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印度为何比中国穷？
BBC中文网记者 魏城
记得有一年乘飞机去中国，邻座的一位美国商人与我闲聊起来。他说，他因为生意的缘故经常跑中国和印度，我就好奇地问起他对这两个国家的对比，他回答说："印度比中国穷多了！在中国的城市中，虽然也有穷人和乞丐，但人数并不多，但在印度的大城市中，如孟买、加尔各答等，你在人行道上行走，必须一直看着脚下，一不留神，你就会踩上一个露宿街头的穷人。"
我不知道他的"印度比中国穷多了"的结论，是不是仅仅源自于对两国城市街头漫步的对比。即使谈到街头漫步，也有一个小内幕，他可能并不清楚：中国当时仍然实行户籍管理制度和收容遣送制度（收容制度只是在最近由于"孙志刚事件"的政治余波才被废除），而印度没有这些制度，尽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大量外地民工涌入城市打工，但没有工作的进城农民绝对拿不到"暂住证"，因此很容易被收容遣送回乡，这也许就是这位美国商人在中国街头很少看到露宿街头、无家可归的穷人的原因之一。
但我担心说出来他也不会理解这些古怪的制度，就没有告诉他。
网上又起"对比风"
不知为什么，最近中文网上又刮起一阵"中印对比风"。网上随意浏览一下，就会时不时地碰上有关对比中印经济、政治等方面谁优谁劣的帖子。也许，这是因为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最近刚刚访问了中国的缘故吧。
就连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也跟着凑热闹，在瓦杰帕伊访华之际发表了题为《印度对阵中国：落在龙后面的老虎》的专题报道。
中印对比之所以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就是因为这似乎牵涉到民主制度和集权制度的竞赛。
传统传媒和电子传媒上的这类争论当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也有一个共识：中国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目前领先于印度。
对这一点，论战双方几乎没有争议。即使是《经济学人》杂志，也在报道开篇时指出："25年前，中印两国的生活水准颇为相似，但如今中国人的平均收入几乎是印度人的两倍。"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中印经济上的差距是否能够归咎于政治制度，换句话说：印度经济比中国落后是不是应该怪印度的民主？
一个署名"qw513"的网民显然这样认为。他在《世纪沙龙》网坛上发帖说：印度的精英阶层"不顾条件和国情，认为民主就是万灵药，认为为了民主，宁可牺牲经济发展速度，其结果是许诺给广大老百姓一张实际不可兑现的自由、民主、尊严的空头支票，丧失改善其经济水平的机会，永远成为选举政治的牺牲品。"他认为，印度的经验教训说明，"民主不能当饭吃，第三世界国家的基本要求与发达国家不一样，民主权与生存权都是好东西，但两者不能兼得的时候，后者更重要。"
即使是在《关天茶舍》网坛上一位为印度辩护的网民"skimming"，也认为印度的相对落后与民主不无关系："印度有很多自己的问题，例如不成熟的民主政治，使得先进的民主形式被滥用误用，同时又无法像极权政府一样实行有力的政府控制与改革。"
但网民"藏獒"认为，印度的落后基本上与民主无关。他在海外中文网坛《海纳百川》上列举了一般公认的"印度病"症状，如尼赫鲁时代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限制了印度人的致富积极性、浓重的印度宗教文化传统使得人们不思进取、狭隘民族主义和低效率吓跑了外商、印度与巴基斯坦愈演愈烈的军事冲突吓跑了一部分投资者、基础设施落后等等，都与民主没有什么关系。
《经济学人》杂志的"中印对比"专题报道也认为，造成中印两国富裕程度差异的原因与民主并没有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不过是因为印度比中国更晚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再加上官僚主义、不宽容、印巴之间毫无意义的军备竞赛等原因。
然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似乎永远不会有一个简单、一致的答案。其实早在瓦杰帕伊访华前，国际上就有过类似的争论。麦肯锡顾问公司的多米尼克・特克就曾在1995年主编了一部大型研究报告，比较"二十一世纪的两大巨人──中国和印度"，该报告的某些结论与《经济学人》杂志的结论截然相反。
特克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在某些方面拖住政府，无法刺激经济增长，举例来说，民主政府必须更多地注意通货膨胀问题和对"强大的既有游说势力"作出反应。
