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int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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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青网
今日，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将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大会。包括是否将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等众多事项将被提交讨论。超过三分之二委员同意，重启调查案就会通过。
社会监督委员会秘书长黄伟民介绍，会议不对媒体开放，相关内容及谈论结果或将通过网络渠道发布。此前已有委员透露，会讨论社监委的定位和职责。
对于郭美美事件重启调查的建议，最初是由社监委新闻发言人王永等几位委员提出，但王永坦言，在是否有必要重启调查的问题上，社监委内部存在很大争议。今日会上的表决将决定重启与否，获得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同意才可通过。
记者注意到，近日，红会社监委委员也备受网友质疑。知名爆料人周筱相继曝光包括王永、袁岳、黄伟民等在内的共计9名委员与红会有直接利益关联，在16名委员中，被曝光人数超过一半。尚未发现利益关联的只有白岩松、俞可平、迟福林等7人。
对此，委员袁岳表示，将在今天的大会上向委员会报告受质疑项目的合作情况。他更是公开声明，如有必要将辞职。“下一步到底要怎么走，相信很多委员都在思索。”委员王振耀也表示，公众要求社监委是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如果社监委真的如此定位，很多委员可能无法留任，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还有自己的工作要做。”社监委章程提出一年开两次大会，在时间上给予委员充分自由，他才愿意担任委员。作为新闻发言人，王永认为，红会成立社监委来自我监督，是一种社会组织的尝试，他希望社会给予更多的宽容、支持和鼓励。
为何紧盯“郭美美”不放?红监会委员回应
中国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红监会)委员王永4月28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将于6月中上旬红监会的上半年年会上,把重查“郭美美”的提案交到大会上商议,倘若多数委员都同意重新调查,将迅速开展工作。
红会也表示无权干涉红监会重启调查“郭美美”。那么,为啥要紧盯“郭美美”不放?红会和红监会到底是何关系?红监会能否实现“铁腕”监督红会,需要启动哪些程序?红监会的调查结果可否强制红会执行?
“解铃还须系铃人”,拟重启调查就是想解开“郭美美”之谜
“必须给公众一个可以看得见的真相。”王永说,红会的信任危机由“郭美美”引起,“解铃还须系铃人”。此前红会发布的1500多字的书面调查报告,虽然也说清楚了情况,但调查的整个过程不尽公开透明。广大网民包括他自己,都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还不了解,“郭美美”始终是一个谜团,拟重启调查就是要“解谜”。
王永说,自己确实没有得到集体授权,这个想法也没有上升到集体意志,最初是由他和刘姝威两位委员在微博上发起倡议,后来又有黄伟民、吕红兵两位委员也表示赞同调查。只要把此意见提交红监会集体进行表决,获得出席会议二分之一以上委员赞成就可以启动调查。
若调查启动,王永建议要征集一些志愿者作为调查组成员,进一步扩充监督力量。他希望通过红监会的独立调查,建立良好监督机制,发挥最广泛的社会力量,在有效的时间空间里达到真正监督慈善机构的目的。
红监会是否具备独立性和权威性?
为加强社会各界对红十字会工作、项目及捐赠款物使用情况的监督,进一步推动公开透明,红监会于2012年年底成立。
红监会能否具备独立性和权威性?中国红十字总会相关负责人在其成立大会上就曾表示,委员是否具有社会化、专业性和独立性,是第一次对委员遴选过程中的主要考量因素,16名委员遴选主要从专业背景、社会公信力、热心公益等方面考量,同时考虑了不同专业人员的协同匹配,包括法律、财务、医学、传播、社会管理、救援等领域的专业人士。
“红监会的委员不从红会领取任何报酬,以志愿者身份开展对红会的监督,确保调查的独立性。”王永介绍说,第一批委员是由红会发出邀请,从第二批委员开始,决定权就转到了红监会,不需要得到红会的批准,红会也无权干涉。
至于谁来监督红监会,王永表示这要交给社会公众的眼睛,他们所有的调查和监督都要透明公开。作为红监会的委员,责任很重大,这涉及自己的声誉、信誉问题。而且,根据《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章程》,监督委员会有一套评价和退出机制,如果不能够尽心尽力、不能真正忠于职守,就不会拥有这个荣誉。
红监会有没有铁腕的监督和执行措施?
