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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为美女作家“号脉”
文／张者
现在还说美女作家，似乎有些过气，就好比说起去年流行的织锦缎子夹祆，尤其是当许多人发现所谓的“美女作家”只不过是“美女照片作家”时，失望的情绪化为刻毒的砖头向一些年轻的女性写作者砸去，“美女作家”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曾以《乌鸦》而闻名一时的九丹自称要写鸟儿三部曲，《喜鹊》未飞，《凤凰》已由漓江出版社推出，由此引出一批男作家、学者对美女作家的文化批评。に
文化就是这么有意思，骂的人越多，看热闹的人也越起劲。从《乌鸦》《糖》《彼岸花》到《凤凰》《食草动物要彼此相爱》，从九丹、棉棉、安妮宝贝到尹丽川、赵波、黑可可，美女作家到底是怎样在文学舞台出场的？她们能整齐划一地被归类吗？
学者陈晓明、批评家李敬泽、作家阎连科、邱华栋等人就这一现象以九丹为切入点，各抒己见，且听他们如何为美女作家把脉。
懂得Ｆ４、ＣＤ香水的趣味精英，是美女作家产生的温床
张者：有人认为我们已进入到消费时代，消费时代是靠中产阶级支撑的。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形成。一个显著的现象是中国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他们进入小康之后（有车、有房）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消费。他们要消费情感、消费文化、消费环境。而女性写作特别是一些打欲望化旗号的写作是一种文化消费的需要。比如说“美女作家”称号的出现。
陈晓明：在中产阶级中有一大批趣味精英。上世纪８０年代是思想精英领导的时代，９０年代，是知识精英时代。到２１世纪，人们发现，这个时代发生了变化，年轻一代开始成长起来，他们被ＩＴ产业所培养，被流行文化所培养，他们是突然出现的趣味精英。他懂得ＣＤ香水、登喜路、Ｆ４。你不知道，他就敢蔑视你。
趣味精英有他的优越性，他们觉得与你们这些思想精英对比，他们代表着一个时代，你对他们没有优势，他不会仰着头看你。这种情景越来越庞大。趣味精英是美女作家所依赖的土壤。对思想精英和知识精英来说，应该保持警惕。是否有一个伪趣味问题的存在?应该有一个甄别、分析。
李敬泽：对于中产阶级，我是这么看的，第一，中国没有资产阶级预期，没有真正的中产阶级，姑且不论在经济意义上中产阶级是否形成，在文化意义上，中产阶级更是谈不上形成。我们现在指称的中产阶级，实际上是通常被称为小资的人：开着车，有房子。我觉得他们的整个价值观、世界观，依然处在一个高度动荡的阶段、不稳定的状态。他们仍然处在寻求一种文化身份、寻求一种表达的状态，而他们所能凭藉的文化资源又非常贫乏。而美女作家恰恰是在这个背景上出现的。说中产阶级也好，小资也好，趣味精英也好?这些美女作家的出现，或多或少地代表了他们的一种表达。
邱华栋：我觉得中产阶层的概念，肯定不光是有车有房，加上受过很好的教育，以及有着稳定的收入，这样算的话，北京有一百万辆私人机动车，那不就有四分之一的北京家庭都是中产阶层了吗？显然没有这么多。所以，目前中产阶层还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他们正在形成，但是还没有稳定的价值观、道德观和生活观。现在仅仅从经济地位上谈论中产阶层确实比较早。在这一点上看，美女作家的小说，不过是准中产阶层和城市小资的一道快餐，满足了他们窥视女性、消费女性、消费当下时髦话题的欲望。
棉棉是文学之树上的“怪花”，九丹是树边的“毒草”
张者：谈到女性写作大家不由会想到“美女作家”的称号，其实“美女作家”的称号是一个相当滑稽的事情，因为作家是不是美女和作品没有关系，完全不是一个问题。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作家和电影演员一样也需要明星效应了。一些读者开始关注作家的性别和外貌，由此才对作品感兴趣。难道说老母鸡长得好看，鸡蛋就更有营养价值？这些女性写作有什么共性吗？
阎连科：九丹、尹丽川、赵波、棉棉等人的写作虽都被称作美女写作，但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惟一相同的就是都是女性作家，在写作上都对当下青年人的性与爱情关注较多，可在许多媒体和有些评论家那里都把她们混为一谈，归为一体，比如棉棉的《糖》和九丹的《乌鸦》与《凤凰》，有它的可比性，但更多的是她们彼此的不同。小说的关注与思考不同，小说的背景与人、环境不同，其写作方法和小说语言也非常不同。
2002年3月“美女作家”水果在汉口签售新作 美女作家卫慧九丹爆发“骂战”
陈晓明：年轻一代、特别是年轻女作家起来以后，对文坛冲击很大。在棉棉等人身上继承了先锋派的态度、个性的另类、情感的叛逆性、生活姿态的前卫性，对社会、文坛，对阅读造成了冲击；九丹不一样，她好像是从另一块温床上滋生的植物，是一种先锋的姿态，而无先锋的实质。
李敬泽：如果说棉棉是文学之树上的一朵“怪花”，那么，九丹则是这棵树边的一株“毒草”。
陈晓明：九丹的故事比较老套，具有很强的传统性，是朴素的浪漫主义，在《乌鸦》与《凤凰》中，九丹在情爱故事中不仅加入部分性爱元素?是一株罂栗之花，还揉和进许多元素。如果说九丹的《凤凰》较之《乌鸦》有所突破，那就是她在情爱和情爱之中加上大量艺术描述。在小说开始，她把这些因素加进去，她以为这样就能将小说档次提高到艺术的水准上，这是九丹自己的误解，在《凤凰》这部，一开始就写弹钢琴，一大段的诗就上来了，这是谁的诗?
