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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居住证不应有门槛外来人口应享基本公共服务
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居住证管理办法作为户籍改革的重要配套制度，有望年内出台。
南都记者日前专访长期研究中国户政问题、参与制定我国居住证管理办法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他认为，户籍制度是各国必备的，但我国实施了五六十年的户籍限制也不可能一下子全放开。居住证制度是中国近一二十年内解决相关社会问题的最好方法，但并不认同大城市需要设置人口上限的说法，他认为“管理不好迁入人口，只能说政府管理水平低下”。
改革户籍不公平应有时间表
全面调整诸多权利的广义的户籍改革，从来都不是公安部能承担的。改革不仅需要路线图，还需要时间表，最需要任务书。
南都：户籍改革说了多年仍没有太大进展。我们观察到，目前各地都在实行居住证，这似乎成了户籍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王太元：媒体所说的户籍改革，要改的不是户籍本身，而是与户籍相关的各种管理制度中的诸多不合理甚至不公平。因此，这实质是指改革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社会管理模式，要求其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管理模式的整体转轨。
而狭义的户籍管理，是对住户人口基本信息的社会管理，它只是一种工具，本身不歧视任何人。公众深恶痛绝的诸多特权、不公平，不是户口自身造成的，而是滥用户口来分配资源、分享权益造成的。城镇化当然要把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但更重要是相关管理制度是否配套改革，相关制度不改革，给农民发市民户口本，肯定是换汤不换药、口惠而实不至。
南都：户籍制度改革涉及部门众多，这是不是居住证管理办法迟迟未能出台的主要原因？
王太元：广义的户籍改革，绝对需要多部门联动，因为附着在户口本上的利益是部门分管的。户籍只是表象，附着在上面的福利才是本质。
上世纪80年代末，国务院就要求公安部起草户籍改革的方案。1991年以后，公安部正式调研起草相关文件，并按程序交相关部门“会签”，却一直没有下文。全面调整诸多权利的广义的户籍改革，从来都不是公安部能承担的。
与户籍相关的诸多不合理、不公平涉及到诸多部门，因此，改革不仅需要路线图，还需要时间表，最需要任务书。这样的改革，每一方面、每个项目都需要真金白银的及时、足额投入，做起来比想起来、说起来难多了，要给主管部门、管理者时间，让子弹飞一会儿。
居住证持有者须享有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不赋予权益的居住证和暂住证没有本质区别。这些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标准与享有程序不明确，出台的居住证也无法全面实施。比如医疗、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务的边界必须确定，但如何确定是全国性的居住证管理办法能否及时出台的最大难点。
居住证应成实现社会公平的制度阶梯
设置门槛就把居住证搞成了特权证，是继续坚持地方保护而不是实现社会公平，就把居住证搞成了“暂住证二代”，这恐怕不是改革，而是瞎折腾。
南都：现在各地申领居住证的门槛不同，北京等地的门槛可说是很高的，您怎么看？
王太元：居住证设置申领门槛肯定不对，居住证不应该有申领门槛。
首先，设置门槛使居住证管理信息的基本职能无法实现。给居住证设申领门槛，一些人申领不成，他们的相关信息就难以及时掌握，社会管理就缺乏具体针对性。
其次，给居住证设置申领门槛不可能阻拦人口入城。不能申领居住证，人们就不到城市来了？城外的人“不撞南墙不回头”，城里的人“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因为回农村更没有出路。今后二三十年里，人口会源源不断地从农村进入城镇，这既是社会发展的成果，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任何反城市化的想法和做法，既是徒劳无功的，更是有害无益的。
居住证是保护非户籍人口权益的证件，制定和实施居住证制度，首先是要普惠非户籍人口；设置门槛就把居住证搞成了特权证，是继续坚持地方保护而不是实现社会公平，就难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就把居住证搞成了“暂住证二代”，这恐怕不是改革，而是瞎折腾。
南都：居住证改革如何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王太元：居住证不但不应该有申领门槛，还应当有个满足条件就可以申请本地户籍的法定程序。居住证是外地人、非户籍人合法转变为本地人、户籍人口的制度阶梯，也就是在中国实现迁徙自由的法治途径。