王永说,红监会对红会的监督虽然没有铁腕措施,但从目前的运行情况来看,红会对红监会提出的不少质疑和批评都进行了积极回应。
比如,在这次的芦山地震中,红监会要求红会所有捐款信息公开,让每一笔善款有据可查,总体看做得还比较不错。另外,子虚乌有的“地方红会虚开救灾药品发票案”“有图有真相”的“红会工作人员开车中途甩下志愿者事件”,通过红监会的介入,也都得到了有效澄清。
最近,有公众反映北京的红十字会有捐款摊派现象,红监会也立即督促调查,并进行了整改。
在王永看来,红会要想走出信任危机,必须做到公开透明廉洁高效。虽然还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撑,但这不是逃避的理由,必须让公众看到红会进步的诚意。所有的慈善机构都是善款的持有者,这个组织离不开监督。只有让每项工作都在阳光下运行,爱心才不会被挥霍,大家可以通过红监会的微博、网站和电话进行监督。
红会重塑公信力需要“时间表”
现下的红会,和经历地震灾难的芦山一样,也处在亟需重建的阶段。红会重塑公信力,既要争分夺秒,也不能乱了手脚。重塑一个“经得起八级质疑”的红会,需要红会自身的涅槃重生,同样需要公众多一点耐心。
砍树容易栽树难,信任重建急不来。红会的信任危机源头在于“郭美美”事件。但更重要的是,要解决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红会透明度和专业性方面的表现与公众的期待仍有差距。除了运作模式外,制度建设落后,以及与群众的距离感等,都是不可不破的症结,红会要真诚接受公众的质询和批评。
对于公众而言,一味指责显然无助于中国现有的慈善工作。此时,少些带有成见的抹黑和批评,多一份冷静和理性,让慈善回归“平常心”,也许更好。
红监会:郭美美红会怎么没关系
【演播室】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面对面》。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红十字会又站到了风口浪尖。在四川芦山地震之后的短短几天当中，媒体爆出的关于红会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受捐活动遇冷；“地方红会虚开救灾药品发票案”；有图有真相的“红会工作人员开车中途甩下志愿者事件”，以及百余艺术家在汶川地震时义拍筹款8472万元不知去向等等。就在此时，关于是否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的争议”浮出了水面。5月3日本周五下午，我采访了表示重启“郭美美事件”的当事人、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王永。
记者：为什么要对这样一个单独的案件再次调查？
王永：两个原因。第一个因为芦山地震以后，我们看到红十字会的官方微博上面收到了十几万个“滚”，那么除了这些“滚”之外还有大量的人，你们这个钱是不是又给郭美美去买包了，又去买车了，又去拿去挥霍了等等，从这个评论上可以看出，社会公众其实对郭美美是否真的跟红会有关系或者说跟红会有什么样的关系都搞不清楚。第二个，我后来又仔细研究了监察部和红十字会一共五个单位联合做出了调查报告，你没有正面地对公众引发的那些质疑给予正面的回应，你只是说了没关系，为什么没关系？你并没有说得很清楚，凭我个人的判断，我认为问题肯定是存在。
记者：你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判断？
王永：我觉得这件事情用我的话来讲就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有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你既然说毫无关系，你为什么要解散中国商业红十字会呢？那么就算没有财务上的关联，那么你管理上的红会你是不是有责任？为什么就能够让人家用你的旗号去开展工作呢？你有没有对这个合作伙伴进行非常严格的筛查、考察？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问题，我相信把这个帐算清楚，我觉得对红会重塑公信力是有帮助的。
【新闻】王永所在的社会监督委员会2011年12月9日由红十字会牵头成立，共由16个人组成，包括了法律、财务、医学、传播、社会管理、救援等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2011年郭美美事件之后，这个名单中的好几个人都曾经对红十字会发出非常严厉的批评，这就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我的同事白岩松、中科院的杨团和北京大学的金锦萍教授等。而这个委员会是作为一个独立机构存在，不隶属红十字会，但是他可以主动代表社会公众对红会开展调查和监督，独立向社会发布监督公告。同时，在职能上，监督委员会将承担起对红十字会的社会捐赠款物使用、资助项目等进行监督的职责。
