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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新闻】中共建党92周年在即，新晋掌门习近平面临的便是一个执政已久却积弊丛生的8,000万之众的大党。6月25日，习近平召集中共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会议温习中共党史，并称其为中共的必修课，大谈其对当今中共的重大意义。在观察人士看来，温故而知新，回顾中共党史固然可以警醒当下，为中共执政合法性寻找到历史支撑。然而今时不同往日，革命功绩、经济建设的支撑作用正在消退，中共必须扬弃片面的革命思维，方能寻求到权力循环的正途。
回顾历史为了解历史疙瘩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这门必修课，除了承载中共92年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的发展规律外，值得注意的就是直面重大历史事件，破解围绕历史争议所形成的政治僵局。
历史现象背后，往往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当代中国正面临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国内改革发展的任务艰巨繁重。在多维新闻《引领中国——习近平必须面对的十大挑战》的文章中指出，其中十大挑战之一就是“直面历史 用于反思”。其中就提到，习近平时代面临着比毛、邓、江、胡更复杂、更具挑战性的局面，因为习近平面临着反右、文革、六四等历史遗留问题的包袱。如何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是习近平时代中共必解的疙瘩。
有熟谙政情的人士表示，“六四”其实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个转折点，也使得目前中国不能回到宪政民主化的轨道上来。不过，对于新一届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班子，习近平必须做出一项抉择，那就是“引领中国走向宪政民主道路”，或是“继续打压和推迟宪政民主改革”。
若按此种说法，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关系着中共的道路问题。习近平在此次会议上也提到，“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而其中的关键就是正视历史并突破历史制约。此前，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大秘鲍彤也曾经表示，中共目前已经释放了一种宽容的信号，或有希望对六四事件和赵紫阳作出重新评价。
温习革命思维难解当下执政迷局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指出中共92年间建立了3大历史功勋，即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先来看这3件大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在革命思维的影响下，除旧布新，以武力手段铲除资本主义，并且通过强力措施树立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地位。
然而，中共并未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而迅速适应执政党角色的思维转变。革命思维在十年“文革”期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终于酿成难以估量的浩劫。经过文革后短暂的过渡，邓小平等人破除“两个凡是”的迷信将中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了至今仍意义深远的改革开放思想，实际上是对毛泽东式革命思维的扬弃。而江泽民虽然承袭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思路并最终树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大旗，在此同时，江泽民、胡锦涛均对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根基做出了反思，并分别提出“三个代表”以及“权为民所用”等贡献。 来源: 多维
回顾历史为了解历史疙瘩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这门必修课，除了承载中共92年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的发展规律外，值得注意的就是直面重大历史事件，破解围绕历史争议所形成的政治僵局。
历史现象背后，往往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当代中国正面临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国内改革发展的任务艰巨繁重。在多维新闻《引领中国——习近平必须面对的十大挑战》的文章中指出，其中十大挑战之一就是“直面历史 用于反思”。其中就提到，习近平时代面临着比毛、邓、江、胡更复杂、更具挑战性的局面，因为习近平面临着反右、文革、六四等历史遗留问题的包袱。如何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是习近平时代中共必解的疙瘩。
有熟谙政情的人士表示，“六四”其实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个转折点，也使得目前中国不能回到宪政民主化的轨道上来。不过，对于新一届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班子，习近平必须做出一项抉择，那就是“引领中国走向宪政民主道路”，或是“继续打压和推迟宪政民主改革”。
若按此种说法，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关系着中共的道路问题。习近平在此次会议上也提到，“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而其中的关键就是正视历史并突破历史制约。此前，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大秘鲍彤也曾经表示，中共目前已经释放了一种宽容的信号，或有希望对六四事件和赵紫阳作出重新评价。
温习革命思维难解当下执政迷局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指出中共92年间建立了3大历史功勋，即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先来看这3件大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在革命思维的影响下，除旧布新，以武力手段铲除资本主义，并且通过强力措施树立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地位。
然而，中共并未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而迅速适应执政党角色的思维转变。革命思维在十年“文革”期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终于酿成难以估量的浩劫。经过文革后短暂的过渡，邓小平等人破除“两个凡是”的迷信将中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了至今仍意义深远的改革开放思想，实际上是对毛泽东式革命思维的扬弃。而江泽民虽然承袭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思路并最终树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大旗，在此同时，江泽民、胡锦涛均对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根基做出了反思，并分别提出“三个代表”以及“权为民所用”等贡献。 来源: 多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