迁徙自由的实现也要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不损害他人权益，二是不增加社会负担。入城时间越长赋予的权益越多，既是稳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要，也是逐步转型为本地户籍人口的需要，更是城市非户籍常住人口生活、生产的需要。
人们的进城目的各异，但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求生存、谋发展、享幸福。求生存的任何环节都不能设置门槛；谋发展要考虑合理和公平，需要在一个相对长些的合法生存考验期逐步赋予更多权益；享幸福，是自身努力奉献社会之后的应有回报，自然是因人而异而无法由政府统一保障的，进行以居住证为核心的户籍制度变革一定要谨慎对待、从严掌握。
土地换社保不是户籍改革正确路径
用宅基地、承包地换住房和社保，是让农民生活基础、生产条件两条腿换“谋生存”一条路径，拿什么保障他们“求发展”？又拿什么来支持他们“享幸福”？
南都：一些地方的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要求农民用土地换社保进城的做法，您如何评价？
王太元：这种做法我在三年前就批判过，宅基地是农民的生活基础，承包地是农民的生产条件，用宅基地、承包地换住房和社保，是让农民生活基础、生产条件两条腿换“谋生存”一条路径，成百上千万农民如此进城落户，拿什么保障他们“求发展”？又拿什么来支持他们“享幸福”？国务院去年2月公布的关于户籍改革的通知，已在批评和制止这类土政策。土地换社保，肯定不是中国户籍改革的正确路径。
科学稳妥的户籍改革要点有二：一是剥离计划经济时期附着在户籍上的不公平权益，二是让非户籍常住人口享有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前者做减法，后者做加法。假以时日，与户籍相关的不合理、不公平，自然可以消除。
南都：有人认为放开居住证或者户籍，会给大城市尤其是北上广这样的特大城市带来较大的人口压力，过大的人口压力会影响它们的发展。
王太元：世界城市化的历史证明，城市是由于人口涌入所带来的生产创造、生活消费的高涨而发展壮大的，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是因为人口压力大而萎缩了的。一个城市是否具有活力，最终看是否有人愿意。如果逃离北上广的人真的长期超过进入北上广的，北上广就肯定要衰落了。而管理不好迁入人口，只能说政府管理水平低下。
全世界特大城市中，北京的人口密度并不算高，与东京、巴黎等相比，北京的主要问题是主城区面积较小、人口密度高。如果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北京就控制主城区扩张而大力发展卫星城，就没有北京今日“摊煎饼”的窘况。
在问题面前，我们究竟该用变革的方式向前发展，还是用保守的方式往后退缩？任何用资源环境制约来限制城市人口的说法，我一个也不认可。
中国户籍制度变迁历程
我国现行户籍制度大体经历了自由迁徙期(新中国成立初至1958年)、严格控制期(1958年至1978年)和半开放时期(1978年至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户籍制度对人口迁徙的限制逐步松动。
19 8 4年出台的《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提出凡申请到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准落常住户口，并发给《自理口粮户口簿》，统计为非农业人口。
19 85年出台的《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决定按程序对流动人口发给暂住证，允许暂住人口在城镇居留，标志着流动人口在非户籍地长期居住具有了合法性。
19 9 2年出台的《关于实行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的通知》决定在小城镇、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行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制度，即“蓝印户口”。
2 0 0 1年出台的《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县级市及以下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的人员可根据本人意愿办理城镇常住户口。至此农民在小城镇基本实现了迁徙自由，但农民进入大中城市自由迁徙的门槛仍然很高。
2 0 11年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叫停部分地区片面追求城镇规模城镇化速度现象，同时要求对暂不具备落户条件的农民工，要下大力气解决他们当前在劳动报酬、子女上学、技能培训、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社会保障、职业安全卫生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近年来，我国各省市为引进人才，纷纷推行人才“居住证”制度，但设置的学历门槛等较高。广东多个城市先后开展积分入户工作，外来务工人员积分入户核准分值达到一定值后即可申请落户。
统筹：南都记者王卫国李召
采写：南都记者王殿学杜强实习生张婧石慧王佳宁