这个说法在某种意义上与"六四事件"前风行一时的"新权威主义"学说的某些论断不谋而合。当时，该学说的主张者就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新权威人物"强制地推行市场化的经济改革，而过早的民主改革不仅会阻碍经济改革的推行，也会拖慢经济增长的速度。
即使认为印度落后与民主关系不大的网民"藏獒"也承认，"有一项中国大陆的专制优势恐怕是民主印度永远也赶不上的：印度作为民主国家，不可能采取大陆那样化一切工会为傀儡的做法。正是这种区别，使得最恨工会的外商热爱中国的投资环境，其投资额令印度这些民主国家瞠乎其后。"
民主：捉鼠之猫？
的确，这个世界上虽然有富裕的民主国家（欧美国家）和贫穷的专制国家（朝鲜），但也不乏较为富裕的威权国家或地区（二战结束前的德国、日本和民主化之前的韩国、台湾）和贫穷的民主国家（印度和一些非洲民主国家），这至少说明民主和富裕程度并不一定直接关联，也顺带着削弱了以下两个观点的可信性：1、只有实现一定的富裕程度，才能搞民主；2、要想富强，必须先实现民主。
然而，难道民主的价值仅仅就是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率的手段吗？难道政治制度的功能不过就是相当于能否捉到"小康生活"或"巨富生活"这只老鼠的猫吗？
最近随同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的一个印度政府官员回国后发表观感说："在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你不可能在拥有人权、工会、教育水平低下的选民的同时拥有中国式的增长速度。这个代价值得吗？我认为是值得的。至少我们没有坦克在广场上屠杀学生，没有在大跃进中饿死三千万人。"
其实，民主和富裕是两个不同的价值追求，两者有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联系，但不是那种功利性的直接联系。富裕不一定是建设民主的前提条件，民主也可能无法完成实现富裕的工具性任务。信奉"民主致富论"的人往往只把眼睛盯在欧美的富裕国家上，他们不知道欧美的富裕原因很多，不完全就是因为实行了民主；鼓吹"民主不能当饭吃"的人也犯了类似的错误，他们把视野局限在那些搞了民主仍然未能致富的国家──俄罗斯、印度和第三世界的其他民主穷国，他们不承认这些国家经济没搞好还有其它原因。这两种人都把民主的功能狭隘化、简单化为一种致富的手段：捉不住老鼠的猫就不是好猫，不利于致富的手段就不是好手段。
如果实行民主不一定能够致富，那么，民主的功用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如果说致富是满足人们物质层面的需求的话，民主则更多是满足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自由表达、自由结社、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由人民来控制掌权者等等。
如果说民主与致富完全没有关系，也不确切。前面有人提到了民主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但不能否认，民主对经济发展也有"正面效应"。
民主也许不能保证一个国家迅速致富，民主也无法保证一个国家逃脱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但民主的"纠错"机制至少能够纠正那些错误的、甚至灾难性的经济政策，如那位印度官员所说，中国"大跃进"经济政策导致大饥荒的人为经济灾难就不会在印度发生。
另外，自由民主制度在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时从"自由人"心中所焕发出的自由能量，显然也能转化到经济建设和财富创造上。
真正的繁荣
印度依然贫穷，印度城市的街头上依然充满了席地而睡的穷人。但那位随同瓦杰帕伊访华的印度官员看待这个问题的视角，显然不同于此文开篇提到的那个美国商人。
这个印度官员说："如果孟买采用居住许可制度，如果没有工作就阻止人民进入这个城市，如果没有工会，没有劳资纠纷，没有罢工，孟买将会变得多么繁荣？孟买将从此不再有城市人口膨胀，大街不再拥挤，没有贫民窟，孟买将轻松超越新加坡。"
他的这番带有某种怨气的话，说的对，也不对。如果他提到的那几个"如果"都实现了，孟买将会出现的景象并不是一种真实的繁荣，而是如同北京、上海一般的虚假的繁荣。如果随着经济的发展，印度缩小了城乡差别，那么，没有居住许可制度和限制工会措施的孟买也会如同纽约、东京一样繁荣，那时的繁荣将会是真正的繁荣。
如今即使连中国，也取消了收容遣返制度，如果在中国进一步彻底取消户籍管理制度之后，北京、上海街头仍然繁荣，那也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繁荣。
