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建议中共将党员人数缩减至51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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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把党员分成三类进行管理

  ――关于健全党员退出机制的思考

  来源: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404期) 作者:张锡恩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政党。解决目前党员队伍规模过大的问题,健全党员退出机制,成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国际共运没有党员退出机制的经验可资借鉴

  健全共产党的党员退出机制,从国际共运的历程来看,并没有成熟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合法的共产主义政党,大都以议会斗争为主,为争取选票,都是做扩大党员队伍规模的工作。这些政党对党员的管理比较松散,一般都是每年党员重新登记一次,即填写一张简单表格,交很少的党费或不交党费,管理部门给党员寄发一次党证。这些政党的党员,不需要加入一个基层党组织,也不需要过组织生活,党员退出存在于党员重新登记的过程中,一次政治风波,往往会使党员队伍大大缩水,因而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党员退出机制。譬如,上世纪70年代欧洲共产主义鼎盛时期,西欧国家的共产党党员队伍规模普遍庞大起来,其中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都曾经达到180万党员,西班牙共产党也达到90万党员。但是,苏东剧变使这些党的规模迅速缩水,到目前,法国共产党3万多党员、西班牙共产党4万多党员。由于发达国家大都实行多党制,存在许多个政党,特别是有的国家共产党员人数极少,单独计算共产党员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似乎没有什么意义。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大都经历过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武装斗争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是一个争取扩大党员队伍的过程,同时严酷的武装斗争也是陶冶和纯化党员队伍的过程,在取得政权以前不存在党员队伍规模过大的问题。革命成功以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和领导党,党的活动环境和活动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各色人等包括各种投机分子企图利用执政党党员的称号谋取私利的异己分子,蜂拥至党内,党员规模急剧膨胀,给党带来极大的危险。

  例如,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前,俄国党党员约为24万;十月革命后,大量非无产者纷纷入党,其中不乏混进党内的野心家、趋炎附势和巧于钻营的人。到俄共(布)八大时,党员总数已达31.3万。为解决党的组织成分变化和党员数量剧增所带来的党内纪律松弛、违法乱纪等问题,八大决定进行全体党员重新登记,清除那些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从1919年3月到同年9月,进行了列宁时期的第一次清党。1919年8月到9月,俄共各地党组织在完成党员重新登记后相继举行了征收党员周,突击征收新党员,仅俄罗斯联邦欧洲部分38个省就有20多万人入党,到1920年3月党员总数又增长到61.1万。这种突击征收党员的做法,实际上又造成了新的党内成分不纯和规模膨胀的问题。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时,党员总数已达73万人,十大又决定在全党进行清党。从1921年3月到1922年3月,进行了列宁时期的第二次清党。到1922年3月俄共(布)十一大时,党员总数已下降为53.2万人。列宁对这种大规模清党的方式虽不尽满意,但认为“必须找出一些在事实上进行清党的办法,即减少党员数量的办法”。斯大林时期,联共(布)又进行了多次清党活动,斯大林借此消灭党内异己,迫害不同政见者,加之清党过程中存在着挟嫌报复、混淆敌我矛盾、动用专政机关等问题,因而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苏共拥有24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几百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到拥有19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这种盛极而衰的情景,自然也隐含着党员队伍规模过大和没有形成健全的党员退出机制方面的沉痛教训。

  在目前条件下,要定义党员占总人口比例多少才是适度规模,是很困难的和不现实的,针对当下党建存在的实际问题采取清理党员队伍的有效措施,才是最现实的选择。

  健全党员退出机制成当务之急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夺取政权的曲折革命进程中,党员队伍也从1921年建党时的57人,曲折发展到1949年的约448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6万人。中共成为执政党和领导党之后,其吸引力极大,尽管也经历过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倾和反右派、民主补课、四清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有关清理党员队伍的运动,但是这种运动式整党整风,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一样,并没有形成一种健康的党员退出机制。到2012年十八大时,党员队伍仍发展到约8300万人。面对党内存在的发展党员把关不严、党员队伍结构不尽合理、党员管理机制不健全,部分党员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组织纪律不强,甚至思想蜕变、腐化堕落等问题,健全党员退出机制,成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当务之急。

  如何健全党员退出机制?这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在目前没有成熟的国内外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我们党应该大胆革新,创造出崭新的党员管理和退出机制。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把党章党规中的相关规定具体化、规范化和严格贯彻落实。

  在党的十二大以前,我们党只有对不合格党员进行劝退的规定,但从十二大党章开始,已规定“党员有退党的自由”。这就是说,党章中的“退党自由”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包括党员要求退党自由、党组织对不合格党员劝退自由和除名自由、党员自行脱党自由等。

