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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又成“热点”了。一本标题耸人听闻的书新鲜出炉，勾引了各式各样的目光。这本书名为――《石破天惊逗秋雨》。新闻报道以《发现130多处疏漏 “石破天惊”挑错余秋雨》的形式进行了介绍。相关评论也在陆续上榜，代表性的有《与余秋雨同学谈心――拟中学语文老师的语重心长》等等。
该书的作者金文明先生是《咬文嚼字》月刊的编委。“咬”一个学者或作家，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余秋雨的这些错误或疏漏，也是不同程度的存在着的，是现实。比如说，范仲淹在写《岳阳楼记》时，并没有身临其境；吕洞宾根本就不是道家的始祖等等。这些错漏，的确是很令人遗憾的。
但是，（1）金文明先生提的有些问题并不是他自己的新观点，比如挑的这些漏洞，早在数年前就有学者提过，如福建师大中文系教授孙绍振就指出过。读者可以查阅相关文章。（2）有人认为金文明先生之“咬”不是偶然，不能说是“咬文嚼字”的人“咬”习惯了。我不同意，因为，在“咬”余秋雨之前，已经有很多作家被《咬文嚼字》杂志“咬”过了，如王蒙、叶辛、刘心武、沙叶新、张抗抗、李国文、陆星儿、陈祖芬等。有新闻媒体是这样描述的：“《咬文嚼字》‘咬’王蒙、叶辛等十二位作家一事，无论在国内还是在世界华语圈中都引起了轰动。”可以推断，“咬”知名作家，是《咬文嚼字》杂志的“有组织”的活动。
实际上，自1991年余秋雨散文集《文化苦旅》出版以来，批判余秋雨的声音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专门的批判文集就有《余秋雨现象批判》、《审判余秋雨》等等。但是，闹的风波最大的要算余杰的批判了。余杰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中说余秋雨“文革余孽”，、“四人帮文胆”、“四人帮帐中主将”、文革时期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石一歌”成员，写作了《走出彼得堡》等数十篇文章，为“四人帮”文化专制张目，等等。余秋雨反复声明，没有这回事，但他仍被某些人认为是“文化杀手”。但是上海《新民周刊》、《法制日报》、《上海法制报》三位记者金仲伟、杨慧霞、王抗美等联合调查的《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一发表后，沸沸扬扬了好几年的“批余热”终于有所平静。
但是，今年，金文明先生的批判，又掀起了“批余”新“高潮”。
回顾这么过年的“批余”，我认为：
第一，假设（请注意，这仅仅是假设）余秋雨在文革期间是写作班子“石一歌”成员，写过一些御用文章，也不能将旧账翻出来新算。任何人都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决策的，其行为受这个条件的制约。比如说，一块手表，规定谁出的价高谁就得到，那么，大家会努力筹钱或赚钱去争取；如果以长相为标准，大家会设法打扮自己......。“文革”这个约束条件下，要求每个人或很多人在那个时期保持“思想独立”等，本来就是不现实的。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良心，也是可以解释的。实际上，在那个时期，能够超越的人了了无几，除了陈寅恪（刚开始的时候，他一度“交代”问题，后来，坚决坚持自己的看法）、顾准等之外，全国能找出几个人？现在批判余秋雨的先生们，如果身处“文革”，是否也能象陈寅恪、顾准那样？难以想象。
