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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翔在蓬蒿剧场。图冯天摄
原标题：王翔：牙医与戏剧
［内容简要］：牙医王翔以医养文，开办北京首个民营小剧场“蓬蒿剧场”。他自言获得政府支持最大的牌是“反庸俗”，可现实生活里社会文化的贫乏仍让他焦虑不已。
中国周刊记者 杨洋 北京报道
这个下午，王翔在蓬蒿剧场约了5拨人。香港的艺术总监、武汉的导演，一位纪录片导演和两位记者。找他的人很多，他甚至记不清约定的时间和来访者是谁，总会将大家约到一起。
王翔有两个身份。一个身份是连锁诊所“今日齿科”的老板和牙医。另一个身份是民营小剧场“蓬蒿剧场”的老板。身为牙医却开办了北京首个民营小剧场，连续四年担任南锣鼓巷戏剧节的艺术总监，王翔更像一块招牌，来访者总是络绎不绝。
香港“前进进戏剧工作坊”的艺术总监陈炳钊说话声音很小，他委婉地表达着自己的看法：“这几年南锣鼓巷戏剧节的变化太大了。你们提前多久能做一个program（计划）？”王翔直白地大声问：“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你们愿意不愿意我用摄像机记录下来？让他们看看香港人怎么说。”他的提法被拒绝了。
被拒绝的王翔，又抛出了一个问题：“介意告诉我香港艺术发展局一年给你们多少钱吗？”工作人员连忙替他向客人解释：“他的动机是收集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政策告诉政府。我们不确定，饥一顿、饱一顿。”
王翔一直想做世界重要城市的文化政策报告，来推动中国相关文化政策的变化：“给予艺术类、戏剧类文化组织非盈利组织的待遇；从财政立法的层面给予这些组织一定程度的财政支持。”但有人质疑：这些，是牙医该操心的事儿吗？
当牙医遇到戏剧
每天上午，王翔都要到自己的牙科诊所去看看，为医生们排班，了解一下诊所的日常情况。他也会将蓬蒿剧场近期上演剧目的节目单带给医护人员，选好了剧目便能来看，这是王翔交代给他们的“必修课”。
王翔自己的“必修课”已经上了二十八年。1985年，牙医王翔从武汉到北京进修，他在报纸上看到王蒙推荐了一部话剧《和氏璧》。这是他一生中看到的第一部话剧。在中国，《和氏璧》的故事家喻户晓。
《和氏璧》讲述的是：人人都用假玉去博楚怀王开心，一个叫卞和的人发现了一块巨大的真玉，两次向楚怀王献玉都被视为欺君，先后被砍掉了双腿。卞和为了不让徒弟受牵连，就把他赶走，但徒弟哭喊着说：“师父，别赶我走，我是爱真玉的，我是爱真玉的！”
王翔今天仍然能够背诵出《和氏璧》的导演阐述：“生命是可贵的，甚至是可敬畏的，但是还有些东西比生命更可贵、更可敬畏，它们是对……善美的承认和向往，对陌生人群的关注。”对王翔来说，“这种体验太美好了。”进修的一年中，王翔陆续看了《关汉卿》、《魔方》等十几部戏剧。“我很享受这种文化生活，萌生了呆在北京的念头。”王翔回忆说。
1987年，王翔考回第四军医大学，跟随导师从事中国最早的人工种植牙课题研究，硕士毕业后他分配到北京的海军总医院，五年后，他成为了医院的口腔科副主任。因为央视新闻对“人工种植牙技术”的采访，王翔变得繁忙起来。他的电话响个不停，时常被邀请外出手术。
1997年，王翔移民加拿大。他发现在多伦多，只要步行十分钟就会遇到一个剧场。而他的居所距离剧场只需要三分钟，人们自然就走进了剧场。这在中国几乎是见不到的。在旧金山参加美国牙科职业年会后，王翔会特意飞到纽约，在百老汇第五大道45街附近找一个旅馆，停留两天，专门为了看戏。
美国的百老汇大街，人们站在门口等待戏剧开演，热情地交谈。七点一刻，所有人都进了场，整条街安静下来了。当时不是很有钱的王翔，会花10美金，买一张站票。“感受的不仅是演出内容，而是人的一种状态。那种愉悦的感觉，特别震撼。”
但移民没过多久，他又回国了。“在国内有诸多不如意，你的权利可能会丧失，但是在国外你会丧失更多。语言不通，很多时候你浸润不进去。国外也丧失，国内也丧失，那我只有一个选择，我来改变这个社会。”王翔说。
回国后，王翔在北京陆续开办了三家牙科诊所，颇有成就感。但他渐渐地发觉医护人员身上的问题。王翔和一位牙科医生合作，这位医生在原来的单位是模范、标兵，受到很多年轻医生的尊重。但到诊所不久，就数次无故滥收费、宰割病人。王翔不得不跟她解除了合同。