解说：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是王永联合另一位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刘姝威发起的建议，而这个建议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不过目前，对于是否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红十字会和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态度似乎并不一致。4月26日，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是否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这将由社监委独立决定，红十字会无权干涉。而仅仅两天之后，中国红十字会发表声明，坚持对郭美美事件的原有认定。
赵白鸽：我们维护我们2011年12月31号的认定。
王永：很多公众说红会的观点和社监委的观点是相冲突的，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因为红会确实没有人要调查郭美美事件，但是是否调查跟红会其实没有关系的，如果社会监督委员会决定要调查，红会它必须配合，因为红会本身已经调查完了，不可能自己调查的事情它不承认再开始一次调查。
解说：除了中国红十字会之外，在社监委内部，对于重启郭美美事件的调查也有不同的声音。
记者：你和其他的委员沟通过吗？这些事情。
王永：我们有一些沟通。
记者：他们的态度？
王永：有些委员的态度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有必要调查，那有些委员的态度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必要调查，已经都说清楚了，那当然也有一些委员是觉得可以调查，但是什么时机调查，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调查，谁来调查。
记者：为什么内部分歧这么大？
王永：如果调查出的结果还是跟之前的调查的结果是一样，我们怎么向社会公众解释，社会公众会相信吗？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确实比较复杂，我觉得这些委员的顾虑也是很有道理的。
记者：现在在你们社监委内部就你的这样一个提议是否达成共识？
王永：目前我们还没有提交审议。
记者：这一切都是问号是吗？
王永：这些都是问号，所以我们需要在6月19号的时候，完善了我们的方案以后，然后呢再进行表决。
记者：但是别人也认为这对于刚刚恢复一点点这样声誉的红会来讲是雪上加霜。
王永：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是刮骨疗伤，而不是雪上加霜。刮骨疗伤的典故就是说这个伤看起来已经好了，但是我每天我到了冷的时候我还是不舒服，为什么？因为毒素还在体内，最后只有把这个刮骨疗伤把这个毒素彻底清除以后你才能够真正地恢复健康。
记者：为什么一直要纠缠这样一个个例的案子呢，人们会说过去的让它过去，我们寄希望红会的未来的生存体制改革。
王永：我也很认同大家的观点，我也认为我们要寄希望于未来，我们当时也是这样想的，但是芦山地震这件事情出来以后，从网友的评论上看，如果要不查清楚这件事情，这个坎永远都过不了。
解说：正当是否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还存有争议的时候，另一则关于“百余艺术家在汶川地震时义拍筹款8472万元不知去向”的消息又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4月25日，艺术家方力钧在自己的微博中称：“2008汶川地震，一百多名艺术家义拍八千多万元，定向捐给青城山，所有工作公开进行。至今日，青城山没收到，善款不知所终。”后来他又进一步解释，上次义拍至今五年，“我本人未得到善款使用的任何说明。”随后，画家刘溢、收藏家唐炬等多位曾参与义拍的艺术家也都转发“同问”。
记者：在出现这样一个信息披露之后，你和他们红会的相关人士做过沟通吗？
