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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犯最后的日子心理变化非常明显。一位看守所民警说，从一审被判死刑到执行死刑，时间跨度大多一年左右。生命将要或已经进入倒计时的死刑犯，在经历了哭闹和情绪崩溃，当对死刑的抵触和恐惧慢慢消退后，一般便开始忏悔反省，反反复复直到想通，最后的执行其实是一种解脱。
>>很多死刑犯在宣判后几天里都会被安排吃病号饭，一般是鸡蛋和面条，有时会有肉菜，这时很少有人去打扰，这个心理关必须要自己过。>>对于自己要被终止的人生，死刑犯会用很多字来记录曾经引以为傲的人生片段，更会对自己走错的那几步做细致的解释。
接到死刑复核通知当晚，“监室的气氛通常显得很好，有道别、有说、有笑，待执行人这时显得很放松，他们说这是解脱，为犯下的罪孽赎罪。死刑犯之间会道别，很多人说相信生命轮回，至少嘴上这样说。”
赵亮从警之后便在看守所工作，因综合素质强，很快就被编入死囚监舍的值班名单中。
他说，犯罪嫌疑人一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无论上诉与否，从法庭回到看守所就要调换到死囚中。
情绪的波动是难免的。“宣判后一周里，死刑犯就很难正常作息，哭闹是常有的事，面对生死大关，人难免抗拒逃避，甚至崩溃。”赵亮说，从一审被判死刑到执行死刑，时间跨度大多在一年左右，在此期间死刑犯的心理变化十分明显，“哭闹、崩溃、平复、忏悔、面对，几种情绪周期性连续出现。最终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下来时，又开始变化，这是人求生的本能。”
监管死囚监舍多年，赵亮目睹了太多死刑犯最后的人生时刻。
等待“执行”是种煎熬，和民警聊天缓解压力
赵亮说，终审死刑的罪犯，在看守所里被称为待决死刑犯，会加上更重的脚镣械具，行走要手提着才可以挪动，走路时声音很大。
对死囚的监管工作主要分为三块内容：一是保持看守所秩序，防止死刑犯突然情绪崩溃发生意外；二是对死刑犯做针对性教育，使其逐渐接受极刑惩处这个结果，改造其扭曲的心理，面对罪行面对现实；三是保护死刑犯合法权益，并接受死刑犯的举报和申辩。
“终审回来头两天晚上，多数人会坐在那里仰头空想，唉声叹气或是小声地哭。”赵亮说，很多死刑犯在宣判后几天里都会被安排吃病号饭，一般是鸡蛋和面条，有时会有肉菜，“这时很少有人去打扰，这个心理大关必须要死刑犯自己熬过去。”
一般要经过一周多的“折腾”，大多数死刑犯的情绪会渐渐平复，开始向别人打听什么时候执行，“有时也问我们，一般都说一年多。”赵亮说，“其实，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执行，这是一种煎熬。”
等待执行之前，民警需要全天候、近距离监管，聊天成了民警和待决死刑犯之间的主要接触。
“死刑犯对死刑的抵触和恐惧慢慢消退后，一般便开始忏悔反省，反反复复直到想通了，要为自己的罪行接受极刑惩处，最后的执行其实是一种解脱。”赵亮说，这时，很多待决死刑犯会聊到自己的人生经历，更会总结出自己走错那几步的前前后后。
几乎所有待决死刑犯都会在这时袒露心扉，毕竟来日无多，能有人倾听也是一种压力缓解。
写遗书很费时间，有人写几个月，有人会写一年
在监管民警的教育下，死刑犯激烈思想斗争后，一般会悔过，也会对受害人及其家庭表示愧疚，觉得是因为自己的罪恶才让别人的人生和家庭发生了改变。“这时候大多忏悔是真诚的，等到要死时，死刑犯一般会将心比心地想，人家连认识都不认识就被杀了，这个事到哪儿都说不通。”
赵亮接触过的许多抢劫杀人犯，几乎都不认识受害人。