王翔拟订了几十条医生、护士守则挂在墙上，后来被很多牙科诊所复制。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冀朝铸到他的诊所就诊，看到这些制度说：“小王大夫，这些制度订得真好！”王翔说：“冀老，订的是好，但从本质上讲，这些制度根本就不该订！只要是一个合格执业的牙科医生，就应该这样做。”
直到有一天，王翔发了三五期招聘启事，见了一百来个医生和护士，一个合格的都没招到。“我所谓的合格是人文内涵丰富的标准。”王翔说，面试的时候，问面试者都看什么书，基本上是实用性的书和杂志。文学名著和其他事物接触的都很少。谈谈对生活和人性的理解，也很浅显。
王翔曾在美国圣安东尼奥医学院做过访问学者，他看到学生的课表，都有文学、艺术等方面的选修课。他参观过美国很多重要的医学院，有些医学院招收医学博士时，不仅需要深厚的医学背景，还需要一个与医学无关的读满4年的学士学位，更鼓励有文学和艺术学位的学生来报考。“反观中国呢？我们的差距有多大啊！这是给我最大的冲击。”王翔感慨地说。不仅招不到合适的医生，王翔发现周围朋友们聊天的内容也越来越现实。
“我做剧场，最初是想缓解社会文化贫乏带给自己的恐惧。”他说。
“神经要像脚后跟一样粗壮”
2003年，王翔的老朋友、话剧演员杨青主演了话剧《哥本哈根》，他应邀观看，碰巧另一名主演就是当年演“卞和”的梁国庆。演出结束后，王翔请杨青、梁国庆、王晓鹰导演一起去茶馆聊天。王翔说自己想做点事儿，办个俱乐部，很多观众想排戏，请国家话剧院的老师们做个指导。之后，国家话剧院戏剧俱乐部建立，王翔担任俱乐部的理事长。
没地方排练，王翔便将自己一套三居室打通做为排练室。第一部话剧《与戏剧相遇》，王翔出资3000元，主要演员每人500元，次要演员每人二三百元，凑出了制作费用。
2004年，王翔自己出资10万元，出品了讲北漂故事的戏剧《暂住证》。这部戏，王翔亏了两万元，但他觉得很值得，并有了开办小剧场的打算。“我想看好的戏，我可以看好几十遍《哥本哈根》，我可以出国去看戏。但是更多的人怎么办？他们很贫乏，他们解脱不了，我就更恐惧了。”
王翔说自己当时已经到了“不把剧场这个事办下来，其他什么事情也做不了”的地步。
2007年，王翔用了一整年的时间寻找合适的小剧场场地。最终在靠近中央戏剧学院的东棉花胡同，剧场安置了下来。
王翔想了三天，给剧场起了个“蓬蒿”的名字，来自李白的诗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蓬蒿”即是“普通人”。胡同里的邻居并不知道什么是蓬蒿什么是戏剧。因为装修剧场，邻居大妈报了三次警，胡同里的人们对这个剧场也充满了警惕。
由于蓬蒿剧场是北京第一家民建民营的小剧场，在办理很多手续时都无章可循，工商、消防、卫生、环保、规划等部门，审批程序通常一等就是一两个月。小剧场的审批手续足足跑了9个月。办理审批手续的过程，王翔不愿再多说，“我只说一句，中国的事儿，没有法规，但是有人情。”
2008年10月，剧场已经建成4个月，在剧场首演时，王翔却焦虑得几近崩溃。由于审批耗时过长，“营业性演出许可资格”还没有办下来，蓬蒿剧场便进行了演出。文化执法大队在来的路上给王翔打了电话：“你们等着处罚吧。”焦急的王翔急忙给东城区文委领导打了电话。“执法队来了以后，态度有了改变，说不予处罚、下不为例，放了我们一马。”王翔如释重负。
2009年，荷兰戏剧艺术家埃瑞克到蓬蒿剧场参观。在观看了演出和参观了剧场后，埃瑞克对王翔说：“一百多年前，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也有一位工厂主自己投资建起了当地的第一座小剧场，我们现在都还在怀念和感激他。”王翔对埃瑞克的夸赞表示了感谢，但他又说：“我在北京建起第一个民间的小剧场，和那位先生当时在阿姆斯特丹的境遇会完全不一样。在北京办小剧场的这个人，总而言之，他的神经要强大得像脚后跟儿一样粗壮。”
据王翔介绍，蓬蒿剧场先期总共投入了120多万。从建立之初，王翔就定下了剧场的原则：反商业化，坚持公益性。因此，王翔每年都要搭进六七十万元，靠着牙科诊所的钱来支撑剧场运营。“鲁迅是弃医从文，我是以医养文。”王翔说。
朝不保夕的戏剧节
2009年10月，蓬蒿剧场所在地交道口办事处的书记找到王翔，希望写一部反映社区文化发展变化的戏，并提供资金17万。王翔不到三天就拿出文学剧本《锣鼓巷的故事》，一个月便排成上演。东城区十个街道办事处的二千余名普通居民免费观看了演出，邻居大妈也来看戏了。王翔观察着他们：“刚开始剧场闹哄哄的，聊天的、打手机的，干什么的都有。三分钟之后，所有人都静了下来。”邻居大妈前几天还带着女婿和外甥女到蓬蒿剧场的咖啡馆坐了一下午，对王翔说“我要消费支持你们”。
