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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网6月27日综合报道 韩国首位女总统朴槿惠在当选总统第一天，就被中方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几十年国际政治风云中，中国一共交上过多少“老朋友”？又是如何交上这些“老朋友”的？在外交领域中，“老朋友”是种什么关系，相互之间需要做些什么吗？
6月18日，外交部例会。记者就朴槿惠访华一事提问：“中方是否视朴槿惠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给出了肯定答复：“朴槿惠总统就任以来，中韩保持着高层沟通良好势头。朴槿惠总统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多年来致力于促进中韩友好合作，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有些面孔一出现，中国人就会联想到“老朋友”这一说法，如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柬埔寨前国王西哈努克、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等。专家称，“老朋友”这一概念并没有外交上的准确定义。“我们称朴槿惠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并非因为她当了总统，而是一直都有友好关系。”
这位新的“老朋友”也在积极回应着中方。她当选后，打破了韩总统出访美国之后，出访日本的惯例。
纵观历史，“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有六百多位，他们来自各洲各行业。
“老朋友”并不意味着亲密无间
“作为中国人民新的老朋友”，朴槿惠可能和大家熟悉的“老朋友”不一样。像古巴卡斯特罗、越南胡志明、朝鲜金日成等带有冷战时期色彩的各国领袖，最被人熟知。目前，这一批老朋友，只有卡斯特罗健在。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中国的外交语汇中一个特殊的称谓。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清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中国人处理外交关系往往从感情、关系出发，羞于谈利益，而是代之以朋友的称谓。”
根据媒体梳理的外交资料，被官方称过“中国人民老朋友”的有600余人。朴槿惠也不是第一位被称作“老朋友”的韩总统。在她前面还有金大中等。
“老朋友”们来自5大洲，人数以美国和日本为最，欧洲国家也有不少。比如开启“破冰之旅”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德国前总理施罗德、英国前首相爱德华 希思、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等。
值得注意的是，称作“老朋友”并不意味着两国亲密无间，与中国打交道多年的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也是“老朋友”，但他曾阻挠中国加入联合国。
76岁的老外交官周尊南则认为，好朋友并非全是外交辞令，更亲切，“对方听着也高兴”。随着中国国力上升，“一些过去不了解中国，对我们有偏见的人，都会改变态度”，甚至成为好朋友。
老朋友是怎么交上的？
“老朋友”也不局限于领导人，各行各业都有其身影。周尊南提到，一些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同情或者支持过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外籍人士，很多是“老朋友”，比如美国记者斯诺、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等。而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很多日本政界和民间人士，致力于中日友好，他们同样称得上“老朋友”。
周尊南对新京报记者表示，“老朋友”这一概念并没有准确的定义，原则是为中国与其所在国关系发展作出贡献，或者个人与中国交往时间不短，对华态度友好。
从革命同志到生意伙伴
中国人民的第一批老友，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到过延安。因为抗日战争，一起扛过枪的战友与“中国人民”结缘。一批苏联志愿航空员曾参加保卫武汉的空战，后来，这个航空队的队长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比军人更多的是医生。除了人尽皆知的加拿大大夫白求恩，印度、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根廷、美国、英国等国均有医生来到中国的战场救死扶伤，并结下友情。
还有一个老友群体是外国记者，他们向外界报道神秘的中国，让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运动为世人知晓。外国记者中最有名的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被并称为“3S”，1984年，中国专门成立了“中国三S研究会”，邓颖超任名誉会长，原外交部长黄华任会长。后来，这一机构改名为“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
与斯诺等记者类似，荷兰导演伊文思也被视为向世界正面介绍了共产党抗日战争的好友。他1938年来到中国，拍摄了关于抗战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从此开始了与中国人民的五十年友情。他还曾经托人把一部手提摄影机送给延安电影团，这部摄影机现在藏于国家博物馆。
还有一些人，虽然未曾在革命年代到过中国，但因为与共产党领导人的友谊而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法国生态学家勒内 迪蒙早年就曾结识了蔡和森、邓小平等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这段发生在异国的相遇成为他与中国人民友谊的开端。
革命年代结束后，在国际舞台上能否“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更多成为判断是否老友的标准，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反侵略是辨识的依据，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老友多是这段时间结下。
不过，倘若能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贡献，或是能在国际社会正面宣传中国的建设成果，那么即使是拥有“不友好国家”国籍的人，也能被视为老友。1957年出版了《中国经济》一书的美国人爱得乐即是一例。
在1970年代的建交和恢复邦交浪潮中，几乎所有为外交正常化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政要和民间人士被悉数列入老友群体。倘若是像墨西哥前总统埃切维利亚这样坚决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领导人，则更被视为亲密朋友。
从1987年开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又增添了一个新群体――国际组织的负责人。率先与中国人结交友情的是曾任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主任的拉斐尔 萨拉斯。《人民日报》报道说，萨拉斯“生前一贯坚定支持中国的人口政策……当国外少数人恶毒攻击中国‘推行强制堕胎和强迫绝育’政策时，他挺身而出，发表声明，予以驳斥”。
随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前执行主任詹姆斯 格兰特、世界旅游组织前秘书长萨维尼亚克、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也进入了老朋友序列。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端，经贸领域的老友也开始出现，尤其是在本国反对声尚强烈时与中国开展贸易关系的商人更受推崇。 (综合新京报、南方周末报道)