聊天之外，死刑犯会主动要纸笔写遗书。因监管需要，大多数情况下，会由轻罪在押人员协助书写，死刑犯只需口述。写遗书很费时间，有的人甚至会写一年，有的人则是断断续续地写几个月。赵亮和同事偶尔会遇到不写遗书的死刑犯，“那是一心求死的，”赵亮说。
在死刑犯的遗书中，最常出现的句子是“别走我这样的路”、“对××(受害者家属)说对不起，我错了”。
无论是连环杀人犯还是其他暴力犯罪，对自己的孩子和弟弟妹妹，最多的是这样的告诫，有些人还要求监管民警或法官给受害人家属捎话赎罪。
对于自己被终止的人生，大多数犯人会用很多字来记录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人生成功片段，更会对自己走错的几步人生阶段做细致的解释。
赵亮觉得，其实，“如果没有犯罪，他们都是普通人，也有过努力和奋斗，只是虚荣心太重了，犯下了大错。”在许多死刑犯以往的人生中，高于常人的虚荣心和争强好胜，表现得更明显。
最后三天道别多，很多人说相信生命轮回
赵亮说，当最高人民法院死刑执行复核通知抵达后，原审中院法官会提死刑犯签收。
“这时，死刑犯会有新一轮情绪变化，回死囚监舍路上几乎都不说话。进了监舍，其他在押人员会问是不是见法官了？”赵亮说，在押人员一般都对死刑复核很敏感，看守所里在押人员的口口相传，让很多执行细节被熟悉。
一般情况下，得到死刑复核通知的死刑犯会经过一个下午的沉默，在晚上恢复常态。因为同屋的人会提醒他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而犯人则会把自己所有物品清点一番，除了留给家属的遗物，脸盆、衣服之类会分给其他人，私交好的在押犯会得到看起来好一些的物品。
“这时候，监室内的气氛通常会显得很好，有道别、有说、有笑，待执行死刑犯这时显得很放松，他们说这是解脱，为犯下的罪孽赎罪。而死刑犯之间会道别，很多人说相信生命轮回，至少嘴上这样说。”
最后一顿饭，有人想吃臊子面，有年轻的想吃“肯德基”
到了临刑前一天，尤其是会见家属后，死刑犯很少有睡觉的。在自己人生的最后一个下午，大多数死刑犯会喊几次报告，想见一下熟悉的监管干警和看守所负责人，说的都是些感谢的话语，并行礼，感谢自己受到的尊重和照顾。因为平时，一些死刑犯家属遇到困难，看守所民警会赶去家访，并会同当地的职能部门交涉维权或协助处理。
“在一起时间太长，都是有些感情的。所以民警和所里领导不会待很长时间，安抚过后会向死刑犯询问最后的愿望，对一些不出格的要求，会尽量满足。”赵亮说。
赵亮曾几次开车出去买死刑犯的最后一顿饭，例如某某家的臊子面、泡馍或者饺子，有的则是想吃一顿炒菜，有年轻的则想吃一顿“肯德基”。
只要市面上常见的，即使是香烟，死刑犯最后要求大多会被满足。赵亮很少见到有把饭菜吃光的，很多人都是动几筷子，说声“饱了”就作罢。
女死刑犯晚上要忙碌一些，会洗澡梳头，同屋的会帮着涂指甲或者修修眉毛，化些淡妆。
“死刑执行复核下来三天时间里，他们一般比较忙，这样也好，能冲淡恐惧心理。”随着临刑日期临近，监管民警的神经也紧绷起来。直到死刑犯被去掉脚镣，移交给执行的法警，任务才算结束。
他们大多有被溺爱的童年 遇事应多问父母，少请教“兄弟”
赵亮长期接触和关注死刑犯。面对记者，他说：“你们很多媒体关注罪行，很容易把死刑犯标签化、脸谱化。他是犯罪了，十恶不赦，可背后，他也是常人，也有努力和挣扎，也有儿女情长。或许，他的生活里95%的时间都是正常人，只有5%出现了偏差，严重犯罪最后判死刑。”
长期的工作经历中，赵亮发现，死刑犯们大多有过被溺爱的童年。“小时候有错误，家人就护着宠着，年龄越大错误越大，最后谁也收不住。”对于独生子女教育，赵亮也说不清溺爱的界线，只是建议家长守住朴素的社会道理底线，“对成年人来说，是对还是错，要区分起来并不难。”
他建议，社会个体在遭遇冲突困惑时，最好问问自己父母，但有些年轻人却愿意相信所谓的“兄弟”，“那都是电影里的桥段，问父母才能得到最好的答案。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父母会用命来保护孩子。”
