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素描：吃喝玩乐 成都文化人的圈子生活
在成都，这个全民享乐的城市，文化人幸福地实现着物质与理想的两栖生活。
地图上的成都像一张八卦图，规则，又似乎充满了玄机。从西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才子佳人”成都，到三国时期的“武侯”贤智成都，再到盛唐李杜的诗酒成都，3000年成都收容着历史的回响，兜来转去，到了今天，依然脱不了文化的内容。
2003年的今天，被人们誉为“第四城”的成都，不仅拥着历史的厚重，也有着现代的霸气。报纸新闻上说，成都市政府准备投资12亿改造两条不足400米的小街。朋友看到新闻后感慨说，“12亿耶，可以把那条街道用钞票包起来。”这就是成都富足的文化手笔。
有时候谈诗歌／有时候谈生意／有时候谈女人／有时候谈得疲倦了／站起来正想走／又来了几个客人(杨黎《大音棚夜总会》)
这首诗写的是诗人杨黎和何小竹多年前做生意时的情景。
这就是做生意的文化人和文化人做生意。
成都著名的酒吧“白夜”和它的主人翟永明，“原创音乐基地”小酒馆与唐蕾，也许连她们自己都说不清，文化与生意是什么关系。与很多酒店餐馆挂起明星的照片和签名相比，诗人二毛在“川东老家”挂起诗，在外地人看来一定是一种冒险的举动，但也正是因为墙上的诗、诗的菜名，“川东老家”才能被更多的人知晓，成为一个文化圈子的活动地。
四川是“诗歌之国”，据说，当今成都聚集着全国约四分之一的诗人。去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年代诗丛”选了当代10位诗人，成都人就占去了6把椅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成都的诗人参与了“第三代”诗歌运动，创立了“非非”、“莽汉”两大诗歌流派，今天的成都诗歌创作依然活跃，很多诗人来成都拜访诗人，北京“下半身”诗社的成员尹丽川、巫昂、沈浩波、春树都来过成都，春树来成都签售《北京娃娃》，第二天的报纸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标题“春树向成都前辈诗人请教”。
收入“年代诗丛”的诗人柏桦的诗集《往事》，曾在成都各大书店出现脱销。遭人鄙夷的现代诗歌，在成都从来不会遭受冷遇。在成都，你说你是写诗的，不会被冷落，反而会受到尊重。有个商人喜欢成都女诗人小安的诗，花费近万元请小安夫妇去度假村消费。有很多外地的杂志编辑来成都组稿，其真正的目的只是想拜访翟永明、小安、何小竹等诗人。
“一个有名的沙龙往往会有一位出色的女主持人，周围聚集着许多同时代的名流才子。”(《沙龙的兴衰》德国，瓦・托尔尼乌斯)这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沙龙，甚至在海明威的《不固定的圣节》里，我们依然能看到沙龙的痕迹。沙龙是一门鉴赏、炫耀和交流的艺术。成都是一个适合沙龙恣意成长的城市，这个城市有很多圈子，有着温和的气候，环境又是那么美。
北京的气候恶劣，风够硬，城市拥挤，有沙龙的气氛，却没有沙龙的环境，而上海、广州有沙龙的环境，依河傍水，但行色过于匆忙，而成都最适合沙龙，成都这座城市，从气质上而言，像极了巴黎，充满了情调，到处都是文化的痕迹。
我去北京有幸看到了北京的“沙龙”，那是个文化圈，地点在甲55号酒吧，来的人有作家出版社的编辑杨葵、编剧唐大年、写小说的石康、诗人芒克、报社编辑阿美，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诗人巫昂，写小说和诗歌的尹丽川等等。