王永：在第一时间就做了沟通，我说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给我的解释是这样的，当时呢这个钱收了，收了以后也准备按照艺术家的要求在他们指定的地方建那么一个项目，这个项目也报上去了，但是呢这个重建的这个办公室呢他需要整体评估，那么也许他们评估以后觉得有类似的项目已经在做了，不能重复建设或者他们认为这个项目不合适在这个地方建设，可能就没有通过这个审批，那好了没有通过这个审批呢，那这个规划没有通过以后，这个钱就没有花出去。这个时候，其实应该是他马上要跟这个捐款人沟通，然后征得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再改变用途，这就没有瑕疵了。
解说：对于这一事件，由于涉及到诸多的艺术名人，很快就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随之而来的自然是对红十字会的又一轮抨击。
王永：后来我又第一时间跟总会的领导沟通，我说你们应该，你们必须把项目的清单也发布出来。
记者：他们怎么回应？
王永：他们在半个小时以后就发布出来了，我记得那天是，是一个休息日，但是他们在半个小时以后就把这个信息发布出来了。后来网友又有质疑，说你发布了一个清单，你没有写清楚详细的地址，我们怎么去监督，怎么去查。那好了，我也把这件事情也告诉了红会，红会给我的回应是好，我们抓紧时间把项目的清单整理出来，向公众公布，我当时就问他，那你为什么你这个清单能公布，为什么那个清单就不能公布呢？后来他给我们的解释是，因为目前的这个公布的这个项目清单是我们在计划的时候的项目清单，这个计划是按照目前是按照计划来执行的，那么总会它是不可能面对县红会的，总会需要面对省、市的直辖市的红会，所以信息的搜集是需要有一个时间的过程，我说好，我说那你们这个解释最后我个人我也能够接受，但是我想你们给我一个时间。
解说：就在王永与红十字会沟通的同时，中国红十字会也在第一时间对此事件进行了致歉说明。
【新闻】红十字会表示，北京保利捐款意向是用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将100多位艺术家捐赠的资金用于博爱家园项目的建设，这与捐赠人的意愿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在捐款使用全部过程中，未能及时与捐赠人沟通，对捐赠人的服务有欠缺。红十字会对此向相关捐赠者致歉，并表示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
记者：作为慈善机构来讲，像善款被挪用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仅仅道歉足够吗？
王永：是，不够。我说面对质疑，红会只是道歉是不够的。因为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艺术家的善款，他是委托给红十字会，这个钱的主人从本质上来讲不是红十字会，红十字会他只是起一个代行管理的职责，所以你要动用这些钱你必须要征得捐款人本人的同意，这是中国红十字会捐赠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的。但现在这个做法是错误的，而且我个人认为，不能仅仅只是道歉，而且一定要得到艺术家的谅解，双方要达成一个备忘，达成谅解，而且以书面的形式来告知社会公众，我觉得这件事情才可以。否则的话，按照捐赠管理办法的话，红会是需要承担行政责任的。
解说：然而非常有意思的是，正当中国红十字会接受第三方中国红十字社会监督委员会监督的时候。又有媒体报道称，红会的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近日当选2013年中国十大品牌女性。一位名叫“五岳散人”网友5月2日质疑说：颁奖机构为品牌中国产业联盟，该联盟的秘书长王永同时也是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对此,王永在微博回应：如有任何利益输送，定当担责。
记者：你心里觉得委屈吗？
王永：你觉得呢？
记者：我想听你的答案。
王永：我觉得有点委屈。
记者：从外人来看，这的确让人有些联想，因为你作为一个品牌中国的创始人，然后你把这样一个奖颁给了你要监督的一个对象。
王永：就这个质疑从表面上一听我觉得是，听起来是有道理的，好像觉得是不太应该。在评选委员会我只有一票的投票权，相信还有其他的专家，包括国务院参事，包括全国妇联，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一些领导，还有其他社会上的一些学者，那么每个人他都有一个判断。那这个投完票以后，我们是根据投票的结果来决定谁是否当选，我所起的作用只是一个推荐权。