2010年2月，交道口办事处的书记又一次找到王翔，希望在锣鼓巷胡同节里设置一个戏剧单元。王翔说，干脆办一个南锣鼓巷戏剧节吧。然而交道口办事处只能拿出5万元。东城区政府和文委知道后又资助了5万元。10万元，7部戏，王翔靠自己的人脉资源办起了第一届南锣鼓巷戏剧节。第二年，东城区政府加大了支持力度，出资150万。第三年，达到了190万元。王翔不止一次的表示，“蓬蒿剧场是独立的倡导性的文化组织，对接政府与演出团体的行业平台。”
然而，他却越来越焦虑了。“蓬蒿剧场用150万的资金做出跟欧洲任何一个戏剧节可以媲美的事情，每年亏损70万来维持正常运营。和一部戏国家投资上千万、上亿的情况相比，你说，反差有多大？在这种形势下谈什么？你还能谈人生？我到诊所看个病人，给员工开个会，然后再到蓬蒿剧场来，溜达溜达，客串一个角色？这个民族已经到了智力崩溃的边缘了！”
王翔在2013年第四届“北京. 南锣鼓巷戏剧节”寄语《我们，一起做份民族备忘录》中写道：“在没有一部正式国家财政立法的情况下，蓬蒿剧场，靠着一个区级政府每年讨论一次，极大不确定、朝不保夕的支持，发起并独立承办着北京南锣鼓巷戏剧节，我们是自豪的，也是悲壮的。”今年的戏剧节，政府的支持总数不到150万元，王翔说：“我抠抠搜搜，几方面压缩，弄了39部戏。”承诺给蓬蒿剧场10%的整体制作费15万元，王翔已搭进去大部分继续邀请戏剧参加，如今只剩下3万元。“这个戏剧节的创意、策划、执行团队，只有兼职分配时间的三个半人及少量志愿者。”王翔说，三个人是一个创意总监、一个运营总监，还有一个行政人员，因为他上午要去诊所，只能算做“半个人”。
王翔没有办法给香港“前进进戏剧工作坊”的陈炳钊一个确切的program（计划）。每年的戏剧节五六月份开幕，政府在3月份才会开一个办公会议来决定今年的戏剧节投不投钱，投多少钱。实际上，在前一年的10月份，王翔已经开始着手筹备来年的戏剧节。“如果没给钱，责任在我身上，我和他们没有法律层面的关系。”
为了邀请国外戏剧，王翔参加了多次国外戏剧节。一些戏剧节不提供机票和住宿，王翔便自费前去。每到一个国家，王翔都要收集当地的文化政策。在丹麦“哥本哈根戏剧节”，王翔询问丹麦文化部长：“你们对被支持的文艺团体有什么要求？”对方回答，一是看艺术内容，二是看有无高票价的商业运作嫌疑。王翔愤愤地说：“反观我们，把一切艺术和文化都扩展成产业，都用来增长GDP，这么做，到底想要干什么？”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戏剧节”，王翔参观了瑞典皇家剧院。他吃惊地发现，这个瑞典最著名的顶尖级剧院，大部分座椅因为年代太久，都已非常破旧。瑞典人更注重艺术内容和环保理念，而不是形式。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戏剧节”，王翔发现“他们的剧目百分之六十以上都在不停地反思种族和空间压迫”。一位以色列艺术家极其自豪地对王翔说，“以色列是世界上人均占有剧场数最多的国家。”
“我获得政府支持最大的牌就是反庸俗。但除此以外，我还有别的诉求，比如我要反思‘文革’、思考社会的邪恶、平抑邪恶，通过戏剧节表达质疑和批评。”这个难度看起来是越来越大了。
“但是有一部分人可以站着、俯视着、开启着、博弈着和政府合作。”组织了好一会儿，王翔字斟句酌地说出这句话。
接近晚饭时间，王翔越来越疲惫，声音也变得低沉。他吟诵起罗曼. 罗兰在《约翰. 克里斯朵夫》结尾中的话：
克里斯朵夫渡过了河。他在逆流中走了整整的一夜。那些看着他出发的人都说他渡不过的。他们长时间地嘲弄他，笑他。
此刻克利斯朵夫已经走得那么远，再也听不见留在岸上的人的叫喊。在激流澎湃中，他只听见孩子的平静的声音—他用小手抓着巨人额上的一绺头发，嘴里老喊着：“走罢！”
……
快要倒下来的克利斯朵夫终于到了彼岸。于是他对孩子说：“咱们到了！唉，你多重啊！孩子，你究竟是谁呢？”
孩子回答说：“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
其实，在这一分多钟的吟诵之前，王翔说：“我是卞和，更是克里斯朵夫。”
来源: 凤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