从构成上来看，很像成都由李中茂、何小竹、小你、西门媚等人组成的“运动小组”。小组成员定期交纳活动经费，有组长、副组长、会计，还有新闻发言人，负责把小组“新闻”发布到网络BBS上。每周五下午两点半在预定地点进行体育锻炼，大部分时候是在猛追湾附近的一个体育馆，打羽毛球和乒乓球。运动两个小时左右，就去附近一个露天茶馆聊天或者玩“杀人游戏”。到了晚饭时间再去著名的“餐饮街”玉双路品尝美食，有时周末就开车到郊区游玩。体育锻炼、交流、游戏、品尝、旅游、美食五位一体，每到年底还要改选“小组”领导，像奥斯卡评奖那样，评选年度各种奖项，甚至家属都会领个“最佳参与奖”和“幕后英雄奖”。
与北京的圈子某个人埋单、上海圈子AA制相比，成都的“集资”消费，可以说既公平又合理。
张弛写了《北京病人》、《我们都去海拉尔》，为周围的圈子里的人物“立传”，成都的作家何小竹也写了《爱情歌谣》和“女巫”系列，洁尘写了《冰红酒蓝》、《中毒》，活跃在成都的文化人能在这些书里找到自己的影子。熟悉成都圈子的人，都想在他们的书里为人物对号入座。还有由叶的《来历不明的夜晚》、林文询的《成都人》，通过这些书，外地人就找到进入成都各个圈子的通道，在哪些活动场所哪些人物出没，什么地方有好吃的好玩的，都能根据他们的书找到。
北京有万圣书园、风入松书店，上海有季风书园。成都市中心天府广场背后就是连成一片几十家个体小书店，偏向学术的弘文书局也在市中心。成都最大的书城则坐落在最繁华的春熙路边上，外地人来成都，不得不感叹，这个城市既是文化的又是富裕的。成都有十多家私人博物馆，房地产公司老板樊建川开设有“抗战博物馆”，就连新津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泥水匠”也花费百万，将在岷江边上自家的餐馆改装成文物博物馆。
春熙路附近的元姐、胖哥向几个圈子里的人出售DVD已有好几年，就是靠为数不多的影迷，他们竟也生意兴隆，让不少外地人咋舌不已。而在成都藏碟最丰富的知戏馆，很多大学教授开车十几公里，特意到这里来租借影碟。
私家车拥有量在全国各城市中排名第三，每到周末，大家纷纷拥向城外，春天去城东的龙泉驿，赏花吃果，几个人在桃花树下打一天麻将，果子熟了，就花几十元钱“买”一棵树，桃子、枇杷吃够。夏天就去都江堰，坐在河边喝茶，晚上就着冰镇生啤吹凉风。
在成都，很容易养活自己，成都人挣了钱就消费，工作日的成都，茶馆、大街、餐饮店里聚了很多人，爱休闲的成都人总是让外地人怀疑成都人是不工作的。
在成都，你问本地人，成都最高的楼是哪座？他们一定答不出来，如果你问成都好吃好玩的地方，他们一定会滔滔不绝地说出十多家。
小你：水瓶座的文化圈
小你，1969年出生。专栏作家，报社编辑记者。
媒体圈子现在已是“日薄西山”了。1998年左右是我经历的比较有意思的时候，那时候成都的媒体竞争是一种真正的竞争，成都也有真正的媒体。这个圈子里的人在外面跑了一圈，回来后很吃惊地说，成都已经没有肉食动物，全是草食动物了，媒体包括媒体人都变得温和，中规中矩，不会探讨什么东西，那时候我们会为了一个标题激动，去想、去琢磨。现在的文化圈子已经越来越民间化，越来越散，而且没有平台和阵地，纯粹的文化圈子也越来越式微，很多人变成了时尚写手，为了生计，被迫写一些“谎言”，文化的意义越来越式微。成都作家都比较感性，圈子变得感性，比较随意，比较自发，没有什么目的性，从星座上来说，他们就不是目的性强的魔羯座，而是水瓶座，是飘来飘去风象星座。我现在参与的就是“运动小组”的这个圈子，参加的都是新闻工作者。我们这个圈子没有游戏规则，你被大家认可了，大家觉得你可以了，这种认可也没有规则，不需要出身和背景。就我现在这个圈子而言，有一种“反智”倾向，比如你提出一个严谨的学术话题，大家可能就会嘻嘻哈哈，说一些很好玩的话，把话题“解构”化掉，周围的变得很“轻”，大家都变得个人化、自由化，已经没有交流的氛围和环境，只是好玩。
人需要交流，需要找到一个“知己”，就像我们看一本书，有个人有和我们同样的想法，就感觉很舒服。大家在一起比较愉快，同时也需要一种氛围，圈子慢慢就发展成友情了，反而最早的出发点就淡了下来。我在网络上开设的“小你的虚空间”BBS，最初的设想是一个沟通和交流的平台，后来就变成了一个留言板，这个就很有意思，比如有个人发帖子，什么时候在哪里吃什么，一下子就来了很多人，而且谁来就来，谁不来也不会挂念，就是这样的自由。特别随意。
