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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是斯诺登“自首”，美国政府不知还有多少时间和精力要花费在追查泄密者上。而且他们至今也没有搞明白，那些奥巴马指令级别的顶级机密文件是怎么被这个低级中情局员工弄到手的？
隐秘与公开
斯诺登的泄密计划早在半年前就已被提上了日程，他精心筛选了曝光平台，立志找到一家既拥有“反正统”的记者，又能保持公正的媒体。他排除了揭秘故事在美国的传统归宿《纽约时报》，因为他对这家媒体早就灰了心――“9・11”后，小布什政府允许国家安全局在没有被授权的情况下对美国公民进行窥察。《纽约时报》对此了如指掌，却没有在2004年大选时及时公布。最后，斯诺登锁定了英国《卫报》以及他认为还比较可靠的该报专栏作家格伦・格伦沃尔德。
斯诺登的另一位合作者是纪录片制作者兼自由撰稿人罗拉・柏翠思，也就是《华盛顿邮报》泄密稿件的撰写者，以及后来《卫报》采访录像的摄影师。之所以找她，是因为柏翠思的一段不寻常遭遇。自从柏翠思拍摄的反映伊拉克战争的纪录片《祖国！祖国！》于2006年公映以来，她便在零犯罪记录的情况下，先后被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官员在入境时扣留盘问40余次。这段经历吸引了斯诺登的注意。
今年2月中旬，斯诺登又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到了身在巴西的格伦沃尔德，以收发加密邮件的形式进行交流。斯诺登甚至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制作了一段录像，向格林沃尔德逐步解释加密过程。后来，就连他们的会面也是精心设计过的。斯诺登让他们前往位于宾馆三楼的一个具体地点，然后大声询问去某餐馆的路线，而他自己则藏在某处听着。虽已联手数月，这次还是两位合作者与泄密者的第一次会面。
通过斯诺登建立的安全的交流系统，格伦沃尔德收到的第一套机密文件就是“棱镜”方案。与文件一同而来的，还有斯诺登附上的一张便条。他在上面写道，自己很清楚此番行为终将招致的后果。
泄密过程纵然设计周密，可一旦目标达成，斯诺登便停止了掩人耳目的行为。他下榻的酒店位于香港九龙尖沙咀弥敦道的繁华地段，入住房间时使用的也是自己名下的信用卡。“我不会躲避。”他说。面对《卫报》记者，他毫不犹豫地公开了自己的私人细节，从社会安全号码、中情局身份卡到过期的外交护照。
斯诺登非常希望能在全球范围中引发关于“我们到底生活在怎样的世界里”的辩论。但事实证明，他引发的震惊目前基本一分为二，一半集中在他所曝光的情报部门内幕上，另一半则无可避免地落在了他本人身上。虽然斯诺登说，他之所以选择公开身份，是因为曾亲眼看到过匿名的信息泄露事件给同事们带来的影响，他不想让同事们因自己而受折磨。但是，此时的人们在质疑美国民主的同时，还是免不了对他的勇气、动机，以及动机产生的原因大加感慨和评论。
惊人与普通
赴港前三个星期，斯诺登已为这起惊天新闻的发生做足了最后的准备工作。在夏威夷的国家安全局办公室里，他将最后一套准备曝光的文件拷入了“拇指存储器”中，然后告诉上司，为了接受癫痫症治疗，他需要离开岗位“几个星期”，因为这种病在去年爆发过几次，使他饱受折磨。回到家中，他边收拾行李边告诉女友自己将离家几周，但没有说明原因。
28岁的舞蹈演员琳赛・米尔斯是斯诺登泄密前生活中的主要角色，二人交往已有四五年的时间。事发前，他们在夏威夷群岛的瓦胡岛上共同经营着平凡却幸福的生活。米尔斯有一个被她当作个人日记本的博客，其中记录了许多她和斯诺登的生活细节。不难看出，他们所拥有的是一份认真且愉快的感情，既享受着社交生活，也不缺乏深度的心灵交流。米尔斯很爱自己的男友，她甚至为这段感情做出过“牺牲”。她在博客中提到，自己是为了斯诺登才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搬到了陌生的夏威夷。