今日，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将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大会。包括是否将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等众多事项将被提交讨论。超过三分之二委员同意，重启调查案就会通过。
社会监督委员会秘书长黄伟民介绍，会议不对媒体开放，相关内容及谈论结果或将通过网络渠道发布。此前已有委员透露，会讨论社监委的定位和职责。
对于郭美美事件重启调查的建议，最初是由社监委新闻发言人王永等几位委员提出，但王永坦言，在是否有必要重启调查的问题上，社监委内部存在很大争议。今日会上的表决将决定重启与否，获得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同意才可通过。
记者注意到，近日，红会社监委委员也备受网友质疑。知名爆料人周筱相继曝光包括王永、袁岳、黄伟民等在内的共计9名委员与红会有直接利益关联，在16名委员中，被曝光人数超过一半。尚未发现利益关联的只有白岩松、俞可平、迟福林等7人。
对此，委员袁岳表示，将在今天的大会上向委员会报告受质疑项目的合作情况。他更是公开声明，如有必要将辞职。“下一步到底要怎么走，相信很多委员都在思索。”委员王振耀也表示，公众要求社监委是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如果社监委真的如此定位，很多委员可能无法留任，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还有自己的工作要做。”社监委章程提出一年开两次大会，在时间上给予委员充分自由，他才愿意担任委员。作为新闻发言人，王永认为，红会成立社监委来自我监督，是一种社会组织的尝试，他希望社会给予更多的宽容、支持和鼓励。
为何紧盯“郭美美”不放?红监会委员回应
中国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红监会)委员王永4月28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将于6月中上旬红监会的上半年年会上,把重查“郭美美”的提案交到大会上商议,倘若多数委员都同意重新调查,将迅速开展工作。
红会也表示无权干涉红监会重启调查“郭美美”。那么,为啥要紧盯“郭美美”不放?红会和红监会到底是何关系?红监会能否实现“铁腕”监督红会,需要启动哪些程序?红监会的调查结果可否强制红会执行?
“解铃还须系铃人”,拟重启调查就是想解开“郭美美”之谜
“必须给公众一个可以看得见的真相。”王永说,红会的信任危机由“郭美美”引起,“解铃还须系铃人”。此前红会发布的1500多字的书面调查报告,虽然也说清楚了情况,但调查的整个过程不尽公开透明。广大网民包括他自己,都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还不了解,“郭美美”始终是一个谜团,拟重启调查就是要“解谜”。
王永说,自己确实没有得到集体授权,这个想法也没有上升到集体意志,最初是由他和刘姝威两位委员在微博上发起倡议,后来又有黄伟民、吕红兵两位委员也表示赞同调查。只要把此意见提交红监会集体进行表决,获得出席会议二分之一以上委员赞成就可以启动调查。
若调查启动,王永建议要征集一些志愿者作为调查组成员,进一步扩充监督力量。他希望通过红监会的独立调查,建立良好监督机制,发挥最广泛的社会力量,在有效的时间空间里达到真正监督慈善机构的目的。
红监会是否具备独立性和权威性?
为加强社会各界对红十字会工作、项目及捐赠款物使用情况的监督,进一步推动公开透明,红监会于2012年年底成立。
红监会能否具备独立性和权威性?中国红十字总会相关负责人在其成立大会上就曾表示,委员是否具有社会化、专业性和独立性,是第一次对委员遴选过程中的主要考量因素,16名委员遴选主要从专业背景、社会公信力、热心公益等方面考量,同时考虑了不同专业人员的协同匹配,包括法律、财务、医学、传播、社会管理、救援等领域的专业人士。
“红监会的委员不从红会领取任何报酬,以志愿者身份开展对红会的监督,确保调查的独立性。”王永介绍说,第一批委员是由红会发出邀请,从第二批委员开始,决定权就转到了红监会,不需要得到红会的批准,红会也无权干涉。
至于谁来监督红监会,王永表示这要交给社会公众的眼睛,他们所有的调查和监督都要透明公开。作为红监会的委员,责任很重大,这涉及自己的声誉、信誉问题。而且,根据《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章程》,监督委员会有一套评价和退出机制,如果不能够尽心尽力、不能真正忠于职守,就不会拥有这个荣誉。
红监会有没有铁腕的监督和执行措施?