来源: 凤凰网
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居住证管理办法作为户籍改革的重要配套制度，有望年内出台。
南都记者日前专访长期研究中国户政问题、参与制定我国居住证管理办法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他认为，户籍制度是各国必备的，但我国实施了五六十年的户籍限制也不可能一下子全放开。居住证制度是中国近一二十年内解决相关社会问题的最好方法，但并不认同大城市需要设置人口上限的说法，他认为“管理不好迁入人口，只能说政府管理水平低下”。
改革户籍不公平应有时间表
全面调整诸多权利的广义的户籍改革，从来都不是公安部能承担的。改革不仅需要路线图，还需要时间表，最需要任务书。
南都：户籍改革说了多年仍没有太大进展。我们观察到，目前各地都在实行居住证，这似乎成了户籍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王太元：媒体所说的户籍改革，要改的不是户籍本身，而是与户籍相关的各种管理制度中的诸多不合理甚至不公平。因此，这实质是指改革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社会管理模式，要求其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管理模式的整体转轨。
而狭义的户籍管理，是对住户人口基本信息的社会管理，它只是一种工具，本身不歧视任何人。公众深恶痛绝的诸多特权、不公平，不是户口自身造成的，而是滥用户口来分配资源、分享权益造成的。城镇化当然要把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但更重要是相关管理制度是否配套改革，相关制度不改革，给农民发市民户口本，肯定是换汤不换药、口惠而实不至。
南都：户籍制度改革涉及部门众多，这是不是居住证管理办法迟迟未能出台的主要原因？
王太元：广义的户籍改革，绝对需要多部门联动，因为附着在户口本上的利益是部门分管的。户籍只是表象，附着在上面的福利才是本质。
上世纪80年代末，国务院就要求公安部起草户籍改革的方案。1991年以后，公安部正式调研起草相关文件，并按程序交相关部门“会签”，却一直没有下文。全面调整诸多权利的广义的户籍改革，从来都不是公安部能承担的。
与户籍相关的诸多不合理、不公平涉及到诸多部门，因此，改革不仅需要路线图，还需要时间表，最需要任务书。这样的改革，每一方面、每个项目都需要真金白银的及时、足额投入，做起来比想起来、说起来难多了，要给主管部门、管理者时间，让子弹飞一会儿。
居住证持有者须享有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不赋予权益的居住证和暂住证没有本质区别。这些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标准与享有程序不明确，出台的居住证也无法全面实施。比如医疗、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务的边界必须确定，但如何确定是全国性的居住证管理办法能否及时出台的最大难点。
居住证应成实现社会公平的制度阶梯
设置门槛就把居住证搞成了特权证，是继续坚持地方保护而不是实现社会公平，就把居住证搞成了“暂住证二代”，这恐怕不是改革，而是瞎折腾。
南都：现在各地申领居住证的门槛不同，北京等地的门槛可说是很高的，您怎么看？
王太元：居住证设置申领门槛肯定不对，居住证不应该有申领门槛。
首先，设置门槛使居住证管理信息的基本职能无法实现。给居住证设申领门槛，一些人申领不成，他们的相关信息就难以及时掌握，社会管理就缺乏具体针对性。
其次，给居住证设置申领门槛不可能阻拦人口入城。不能申领居住证，人们就不到城市来了？城外的人“不撞南墙不回头”，城里的人“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因为回农村更没有出路。今后二三十年里，人口会源源不断地从农村进入城镇，这既是社会发展的成果，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任何反城市化的想法和做法，既是徒劳无功的，更是有害无益的。
居住证是保护非户籍人口权益的证件，制定和实施居住证制度，首先是要普惠非户籍人口；设置门槛就把居住证搞成了特权证，是继续坚持地方保护而不是实现社会公平，就难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就把居住证搞成了“暂住证二代”，这恐怕不是改革，而是瞎折腾。
南都：居住证改革如何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王太元：居住证不但不应该有申领门槛，还应当有个满足条件就可以申请本地户籍的法定程序。居住证是外地人、非户籍人合法转变为本地人、户籍人口的制度阶梯，也就是在中国实现迁徙自由的法治途径。
迁徙自由的实现也要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不损害他人权益，二是不增加社会负担。入城时间越长赋予的权益越多，既是稳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要，也是逐步转型为本地户籍人口的需要，更是城市非户籍常住人口生活、生产的需要。