斯诺顿飞去香港后，米尔斯博文的基调也转为沉重。“恶心、筋疲力尽，能感受到整个世界的重量。”这是6月7日，在《华盛顿邮报》刚刚将泄密事件刊登出来后，她写下的感受。那时的她虽尚不清楚斯诺登此行的真正目的，但明显已被新闻搅乱了情绪。而当斯诺登终于公开了身份时，她则显得非常伤心，甚至绝望。“有时，人生实在承受不起真正的告别。”她写道，“我一边在泪迹斑斑的键盘上打字，一边回忆起了所有使我拥有美好回忆的面孔。那些与我一起欢笑过的，我拥抱过的，那个我最深爱的，和我来不及说再见的。”
很明显，斯诺登的个人生活并不能用以解释他这突如其来的惊天壮举。不仅如此，他的成长经历中也并没有压抑、迫害等负面记录。斯诺登的父亲是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官员，母亲是马里兰的地方法院的职员，还有一个当律师的姐姐。他们自1999年开始在马里兰州的埃利克特城生活，那里距离国家安全局总部所在地米德堡很近。在此之前则住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伊丽莎白城。
若一定要寻找斯诺登的“挫折经历”，恐怕也只有求学过程勉强算数。为了凑齐高中文凭所需的学分，他曾在埃利克特城的安妮阿伦德尔社区学院学习过计算机，但最后也没有完成全部课程。之后，他拿到了普通同等学历证书。2011年又通过网络学习过利物浦大学的硕士课程，但也没有拿下这个学位。
不过，他的个人才能并未受到学历缺憾的限制。2002年，18岁的他进入了朋友创办的日本动漫插画公司。2003年加入了美国陆军，并接受了特种部队的训练项目。之后，他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得到了自己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在马里兰大学的一处隐蔽设施担任保安。再后来，他又在中央情报局担任了与信息技术安全有关的职位。在这个岗位上，他对网络的理解以及计算机编程才能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即使高中文凭都没有，依然一路“上升得很快”。2007年，中情局将他派驻瑞士日内瓦负责维持计算机网络安全，并给予外交身份掩护。截止离开美国之时，他作为国家安全局内部的系统管理员，已在博思艾伦公司工作近三个月。据斯诺登自己的描述，他的生活“非常舒适”：年薪约20万美元，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一个他所热爱的家庭。
坚定与迷茫
当采访话题涉及他如此选择的原因时，斯诺登回答：“世上有比钱财更重要的事情。”他还引用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作为总结：“不惜牺牲自由以图苟安的人，既不配享受自由，也不配获得安全。”
米尔斯的父亲说，斯诺登“一向有着非常强烈的是非观”。《卫报》记者也指出，这位举止稳重的计算机专家在谈论起“监视”技术时虽然兴奋，但在谈论起隐私的价值时所展现出的，则是极度的激情。少年时代，斯诺登认为网络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发明”。那时的他曾整日在网上“与拥有不同视野，但自己可能永远不会碰到的人”进行交谈。但如今，他看到了网络的价值与最基本的隐私权一起，正在被无所不在的监控系统所迅速毁坏。
他还告诉《卫报》，虽然美国政府没有从一开始就对他的政治价值观构成威胁，但这些年来，情报部门的所作所为却的确侵蚀了他的隐私观。在被中情局派驻到日内瓦后，斯诺登开始大量接触机密文件。这一“特权”，以及近三年来与中情局官员的共事，使他对于一些亲眼目睹的事情的正确性产生了严重质疑。他向《卫报》回忆了中情局操作者企图通过一位瑞士银行家获取银行机密信息的事件。他说，中情局人员先将银行家蓄意灌醉，然后又鼓励他自己开车回家。而当银行家因酒驾被逮捕后，他们的卧底便趁机向他提供帮助，并与之建立了联系，最终达成了自己的目标。