王永说,红监会对红会的监督虽然没有铁腕措施,但从目前的运行情况来看,红会对红监会提出的不少质疑和批评都进行了积极回应。
比如,在这次的芦山地震中,红监会要求红会所有捐款信息公开,让每一笔善款有据可查,总体看做得还比较不错。另外,子虚乌有的“地方红会虚开救灾药品发票案”“有图有真相”的“红会工作人员开车中途甩下志愿者事件”,通过红监会的介入,也都得到了有效澄清。
最近,有公众反映北京的红十字会有捐款摊派现象,红监会也立即督促调查,并进行了整改。
在王永看来,红会要想走出信任危机,必须做到公开透明廉洁高效。虽然还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撑,但这不是逃避的理由,必须让公众看到红会进步的诚意。所有的慈善机构都是善款的持有者,这个组织离不开监督。只有让每项工作都在阳光下运行,爱心才不会被挥霍,大家可以通过红监会的微博、网站和电话进行监督。
红会重塑公信力需要“时间表”
现下的红会,和经历地震灾难的芦山一样,也处在亟需重建的阶段。红会重塑公信力,既要争分夺秒,也不能乱了手脚。重塑一个“经得起八级质疑”的红会,需要红会自身的涅槃重生,同样需要公众多一点耐心。
砍树容易栽树难,信任重建急不来。红会的信任危机源头在于“郭美美”事件。但更重要的是,要解决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红会透明度和专业性方面的表现与公众的期待仍有差距。除了运作模式外,制度建设落后,以及与群众的距离感等,都是不可不破的症结,红会要真诚接受公众的质询和批评。
对于公众而言,一味指责显然无助于中国现有的慈善工作。此时,少些带有成见的抹黑和批评,多一份冷静和理性,让慈善回归“平常心”,也许更好。
红监会:郭美美红会怎么没关系
【演播室】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面对面》。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红十字会又站到了风口浪尖。在四川芦山地震之后的短短几天当中，媒体爆出的关于红会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受捐活动遇冷；“地方红会虚开救灾药品发票案”；有图有真相的“红会工作人员开车中途甩下志愿者事件”，以及百余艺术家在汶川地震时义拍筹款8472万元不知去向等等。就在此时，关于是否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的争议”浮出了水面。5月3日本周五下午，我采访了表示重启“郭美美事件”的当事人、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王永。
记者：为什么要对这样一个单独的案件再次调查？
王永：两个原因。第一个因为芦山地震以后，我们看到红十字会的官方微博上面收到了十几万个“滚”，那么除了这些“滚”之外还有大量的人，你们这个钱是不是又给郭美美去买包了，又去买车了，又去拿去挥霍了等等，从这个评论上可以看出，社会公众其实对郭美美是否真的跟红会有关系或者说跟红会有什么样的关系都搞不清楚。第二个，我后来又仔细研究了监察部和红十字会一共五个单位联合做出了调查报告，你没有正面地对公众引发的那些质疑给予正面的回应，你只是说了没关系，为什么没关系？你并没有说得很清楚，凭我个人的判断，我认为问题肯定是存在。
记者：你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判断？
王永：我觉得这件事情用我的话来讲就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有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你既然说毫无关系，你为什么要解散中国商业红十字会呢？那么就算没有财务上的关联，那么你管理上的红会你是不是有责任？为什么就能够让人家用你的旗号去开展工作呢？你有没有对这个合作伙伴进行非常严格的筛查、考察？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问题，我相信把这个帐算清楚，我觉得对红会重塑公信力是有帮助的。
【新闻】王永所在的社会监督委员会2011年12月9日由红十字会牵头成立，共由16个人组成，包括了法律、财务、医学、传播、社会管理、救援等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2011年郭美美事件之后，这个名单中的好几个人都曾经对红十字会发出非常严厉的批评，这就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我的同事白岩松、中科院的杨团和北京大学的金锦萍教授等。而这个委员会是作为一个独立机构存在，不隶属红十字会，但是他可以主动代表社会公众对红会开展调查和监督，独立向社会发布监督公告。同时，在职能上，监督委员会将承担起对红十字会的社会捐赠款物使用、资助项目等进行监督的职责。