在赵亮监管过的死刑犯中，绝大多数人在临刑前会告诫弟妹或者子女，“一定不要走我的路。”赵亮和同事有时谈论起某个死刑犯时，最终都会说成一个悲剧故事。
“几乎没有谁天生就是杀人恶魔，家庭环境和生存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很深远。不过，很多死刑犯走到犯罪那一步，也有复杂的社会因素。本想好好生活，可自己周围的现实很糟糕，出了事也没有地方说理，化解不了，最后疙瘩越来越大，成了严重暴力犯罪。”
法警郑君也有同感，他觉得现在社会里维权成本太高，结果导致一些矛盾以连续悲剧出现，可是很快又被遗忘。
他们都建议能有更多社会学者关注死刑犯的犯罪背景和社会因素，“现在的犯罪成因各式各样，是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累加在一起，才出现了一些状况，要给社会吃药，才是最大限度减少死刑犯的根本。”
(注：应采访对象要求，赵亮为化名)
临刑前，他们说……
美国公布500死囚临终遗言还原死囚临刑前内心世界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截至今年6月26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被处决的死囚人数达到了500人。自从得州1982年12月恢复死刑后，所有被处决犯人的遗言都被记录了下来。近日，得州刑事司法部网站公布了一个数据库，里面存放了这些死囚的临终遗言。
表示清白
很多死囚利用生命的最后一分钟最后一次证明自己的清白。“我希望你明白，当我说我没有杀死你的孩子们的时候，我说的是真相，”1997年4月被处决的戴维・斯彭斯表示，“说实话，我没杀过人。”
表示歉意
“我想向受害者的家人道歉，”死囚科尼留斯・高斯被处决前说道，“我知道无论我说什么都于事无补，但我希望上帝能因此原谅我。”
杰马尔・阿诺德1983年抢劫一家珠宝店，枪杀了21岁的女店员玛丽・桑切斯。他说：“你们失去了所爱的亲人，我对此表示深深的遗憾。我也是个人，我知道这是什么感觉。我无法解释自己的行为，也无法给你们答案。我只能给你们一件东西，并且我今天就要把它给你们了，这就是我的生命。”
表示接受
有些死囚则在临终前表现出对死刑惩罚完全接受。查尔斯・巴斯因杀死一名警察而被判处死刑，1986年他在30岁时被处决，他的遗言是：“我罪有应得，告诉大家我跟他们道别。”
詹姆斯・科尔本在2003年也说出了相似的遗言，他因诱奸不成谋杀一名女子而被判死刑，被处决前他说：“这一切本不该发生，既然我就要死了，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了。我知道这是个错误，只能怪我自己。”
表示委屈
有一些死囚知道自己犯了罪，但认为自己罪不至死。
“我已经坐牢8年半，7年前我成了死囚，我在监狱表现良好，我认为自己已经不会再对社会造成威胁了。我觉得对我的惩罚已经够了。”死囚里奇・格林表示。
“过去大约9年里，我一直在思考死刑，这个惩罚是对还是错，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不认为处决了我之后，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更安全。”在2001年被处决的杰弗里・道格第说。
表示轻松
一些死囚则试图用幽默轻松的话来缓和一下刑场的沉重气氛，比如杰斯・赫南德兹。赫南德兹曾用手电筒击打一个女孩和一个11个月大的男婴的头部，结果造成男婴死亡。
2012年3月，赫南德兹被处决，在死亡来临前他选择给自己最爱的橄榄球队加油，他喊道：“加油，达拉斯牛仔！”
