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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委党校图书馆主办了“观园读书”活动，首期选定的书目是姚桓教授和张彦玲教授合作编写的《党群和谐论》一书。该书把党群关系放在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全面考察，围绕如何加强党群关系建设以实现和谐展开研究和论述，这是一个有针对性和现实性的非常重要的议题。作者认为，我国现阶段处在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各种矛盾和问题都会反映到党群关系上，党群关系呈现许多以往没有的新特点，党群关系建设具有空前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与此同时，从现在起几十年，到本世纪中期基本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空前机遇和严峻考验、挑战的时期，党处于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打破所谓“历史周期率”的关节点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改善党群关系，重点应该放在哪儿呢？
谈到党群关系，我不由地想到了“耿飚之问”。几十年前，耿飚向部分领导干部提出的问题是：“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犯了事，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他这一问问出了50年来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巨大反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我认为，习近平同志点到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是党群关系最致命的腐蚀剂。
改善党群关系首要的是立场问题。党群关系出了问题，责任在哪里？有人说今天的老百姓是越来越挑剔、越来越难伺候了。如果面对当前党群关系出现的问题我们持这样的态度，那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党群关系不和谐的主要原因是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出现了危机，老百姓不太信任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
必须承认，党群关系不和谐肯定是我们自身出现了问题。首先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群众观点出现了问题，在具体工作中把党的事业和群众利益割裂开来，这里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郑州信访局一副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竟然质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之所以说这个例子比较典型，是因为持这种观点的“局长”在我们的领导干部中绝不只是个别人。其次就是我们的作风出了问题，把工作业绩和解决群众冷暖对立起来。
现在很多人都在谈方法，干部培训中也不乏群众工作的方法的内容，我觉得比方法更重要的还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立场问题。对群众的真感情是一切方法之方法，天下的母亲大多没有经过母爱技能的培训或训练，但母亲对孩子的爱没有人会质疑，因为母亲对孩子的爱是真挚的。只是从方法层面去改善，这样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正在全党开展的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解决群众观点和作风中存在的问题。用习近平同志的话说就是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就是要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的思想和行动中。
赢得群众的信任不仅仅是改善党群关系的基础，更是推进工作的前提。过去的社会贤达手上没有资源还能做一些事情，凭借的就是群众对他们的信任。我们今天的基层组织固然有群众观点不牢失信于民的问题，也有他们更困难的处境，收税、计划生育、处理违章行为等等这些容易引发矛盾的工作，社会贤达们是没有义务去做的。既要开展工作还要取信于民的根本还在于自身的“正”，“身正不令而行”。当年山东巡抚年富有一句话：“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就是说，做官的不是怕我严厉，而是怕我廉洁；老百姓不是服我的能力，而是服我的公正。这些东西看似与党群关系无关，实际上却是党群关系的“根”，公生明而廉生威。