是否继续为监视项目保守秘密，对他而言是个关乎良心和原则的问题。“美国政府行使了本无权享有的权力，且没有公众监督。其结果就是像我这样的老百姓受到了本不该有的牵制。”于是，他选择了公开情报部门的秘密，让“公众自己来判断对与错”。并且，他不认为自己是个英雄，因为“我所做的都是自己感兴趣的事”。他说，“我不愿生活在一个一言一行都被他人记录的世界里。这也不是我愿意去支持的事情”。
在日内瓦任职期间，斯诺登就已经产生过一次曝光政府秘密的想法。但那时他选择了将此计划搁置，因为“中情局的大多数机密与民众有关，不是机器或系统，曝光可能会危及到他人，这使我感到不舒服”。并且，奥巴马在2008年的胜选，使他看到了政治改革的曙光。所以曝光暂时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但在2009年，由于看到奥巴马推行了自己最不赞同的政策，他的态度再次发生了改变。他同时还意识到：“你不能坐等其他人来行动。我一直在寻找领袖，但我意识到所谓领袖，就是要第一个行动。”接下来的三年中，他越来越深入地了解到了国家安全局的监听活动是多么的无孔不入。安全局声称“他们要了解这世界上每一段对话以及每一种行为的内容”。这让斯诺登认定，国家安全局的监控早已达到了无可挽回的境地。从那时起，他便知道自己迟早会行动，因为 “他们的所作所为，对民族的存在构成了威胁”。
虽然无悔于泄密，但他对于被监视十分忧虑。在笔记本电脑上输入密码的时候，他用一张巨大的红色头巾盖在脑袋和机器上，以防隐形摄像头的监控。而比这更严峻的，是他将面对的未来。在美国情报界工作近10年。他知道美国最大、也是最机密的监视组织，以及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政府，正在寻找他。他也非常清楚，凭借那些高端技术，找到他绝不是件难事。而在谈到泄密事件可能对家庭带来的影响时，他一反惯有的镇定，显得有些情绪化：“我唯一害怕的是这件事可能对我的家庭带来的伤害。我无法再帮助他们。想到这些我彻夜难眠。”他说着，眼里泛起了泪光。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第25期 作者：邹珊
来源: 东方网-文汇报
隐秘与公开
斯诺登的泄密计划早在半年前就已被提上了日程，他精心筛选了曝光平台，立志找到一家既拥有“反正统”的记者，又能保持公正的媒体。他排除了揭秘故事在美国的传统归宿《纽约时报》，因为他对这家媒体早就灰了心――“9・11”后，小布什政府允许国家安全局在没有被授权的情况下对美国公民进行窥察。《纽约时报》对此了如指掌，却没有在2004年大选时及时公布。最后，斯诺登锁定了英国《卫报》以及他认为还比较可靠的该报专栏作家格伦・格伦沃尔德。
斯诺登的另一位合作者是纪录片制作者兼自由撰稿人罗拉・柏翠思，也就是《华盛顿邮报》泄密稿件的撰写者，以及后来《卫报》采访录像的摄影师。之所以找她，是因为柏翠思的一段不寻常遭遇。自从柏翠思拍摄的反映伊拉克战争的纪录片《祖国！祖国！》于2006年公映以来，她便在零犯罪记录的情况下，先后被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官员在入境时扣留盘问40余次。这段经历吸引了斯诺登的注意。
今年2月中旬，斯诺登又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到了身在巴西的格伦沃尔德，以收发加密邮件的形式进行交流。斯诺登甚至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制作了一段录像，向格林沃尔德逐步解释加密过程。后来，就连他们的会面也是精心设计过的。斯诺登让他们前往位于宾馆三楼的一个具体地点，然后大声询问去某餐馆的路线，而他自己则藏在某处听着。虽已联手数月，这次还是两位合作者与泄密者的第一次会面。
通过斯诺登建立的安全的交流系统，格伦沃尔德收到的第一套机密文件就是“棱镜”方案。与文件一同而来的，还有斯诺登附上的一张便条。他在上面写道，自己很清楚此番行为终将招致的后果。