第二，批判名学者、名作家，已经成了一种潮流。我在前年的一篇文章中讨论过（《解析新国骂主义》）。我认为，挑战权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需要的。因为，学术只有在不断修正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得到发展，正如经济学家庞巴维克所说的：老教授不死，学术就难以进步。但是，只见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的批评，是不在此之列的，这种思想方法是很有害的。一味地吹毛求疵，不及其余，只能导致理性的丧失。如金文明先生的批评，根本算不上大错误，因为，这些问题基本上是史实错误或错漏，是余秋雨“散文”中细小的失误，而这些失误并不损害文章的原意，余秋雨要表达的思想跟这些史实没有根本的联系。而且，余秋雨写作十余年，上百万字的作品，有这样一些疏漏，是不足为怪的。再说了，每个有创见的学者或作家，都有可能出现类似的错漏，甚至出现观点矛盾的现象。这是很正常的。方九皋相马的故事，读者已经很熟悉了。故事说：方九皋给秦穆公找寻千里马，找了三个月，报告说找到了一匹黄色的雌马，但是，这皮马实际上是黑色的雄马！但这是否说明了他相马的水平很低下？不是的。伯乐的评价一针见血：“他所看到的是一匹马内在的美好才能，而不是外在的形态。他的相马法是超越马的躯壳，直接认识本质的高妙境界啊！”
退一步，如果你翻开金文明先生或其他任何一位批判过余秋雨的人士撰写的作品，肯定能够查出类似错漏。
第三，当批判“名人”逐渐成为潮流、开始泛滥，学界走向浮躁。做学问，必须求真、务实。学术批判同样遵循这个规则。批判他人最忌讳两点：一是人身攻击；二是以点带面。我所阅读到的批判余秋雨的文章，大都是这“两点”范围之内的。很多人没有经过调查或详细调查，就认为余秋雨的人品有问题，这就是典型的人身攻击，这其实表明了批评者自己的素养的低下。很多批评文章，根本就没有仔细阅读余秋雨的文章，就匆忙地安罪名，如一篇文章说，余秋雨在《阳关雪》中从中国西北的“坟堆”联想到艾略特的《荒原》，艾略特的原著中根本没有“坟堆”的意象，可见余秋雨根本没有读过原著。但事实是，弄错了的不是余秋雨，而是那位批评家。走向极端的是一些批评家甚至因为余秋雨文中出现的一些史实错漏就得出了对于余秋雨学术和艺术成就全盘否定的结论！
这种虚浮的学风，很危险。大家都热衷于给“名人”挑微不足道的毛病，而不去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不去创新理论，很难想象学术能有什么样的发展。我以前说过，将市面上99%的作品烧掉，对人类的发展更有好处。而今，我还是坚持这个看法。
我们是否因为方九皋看错了马的毛色和性别而否定方九皋的相马水平呢？
该书的作者金文明先生是《咬文嚼字》月刊的编委。“咬”一个学者或作家，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余秋雨的这些错误或疏漏，也是不同程度的存在着的，是现实。比如说，范仲淹在写《岳阳楼记》时，并没有身临其境；吕洞宾根本就不是道家的始祖等等。这些错漏，的确是很令人遗憾的。
但是，（1）金文明先生提的有些问题并不是他自己的新观点，比如挑的这些漏洞，早在数年前就有学者提过，如福建师大中文系教授孙绍振就指出过。读者可以查阅相关文章。（2）有人认为金文明先生之“咬”不是偶然，不能说是“咬文嚼字”的人“咬”习惯了。我不同意，因为，在“咬”余秋雨之前，已经有很多作家被《咬文嚼字》杂志“咬”过了，如王蒙、叶辛、刘心武、沙叶新、张抗抗、李国文、陆星儿、陈祖芬等。有新闻媒体是这样描述的：“《咬文嚼字》‘咬’王蒙、叶辛等十二位作家一事，无论在国内还是在世界华语圈中都引起了轰动。”可以推断，“咬”知名作家，是《咬文嚼字》杂志的“有组织”的活动。
实际上，自1991年余秋雨散文集《文化苦旅》出版以来，批判余秋雨的声音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专门的批判文集就有《余秋雨现象批判》、《审判余秋雨》等等。但是，闹的风波最大的要算余杰的批判了。余杰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中说余秋雨“文革余孽”，、“四人帮文胆”、“四人帮帐中主将”、文革时期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石一歌”成员，写作了《走出彼得堡》等数十篇文章，为“四人帮”文化专制张目，等等。余秋雨反复声明，没有这回事，但他仍被某些人认为是“文化杀手”。但是上海《新民周刊》、《法制日报》、《上海法制报》三位记者金仲伟、杨慧霞、王抗美等联合调查的《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一发表后，沸沸扬扬了好几年的“批余热”终于有所平静。