唐蕾：成都的音乐很温和
唐蕾，1957年出生，1997年开办小酒馆酒吧。
成都原创音乐圈目前比较低迷。还是觉得成都缺好的乐手，乐队也不是很稳定，很多乐手面临生存等各方面的原因，解散的很多，但新的乐队又不断组建，总的感觉是高潮期过去了，高潮应该是2000年，我带了9支乐队去北京演出。去北京让很多乐手认识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有的乐手就沉淀了下去，有的乐手更成熟。成都的原创音乐虽然比不上北京，但就全国来看，成都的原创音乐还是非常出色的。比如“声音玩具”、另外“两位同志”、“阿修罗”。乐队的解散与组建，是世界性的流行，像北京的“子曰”乐队那样坚持很多年还是比较罕见。
与一般人相比，乐手更个体化，更崇尚自由，也更个性化。就做的音乐来说，成都的原创音乐不像北京一些音乐创作者更政治化，带有强烈的攻击性，成都人与北京人相比，本来就不太关心政治，成都乐手所做的音乐表现人性的东西要多些，就性情来说，成都的歌手也更温和一些，没有那么尖锐和激烈。因为环境不一样，所做的音乐也不一样，但并不影响音乐的品质。在成都做音乐更容易养活自己，这能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排练，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音乐创作中去，在成都，很容易就能养活自己，但在北京可能要难些，北京一些乐手的生活真的太苦，成都乐手在生活上比北京要便宜得多。在信息化时代，资讯并不落后，虽然乐手在成都发展比北京少得多，但成都的乐手又不愿意去北京。他们在北京可能要为生计发愁，在成都可以全副身心地做音乐。成都乐手的野心都不大，做音乐只是他们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有个乐手叫白小墨，他不仅仅唱歌，还组织了很多活动，投入了大量资金购买相关设备组建了简易录音室。还有四川大学艺术系的研究生泰然，他开玩笑说，为了能依靠父母的供养着，更好地做音乐，被迫读了研究生。现在做音乐的人与以前不一样了，现在大家都成熟了，不会为了做音乐弄得没有饭吃，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很惨。大家还是意识到，首先要养活自己，然后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郭彦：不可能天天酩酊大醉
郭彦，1964年出生，成都某时尚杂志主编。
我应该不是个圈子化的人。这么多年，什么朋友都有，我有意识地不在一个圈子里混很深，人应该随缘一些。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成都有一帮最早的圈子，因为我先生(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易丹)是搞艺术评论和艺术史的，经常和一些画家打交道，自然而然我就被带进去了。有张小刚、周春芽、阿来……全是一帮搞艺术的，搞文学的。
那时好像都没有什么物质上的需要，处于一个很放松的状态，年轻放肆，张扬着自己的个性，都很颓，很烦，集体去对抗一些东西，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觉得自己最了不起。没有电话，也没有人去刻意组织，经常是突然一个人来敲门，问你家有什么吃的，他自己拎着从云南带回来的火腿，然后就一起做饭吃。喝的是白酒，喝着喝着觉得几个人不过瘾，又用公用电话到处找人过来。