(原标题：死刑犯最后的人生)
>>很多死刑犯在宣判后几天里都会被安排吃病号饭，一般是鸡蛋和面条，有时会有肉菜，这时很少有人去打扰，这个心理关必须要自己过。>>对于自己要被终止的人生，死刑犯会用很多字来记录曾经引以为傲的人生片段，更会对自己走错的那几步做细致的解释。
接到死刑复核通知当晚，“监室的气氛通常显得很好，有道别、有说、有笑，待执行人这时显得很放松，他们说这是解脱，为犯下的罪孽赎罪。死刑犯之间会道别，很多人说相信生命轮回，至少嘴上这样说。”
赵亮从警之后便在看守所工作，因综合素质强，很快就被编入死囚监舍的值班名单中。
他说，犯罪嫌疑人一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无论上诉与否，从法庭回到看守所就要调换到死囚中。
情绪的波动是难免的。“宣判后一周里，死刑犯就很难正常作息，哭闹是常有的事，面对生死大关，人难免抗拒逃避，甚至崩溃。”赵亮说，从一审被判死刑到执行死刑，时间跨度大多在一年左右，在此期间死刑犯的心理变化十分明显，“哭闹、崩溃、平复、忏悔、面对，几种情绪周期性连续出现。最终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下来时，又开始变化，这是人求生的本能。”
监管死囚监舍多年，赵亮目睹了太多死刑犯最后的人生时刻。
等待“执行”是种煎熬，和民警聊天缓解压力
赵亮说，终审死刑的罪犯，在看守所里被称为待决死刑犯，会加上更重的脚镣械具，行走要手提着才可以挪动，走路时声音很大。
对死囚的监管工作主要分为三块内容：一是保持看守所秩序，防止死刑犯突然情绪崩溃发生意外；二是对死刑犯做针对性教育，使其逐渐接受极刑惩处这个结果，改造其扭曲的心理，面对罪行面对现实；三是保护死刑犯合法权益，并接受死刑犯的举报和申辩。
“终审回来头两天晚上，多数人会坐在那里仰头空想，唉声叹气或是小声地哭。”赵亮说，很多死刑犯在宣判后几天里都会被安排吃病号饭，一般是鸡蛋和面条，有时会有肉菜，“这时很少有人去打扰，这个心理大关必须要死刑犯自己熬过去。”
一般要经过一周多的“折腾”，大多数死刑犯的情绪会渐渐平复，开始向别人打听什么时候执行，“有时也问我们，一般都说一年多。”赵亮说，“其实，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执行，这是一种煎熬。”
等待执行之前，民警需要全天候、近距离监管，聊天成了民警和待决死刑犯之间的主要接触。
“死刑犯对死刑的抵触和恐惧慢慢消退后，一般便开始忏悔反省，反反复复直到想通了，要为自己的罪行接受极刑惩处，最后的执行其实是一种解脱。”赵亮说，这时，很多待决死刑犯会聊到自己的人生经历，更会总结出自己走错那几步的前前后后。
几乎所有待决死刑犯都会在这时袒露心扉，毕竟来日无多，能有人倾听也是一种压力缓解。
写遗书很费时间，有人写几个月，有人会写一年
在监管民警的教育下，死刑犯激烈思想斗争后，一般会悔过，也会对受害人及其家庭表示愧疚，觉得是因为自己的罪恶才让别人的人生和家庭发生了改变。“这时候大多忏悔是真诚的，等到要死时，死刑犯一般会将心比心地想，人家连认识都不认识就被杀了，这个事到哪儿都说不通。”
赵亮接触过的许多抢劫杀人犯，几乎都不认识受害人。
聊天之外，死刑犯会主动要纸笔写遗书。因监管需要，大多数情况下，会由轻罪在押人员协助书写，死刑犯只需口述。写遗书很费时间，有的人甚至会写一年，有的人则是断断续续地写几个月。赵亮和同事偶尔会遇到不写遗书的死刑犯，“那是一心求死的，”赵亮说。
在死刑犯的遗书中，最常出现的句子是“别走我这样的路”、“对××(受害者家属)说对不起，我错了”。
无论是连环杀人犯还是其他暴力犯罪，对自己的孩子和弟弟妹妹，最多的是这样的告诫，有些人还要求监管民警或法官给受害人家属捎话赎罪。