泄密过程纵然设计周密，可一旦目标达成，斯诺登便停止了掩人耳目的行为。他下榻的酒店位于香港九龙尖沙咀弥敦道的繁华地段，入住房间时使用的也是自己名下的信用卡。“我不会躲避。”他说。面对《卫报》记者，他毫不犹豫地公开了自己的私人细节，从社会安全号码、中情局身份卡到过期的外交护照。
斯诺登非常希望能在全球范围中引发关于“我们到底生活在怎样的世界里”的辩论。但事实证明，他引发的震惊目前基本一分为二，一半集中在他所曝光的情报部门内幕上，另一半则无可避免地落在了他本人身上。虽然斯诺登说，他之所以选择公开身份，是因为曾亲眼看到过匿名的信息泄露事件给同事们带来的影响，他不想让同事们因自己而受折磨。但是，此时的人们在质疑美国民主的同时，还是免不了对他的勇气、动机，以及动机产生的原因大加感慨和评论。
惊人与普通
赴港前三个星期，斯诺登已为这起惊天新闻的发生做足了最后的准备工作。在夏威夷的国家安全局办公室里，他将最后一套准备曝光的文件拷入了“拇指存储器”中，然后告诉上司，为了接受癫痫症治疗，他需要离开岗位“几个星期”，因为这种病在去年爆发过几次，使他饱受折磨。回到家中，他边收拾行李边告诉女友自己将离家几周，但没有说明原因。
28岁的舞蹈演员琳赛・米尔斯是斯诺登泄密前生活中的主要角色，二人交往已有四五年的时间。事发前，他们在夏威夷群岛的瓦胡岛上共同经营着平凡却幸福的生活。米尔斯有一个被她当作个人日记本的博客，其中记录了许多她和斯诺登的生活细节。不难看出，他们所拥有的是一份认真且愉快的感情，既享受着社交生活，也不缺乏深度的心灵交流。米尔斯很爱自己的男友，她甚至为这段感情做出过“牺牲”。她在博客中提到，自己是为了斯诺登才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搬到了陌生的夏威夷。
斯诺顿飞去香港后，米尔斯博文的基调也转为沉重。“恶心、筋疲力尽，能感受到整个世界的重量。”这是6月7日，在《华盛顿邮报》刚刚将泄密事件刊登出来后，她写下的感受。那时的她虽尚不清楚斯诺登此行的真正目的，但明显已被新闻搅乱了情绪。而当斯诺登终于公开了身份时，她则显得非常伤心，甚至绝望。“有时，人生实在承受不起真正的告别。”她写道，“我一边在泪迹斑斑的键盘上打字，一边回忆起了所有使我拥有美好回忆的面孔。那些与我一起欢笑过的，我拥抱过的，那个我最深爱的，和我来不及说再见的。”
很明显，斯诺登的个人生活并不能用以解释他这突如其来的惊天壮举。不仅如此，他的成长经历中也并没有压抑、迫害等负面记录。斯诺登的父亲是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官员，母亲是马里兰的地方法院的职员，还有一个当律师的姐姐。他们自1999年开始在马里兰州的埃利克特城生活，那里距离国家安全局总部所在地米德堡很近。在此之前则住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伊丽莎白城。
若一定要寻找斯诺登的“挫折经历”，恐怕也只有求学过程勉强算数。为了凑齐高中文凭所需的学分，他曾在埃利克特城的安妮阿伦德尔社区学院学习过计算机，但最后也没有完成全部课程。之后，他拿到了普通同等学历证书。2011年又通过网络学习过利物浦大学的硕士课程，但也没有拿下这个学位。
不过，他的个人才能并未受到学历缺憾的限制。2002年，18岁的他进入了朋友创办的日本动漫插画公司。2003年加入了美国陆军，并接受了特种部队的训练项目。之后，他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得到了自己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在马里兰大学的一处隐蔽设施担任保安。再后来，他又在中央情报局担任了与信息技术安全有关的职位。在这个岗位上，他对网络的理解以及计算机编程才能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即使高中文凭都没有，依然一路“上升得很快”。2007年，中情局将他派驻瑞士日内瓦负责维持计算机网络安全，并给予外交身份掩护。截止离开美国之时，他作为国家安全局内部的系统管理员，已在博思艾伦公司工作近三个月。据斯诺登自己的描述，他的生活“非常舒适”：年薪约20万美元，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一个他所热爱的家庭。