BBC中文网记者 魏城
记得有一年乘飞机去中国，邻座的一位美国商人与我闲聊起来。他说，他因为生意的缘故经常跑中国和印度，我就好奇地问起他对这两个国家的对比，他回答说："印度比中国穷多了！在中国的城市中，虽然也有穷人和乞丐，但人数并不多，但在印度的大城市中，如孟买、加尔各答等，你在人行道上行走，必须一直看着脚下，一不留神，你就会踩上一个露宿街头的穷人。"
我不知道他的"印度比中国穷多了"的结论，是不是仅仅源自于对两国城市街头漫步的对比。即使谈到街头漫步，也有一个小内幕，他可能并不清楚：中国当时仍然实行户籍管理制度和收容遣送制度（收容制度只是在最近由于"孙志刚事件"的政治余波才被废除），而印度没有这些制度，尽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大量外地民工涌入城市打工，但没有工作的进城农民绝对拿不到"暂住证"，因此很容易被收容遣送回乡，这也许就是这位美国商人在中国街头很少看到露宿街头、无家可归的穷人的原因之一。
但我担心说出来他也不会理解这些古怪的制度，就没有告诉他。
网上又起"对比风"
不知为什么，最近中文网上又刮起一阵"中印对比风"。网上随意浏览一下，就会时不时地碰上有关对比中印经济、政治等方面谁优谁劣的帖子。也许，这是因为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最近刚刚访问了中国的缘故吧。
就连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也跟着凑热闹，在瓦杰帕伊访华之际发表了题为《印度对阵中国：落在龙后面的老虎》的专题报道。
中印对比之所以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就是因为这似乎牵涉到民主制度和集权制度的竞赛。
传统传媒和电子传媒上的这类争论当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也有一个共识：中国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目前领先于印度。
对这一点，论战双方几乎没有争议。即使是《经济学人》杂志，也在报道开篇时指出："25年前，中印两国的生活水准颇为相似，但如今中国人的平均收入几乎是印度人的两倍。"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中印经济上的差距是否能够归咎于政治制度，换句话说：印度经济比中国落后是不是应该怪印度的民主？
一个署名"qw513"的网民显然这样认为。他在《世纪沙龙》网坛上发帖说：印度的精英阶层"不顾条件和国情，认为民主就是万灵药，认为为了民主，宁可牺牲经济发展速度，其结果是许诺给广大老百姓一张实际不可兑现的自由、民主、尊严的空头支票，丧失改善其经济水平的机会，永远成为选举政治的牺牲品。"他认为，印度的经验教训说明，"民主不能当饭吃，第三世界国家的基本要求与发达国家不一样，民主权与生存权都是好东西，但两者不能兼得的时候，后者更重要。"
即使是在《关天茶舍》网坛上一位为印度辩护的网民"skimming"，也认为印度的相对落后与民主不无关系："印度有很多自己的问题，例如不成熟的民主政治，使得先进的民主形式被滥用误用，同时又无法像极权政府一样实行有力的政府控制与改革。"
但网民"藏獒"认为，印度的落后基本上与民主无关。他在海外中文网坛《海纳百川》上列举了一般公认的"印度病"症状，如尼赫鲁时代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限制了印度人的致富积极性、浓重的印度宗教文化传统使得人们不思进取、狭隘民族主义和低效率吓跑了外商、印度与巴基斯坦愈演愈烈的军事冲突吓跑了一部分投资者、基础设施落后等等，都与民主没有什么关系。
《经济学人》杂志的"中印对比"专题报道也认为，造成中印两国富裕程度差异的原因与民主并没有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不过是因为印度比中国更晚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再加上官僚主义、不宽容、印巴之间毫无意义的军备竞赛等原因。
然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似乎永远不会有一个简单、一致的答案。其实早在瓦杰帕伊访华前，国际上就有过类似的争论。麦肯锡顾问公司的多米尼克・特克就曾在1995年主编了一部大型研究报告，比较"二十一世纪的两大巨人──中国和印度"，该报告的某些结论与《经济学人》杂志的结论截然相反。
特克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在某些方面拖住政府，无法刺激经济增长，举例来说，民主政府必须更多地注意通货膨胀问题和对"强大的既有游说势力"作出反应。
