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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新闻】中国“官二代”一直以来都是舆论关注的焦点。英国《金融时报》4日发表媒体人宋金波长文《中国“官二代”为何现在红？》，深度剖析了官二代这样一个特殊群体。在分析“官二代”为何现在红的核心问题时，该文给出的答案是：官位的含金量比过去更高，更有吸引力，且更多官二代得到破格提拔；网络大发展大繁荣催生的信息互动与交流，使得普通民众对类似事件有了越来越多的观感。
“官二代”年纪轻轻即“上位”的新闻，最近比较多也比较火爆。很多文章做出了正确的分析，认为症结在“权力怎么来”的问题。这个结论没错，该怎么解决也一眼即明。但也有解释力不足的地方，比如，“权力怎么来”，或者“程序不健全”、“缺乏监督”等问题，其实是一直存在的，为什么“官二代”新闻，是在这个时候而不是以往，呈现多发从而火爆起来呢？换句话说，它可以解释“官二代”为什么红，却未能解释为什么是现在红。
这个问题至少有两个解集。其中一个解集，是类似的事件确实在绝对数量上增加了，较之以往，有更多的“官二代”得到“破格”或者“准破格”提拔。另外一个解集，则是由于信息传播能力的进步，会使从前看起来并不常见的现象，更多地被发现、记录和传播，使人们有类似事件“越来越多”的观感。中国汶川大地震和日本关东大地震后，很多人“发现”全球地震似乎比以往更频繁了——除了注意力效果，专家适时指出，那是因为现在的技术更先进精密，以往不能监测到的地震现在都可以记录下来，结果就显得全球地震越来越多。三十年来资讯传播技术手段日新月异，“官二代”新闻的爆发，自然也服从这一规律。
上述两个解集当然可以有交集，两方面因素同时起作用。为便于分析，可以把后一因素列为暂时不予考虑的背景因素，就像做物理题，有时允许忽略摩擦力一样。这不表示该因素不存在。
如果第一个解集成立，必然的结论是，首先，“官二代”在今天有比以往更强烈的及早上位动机，其次，干部选拔及任用制度的安排使动机有更大的实现可能性。
官位的含金量比过去更高，更有吸引力，可能是一个因素。但更可能的，应是及早上位的投入产出提高了，并且，反过来，如果不能提前上位，继续从政付出的成本也将更大。
成本提升的例证见于不久前报道，称公务员晋升面临年龄门槛：“做到省部级官员，要经过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副厅、正厅、副部、正部，八级台阶，逐级晋升，大约需要25年。如果不能在35岁升到正处，45岁升到正厅，仕途很可能将从此止步。”“30岁当官、40岁靠边、50岁闲差”。有些地方将年龄“杠杠”约定俗成为“规定”、“惯例”，甚至以中央“干部队伍年轻化”的精神为由，实行“一刀切”，导致干部任职年龄层层递减。“一刀切”、年龄层层递减、“年轻化等同于低龄化”，也是李源潮在2012年一次人事组织工作会议上特别指出的问题。
“投入产出提高”的例证，更不用 多说。从最近两次换届中重要党政领导的履历不难得出结论，在同龄人中率先步入更高一个台阶，几乎是一个必要条件。也因此，从县处级到省部级，那些“最年轻”的官员，一直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
结论显而易见，只要还想在仕途上走，升官就要趁早，否则，甚至可能早早沦为边缘化的“闲差”。
中国现有的公务员包括干部管理体制，是参照西方公务员体制建立的，但也保留了一些自己的特点。除了“党政工青妇”甚至一些民间团体的成员，都（可以）具有公务员身份之外，就是未对政务员与事务员做出明确划分。 来源: 多维
“官二代”年纪轻轻即“上位”的新闻，最近比较多也比较火爆。很多文章做出了正确的分析，认为症结在“权力怎么来”的问题。这个结论没错，该怎么解决也一眼即明。但也有解释力不足的地方，比如，“权力怎么来”，或者“程序不健全”、“缺乏监督”等问题，其实是一直存在的，为什么“官二代”新闻，是在这个时候而不是以往，呈现多发从而火爆起来呢？换句话说，它可以解释“官二代”为什么红，却未能解释为什么是现在红。
这个问题至少有两个解集。其中一个解集，是类似的事件确实在绝对数量上增加了，较之以往，有更多的“官二代”得到“破格”或者“准破格”提拔。另外一个解集，则是由于信息传播能力的进步，会使从前看起来并不常见的现象，更多地被发现、记录和传播，使人们有类似事件“越来越多”的观感。中国汶川大地震和日本关东大地震后，很多人“发现”全球地震似乎比以往更频繁了——除了注意力效果，专家适时指出，那是因为现在的技术更先进精密，以往不能监测到的地震现在都可以记录下来，结果就显得全球地震越来越多。三十年来资讯传播技术手段日新月异，“官二代”新闻的爆发，自然也服从这一规律。
上述两个解集当然可以有交集，两方面因素同时起作用。为便于分析，可以把后一因素列为暂时不予考虑的背景因素，就像做物理题，有时允许忽略摩擦力一样。这不表示该因素不存在。
如果第一个解集成立，必然的结论是，首先，“官二代”在今天有比以往更强烈的及早上位动机，其次，干部选拔及任用制度的安排使动机有更大的实现可能性。
官位的含金量比过去更高，更有吸引力，可能是一个因素。但更可能的，应是及早上位的投入产出提高了，并且，反过来，如果不能提前上位，继续从政付出的成本也将更大。
成本提升的例证见于不久前报道，称公务员晋升面临年龄门槛：“做到省部级官员，要经过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副厅、正厅、副部、正部，八级台阶，逐级晋升，大约需要25年。如果不能在35岁升到正处，45岁升到正厅，仕途很可能将从此止步。”“30岁当官、40岁靠边、50岁闲差”。有些地方将年龄“杠杠”约定俗成为“规定”、“惯例”，甚至以中央“干部队伍年轻化”的精神为由，实行“一刀切”，导致干部任职年龄层层递减。“一刀切”、年龄层层递减、“年轻化等同于低龄化”，也是李源潮在2012年一次人事组织工作会议上特别指出的问题。
“投入产出提高”的例证，更不用 多说。从最近两次换届中重要党政领导的履历不难得出结论，在同龄人中率先步入更高一个台阶，几乎是一个必要条件。也因此，从县处级到省部级，那些“最年轻”的官员，一直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
结论显而易见，只要还想在仕途上走，升官就要趁早，否则，甚至可能早早沦为边缘化的“闲差”。
中国现有的公务员包括干部管理体制，是参照西方公务员体制建立的，但也保留了一些自己的特点。除了“党政工青妇”甚至一些民间团体的成员，都（可以）具有公务员身份之外，就是未对政务员与事务员做出明确划分。 来源: 多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