其次，方法问题重要不重要呢？也很重要。改善党群关系仅仅靠态度还不够。因为我们今天碰到的群众利益往往是多元的。过去代表群众利益，只是个态度问题。群众不是抽象的，比如学校，一个教研部七八个人，我要代表教研部的利益，但问题是七八个人的利益要求很难一致，大家有长远利益，也有眼前利益；有局部利益还有个人利益。因此，代表群众利益不仅是个态度问题，还是个能力问题。所以，整合民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再比如打车软件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有些人愿意多花点钱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等待上，但我们的有关部门为了维护价格秩序马上出面干涉，结果打车软件被取缔了以后骂声一片，因为政府忽视了这部分群众的利益。还有最近炒得很热的汽车排污收费问题，在没有车的人看来，既然你享受了有车的便利，那么有车一族就应该为其他人绿化空间减少、空气污染付出相应的代价；但有车者看来，自己投入解决交通问题，不仅节省了时间以更充沛的精力投入工作之中，还为拉动内需做了贡献，如果人人都不买车，整个汽车工业就完蛋了。可见今天要想很好地代表民意也是一种能力。
当前改善党群关系之所以这么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条件变了。我们党成立28年后取得了政权，以前没有过多地搞群众路线教育，因为情况不像今天这样复杂。当年如果不搞群众路线，就不可能生存，更不可能取得政权。但今天不走群众路线，就会出现“温水煮蛙”的情况。我们的党群关系已经很严重了，但很多人感觉这应该是大家的事情，与个人无关，个人感觉不到这种现实的危险。每一个个体没有感受到，所以今天改善党群关系就比较难。为此要强化领导者的执政意识，不能把执政当作是值班。
党群和谐要处理好几个关系。首先，我们既要领导群众，又不能做群众的“尾巴”。我们常说“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其实也不能简单地“唯下”。就像作者在本书提到的，执政党与人民群众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之外，也是各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主体。作为领导，群众的所有意见都听，完全按照群众的意见来办，那就是尾巴主义；但也不能强加于群众，既要克服“尾巴主义”更要防止“命令主义”。其次，我们既要引领群众也要善于做群众的学生，“问计于民”。作为领导者，绝不是因为他比人聪明，而是能够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这就是领导者的智慧。如果总以为比别人聪明，坐在办公桌前哪儿也不去，那就只能像毛主席所说的“往往是幼稚而可笑的”。怎样做到“问计于民”？电梯里面聊几句，吃饭的时候聊几句，这种日常的交流才能听到真的东西。而开座谈会，大家讲的内容都是斟酌过的，不是原汁原味的，一不留神就不知道他想说什么。最后，要解决实际问题。有人说“种地不上税，上学全免费，所谓和谐好社会”，这就是他认为的“和谐好社会”。我们总是强调理论的问题，而这既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
当前，解决党群不和谐的问题还必须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和制度层面。我们的媒体也要为这样的提升创造条件。在媒体中，我们不难看到领导下到基层的身影：比如走访几户特别贫困的老百姓，体察到群众的难处，情到深处，眼泪都出来了，赶紧掏出自己的工资留下，我们的老百姓看到这样的镜头就会竖起大拇指，发出这样的感慨，真是人民的好公仆、好领导啊。但与此同时。我们的基层领导往往就成为差领导，如果这些基层的领导也如法炮制，上级领导走访一户，他们可以走五户，留给每户的钱比上级领导还要多，那基层领导自然也会成为人民的“好县长”。但这样能解决问题吗？一个县里如此贫困的老百姓有20万，靠这样的办法丝毫解决不了问题。因此，为了党群和谐的根本改善和可持续，我们必须超越感性，上升到理性层面来踏踏实实地做，我们的媒体也要有等待务实的领导干部从基础做起的耐心和视角。
来源: 凤凰网
谈到党群关系，我不由地想到了“耿飚之问”。几十年前，耿飚向部分领导干部提出的问题是：“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犯了事，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他这一问问出了50年来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巨大反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我认为，习近平同志点到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是党群关系最致命的腐蚀剂。
改善党群关系首要的是立场问题。党群关系出了问题，责任在哪里？有人说今天的老百姓是越来越挑剔、越来越难伺候了。如果面对当前党群关系出现的问题我们持这样的态度，那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党群关系不和谐的主要原因是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出现了危机，老百姓不太信任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
必须承认，党群关系不和谐肯定是我们自身出现了问题。首先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群众观点出现了问题，在具体工作中把党的事业和群众利益割裂开来，这里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郑州信访局一副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竟然质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之所以说这个例子比较典型，是因为持这种观点的“局长”在我们的领导干部中绝不只是个别人。其次就是我们的作风出了问题，把工作业绩和解决群众冷暖对立起来。