大家都很穷，但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经常都有十多个人睡在我家里，看最前卫的碟，听最前卫的音乐，看最前卫的录像，没日没夜地打扑克，打输了就在脸上、身上画各种图案，那帮人大多是画画的，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玩晚了大家都不想回去，就在地板上横七八竖睡一屋子。有时候吵着看剪影，于是灯光熄掉，让一个人脱了外套站在窗边，大家一块欣赏，不分男女。第二天早晨醒来，一帮人就跑出去，有时是去看幻灯片，有时是去交流一下自己的歌带，张晓刚和我先生都是音乐发烧友，那时候磁带很不好买，一次有个朋友从广州带回来一盘打口磁带，是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一帮人一窝蜂跑过去，都听呆了，听得热泪盈眶。当时还有一些外国朋友加入进来，生活很随意，没有任何规律。
1996年我从美国回来之后。虽然在美国时间只有半年，但给我的刺激比较大。先生是作为访问学者过去，我的身份是家属，没什么事做，觉得很闲。突然意识到自己在浪费生命，生命也罢，才华也罢，时间也罢……就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事情，回来以后就做了本杂志，把自己的生活重新作了一些调整。开始正规地走职业化的道路了。以前太个人化了，好像自己和这个社会没有什么关系，而现在有很强的责任感，有一种参与感。如果没有当初那些圈子，今天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积累。
1980年代这个圈子，有的远走他乡、出国，有的有了家庭孩子，有的年纪太大，玩不动了。很多人的社会地位和职业都在发生改变，再没有一个很适合的渠道让人去沉迷于圈子文化了。现在朋友在一起玩，更多的是消遣，很少有人再去很热切地关注某种东西。就像一个班级的同学一样，有一天会告别，有一天又会重聚，但永远不带任何功利性。这关系，更像酒，有时候会喝一点，但不可能天天酩酊大醉。(□田静 小然 摄影 叶建 蔡鸣)
《南方周末》2003年7月2日
在成都，这个全民享乐的城市，文化人幸福地实现着物质与理想的两栖生活。
地图上的成都像一张八卦图，规则，又似乎充满了玄机。从西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才子佳人”成都，到三国时期的“武侯”贤智成都，再到盛唐李杜的诗酒成都，3000年成都收容着历史的回响，兜来转去，到了今天，依然脱不了文化的内容。
2003年的今天，被人们誉为“第四城”的成都，不仅拥着历史的厚重，也有着现代的霸气。报纸新闻上说，成都市政府准备投资12亿改造两条不足400米的小街。朋友看到新闻后感慨说，“12亿耶，可以把那条街道用钞票包起来。”这就是成都富足的文化手笔。
有时候谈诗歌／有时候谈生意／有时候谈女人／有时候谈得疲倦了／站起来正想走／又来了几个客人(杨黎《大音棚夜总会》)
这首诗写的是诗人杨黎和何小竹多年前做生意时的情景。
这就是做生意的文化人和文化人做生意。
成都著名的酒吧“白夜”和它的主人翟永明，“原创音乐基地”小酒馆与唐蕾，也许连她们自己都说不清，文化与生意是什么关系。与很多酒店餐馆挂起明星的照片和签名相比，诗人二毛在“川东老家”挂起诗，在外地人看来一定是一种冒险的举动，但也正是因为墙上的诗、诗的菜名，“川东老家”才能被更多的人知晓，成为一个文化圈子的活动地。
四川是“诗歌之国”，据说，当今成都聚集着全国约四分之一的诗人。去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年代诗丛”选了当代10位诗人，成都人就占去了6把椅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成都的诗人参与了“第三代”诗歌运动，创立了“非非”、“莽汉”两大诗歌流派，今天的成都诗歌创作依然活跃，很多诗人来成都拜访诗人，北京“下半身”诗社的成员尹丽川、巫昂、沈浩波、春树都来过成都，春树来成都签售《北京娃娃》，第二天的报纸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标题“春树向成都前辈诗人请教”。