这个说法在某种意义上与"六四事件"前风行一时的"新权威主义"学说的某些论断不谋而合。当时，该学说的主张者就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新权威人物"强制地推行市场化的经济改革，而过早的民主改革不仅会阻碍经济改革的推行，也会拖慢经济增长的速度。
即使认为印度落后与民主关系不大的网民"藏獒"也承认，"有一项中国大陆的专制优势恐怕是民主印度永远也赶不上的：印度作为民主国家，不可能采取大陆那样化一切工会为傀儡的做法。正是这种区别，使得最恨工会的外商热爱中国的投资环境，其投资额令印度这些民主国家瞠乎其后。"
民主：捉鼠之猫？
的确，这个世界上虽然有富裕的民主国家（欧美国家）和贫穷的专制国家（朝鲜），但也不乏较为富裕的威权国家或地区（二战结束前的德国、日本和民主化之前的韩国、台湾）和贫穷的民主国家（印度和一些非洲民主国家），这至少说明民主和富裕程度并不一定直接关联，也顺带着削弱了以下两个观点的可信性：1、只有实现一定的富裕程度，才能搞民主；2、要想富强，必须先实现民主。
然而，难道民主的价值仅仅就是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率的手段吗？难道政治制度的功能不过就是相当于能否捉到"小康生活"或"巨富生活"这只老鼠的猫吗？
最近随同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的一个印度政府官员回国后发表观感说："在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你不可能在拥有人权、工会、教育水平低下的选民的同时拥有中国式的增长速度。这个代价值得吗？我认为是值得的。至少我们没有坦克在广场上屠杀学生，没有在大跃进中饿死三千万人。"
其实，民主和富裕是两个不同的价值追求，两者有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联系，但不是那种功利性的直接联系。富裕不一定是建设民主的前提条件，民主也可能无法完成实现富裕的工具性任务。信奉"民主致富论"的人往往只把眼睛盯在欧美的富裕国家上，他们不知道欧美的富裕原因很多，不完全就是因为实行了民主；鼓吹"民主不能当饭吃"的人也犯了类似的错误，他们把视野局限在那些搞了民主仍然未能致富的国家──俄罗斯、印度和第三世界的其他民主穷国，他们不承认这些国家经济没搞好还有其它原因。这两种人都把民主的功能狭隘化、简单化为一种致富的手段：捉不住老鼠的猫就不是好猫，不利于致富的手段就不是好手段。
如果实行民主不一定能够致富，那么，民主的功用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如果说致富是满足人们物质层面的需求的话，民主则更多是满足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自由表达、自由结社、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由人民来控制掌权者等等。
如果说民主与致富完全没有关系，也不确切。前面有人提到了民主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但不能否认，民主对经济发展也有"正面效应"。
民主也许不能保证一个国家迅速致富，民主也无法保证一个国家逃脱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但民主的"纠错"机制至少能够纠正那些错误的、甚至灾难性的经济政策，如那位印度官员所说，中国"大跃进"经济政策导致大饥荒的人为经济灾难就不会在印度发生。
另外，自由民主制度在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时从"自由人"心中所焕发出的自由能量，显然也能转化到经济建设和财富创造上。
真正的繁荣
印度依然贫穷，印度城市的街头上依然充满了席地而睡的穷人。但那位随同瓦杰帕伊访华的印度官员看待这个问题的视角，显然不同于此文开篇提到的那个美国商人。
这个印度官员说："如果孟买采用居住许可制度，如果没有工作就阻止人民进入这个城市，如果没有工会，没有劳资纠纷，没有罢工，孟买将会变得多么繁荣？孟买将从此不再有城市人口膨胀，大街不再拥挤，没有贫民窟，孟买将轻松超越新加坡。"
他的这番带有某种怨气的话，说的对，也不对。如果他提到的那几个"如果"都实现了，孟买将会出现的景象并不是一种真实的繁荣，而是如同北京、上海一般的虚假的繁荣。如果随着经济的发展，印度缩小了城乡差别，那么，没有居住许可制度和限制工会措施的孟买也会如同纽约、东京一样繁荣，那时的繁荣将会是真正的繁荣。
如今即使连中国，也取消了收容遣返制度，如果在中国进一步彻底取消户籍管理制度之后，北京、上海街头仍然繁荣，那也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