原标题：“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都是怎样交上的？谁才够朋友？
6月18日，外交部例会。记者就朴槿惠访华一事提问：“中方是否视朴槿惠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给出了肯定答复：“朴槿惠总统就任以来，中韩保持着高层沟通良好势头。朴槿惠总统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多年来致力于促进中韩友好合作，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有些面孔一出现，中国人就会联想到“老朋友”这一说法，如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柬埔寨前国王西哈努克、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等。专家称，“老朋友”这一概念并没有外交上的准确定义。“我们称朴槿惠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并非因为她当了总统，而是一直都有友好关系。”
这位新的“老朋友”也在积极回应着中方。她当选后，打破了韩总统出访美国之后，出访日本的惯例。
纵观历史，“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有六百多位，他们来自各洲各行业。
“老朋友”并不意味着亲密无间
“作为中国人民新的老朋友”，朴槿惠可能和大家熟悉的“老朋友”不一样。像古巴卡斯特罗、越南胡志明、朝鲜金日成等带有冷战时期色彩的各国领袖，最被人熟知。目前，这一批老朋友，只有卡斯特罗健在。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中国的外交语汇中一个特殊的称谓。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清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中国人处理外交关系往往从感情、关系出发，羞于谈利益，而是代之以朋友的称谓。”
根据媒体梳理的外交资料，被官方称过“中国人民老朋友”的有600余人。朴槿惠也不是第一位被称作“老朋友”的韩总统。在她前面还有金大中等。
“老朋友”们来自5大洲，人数以美国和日本为最，欧洲国家也有不少。比如开启“破冰之旅”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德国前总理施罗德、英国前首相爱德华 希思、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等。
值得注意的是，称作“老朋友”并不意味着两国亲密无间，与中国打交道多年的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也是“老朋友”，但他曾阻挠中国加入联合国。
76岁的老外交官周尊南则认为，好朋友并非全是外交辞令，更亲切，“对方听着也高兴”。随着中国国力上升，“一些过去不了解中国，对我们有偏见的人，都会改变态度”，甚至成为好朋友。
老朋友是怎么交上的？
“老朋友”也不局限于领导人，各行各业都有其身影。周尊南提到，一些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同情或者支持过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外籍人士，很多是“老朋友”，比如美国记者斯诺、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等。而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很多日本政界和民间人士，致力于中日友好，他们同样称得上“老朋友”。
周尊南对新京报记者表示，“老朋友”这一概念并没有准确的定义，原则是为中国与其所在国关系发展作出贡献，或者个人与中国交往时间不短，对华态度友好。
从革命同志到生意伙伴
中国人民的第一批老友，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到过延安。因为抗日战争，一起扛过枪的战友与“中国人民”结缘。一批苏联志愿航空员曾参加保卫武汉的空战，后来，这个航空队的队长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比军人更多的是医生。除了人尽皆知的加拿大大夫白求恩，印度、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根廷、美国、英国等国均有医生来到中国的战场救死扶伤，并结下友情。
还有一个老友群体是外国记者，他们向外界报道神秘的中国，让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运动为世人知晓。外国记者中最有名的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被并称为“3S”，1984年，中国专门成立了“中国三S研究会”，邓颖超任名誉会长，原外交部长黄华任会长。后来，这一机构改名为“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
与斯诺等记者类似，荷兰导演伊文思也被视为向世界正面介绍了共产党抗日战争的好友。他1938年来到中国，拍摄了关于抗战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从此开始了与中国人民的五十年友情。他还曾经托人把一部手提摄影机送给延安电影团，这部摄影机现在藏于国家博物馆。
还有一些人，虽然未曾在革命年代到过中国，但因为与共产党领导人的友谊而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法国生态学家勒内 迪蒙早年就曾结识了蔡和森、邓小平等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这段发生在异国的相遇成为他与中国人民友谊的开端。
革命年代结束后，在国际舞台上能否“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更多成为判断是否老友的标准，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反侵略是辨识的依据，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老友多是这段时间结下。
不过，倘若能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贡献，或是能在国际社会正面宣传中国的建设成果，那么即使是拥有“不友好国家”国籍的人，也能被视为老友。1957年出版了《中国经济》一书的美国人爱得乐即是一例。
在1970年代的建交和恢复邦交浪潮中，几乎所有为外交正常化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政要和民间人士被悉数列入老友群体。倘若是像墨西哥前总统埃切维利亚这样坚决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领导人，则更被视为亲密朋友。
从1987年开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又增添了一个新群体――国际组织的负责人。率先与中国人结交友情的是曾任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主任的拉斐尔 萨拉斯。《人民日报》报道说，萨拉斯“生前一贯坚定支持中国的人口政策……当国外少数人恶毒攻击中国‘推行强制堕胎和强迫绝育’政策时，他挺身而出，发表声明，予以驳斥”。
随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前执行主任詹姆斯 格兰特、世界旅游组织前秘书长萨维尼亚克、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也进入了老朋友序列。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端，经贸领域的老友也开始出现，尤其是在本国反对声尚强烈时与中国开展贸易关系的商人更受推崇。 (综合新京报、南方周末报道)
原标题：“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都是怎样交上的？谁才够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