收入“年代诗丛”的诗人柏桦的诗集《往事》，曾在成都各大书店出现脱销。遭人鄙夷的现代诗歌，在成都从来不会遭受冷遇。在成都，你说你是写诗的，不会被冷落，反而会受到尊重。有个商人喜欢成都女诗人小安的诗，花费近万元请小安夫妇去度假村消费。有很多外地的杂志编辑来成都组稿，其真正的目的只是想拜访翟永明、小安、何小竹等诗人。
“一个有名的沙龙往往会有一位出色的女主持人，周围聚集着许多同时代的名流才子。”(《沙龙的兴衰》德国，瓦・托尔尼乌斯)这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沙龙，甚至在海明威的《不固定的圣节》里，我们依然能看到沙龙的痕迹。沙龙是一门鉴赏、炫耀和交流的艺术。成都是一个适合沙龙恣意成长的城市，这个城市有很多圈子，有着温和的气候，环境又是那么美。
北京的气候恶劣，风够硬，城市拥挤，有沙龙的气氛，却没有沙龙的环境，而上海、广州有沙龙的环境，依河傍水，但行色过于匆忙，而成都最适合沙龙，成都这座城市，从气质上而言，像极了巴黎，充满了情调，到处都是文化的痕迹。
我去北京有幸看到了北京的“沙龙”，那是个文化圈，地点在甲55号酒吧，来的人有作家出版社的编辑杨葵、编剧唐大年、写小说的石康、诗人芒克、报社编辑阿美，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诗人巫昂，写小说和诗歌的尹丽川等等。
从构成上来看，很像成都由李中茂、何小竹、小你、西门媚等人组成的“运动小组”。小组成员定期交纳活动经费，有组长、副组长、会计，还有新闻发言人，负责把小组“新闻”发布到网络BBS上。每周五下午两点半在预定地点进行体育锻炼，大部分时候是在猛追湾附近的一个体育馆，打羽毛球和乒乓球。运动两个小时左右，就去附近一个露天茶馆聊天或者玩“杀人游戏”。到了晚饭时间再去著名的“餐饮街”玉双路品尝美食，有时周末就开车到郊区游玩。体育锻炼、交流、游戏、品尝、旅游、美食五位一体，每到年底还要改选“小组”领导，像奥斯卡评奖那样，评选年度各种奖项，甚至家属都会领个“最佳参与奖”和“幕后英雄奖”。
与北京的圈子某个人埋单、上海圈子AA制相比，成都的“集资”消费，可以说既公平又合理。
张弛写了《北京病人》、《我们都去海拉尔》，为周围的圈子里的人物“立传”，成都的作家何小竹也写了《爱情歌谣》和“女巫”系列，洁尘写了《冰红酒蓝》、《中毒》，活跃在成都的文化人能在这些书里找到自己的影子。熟悉成都圈子的人，都想在他们的书里为人物对号入座。还有由叶的《来历不明的夜晚》、林文询的《成都人》，通过这些书，外地人就找到进入成都各个圈子的通道，在哪些活动场所哪些人物出没，什么地方有好吃的好玩的，都能根据他们的书找到。
北京有万圣书园、风入松书店，上海有季风书园。成都市中心天府广场背后就是连成一片几十家个体小书店，偏向学术的弘文书局也在市中心。成都最大的书城则坐落在最繁华的春熙路边上，外地人来成都，不得不感叹，这个城市既是文化的又是富裕的。成都有十多家私人博物馆，房地产公司老板樊建川开设有“抗战博物馆”，就连新津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泥水匠”也花费百万，将在岷江边上自家的餐馆改装成文物博物馆。
春熙路附近的元姐、胖哥向几个圈子里的人出售DVD已有好几年，就是靠为数不多的影迷，他们竟也生意兴隆，让不少外地人咋舌不已。而在成都藏碟最丰富的知戏馆，很多大学教授开车十几公里，特意到这里来租借影碟。
私家车拥有量在全国各城市中排名第三，每到周末，大家纷纷拥向城外，春天去城东的龙泉驿，赏花吃果，几个人在桃花树下打一天麻将，果子熟了，就花几十元钱“买”一棵树，桃子、枇杷吃够。夏天就去都江堰，坐在河边喝茶，晚上就着冰镇生啤吹凉风。