解说：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是王永联合另一位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刘姝威发起的建议，而这个建议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不过目前，对于是否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红十字会和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态度似乎并不一致。4月26日，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是否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这将由社监委独立决定，红十字会无权干涉。而仅仅两天之后，中国红十字会发表声明，坚持对郭美美事件的原有认定。
赵白鸽：我们维护我们2011年12月31号的认定。
王永：很多公众说红会的观点和社监委的观点是相冲突的，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因为红会确实没有人要调查郭美美事件，但是是否调查跟红会其实没有关系的，如果社会监督委员会决定要调查，红会它必须配合，因为红会本身已经调查完了，不可能自己调查的事情它不承认再开始一次调查。
解说：除了中国红十字会之外，在社监委内部，对于重启郭美美事件的调查也有不同的声音。
记者：你和其他的委员沟通过吗？这些事情。
王永：我们有一些沟通。
记者：他们的态度？
王永：有些委员的态度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有必要调查，那有些委员的态度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必要调查，已经都说清楚了，那当然也有一些委员是觉得可以调查，但是什么时机调查，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调查，谁来调查。
记者：为什么内部分歧这么大？
王永：如果调查出的结果还是跟之前的调查的结果是一样，我们怎么向社会公众解释，社会公众会相信吗？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确实比较复杂，我觉得这些委员的顾虑也是很有道理的。
记者：现在在你们社监委内部就你的这样一个提议是否达成共识？
王永：目前我们还没有提交审议。
记者：这一切都是问号是吗？
王永：这些都是问号，所以我们需要在6月19号的时候，完善了我们的方案以后，然后呢再进行表决。
记者：但是别人也认为这对于刚刚恢复一点点这样声誉的红会来讲是雪上加霜。
王永：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是刮骨疗伤，而不是雪上加霜。刮骨疗伤的典故就是说这个伤看起来已经好了，但是我每天我到了冷的时候我还是不舒服，为什么？因为毒素还在体内，最后只有把这个刮骨疗伤把这个毒素彻底清除以后你才能够真正地恢复健康。
记者：为什么一直要纠缠这样一个个例的案子呢，人们会说过去的让它过去，我们寄希望红会的未来的生存体制改革。
王永：我也很认同大家的观点，我也认为我们要寄希望于未来，我们当时也是这样想的，但是芦山地震这件事情出来以后，从网友的评论上看，如果要不查清楚这件事情，这个坎永远都过不了。
解说：正当是否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还存有争议的时候，另一则关于“百余艺术家在汶川地震时义拍筹款8472万元不知去向”的消息又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4月25日，艺术家方力钧在自己的微博中称：“2008汶川地震，一百多名艺术家义拍八千多万元，定向捐给青城山，所有工作公开进行。至今日，青城山没收到，善款不知所终。”后来他又进一步解释，上次义拍至今五年，“我本人未得到善款使用的任何说明。”随后，画家刘溢、收藏家唐炬等多位曾参与义拍的艺术家也都转发“同问”。
记者：在出现这样一个信息披露之后，你和他们红会的相关人士做过沟通吗？