对于自己被终止的人生，大多数犯人会用很多字来记录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人生成功片段，更会对自己走错的几步人生阶段做细致的解释。
赵亮觉得，其实，“如果没有犯罪，他们都是普通人，也有过努力和奋斗，只是虚荣心太重了，犯下了大错。”在许多死刑犯以往的人生中，高于常人的虚荣心和争强好胜，表现得更明显。
最后三天道别多，很多人说相信生命轮回
赵亮说，当最高人民法院死刑执行复核通知抵达后，原审中院法官会提死刑犯签收。
“这时，死刑犯会有新一轮情绪变化，回死囚监舍路上几乎都不说话。进了监舍，其他在押人员会问是不是见法官了？”赵亮说，在押人员一般都对死刑复核很敏感，看守所里在押人员的口口相传，让很多执行细节被熟悉。
一般情况下，得到死刑复核通知的死刑犯会经过一个下午的沉默，在晚上恢复常态。因为同屋的人会提醒他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而犯人则会把自己所有物品清点一番，除了留给家属的遗物，脸盆、衣服之类会分给其他人，私交好的在押犯会得到看起来好一些的物品。
“这时候，监室内的气氛通常会显得很好，有道别、有说、有笑，待执行死刑犯这时显得很放松，他们说这是解脱，为犯下的罪孽赎罪。而死刑犯之间会道别，很多人说相信生命轮回，至少嘴上这样说。”
最后一顿饭，有人想吃臊子面，有年轻的想吃“肯德基”
到了临刑前一天，尤其是会见家属后，死刑犯很少有睡觉的。在自己人生的最后一个下午，大多数死刑犯会喊几次报告，想见一下熟悉的监管干警和看守所负责人，说的都是些感谢的话语，并行礼，感谢自己受到的尊重和照顾。因为平时，一些死刑犯家属遇到困难，看守所民警会赶去家访，并会同当地的职能部门交涉维权或协助处理。
“在一起时间太长，都是有些感情的。所以民警和所里领导不会待很长时间，安抚过后会向死刑犯询问最后的愿望，对一些不出格的要求，会尽量满足。”赵亮说。
赵亮曾几次开车出去买死刑犯的最后一顿饭，例如某某家的臊子面、泡馍或者饺子，有的则是想吃一顿炒菜，有年轻的则想吃一顿“肯德基”。
只要市面上常见的，即使是香烟，死刑犯最后要求大多会被满足。赵亮很少见到有把饭菜吃光的，很多人都是动几筷子，说声“饱了”就作罢。
女死刑犯晚上要忙碌一些，会洗澡梳头，同屋的会帮着涂指甲或者修修眉毛，化些淡妆。
“死刑执行复核下来三天时间里，他们一般比较忙，这样也好，能冲淡恐惧心理。”随着临刑日期临近，监管民警的神经也紧绷起来。直到死刑犯被去掉脚镣，移交给执行的法警，任务才算结束。
他们大多有被溺爱的童年 遇事应多问父母，少请教“兄弟”
赵亮长期接触和关注死刑犯。面对记者，他说：“你们很多媒体关注罪行，很容易把死刑犯标签化、脸谱化。他是犯罪了，十恶不赦，可背后，他也是常人，也有努力和挣扎，也有儿女情长。或许，他的生活里95%的时间都是正常人，只有5%出现了偏差，严重犯罪最后判死刑。”
长期的工作经历中，赵亮发现，死刑犯们大多有过被溺爱的童年。“小时候有错误，家人就护着宠着，年龄越大错误越大，最后谁也收不住。”对于独生子女教育，赵亮也说不清溺爱的界线，只是建议家长守住朴素的社会道理底线，“对成年人来说，是对还是错，要区分起来并不难。”
他建议，社会个体在遭遇冲突困惑时，最好问问自己父母，但有些年轻人却愿意相信所谓的“兄弟”，“那都是电影里的桥段，问父母才能得到最好的答案。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父母会用命来保护孩子。”
在赵亮监管过的死刑犯中，绝大多数人在临刑前会告诫弟妹或者子女，“一定不要走我的路。”赵亮和同事有时谈论起某个死刑犯时，最终都会说成一个悲剧故事。