但是，今年，金文明先生的批判，又掀起了“批余”新“高潮”。
回顾这么过年的“批余”，我认为：
第一，假设（请注意，这仅仅是假设）余秋雨在文革期间是写作班子“石一歌”成员，写过一些御用文章，也不能将旧账翻出来新算。任何人都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决策的，其行为受这个条件的制约。比如说，一块手表，规定谁出的价高谁就得到，那么，大家会努力筹钱或赚钱去争取；如果以长相为标准，大家会设法打扮自己......。“文革”这个约束条件下，要求每个人或很多人在那个时期保持“思想独立”等，本来就是不现实的。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良心，也是可以解释的。实际上，在那个时期，能够超越的人了了无几，除了陈寅恪（刚开始的时候，他一度“交代”问题，后来，坚决坚持自己的看法）、顾准等之外，全国能找出几个人？现在批判余秋雨的先生们，如果身处“文革”，是否也能象陈寅恪、顾准那样？难以想象。
第二，批判名学者、名作家，已经成了一种潮流。我在前年的一篇文章中讨论过（《解析新国骂主义》）。我认为，挑战权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需要的。因为，学术只有在不断修正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得到发展，正如经济学家庞巴维克所说的：老教授不死，学术就难以进步。但是，只见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的批评，是不在此之列的，这种思想方法是很有害的。一味地吹毛求疵，不及其余，只能导致理性的丧失。如金文明先生的批评，根本算不上大错误，因为，这些问题基本上是史实错误或错漏，是余秋雨“散文”中细小的失误，而这些失误并不损害文章的原意，余秋雨要表达的思想跟这些史实没有根本的联系。而且，余秋雨写作十余年，上百万字的作品，有这样一些疏漏，是不足为怪的。再说了，每个有创见的学者或作家，都有可能出现类似的错漏，甚至出现观点矛盾的现象。这是很正常的。方九皋相马的故事，读者已经很熟悉了。故事说：方九皋给秦穆公找寻千里马，找了三个月，报告说找到了一匹黄色的雌马，但是，这皮马实际上是黑色的雄马！但这是否说明了他相马的水平很低下？不是的。伯乐的评价一针见血：“他所看到的是一匹马内在的美好才能，而不是外在的形态。他的相马法是超越马的躯壳，直接认识本质的高妙境界啊！”
退一步，如果你翻开金文明先生或其他任何一位批判过余秋雨的人士撰写的作品，肯定能够查出类似错漏。
第三，当批判“名人”逐渐成为潮流、开始泛滥，学界走向浮躁。做学问，必须求真、务实。学术批判同样遵循这个规则。批判他人最忌讳两点：一是人身攻击；二是以点带面。我所阅读到的批判余秋雨的文章，大都是这“两点”范围之内的。很多人没有经过调查或详细调查，就认为余秋雨的人品有问题，这就是典型的人身攻击，这其实表明了批评者自己的素养的低下。很多批评文章，根本就没有仔细阅读余秋雨的文章，就匆忙地安罪名，如一篇文章说，余秋雨在《阳关雪》中从中国西北的“坟堆”联想到艾略特的《荒原》，艾略特的原著中根本没有“坟堆”的意象，可见余秋雨根本没有读过原著。但事实是，弄错了的不是余秋雨，而是那位批评家。走向极端的是一些批评家甚至因为余秋雨文中出现的一些史实错漏就得出了对于余秋雨学术和艺术成就全盘否定的结论！
这种虚浮的学风，很危险。大家都热衷于给“名人”挑微不足道的毛病，而不去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不去创新理论，很难想象学术能有什么样的发展。我以前说过，将市面上99%的作品烧掉，对人类的发展更有好处。而今，我还是坚持这个看法。
我们是否因为方九皋看错了马的毛色和性别而否定方九皋的相马水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