  健全党员退出机制:对党员分成三个类型进行管理

  笔者认为,要贯彻落实“退党自由”的有关规定,根据我们党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并依据以往整党整风的经验,可以大胆创新,通过修改党章党规的部分条文,尝试对党员进行分类管理。笔者认为,为了减轻阻力,比较现实可行的是把党员分为三个类型,即荣誉党员、预备党员、正式党员。

  首先,“荣誉党员”是个全新概念。可以把年龄大、身体差、已经退休、或由于其他原因,长期不能和不便参加党的活动而又不愿意退党的党员,列为荣誉党员;荣誉党员事实上包括了相当一部分党章中所说的“缺乏革命意志,不履行党员义务,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党员;荣誉党员不参加制度性的党员活动,不用过组织生活,没有党员的制度性义务,不交纳党费,不纳入党员的制度性常态管理;荣誉党员实际上是贯彻党章中关于“劝退除名”的一种特殊方式,仅仅证明过去是党员,表明自己的政治信仰,并终生享有党员的荣誉称号。根据笔者对周围党组织的观察,目前的党员队伍中,至少有20%可以列为荣誉党员,估计全党的绝对数量在1600万以上,这对于目前党员队伍消肿、提升党组织的战斗力,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其次,“预备党员”也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现行党章中,预备党员是指支部大会通过吸收新党员后在一年的预备期内的党员,似乎也是正式党员的一部分,因为很少有预备期满而不能转为正式党员的情况。但笔者这里所说的预备党员,则是指党员的一个全新类型,即大体上相当于目前的“入党积极分子”一类的人员,他们可以只填写一张简单的申请入党的表格,可以自觉自愿地每年向组织提交一份思想和工作汇报,不承担任何制度性意义上的工作任务,只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而自觉进行修养和锻炼,不履行任何入党手续,不交纳党费,党组织对他们只进行松散管理,只对自觉提供思想和工作汇报的人进行年度考察记档,作为以后吸收正式党员的基干分子,他们实际上是“自行登记入党”的非正式党员。确立这种新型预备党员以后,既可以减小目前党员队伍庞大松弛的问题,也可以扩大而不是缩小党的社会基础,还可以解决目前高校中对大学生入党进行名额限制、把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拒之党门之外等问题,所有愿意入党的人都可以自行加入预备党员。同时,可以规定过渡措施,把预备党员的预备期逐步逐年延缓,从二年依次过渡到三年、四年、五年,也就是把预备党员吸收为正式党员的时间最终过渡到预备期五年,这样既可以在五年的时间内延缓吸收正式党员约600万人,同时可以提高党员的质量,把真正符合条件的优秀预备党员吸收为正式党员。

  再次,“正式党员”也是一个发展了的概念。在现行党章中,一般理解是指预备党员期满转正后的党员。这里所说的正式党员,是指新型预备党员在较长的预备期满后(前述预备期从二年逐步过渡到五年),通过严格的入党程序,把最优秀的经过长期考验的优秀分子直接吸收为正式党员。确立“正式党员”的概念后,可以取消原来党章中的“预备党员”概念(因为单独列为上述一类党员),也就是支部大会通过吸收新党员后即为正式党员,不再需要一年预备期后再转为正式党员。这样既可以简化党员管理制度,同时因为已经有了更长时间的预备期,也可以提升和保证党员的质量。正式党员应该是目前谈论的“适度规模”的党员。

  最后,严格按照党章中“退党自由”的规定,清理现有的“正式党员”。贯彻落实退党自由的规定,必须真正转变观念,对于退党的人员不得有任何歧视,不得侵害他们的任何公民权益。对现有的党员队伍进行“荣誉党员”的分离缩编之后,真正落实党员要求退党准退、不合格劝退和除名、不履行党员义务即为自行脱党,这样党员队伍既可以瘦身消肿,又可以纯化和精干党员队伍,优化党员结构,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根据笔者参加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历次整党运动和党员重新登记的经历,在以往的任何一次整党和党员重新登记的过程中,事实上都有一部分党员因为精力衰退很想退党、但因为担忧受歧视而没有提出退党;也有一部分长时间不参加党的活动和未交纳党费、实际上已经自行脱党、而又被动员重新登记为党员;更有一部分不情愿登记而又因各种担忧重新登记为党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地方整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碍于面子和担忧损伤政绩,往往对这些“消极分子”进行再教育和再动员,直到重新登记为党员为止。相反,如果转变观念,真正落实“退党自由”的规定,根据笔者的直觉和观察,党员队伍还可以至少缩编10%,也就是绝对数量可以缩小800万以上。

  根据笔者的计算和估计,通过实行“荣誉党员”分离和“预备党员”延缓分离,正式党员可以缩编3000万左右,加上生老病死的自然淘汰,党员队伍可望回归到十四大时的5100万左右,或许这是可以思考的“适度规模”的参考坐标。

  (作者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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