在成都，很容易养活自己，成都人挣了钱就消费，工作日的成都，茶馆、大街、餐饮店里聚了很多人，爱休闲的成都人总是让外地人怀疑成都人是不工作的。
在成都，你问本地人，成都最高的楼是哪座？他们一定答不出来，如果你问成都好吃好玩的地方，他们一定会滔滔不绝地说出十多家。
小你：水瓶座的文化圈
小你，1969年出生。专栏作家，报社编辑记者。
媒体圈子现在已是“日薄西山”了。1998年左右是我经历的比较有意思的时候，那时候成都的媒体竞争是一种真正的竞争，成都也有真正的媒体。这个圈子里的人在外面跑了一圈，回来后很吃惊地说，成都已经没有肉食动物，全是草食动物了，媒体包括媒体人都变得温和，中规中矩，不会探讨什么东西，那时候我们会为了一个标题激动，去想、去琢磨。现在的文化圈子已经越来越民间化，越来越散，而且没有平台和阵地，纯粹的文化圈子也越来越式微，很多人变成了时尚写手，为了生计，被迫写一些“谎言”，文化的意义越来越式微。成都作家都比较感性，圈子变得感性，比较随意，比较自发，没有什么目的性，从星座上来说，他们就不是目的性强的魔羯座，而是水瓶座，是飘来飘去风象星座。我现在参与的就是“运动小组”的这个圈子，参加的都是新闻工作者。我们这个圈子没有游戏规则，你被大家认可了，大家觉得你可以了，这种认可也没有规则，不需要出身和背景。就我现在这个圈子而言，有一种“反智”倾向，比如你提出一个严谨的学术话题，大家可能就会嘻嘻哈哈，说一些很好玩的话，把话题“解构”化掉，周围的变得很“轻”，大家都变得个人化、自由化，已经没有交流的氛围和环境，只是好玩。
人需要交流，需要找到一个“知己”，就像我们看一本书，有个人有和我们同样的想法，就感觉很舒服。大家在一起比较愉快，同时也需要一种氛围，圈子慢慢就发展成友情了，反而最早的出发点就淡了下来。我在网络上开设的“小你的虚空间”BBS，最初的设想是一个沟通和交流的平台，后来就变成了一个留言板，这个就很有意思，比如有个人发帖子，什么时候在哪里吃什么，一下子就来了很多人，而且谁来就来，谁不来也不会挂念，就是这样的自由。特别随意。
唐蕾：成都的音乐很温和
唐蕾，1957年出生，1997年开办小酒馆酒吧。
成都原创音乐圈目前比较低迷。还是觉得成都缺好的乐手，乐队也不是很稳定，很多乐手面临生存等各方面的原因，解散的很多，但新的乐队又不断组建，总的感觉是高潮期过去了，高潮应该是2000年，我带了9支乐队去北京演出。去北京让很多乐手认识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有的乐手就沉淀了下去，有的乐手更成熟。成都的原创音乐虽然比不上北京，但就全国来看，成都的原创音乐还是非常出色的。比如“声音玩具”、另外“两位同志”、“阿修罗”。乐队的解散与组建，是世界性的流行，像北京的“子曰”乐队那样坚持很多年还是比较罕见。
与一般人相比，乐手更个体化，更崇尚自由，也更个性化。就做的音乐来说，成都的原创音乐不像北京一些音乐创作者更政治化，带有强烈的攻击性，成都人与北京人相比，本来就不太关心政治，成都乐手所做的音乐表现人性的东西要多些，就性情来说，成都的歌手也更温和一些，没有那么尖锐和激烈。因为环境不一样，所做的音乐也不一样，但并不影响音乐的品质。在成都做音乐更容易养活自己，这能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排练，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音乐创作中去，在成都，很容易就能养活自己，但在北京可能要难些，北京一些乐手的生活真的太苦，成都乐手在生活上比北京要便宜得多。在信息化时代，资讯并不落后，虽然乐手在成都发展比北京少得多，但成都的乐手又不愿意去北京。他们在北京可能要为生计发愁，在成都可以全副身心地做音乐。成都乐手的野心都不大，做音乐只是他们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有个乐手叫白小墨，他不仅仅唱歌，还组织了很多活动，投入了大量资金购买相关设备组建了简易录音室。还有四川大学艺术系的研究生泰然，他开玩笑说，为了能依靠父母的供养着，更好地做音乐，被迫读了研究生。现在做音乐的人与以前不一样了，现在大家都成熟了，不会为了做音乐弄得没有饭吃，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很惨。大家还是意识到，首先要养活自己，然后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郭彦：不可能天天酩酊大醉