李敬泽：郭沫若的诗。有意思的是，我们已经在《乌鸦》和《凤凰》中看到所谓的中产阶级的保守性，她调动的资源来自于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小说，她调动了文化符号中有大量的莫扎特、那布塔尼诺夫、古典音乐、小提琴、钢琴，这样一些古典传统圣物，甚至连郭沫若的诗《凤凰涅?》也出来了。从这个意上说，九丹在《凤凰》中所表现出保守的趣味性，和棉棉在作品所表现的现代性，是她们作品的最大差别。
阎连科：但有一点她们是相同的，她们的写作都代表着一个方向，那就是向传统和上一代作家的决绝与挑战。她们都最大限度地张扬了个人主义与私欲主义。在作家的写作过程中，他な她に只代表人物自己，代表自己的思想、欲望与行为。而不像我们的许多作家那样，在写作中期望自己的人物代表一群人，一个阶层乃至一个民族。从这个角度中去说，《糖》和《乌鸦》与《凤凰》，也是相通的，一脉相承的。
虚伪的痛苦，只因她的青春卖不到一个好价钱
张者：美女作家写作往往以痛苦的人生细节作为主要描述内容，这种痛苦的内容本身是不是有些虚假？
李敬泽：不是虚假，而是病态。
陈晓明：所有痛苦都是病态的，所有的爱情也是病态的。所有名著都有一个主体，那就是通奸，通奸就是病态。霍桑的《红字》是爱情故事吗?那肯定是病态的。九丹文中写一个女孩要留在新加坡被迫要跟一个老男人去睡觉，因此她觉得这样不公平、是不等价交换。她所有的痛苦就在于她的青春卖不到一个好价钱，这个痛苦是虚假的，因此阻碍了她深入发掘这个痛苦的实质和性爱的根本。文学的想象既有潜在普遍性，又有怪异性。不要将怪异性当成普遍性。要在怪异性中看到被转化的普遍性，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女子跟一个老男人身体和爱情的交换，这故事本身就很奇怪，很具有现代性。这和我们传统上的伦理社会对爱情、家庭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写得好，它的意义就不仅局限在性与爱情上，而有了深刻性、广泛性。
邱华栋：留学生文学已经是一个古老的品种了，上个世纪早期，就有很多作品，像老舍的《二马》，就是早期的留学生文学的经典。九丹的作品从题材上讲，依旧属于自《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以来滥觞的留学生文学的一种，有着强烈的社会认知作用。从《乌鸦》来看，她的作品的艺术性十分粗糙，而《凤凰》仍旧有着严重的问题，就是作者的写作资源的匮乏、写作技巧的呆板，我看《凤凰》，仍旧是把它当一本纪实题材的小说来看的，对它内容的热衷大于对它是一本小说的意识。
总的来说，对美女作家的定义其实并不准确，她们只是一群以“卖文为生”的普通女性，但外界却赋予她们美女加作家的通用标签，为什么男性写作更普遍的现实中没出现“俊男作家”？说到底，这种称谓本身就是对女性的不公平。无论别人怎么看，该写的还是要写，爱看的依然要看。性别本身永远不会是第一位的，这个世界留下来的除了文字，还有态度，你为这个世界留下多少，取决于你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
文／张者
现在还说美女作家，似乎有些过气，就好比说起去年流行的织锦缎子夹祆，尤其是当许多人发现所谓的“美女作家”只不过是“美女照片作家”时，失望的情绪化为刻毒的砖头向一些年轻的女性写作者砸去，“美女作家”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曾以《乌鸦》而闻名一时的九丹自称要写鸟儿三部曲，《喜鹊》未飞，《凤凰》已由漓江出版社推出，由此引出一批男作家、学者对美女作家的文化批评。に
文化就是这么有意思，骂的人越多，看热闹的人也越起劲。从《乌鸦》《糖》《彼岸花》到《凤凰》《食草动物要彼此相爱》，从九丹、棉棉、安妮宝贝到尹丽川、赵波、黑可可，美女作家到底是怎样在文学舞台出场的？她们能整齐划一地被归类吗？
学者陈晓明、批评家李敬泽、作家阎连科、邱华栋等人就这一现象以九丹为切入点，各抒己见，且听他们如何为美女作家把脉。
懂得Ｆ４、ＣＤ香水的趣味精英，是美女作家产生的温床
