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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迟到的忏悔
广东汕头，塔园内的屏风纪念墙，这里是中国首座民间“文革”博物馆。
河北邯郸的退休宣传干部宋继超，第三次决定向老师道歉。
当年，红卫兵让他揭发“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初中语文老师郭楷，这个少年脱口而出三条“罪证”，用他的话说，就像背后刺中老师的“三支冷箭”。批斗时，郭老师的耳朵差点都被撕下来。
这些年，宋继超一直想找机会给老师道个歉。第一次，话到嘴边没说出口；第二次，写了篇文章投给报社，没能发表。如今，老师早已去世，宋继超也退休了，可64岁的他依然放不下这件事。
59岁的张红兵也因一次揭发而背负沉重的心理枷锁。“文革”中，他和父亲向军代表检举母亲的“反动言论”，导致母亲被枪毙。他小心翼翼地保守着这个秘密，直到4年前才开始在自己的博客上公布。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因为“想逃却无处可逃，必须面对”。
这个夏天，将道歉公之于众的，不只一个人。6月中旬的一天，宋继超收到一封电子邮件，相识的报纸评论版编辑约稿，请他谈谈对一条新闻的看法。新闻中的主人公是61岁的山东老人刘伯勤，他在杂志上花钱刊登了一则广告，向“文革”中被自己批斗、抄过家的校长、老师、同学和邻居公开道歉。
“看到老刘写的这个，我感觉也得马上写一篇！”邯郸炎热的中午，宋继超坐在家里的沙发上，拍着大腿激动地说。他怕再错过机会，当时直接在邮箱里回复：“我也想道个歉，最想跟初中时的语文老师郭楷说声对不起……”
一周后，湖南的温庆福、山东的卢嘉善、福建的雷英郎在报纸上分别向“文革”中伤害过的人道歉。这些毫不相识的老人，都曾在“文革”中有过非理性的选择，经历过漫长的岁月后，现在他们又作出了同样的选择——道歉。
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揭发初中老师这件事，就连和宋继超是初中同学的妻子，也不大清楚。和老同学们聊天儿时，大家也会说起当年的事，哪个老师被斗啦，要么就是“大串联”时有意思的事，“都是能上桌面的”。
不过，只要提到郭老师，宋继超就觉得良心不安。有些话憋在他心里，已经“倒来倒去不知道多少遍”。
在宋继超的印象里，语文老师郭楷又瘦又矮，说话带着浓重的邻县口音，但他上课风趣，很受学生欢迎。这个地主的儿子知道自己出身不好，为了追求进步，在纸上写下“毛主席万岁”几个字，做成幻灯片投射到村里的土墙上，爬上梯子一笔一笔描成大标语。
那时，宋继超经常和七八个同学挤在老师的宿舍里“开小灶”。郭楷曾用3个周末，讲“卧薪尝胆”的故事；讲到“知识就是力量”时，他说知识不一定是学历和文凭，学历高的人只能当谋士，学历不高的人却能当领袖；他鼓励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人生道路，学习成绩不太好的，可以主动要求上山下乡。
这三件事，成为宋继超日后揭发老师的“罪证”。许多年后，他在自己写的小说和散文里忏悔，但一直没能让老师听到，也没有机会公布。
“老刘等于提出一个课题。”宋继超亲切地称呼着远方那个陌生的同龄人，“我们现在懂得人性和良知了，也得回头看看自己当年有多幼稚。”
刘伯勤是这些人中第一个在报纸上刊登道歉广告的。今年年初，他少有地参加了一次同学聚会，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见到当年被他抄家的“黑五类”同学，还是会不好意思。
《南方都市报》还原了那次聚会的一些细节。“说句良心话，我对不起他们。我真想见见他们，给他们道歉。”饭桌上，刘伯勤对其中一位同学说。几个月后，他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刊登了道歉广告。“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他这样写道。
这句话让1000多公里外长沙的温庆福很有感触。今年2月，他也写了篇博客，向自己伤害过的同事和老师道歉，并把文章投给《快乐老人报》编辑部。“其实我的道歉心存很久，良心的责备是主要的。”67岁的他说。
编辑邹东锋一直寻找合适的刊发时间。类似的来稿非常罕见，他想把这类文章集纳成主题，引起更多人的共鸣。刘伯勤刊发的道歉广告成为一个契机，他马上在读者QQ群里发布征稿启事，山东和福建的两位老人发来邮件。
邹东锋还为这三篇文章写了段编者按：“对于‘文革’，歉意不一定能弥补什么，而伤害却有可能被原谅。其实，这份歉疚在亲历者心中，不是没有，而是缺乏公开的勇气。在我们收录的这份忏悔录中，这一句道歉，来得也颇为沉重！”
沉重的记忆始于1966年。11月的一天，“文革”积极分子宋继超正在高中教室里编《红色造反兵团报》，三四个红卫兵突然走了进来。
“郭楷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在学校已经被批斗了，你当年是他最熟悉的学生，你应该最知道他的问题，希望你积极揭发。”红卫兵说。