郭彦，1964年出生，成都某时尚杂志主编。
我应该不是个圈子化的人。这么多年，什么朋友都有，我有意识地不在一个圈子里混很深，人应该随缘一些。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成都有一帮最早的圈子，因为我先生(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易丹)是搞艺术评论和艺术史的，经常和一些画家打交道，自然而然我就被带进去了。有张小刚、周春芽、阿来……全是一帮搞艺术的，搞文学的。
那时好像都没有什么物质上的需要，处于一个很放松的状态，年轻放肆，张扬着自己的个性，都很颓，很烦，集体去对抗一些东西，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觉得自己最了不起。没有电话，也没有人去刻意组织，经常是突然一个人来敲门，问你家有什么吃的，他自己拎着从云南带回来的火腿，然后就一起做饭吃。喝的是白酒，喝着喝着觉得几个人不过瘾，又用公用电话到处找人过来。大家都很穷，但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经常都有十多个人睡在我家里，看最前卫的碟，听最前卫的音乐，看最前卫的录像，没日没夜地打扑克，打输了就在脸上、身上画各种图案，那帮人大多是画画的，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玩晚了大家都不想回去，就在地板上横七八竖睡一屋子。有时候吵着看剪影，于是灯光熄掉，让一个人脱了外套站在窗边，大家一块欣赏，不分男女。第二天早晨醒来，一帮人就跑出去，有时是去看幻灯片，有时是去交流一下自己的歌带，张晓刚和我先生都是音乐发烧友，那时候磁带很不好买，一次有个朋友从广州带回来一盘打口磁带，是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一帮人一窝蜂跑过去，都听呆了，听得热泪盈眶。当时还有一些外国朋友加入进来，生活很随意，没有任何规律。
1996年我从美国回来之后。虽然在美国时间只有半年，但给我的刺激比较大。先生是作为访问学者过去，我的身份是家属，没什么事做，觉得很闲。突然意识到自己在浪费生命，生命也罢，才华也罢，时间也罢……就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事情，回来以后就做了本杂志，把自己的生活重新作了一些调整。开始正规地走职业化的道路了。以前太个人化了，好像自己和这个社会没有什么关系，而现在有很强的责任感，有一种参与感。如果没有当初那些圈子，今天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积累。
1980年代这个圈子，有的远走他乡、出国，有的有了家庭孩子，有的年纪太大，玩不动了。很多人的社会地位和职业都在发生改变，再没有一个很适合的渠道让人去沉迷于圈子文化了。现在朋友在一起玩，更多的是消遣，很少有人再去很热切地关注某种东西。就像一个班级的同学一样，有一天会告别，有一天又会重聚，但永远不带任何功利性。这关系，更像酒，有时候会喝一点，但不可能天天酩酊大醉。(□田静 小然 摄影 叶建 蔡鸣)
《南方周末》2003年7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