“几乎没有谁天生就是杀人恶魔，家庭环境和生存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很深远。不过，很多死刑犯走到犯罪那一步，也有复杂的社会因素。本想好好生活，可自己周围的现实很糟糕，出了事也没有地方说理，化解不了，最后疙瘩越来越大，成了严重暴力犯罪。”
法警郑君也有同感，他觉得现在社会里维权成本太高，结果导致一些矛盾以连续悲剧出现，可是很快又被遗忘。
他们都建议能有更多社会学者关注死刑犯的犯罪背景和社会因素，“现在的犯罪成因各式各样，是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累加在一起，才出现了一些状况，要给社会吃药，才是最大限度减少死刑犯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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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刑前，他们说……
美国公布500死囚临终遗言还原死囚临刑前内心世界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截至今年6月26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被处决的死囚人数达到了500人。自从得州1982年12月恢复死刑后，所有被处决犯人的遗言都被记录了下来。近日，得州刑事司法部网站公布了一个数据库，里面存放了这些死囚的临终遗言。
表示清白
很多死囚利用生命的最后一分钟最后一次证明自己的清白。“我希望你明白，当我说我没有杀死你的孩子们的时候，我说的是真相，”1997年4月被处决的戴维・斯彭斯表示，“说实话，我没杀过人。”
表示歉意
“我想向受害者的家人道歉，”死囚科尼留斯・高斯被处决前说道，“我知道无论我说什么都于事无补，但我希望上帝能因此原谅我。”
杰马尔・阿诺德1983年抢劫一家珠宝店，枪杀了21岁的女店员玛丽・桑切斯。他说：“你们失去了所爱的亲人，我对此表示深深的遗憾。我也是个人，我知道这是什么感觉。我无法解释自己的行为，也无法给你们答案。我只能给你们一件东西，并且我今天就要把它给你们了，这就是我的生命。”
表示接受
有些死囚则在临终前表现出对死刑惩罚完全接受。查尔斯・巴斯因杀死一名警察而被判处死刑，1986年他在30岁时被处决，他的遗言是：“我罪有应得，告诉大家我跟他们道别。”
詹姆斯・科尔本在2003年也说出了相似的遗言，他因诱奸不成谋杀一名女子而被判死刑，被处决前他说：“这一切本不该发生，既然我就要死了，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了。我知道这是个错误，只能怪我自己。”
表示委屈
有一些死囚知道自己犯了罪，但认为自己罪不至死。
“我已经坐牢8年半，7年前我成了死囚，我在监狱表现良好，我认为自己已经不会再对社会造成威胁了。我觉得对我的惩罚已经够了。”死囚里奇・格林表示。
“过去大约9年里，我一直在思考死刑，这个惩罚是对还是错，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不认为处决了我之后，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更安全。”在2001年被处决的杰弗里・道格第说。
表示轻松
一些死囚则试图用幽默轻松的话来缓和一下刑场的沉重气氛，比如杰斯・赫南德兹。赫南德兹曾用手电筒击打一个女孩和一个11个月大的男婴的头部，结果造成男婴死亡。
2012年3月，赫南德兹被处决，在死亡来临前他选择给自己最爱的橄榄球队加油，他喊道：“加油，达拉斯牛仔！”
(原标题：死刑犯最后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