张者：有人认为我们已进入到消费时代，消费时代是靠中产阶级支撑的。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形成。一个显著的现象是中国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他们进入小康之后（有车、有房）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消费。他们要消费情感、消费文化、消费环境。而女性写作特别是一些打欲望化旗号的写作是一种文化消费的需要。比如说“美女作家”称号的出现。
陈晓明：在中产阶级中有一大批趣味精英。上世纪８０年代是思想精英领导的时代，９０年代，是知识精英时代。到２１世纪，人们发现，这个时代发生了变化，年轻一代开始成长起来，他们被ＩＴ产业所培养，被流行文化所培养，他们是突然出现的趣味精英。他懂得ＣＤ香水、登喜路、Ｆ４。你不知道，他就敢蔑视你。
趣味精英有他的优越性，他们觉得与你们这些思想精英对比，他们代表着一个时代，你对他们没有优势，他不会仰着头看你。这种情景越来越庞大。趣味精英是美女作家所依赖的土壤。对思想精英和知识精英来说，应该保持警惕。是否有一个伪趣味问题的存在?应该有一个甄别、分析。
李敬泽：对于中产阶级，我是这么看的，第一，中国没有资产阶级预期，没有真正的中产阶级，姑且不论在经济意义上中产阶级是否形成，在文化意义上，中产阶级更是谈不上形成。我们现在指称的中产阶级，实际上是通常被称为小资的人：开着车，有房子。我觉得他们的整个价值观、世界观，依然处在一个高度动荡的阶段、不稳定的状态。他们仍然处在寻求一种文化身份、寻求一种表达的状态，而他们所能凭藉的文化资源又非常贫乏。而美女作家恰恰是在这个背景上出现的。说中产阶级也好，小资也好，趣味精英也好?这些美女作家的出现，或多或少地代表了他们的一种表达。
邱华栋：我觉得中产阶层的概念，肯定不光是有车有房，加上受过很好的教育，以及有着稳定的收入，这样算的话，北京有一百万辆私人机动车，那不就有四分之一的北京家庭都是中产阶层了吗？显然没有这么多。所以，目前中产阶层还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他们正在形成，但是还没有稳定的价值观、道德观和生活观。现在仅仅从经济地位上谈论中产阶层确实比较早。在这一点上看，美女作家的小说，不过是准中产阶层和城市小资的一道快餐，满足了他们窥视女性、消费女性、消费当下时髦话题的欲望。
棉棉是文学之树上的“怪花”，九丹是树边的“毒草”
张者：谈到女性写作大家不由会想到“美女作家”的称号，其实“美女作家”的称号是一个相当滑稽的事情，因为作家是不是美女和作品没有关系，完全不是一个问题。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作家和电影演员一样也需要明星效应了。一些读者开始关注作家的性别和外貌，由此才对作品感兴趣。难道说老母鸡长得好看，鸡蛋就更有营养价值？这些女性写作有什么共性吗？
阎连科：九丹、尹丽川、赵波、棉棉等人的写作虽都被称作美女写作，但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惟一相同的就是都是女性作家，在写作上都对当下青年人的性与爱情关注较多，可在许多媒体和有些评论家那里都把她们混为一谈，归为一体，比如棉棉的《糖》和九丹的《乌鸦》与《凤凰》，有它的可比性，但更多的是她们彼此的不同。小说的关注与思考不同，小说的背景与人、环境不同，其写作方法和小说语言也非常不同。
2002年3月“美女作家”水果在汉口签售新作 美女作家卫慧九丹爆发“骂战”
陈晓明：年轻一代、特别是年轻女作家起来以后，对文坛冲击很大。在棉棉等人身上继承了先锋派的态度、个性的另类、情感的叛逆性、生活姿态的前卫性，对社会、文坛，对阅读造成了冲击；九丹不一样，她好像是从另一块温床上滋生的植物，是一种先锋的姿态，而无先锋的实质。
李敬泽：如果说棉棉是文学之树上的一朵“怪花”，那么，九丹则是这棵树边的一株“毒草”。
陈晓明：九丹的故事比较老套，具有很强的传统性，是朴素的浪漫主义，在《乌鸦》与《凤凰》中，九丹在情爱故事中不仅加入部分性爱元素?是一株罂栗之花，还揉和进许多元素。如果说九丹的《凤凰》较之《乌鸦》有所突破，那就是她在情爱和情爱之中加上大量艺术描述。在小说开始，她把这些因素加进去，她以为这样就能将小说档次提高到艺术的水准上，这是九丹自己的误解，在《凤凰》这部，一开始就写弹钢琴，一大段的诗就上来了，这是谁的诗?