坚定与迷茫
当采访话题涉及他如此选择的原因时，斯诺登回答：“世上有比钱财更重要的事情。”他还引用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作为总结：“不惜牺牲自由以图苟安的人，既不配享受自由，也不配获得安全。”
米尔斯的父亲说，斯诺登“一向有着非常强烈的是非观”。《卫报》记者也指出，这位举止稳重的计算机专家在谈论起“监视”技术时虽然兴奋，但在谈论起隐私的价值时所展现出的，则是极度的激情。少年时代，斯诺登认为网络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发明”。那时的他曾整日在网上“与拥有不同视野，但自己可能永远不会碰到的人”进行交谈。但如今，他看到了网络的价值与最基本的隐私权一起，正在被无所不在的监控系统所迅速毁坏。
他还告诉《卫报》，虽然美国政府没有从一开始就对他的政治价值观构成威胁，但这些年来，情报部门的所作所为却的确侵蚀了他的隐私观。在被中情局派驻到日内瓦后，斯诺登开始大量接触机密文件。这一“特权”，以及近三年来与中情局官员的共事，使他对于一些亲眼目睹的事情的正确性产生了严重质疑。他向《卫报》回忆了中情局操作者企图通过一位瑞士银行家获取银行机密信息的事件。他说，中情局人员先将银行家蓄意灌醉，然后又鼓励他自己开车回家。而当银行家因酒驾被逮捕后，他们的卧底便趁机向他提供帮助，并与之建立了联系，最终达成了自己的目标。
是否继续为监视项目保守秘密，对他而言是个关乎良心和原则的问题。“美国政府行使了本无权享有的权力，且没有公众监督。其结果就是像我这样的老百姓受到了本不该有的牵制。”于是，他选择了公开情报部门的秘密，让“公众自己来判断对与错”。并且，他不认为自己是个英雄，因为“我所做的都是自己感兴趣的事”。他说，“我不愿生活在一个一言一行都被他人记录的世界里。这也不是我愿意去支持的事情”。
在日内瓦任职期间，斯诺登就已经产生过一次曝光政府秘密的想法。但那时他选择了将此计划搁置，因为“中情局的大多数机密与民众有关，不是机器或系统，曝光可能会危及到他人，这使我感到不舒服”。并且，奥巴马在2008年的胜选，使他看到了政治改革的曙光。所以曝光暂时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但在2009年，由于看到奥巴马推行了自己最不赞同的政策，他的态度再次发生了改变。他同时还意识到：“你不能坐等其他人来行动。我一直在寻找领袖，但我意识到所谓领袖，就是要第一个行动。”接下来的三年中，他越来越深入地了解到了国家安全局的监听活动是多么的无孔不入。安全局声称“他们要了解这世界上每一段对话以及每一种行为的内容”。这让斯诺登认定，国家安全局的监控早已达到了无可挽回的境地。从那时起，他便知道自己迟早会行动，因为 “他们的所作所为，对民族的存在构成了威胁”。
虽然无悔于泄密，但他对于被监视十分忧虑。在笔记本电脑上输入密码的时候，他用一张巨大的红色头巾盖在脑袋和机器上，以防隐形摄像头的监控。而比这更严峻的，是他将面对的未来。在美国情报界工作近10年。他知道美国最大、也是最机密的监视组织，以及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政府，正在寻找他。他也非常清楚，凭借那些高端技术，找到他绝不是件难事。而在谈到泄密事件可能对家庭带来的影响时，他一反惯有的镇定，显得有些情绪化：“我唯一害怕的是这件事可能对我的家庭带来的伤害。我无法再帮助他们。想到这些我彻夜难眠。”他说着，眼里泛起了泪光。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第25期 作者：邹珊
来源: 东方网-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