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与孔子何干？

[精彩过客]

近十年来，断断续续在报端见到所谓西方诺贝尔奖获得者认为人类应该汲取孔子的智慧之说。最初的说法给人印象似乎这是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会议上的共识。有一位长者因感到惊讶和不可信，认真托人收集了当时法国报纸对这一会议连续几天的报道，包括所通过的宣言，以及有些发言摘要，我也看到了，遍寻没有这句话。于是他便在一篇文章中否定此事。尽管如此，以后我还看到不少文章以既成事实的口吻提到此事（并没有如报道所说的不敢再引用），但都没有出处。不久前《中华读书报》在头版以“存疑十年，真相大白”为标题，郑重其事地报道称，有一位传统文化爱好者下功夫从澳大利亚报纸上查到了确有一位瑞典物理学家说过这样的意思，并说更重要的是要领会这句话的“深刻内涵”云。

　　我理解岌岌于找出肯定的证据是为弘扬祖国传统文化，但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需要一个西方物理学家一句话才说明其价值吗？他说过又怎样，没说过又怎样？我国有那么多研究传统文化、诸子百家的饱学之士，西方也有不少汉学家，其中有一知半解的，也有真正有研究的，海外还有学贯中西的“新儒家”，难道就不如一个学物理的欧洲人的一句抽象肯定的话？就因为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诺贝尔奖的颁发是根据得主在专业领域的成就，不等于此人就对一切领域都有发言权，而且都一言九鼎。这位物理学家是否读过《论语》，哪怕是翻译成西方文字的文本，他究竟是如何理解所谓“孔子的智慧”的？引用者语焉不详。当初有人认真查找“诺贝尔奖获得者说要汲取孔子智慧”的出处，是因为传说那次会议的结论是（不是个别人）主张回到孔子，所以要了解他们是在什么议题下讨论此问题，依据什么得出此结论。如果只是个别人的一句话，似乎不值得这样小题大做。

　　报道中没有这位物理学家发言的上下文，因此无从知道他整个立论的依据，是基于严谨的推理，还是只是一种感慨。不过可以猜想，大约是有感于西方科学的发达不一定造福人类，世界充满了物欲横流、战争、杀戮，于是想求助于他想象中的以孔子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智慧。这也不新鲜，不少西方知识分子都有此感慨，在我国认为可以以东方的智慧救西方的现代病之论者也大有人在。尽管本人对传统文化有深厚感情，在理性上对此论却一向不敢苟同，因为良好的愿望代替不了严酷的现实。写在纸上的是一回事，历史的实践又是一回事。孔子自己所处的时代，从春秋到战国就是征伐不断，以至于一个历史时期干脆以“战”命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进一步发展的是武力用于对内镇压。纵观中国历史哪朝哪代没有各种形式的大小砍杀，横尸遍野，血流成河？诸葛亮七擒孟获，历史传为美谈，是以仁义服人之典范。但是如果想一想七次战争中双方所死的士兵，当地百姓所受的战乱之苦，打七次比打一次究竟哪个更残酷呢？诸葛亮的美名其实也是建立在“一将功成万骨枯”之上的。

　　中国的肉刑与中国历史同步，其残酷，其花样之繁多，在人类文明史上也可以名列前茅。历朝都有自己的创造，惨不忍书，还有以圣人名教为家规的家族私刑。直到行共和以后，监狱中不是还用酷刑吗？死刑用枪毙代替砍头是从西方引进的，老百姓因此少了一项“看杀头”的余兴。现在有企图仿效西方对死刑犯用更为人道的毒针代替子弹的，还有些老百姓反对，说是“太便宜了犯人”。鲁迅说一部二十四史是砍杀史，说旧礼教“吃人”，并不为过。只是近代以来，中国由于君主专制制度的腐朽，与西方和东洋列强相遇时总是处于挨打的地位，在国际战争中经常是受害者，或是防守的一方，因而对现代战争的杀戮和破坏责任较少。但前人早已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国人“勇于私斗，怯于公愤”的劣根性。