王永：在第一时间就做了沟通，我说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给我的解释是这样的，当时呢这个钱收了，收了以后也准备按照艺术家的要求在他们指定的地方建那么一个项目，这个项目也报上去了，但是呢这个重建的这个办公室呢他需要整体评估，那么也许他们评估以后觉得有类似的项目已经在做了，不能重复建设或者他们认为这个项目不合适在这个地方建设，可能就没有通过这个审批，那好了没有通过这个审批呢，那这个规划没有通过以后，这个钱就没有花出去。这个时候，其实应该是他马上要跟这个捐款人沟通，然后征得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再改变用途，这就没有瑕疵了。
解说：对于这一事件，由于涉及到诸多的艺术名人，很快就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随之而来的自然是对红十字会的又一轮抨击。
王永：后来我又第一时间跟总会的领导沟通，我说你们应该，你们必须把项目的清单也发布出来。
记者：他们怎么回应？
王永：他们在半个小时以后就发布出来了，我记得那天是，是一个休息日，但是他们在半个小时以后就把这个信息发布出来了。后来网友又有质疑，说你发布了一个清单，你没有写清楚详细的地址，我们怎么去监督，怎么去查。那好了，我也把这件事情也告诉了红会，红会给我的回应是好，我们抓紧时间把项目的清单整理出来，向公众公布，我当时就问他，那你为什么你这个清单能公布，为什么那个清单就不能公布呢？后来他给我们的解释是，因为目前的这个公布的这个项目清单是我们在计划的时候的项目清单，这个计划是按照目前是按照计划来执行的，那么总会它是不可能面对县红会的，总会需要面对省、市的直辖市的红会，所以信息的搜集是需要有一个时间的过程，我说好，我说那你们这个解释最后我个人我也能够接受，但是我想你们给我一个时间。
解说：就在王永与红十字会沟通的同时，中国红十字会也在第一时间对此事件进行了致歉说明。
【新闻】红十字会表示，北京保利捐款意向是用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将100多位艺术家捐赠的资金用于博爱家园项目的建设，这与捐赠人的意愿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在捐款使用全部过程中，未能及时与捐赠人沟通，对捐赠人的服务有欠缺。红十字会对此向相关捐赠者致歉，并表示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
记者：作为慈善机构来讲，像善款被挪用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仅仅道歉足够吗？
王永：是，不够。我说面对质疑，红会只是道歉是不够的。因为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艺术家的善款，他是委托给红十字会，这个钱的主人从本质上来讲不是红十字会，红十字会他只是起一个代行管理的职责，所以你要动用这些钱你必须要征得捐款人本人的同意，这是中国红十字会捐赠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的。但现在这个做法是错误的，而且我个人认为，不能仅仅只是道歉，而且一定要得到艺术家的谅解，双方要达成一个备忘，达成谅解，而且以书面的形式来告知社会公众，我觉得这件事情才可以。否则的话，按照捐赠管理办法的话，红会是需要承担行政责任的。
解说：然而非常有意思的是，正当中国红十字会接受第三方中国红十字社会监督委员会监督的时候。又有媒体报道称，红会的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近日当选2013年中国十大品牌女性。一位名叫“五岳散人”网友5月2日质疑说：颁奖机构为品牌中国产业联盟，该联盟的秘书长王永同时也是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对此,王永在微博回应：如有任何利益输送，定当担责。
记者：你心里觉得委屈吗？
王永：你觉得呢？
记者：我想听你的答案。
王永：我觉得有点委屈。
记者：从外人来看，这的确让人有些联想，因为你作为一个品牌中国的创始人，然后你把这样一个奖颁给了你要监督的一个对象。
王永：就这个质疑从表面上一听我觉得是，听起来是有道理的，好像觉得是不太应该。在评选委员会我只有一票的投票权，相信还有其他的专家，包括国务院参事，包括全国妇联，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一些领导，还有其他社会上的一些学者，那么每个人他都有一个判断。那这个投完票以后，我们是根据投票的结果来决定谁是否当选，我所起的作用只是一个推荐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