现在很多人都在谈方法，干部培训中也不乏群众工作的方法的内容，我觉得比方法更重要的还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立场问题。对群众的真感情是一切方法之方法，天下的母亲大多没有经过母爱技能的培训或训练，但母亲对孩子的爱没有人会质疑，因为母亲对孩子的爱是真挚的。只是从方法层面去改善，这样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正在全党开展的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解决群众观点和作风中存在的问题。用习近平同志的话说就是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就是要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的思想和行动中。
赢得群众的信任不仅仅是改善党群关系的基础，更是推进工作的前提。过去的社会贤达手上没有资源还能做一些事情，凭借的就是群众对他们的信任。我们今天的基层组织固然有群众观点不牢失信于民的问题，也有他们更困难的处境，收税、计划生育、处理违章行为等等这些容易引发矛盾的工作，社会贤达们是没有义务去做的。既要开展工作还要取信于民的根本还在于自身的“正”，“身正不令而行”。当年山东巡抚年富有一句话：“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就是说，做官的不是怕我严厉，而是怕我廉洁；老百姓不是服我的能力，而是服我的公正。这些东西看似与党群关系无关，实际上却是党群关系的“根”，公生明而廉生威。
其次，方法问题重要不重要呢？也很重要。改善党群关系仅仅靠态度还不够。因为我们今天碰到的群众利益往往是多元的。过去代表群众利益，只是个态度问题。群众不是抽象的，比如学校，一个教研部七八个人，我要代表教研部的利益，但问题是七八个人的利益要求很难一致，大家有长远利益，也有眼前利益；有局部利益还有个人利益。因此，代表群众利益不仅是个态度问题，还是个能力问题。所以，整合民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再比如打车软件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有些人愿意多花点钱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等待上，但我们的有关部门为了维护价格秩序马上出面干涉，结果打车软件被取缔了以后骂声一片，因为政府忽视了这部分群众的利益。还有最近炒得很热的汽车排污收费问题，在没有车的人看来，既然你享受了有车的便利，那么有车一族就应该为其他人绿化空间减少、空气污染付出相应的代价；但有车者看来，自己投入解决交通问题，不仅节省了时间以更充沛的精力投入工作之中，还为拉动内需做了贡献，如果人人都不买车，整个汽车工业就完蛋了。可见今天要想很好地代表民意也是一种能力。
当前改善党群关系之所以这么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条件变了。我们党成立28年后取得了政权，以前没有过多地搞群众路线教育，因为情况不像今天这样复杂。当年如果不搞群众路线，就不可能生存，更不可能取得政权。但今天不走群众路线，就会出现“温水煮蛙”的情况。我们的党群关系已经很严重了，但很多人感觉这应该是大家的事情，与个人无关，个人感觉不到这种现实的危险。每一个个体没有感受到，所以今天改善党群关系就比较难。为此要强化领导者的执政意识，不能把执政当作是值班。
党群和谐要处理好几个关系。首先，我们既要领导群众，又不能做群众的“尾巴”。我们常说“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其实也不能简单地“唯下”。就像作者在本书提到的，执政党与人民群众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之外，也是各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主体。作为领导，群众的所有意见都听，完全按照群众的意见来办，那就是尾巴主义；但也不能强加于群众，既要克服“尾巴主义”更要防止“命令主义”。其次，我们既要引领群众也要善于做群众的学生，“问计于民”。作为领导者，绝不是因为他比人聪明，而是能够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这就是领导者的智慧。如果总以为比别人聪明，坐在办公桌前哪儿也不去，那就只能像毛主席所说的“往往是幼稚而可笑的”。怎样做到“问计于民”？电梯里面聊几句，吃饭的时候聊几句，这种日常的交流才能听到真的东西。而开座谈会，大家讲的内容都是斟酌过的，不是原汁原味的，一不留神就不知道他想说什么。最后，要解决实际问题。有人说“种地不上税，上学全免费，所谓和谐好社会”，这就是他认为的“和谐好社会”。我们总是强调理论的问题，而这既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
当前，解决党群不和谐的问题还必须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和制度层面。我们的媒体也要为这样的提升创造条件。在媒体中，我们不难看到领导下到基层的身影：比如走访几户特别贫困的老百姓，体察到群众的难处，情到深处，眼泪都出来了，赶紧掏出自己的工资留下，我们的老百姓看到这样的镜头就会竖起大拇指，发出这样的感慨，真是人民的好公仆、好领导啊。但与此同时。我们的基层领导往往就成为差领导，如果这些基层的领导也如法炮制，上级领导走访一户，他们可以走五户，留给每户的钱比上级领导还要多，那基层领导自然也会成为人民的“好县长”。但这样能解决问题吗？一个县里如此贫困的老百姓有20万，靠这样的办法丝毫解决不了问题。因此，为了党群和谐的根本改善和可持续，我们必须超越感性，上升到理性层面来踏踏实实地做，我们的媒体也要有等待务实的领导干部从基础做起的耐心和视角。
来源: 凤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