　　中国自东汉董仲舒倡导定于一尊，历代基本上以儒学的名义治天下。两千年来的中国知识精英都是皓首穷经，为圣人之道作注解。但是并没有在华夏大地上实现王道乐土的理想。倒是历代统治者以“圣人之教”的名义维护森严的等级制度、实行严格的思想和言论禁锢，直到发明“文字狱”。当然这一切不能全怪到孔圣人头上。任何教义、主义都是可以被歪曲利用的。孔子从来主张施“仁政”，对老百姓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反对“齐之以刑”。孟子要求君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无奈在实践中办不到。孔子理想中的“德治”就是在位者必然也是道德最高尚的人，权与德统一于一身，然后才能起典范作用，使黎民风从。可惜千百年来，“权”与“德”分离的时候居多。即便偶然有一位统治者同时也是道德的典范，黎民百姓未必能自然而然以之为榜样。总之，在农业社会的中国，统治者和精英大力提倡了两千年，尚且未能实行，如何指望以想象中的所谓孔子智慧来解决激烈竞争的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中的世道人心！

　　事实上，各种宗教的经典中都有教人行善、主张和平的话语。基督教的口号之一是“给地上以和平”，而且还主张宽恕敌人。诚然，中国由于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因此没有宗教战争，但是并不等于没有其他同样惨烈的战争。近世以来，代表基督教文明的西方国家处于强势地位，因而武力征服其他民族较多，但并不能据此就认为信基督教的人比有其他宗教信仰的人好战。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都与基督教无关。佛教最讲和平，连动物都不杀，但著名武术派别却多出自寺院。

　　关于科学高度发达，物质极大丰富对人类是祸是福的问题，西方有识之士也早有警觉。20世纪初就有人大声疾呼：人类控制自然的力量已超过控制自己的力量，人类过早掌握了毁灭的手段，而教育、智慧、良知都跟不上。一些有心人基于这种忧思，在20世纪初，大力推进社会科学的发展，认为自然科学对人类的祸福取决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速度。原子弹出现后，许多在相关理论上作出过贡献的科学家都进行过反思，为之良心不安。过了一个世纪，社会科学的确有长足的发展，但是人文教育仍赶不上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特别是军事技术。科学发达对人类祸福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而且更加严重。那位瑞典物理学家发此感慨也不足为奇。这是普遍性的问题，我国也不例外。近年来中国学界人士提倡通才教育，发扬人文精神的呼声此起彼落，笔者也在其中，但是在急功近利的现实之中，只是空谷足音。

　　本人决无意贬抑传统文化。相反，我认为对外来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能力取决于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修养的深度。而早已有不止一个人指出，对本民族的传统也有继承、扬弃和改造的问题。从晚清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批仁人志士正是深深浸润于传统文化，并对其弊病有切肤之痛，才能在吸取西方思想文化中直取其精华。笔者在他处对这个问题已有详论，此处不赘。再者，我国春秋战国是历史上思想最为活跃，原创力最强大的时期，也是真正无拘无束百家争鸣的时期，因此才有如此光辉灿烂的思想宝库，奠定了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积淀，而儒家只是其中一家。现在如果要从先哲的智慧中汲取营养，不应忽视长期处于边缘的诸子百家，包括被孟子斥为禽兽的墨子和杨朱。以笔者的孤陋寡闻，近年来从陈四益撰文、黄永厚作画中，也零星见到一些关于老、庄、杨、墨等诸子的新论，颇受启发。看来这方面的宝藏还远没有挖掘尽。这项工作只能靠深谙中国文化历史的饱学深思之士来做。诺贝尔奖有它自己的价值和适用范围，把它变成一种神化的符号，从而连同获得者也变成全能全知，以这种心态怕是无法弘扬祖国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