身边走过，渐行渐远。有的人离开我们，或者将要离开，以及正在离开。所以请你珍惜身边的人。” 熟悉她的朋友们说，袁丽亚有乐观开朗的一面，也有多愁善感的一面，她听歌会黯然神伤，听到雨声，就会跑出去淋雨，看着看着电视剧，就会流泪。
2012年11月，她将QQ签名改成：“感觉累就对了，因为舒服是留给死人的。”
朋友们说，去年年底时，袁丽亚曾与男友闹过别扭，但春节就和好了。今年正月，两家吃了订婚饭，盘算着来年就结婚。
2013年5月2日下午4时许，袁丽亚给男友发了最后几条微信：“这么多天你受苦了，对不起，老婆永远爱你”；“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要好好的”。
“我女儿没有死，跟睡着了一样”
本来，再过两个多月，袁丽亚就要回家帮忙卖葡萄。细心的袁强发现，女儿最近心情不好。原本每天给家里打一个电话，但出事前十几天里，她只打过一两个。袁强虽然有些担心，但“不想多问，免得给她压力”。
出事前一周，袁强忍不住拨通了袁丽亚的手机，告诉她，不要太在意钱，注意休息。袁强感觉到女儿心情不太好，“她本来能言善辩的，但那天没怎么说话”。
5月2日下午4点48分，袁丽亚给父亲打电话问：“爸爸在干什么？”
袁强正在葡萄架下帮妻子剪枝，发现女儿的声音不像平时清脆，还带着哭腔，问：“你怎么了？”袁丽亚回答：“我没事，你别累着就行。”
袁强赶紧把手机递给一旁的妻子，女儿告诉母亲她有些不舒服，没说两句，手机就没了声音，王红“喂”了两声，手机就断掉了。“可能信号不好。”袁强说。
大约10分钟后，袁强又打了过去，电话里传来嘈杂的人声和汽车喇叭声。袁强怕女儿听不清，大声说：“晚上回到家再打吧。”他没有听到女儿的回复。
晚上7点多，袁强想到女儿一天要做两份工，怕打扰她休息，便让儿子帮忙发了条短信：“丽亚，身体不好就不要上两个班了。妈妈问到底哪里不舒服，为什么这几天不开心，有什么不开心的打电话和妈妈讲。”
袁丽亚没有回复。
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多，村支书跑到家里来说：“北京来电话了，让你们赶紧去一趟，具体情况也不清楚。”
母亲的第一反应是女儿跟男友分手了，“订婚饭都吃了，如果跟别人跑了，怎么跟男方交待啊”。
王红当晚就和几个亲戚上了火车。5月4日凌晨，刚下火车，几位在北京打工的亲友赶来哭着说：丽亚跳楼了。王红晕了过去。
5月4日上午，王红到京温大厦，大厦工作人员只是冷冷地告诉她：“跳楼与我们无关。”
王红去了殡仪馆，“我女儿没有死，跟睡着了一样。”她无法接受，只能不断去女儿坠楼处痛哭。
两天后，袁强也赶到了北京。
袁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看到了法医尸检报告，结论是自杀，“但是女儿为什么会自杀，我也搞不懂。”他呆坐在板凳上，猛吸了一口烟。
不管原因是什么，女儿终究是离去了。5月10日，袁丽亚的遗体在北京火化，当晚，袁强抱着女儿的骨灰登上了返乡的列车。
5月11日凌晨4点，袁强再次发病，提前在蚌埠下车抢救。
由于意外发生得突然，找不到一张照片作为女儿的遗像，只扩印了身份证照。坐在自家简陋的房子里，王红抱着遗像自言自语道：“我女儿多漂亮啊。”
她从抽屉里拿出袁丽亚生前用过的诺基亚手机，捧在手里深深地吻了一下。手机还是2008年的款式，簇新的枣红色，看起来像刚买的。房间一角，放着两麻袋棉花，是要给即将出嫁的女儿做被子的，“现在用不上了”。
5月12日上午，袁丽亚的骨灰在老家下葬。墓地是亲戚家给的，坟很简单，没有立碑。“她是小孩子没那么多讲究。”袁强顿了顿，突然说，“你是不是发现我没有眼泪，也没那么悲伤，因为我一直觉得女儿还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