人们的进城目的各异，但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求生存、谋发展、享幸福。求生存的任何环节都不能设置门槛；谋发展要考虑合理和公平，需要在一个相对长些的合法生存考验期逐步赋予更多权益；享幸福，是自身努力奉献社会之后的应有回报，自然是因人而异而无法由政府统一保障的，进行以居住证为核心的户籍制度变革一定要谨慎对待、从严掌握。
土地换社保不是户籍改革正确路径
用宅基地、承包地换住房和社保，是让农民生活基础、生产条件两条腿换“谋生存”一条路径，拿什么保障他们“求发展”？又拿什么来支持他们“享幸福”？
南都：一些地方的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要求农民用土地换社保进城的做法，您如何评价？
王太元：这种做法我在三年前就批判过，宅基地是农民的生活基础，承包地是农民的生产条件，用宅基地、承包地换住房和社保，是让农民生活基础、生产条件两条腿换“谋生存”一条路径，成百上千万农民如此进城落户，拿什么保障他们“求发展”？又拿什么来支持他们“享幸福”？国务院去年2月公布的关于户籍改革的通知，已在批评和制止这类土政策。土地换社保，肯定不是中国户籍改革的正确路径。
科学稳妥的户籍改革要点有二：一是剥离计划经济时期附着在户籍上的不公平权益，二是让非户籍常住人口享有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前者做减法，后者做加法。假以时日，与户籍相关的不合理、不公平，自然可以消除。
南都：有人认为放开居住证或者户籍，会给大城市尤其是北上广这样的特大城市带来较大的人口压力，过大的人口压力会影响它们的发展。
王太元：世界城市化的历史证明，城市是由于人口涌入所带来的生产创造、生活消费的高涨而发展壮大的，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是因为人口压力大而萎缩了的。一个城市是否具有活力，最终看是否有人愿意。如果逃离北上广的人真的长期超过进入北上广的，北上广就肯定要衰落了。而管理不好迁入人口，只能说政府管理水平低下。
全世界特大城市中，北京的人口密度并不算高，与东京、巴黎等相比，北京的主要问题是主城区面积较小、人口密度高。如果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北京就控制主城区扩张而大力发展卫星城，就没有北京今日“摊煎饼”的窘况。
在问题面前，我们究竟该用变革的方式向前发展，还是用保守的方式往后退缩？任何用资源环境制约来限制城市人口的说法，我一个也不认可。
中国户籍制度变迁历程
我国现行户籍制度大体经历了自由迁徙期(新中国成立初至1958年)、严格控制期(1958年至1978年)和半开放时期(1978年至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户籍制度对人口迁徙的限制逐步松动。
19 8 4年出台的《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提出凡申请到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准落常住户口，并发给《自理口粮户口簿》，统计为非农业人口。
19 85年出台的《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决定按程序对流动人口发给暂住证，允许暂住人口在城镇居留，标志着流动人口在非户籍地长期居住具有了合法性。
19 9 2年出台的《关于实行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的通知》决定在小城镇、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行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制度，即“蓝印户口”。
2 0 0 1年出台的《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县级市及以下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的人员可根据本人意愿办理城镇常住户口。至此农民在小城镇基本实现了迁徙自由，但农民进入大中城市自由迁徙的门槛仍然很高。
2 0 11年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叫停部分地区片面追求城镇规模城镇化速度现象，同时要求对暂不具备落户条件的农民工，要下大力气解决他们当前在劳动报酬、子女上学、技能培训、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社会保障、职业安全卫生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近年来，我国各省市为引进人才，纷纷推行人才“居住证”制度，但设置的学历门槛等较高。广东多个城市先后开展积分入户工作，外来务工人员积分入户核准分值达到一定值后即可申请落户。
统筹：南都记者王卫国李召
采写：南都记者王殿学杜强实习生张婧石慧王佳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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