李敬泽：郭沫若的诗。有意思的是，我们已经在《乌鸦》和《凤凰》中看到所谓的中产阶级的保守性，她调动的资源来自于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小说，她调动了文化符号中有大量的莫扎特、那布塔尼诺夫、古典音乐、小提琴、钢琴，这样一些古典传统圣物，甚至连郭沫若的诗《凤凰涅?》也出来了。从这个意上说，九丹在《凤凰》中所表现出保守的趣味性，和棉棉在作品所表现的现代性，是她们作品的最大差别。
阎连科：但有一点她们是相同的，她们的写作都代表着一个方向，那就是向传统和上一代作家的决绝与挑战。她们都最大限度地张扬了个人主义与私欲主义。在作家的写作过程中，他な她に只代表人物自己，代表自己的思想、欲望与行为。而不像我们的许多作家那样，在写作中期望自己的人物代表一群人，一个阶层乃至一个民族。从这个角度中去说，《糖》和《乌鸦》与《凤凰》，也是相通的，一脉相承的。
虚伪的痛苦，只因她的青春卖不到一个好价钱
张者：美女作家写作往往以痛苦的人生细节作为主要描述内容，这种痛苦的内容本身是不是有些虚假？
李敬泽：不是虚假，而是病态。
陈晓明：所有痛苦都是病态的，所有的爱情也是病态的。所有名著都有一个主体，那就是通奸，通奸就是病态。霍桑的《红字》是爱情故事吗?那肯定是病态的。九丹文中写一个女孩要留在新加坡被迫要跟一个老男人去睡觉，因此她觉得这样不公平、是不等价交换。她所有的痛苦就在于她的青春卖不到一个好价钱，这个痛苦是虚假的，因此阻碍了她深入发掘这个痛苦的实质和性爱的根本。文学的想象既有潜在普遍性，又有怪异性。不要将怪异性当成普遍性。要在怪异性中看到被转化的普遍性，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女子跟一个老男人身体和爱情的交换，这故事本身就很奇怪，很具有现代性。这和我们传统上的伦理社会对爱情、家庭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写得好，它的意义就不仅局限在性与爱情上，而有了深刻性、广泛性。
邱华栋：留学生文学已经是一个古老的品种了，上个世纪早期，就有很多作品，像老舍的《二马》，就是早期的留学生文学的经典。九丹的作品从题材上讲，依旧属于自《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以来滥觞的留学生文学的一种，有着强烈的社会认知作用。从《乌鸦》来看，她的作品的艺术性十分粗糙，而《凤凰》仍旧有着严重的问题，就是作者的写作资源的匮乏、写作技巧的呆板，我看《凤凰》，仍旧是把它当一本纪实题材的小说来看的，对它内容的热衷大于对它是一本小说的意识。
总的来说，对美女作家的定义其实并不准确，她们只是一群以“卖文为生”的普通女性，但外界却赋予她们美女加作家的通用标签，为什么男性写作更普遍的现实中没出现“俊男作家”？说到底，这种称谓本身就是对女性的不公平。无论别人怎么看，该写的还是要写，爱看的依然要看。性别本身永远不会是第一位的，这个世界留下来的除了文字，还有态度，你为这个世界留下多少，取决于你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