“那我给你说几个事吧。”当时，高中的山墙上已经贴满批斗老师的大字报，宋继超“脑子一热”，觉得郭楷确实也有问题。他把老师说过的那三句话，曲解为“替彭德怀喊冤叫屈；诬蔑伟大领袖，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歪曲领袖指示，贬低上山下乡的革命行动”。说完，他还摁了手印。
“你再好好想想，有事再跟我们说。”红卫兵满意地走了。没过多久，宋继超听说，郭楷被揪上批斗台，脖子上挂着很重的牌子，耳朵也被撕流血了。
“我说的三条非常要害，把郭老师害苦了。”回忆到这里，宋继超讪讪地笑了。可在当时，他只是觉得，“不应该揪人家的耳朵”。
那时，宋继超的同龄人都在“闹革命”。温庆福贴出了炮打学校党支部负责人的大字报，还带人抄了同事的家。刘伯勤和一群人闯进“黑五类”同学家，摔碎了同学奶奶的照片，没收了相框后面藏着的200元现金。
这段经历，后来成为他们心中一个“过不去的坎”。
“现在总结回顾‘文革’，大都是要求解密上层内幕。其实，全民总结历史，把自己摆进去很有必要。为什么在同样大环境下，每个人表现不一？”温庆福说。
这就像个疮疤似的，揭是不揭？
1984年，听说郭楷因脑血栓住进邯郸的医院，已经是军官的宋继超拎着苹果，和几个同学一起去看他。
早在十几年前，宋继超已经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当时，宋继超所在的派别夺权失败，他离开家去当了兵。1971年，部队突然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随时打好背包准备出发，晚上还要站岗巡逻。
战友们都在猜出了什么事，直到国庆节后才正式传达了中央文件，“副统帅”林彪外逃，坠机于蒙古温都尔汗。
宋继超听了大吃一惊，很长时间拧不过弯儿来。“心里觉得挺没意思的，我积极搞运动最后落了个‘失败’，林彪成了叛国者，历史开了大玩笑！我醒悟了，简直太可笑了，想起自己揭发郭老师的事情，太可恶了！觉得自己很可恨，怎么那么傻呢，那么狂热呢？”
宋继超开始想了解郭楷的近况，可他不敢回母校，只能悄悄向同学打听老师的消息。他听说郭老师渡过了难关，已经回学校继续教课了，又听说郭老师身体很虚弱，还患上了多种慢性病。他想找机会跟老师解释那件事，这么一等就是十几年。
实际上，“文革”结束不久后，道歉就开始了。一位觉得良心不安，曾有过道歉行为，但不希望自己的名字一再出现在媒体上的老人回忆：“一开始说要考试时，我们就去找老师业余教我们。那时我们就道过歉，‘老师，过去你别放在心里’。我看到我们学校一个比我大几年级的学生，回学校进门见老师就鞠躬道歉。”
宋继超也听说，“文革”刚结束，高中一个打过人的同学就去老师家登门道歉，可老师却只是冷淡地说：“我不需要你道歉，你走吧。”
“老师可能认为他人品不好，道歉是装模作样。”宋继超分析，都在一个城市里，有人怕老师找后账，所以主动去道歉，尤其列入“打砸抢”的，属于清理对象，怕别人举报，更得小心了。
宋继超说自己没有打过人。但去医院之前，他一直犹豫，这件事到底是说好，还是不说好。其实，他已经组织好了语言：“当时我光想造反昏了头了，扭曲事实，上纲上线，胡说八道。”
可走进病房，看到躺在床上的郭楷，那个曾经写诗、玩音乐、爱打篮球的青年教师，已经变成一个瘦弱的“小老头”时，宋继超只叫了一句“郭老师”，眼泪就掉下来。
“什么也不用说，你们能来看老师，老师就最高兴啦。”尽管只有50岁，可中风摔了一跤之后，郭楷说话已经有点不流利了。他看着曾经最得意的学生、已经有点秃顶的宋继超问：“你在部队怎么样啊，好好干，继续多写文章。”
这时，距离他们上一次相见，已经过了18年。
坐在病床旁边，看着郭楷虚弱的样子，宋继超觉得自己就是加害老师的其中一人。可直到老师出院，道歉的话也没说出口。“老师没说这个事，同学们在旁边问怎么治疗，我单独解释，太突兀了。这个事好像疮疤似的，揭是不揭？他住院时谁也没揭，后来就没机会了。”
回到部队后，宋继超以自己和老师为原型，写了篇小说，名为《在老师病床前》，但一直没机会发表。故事最后，主人公说：“但愿老师早日康复，健康长寿。”
在那个世界里，他还是没能把道歉的话说出口。
山东蓬莱，刚刚成为一名邮递员的卢嘉善也失去了这个机会。同样是在1984年，他和小学老师在街上重逢，退休的老师推着自行车卖雪糕贴补点家用。“文革”时，卢嘉善揭发老师体罚同学、用教鞭打肿了学生的手掌，说完，他朝老师踢了两脚。
“那时必须得发言，不发言就不能加入红小兵。”电话里，卢嘉善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说完，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
卢嘉善掏出10元钱想塞给老师，可老师硬是不要。提起这段往事，年过六旬的老师摇了摇头说：“老了，什么事都不记得了，那时你们都是毛头孩，谁还没有点脾气？关键是现在你们长大了，能挣钱养家糊口，很不错了。”
来源: 凤凰网
广东汕头，塔园内的屏风纪念墙，这里是中国首座民间“文革”博物馆。
河北邯郸的退休宣传干部宋继超，第三次决定向老师道歉。
当年，红卫兵让他揭发“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初中语文老师郭楷，这个少年脱口而出三条“罪证”，用他的话说，就像背后刺中老师的“三支冷箭”。批斗时，郭老师的耳朵差点都被撕下来。
这些年，宋继超一直想找机会给老师道个歉。第一次，话到嘴边没说出口；第二次，写了篇文章投给报社，没能发表。如今，老师早已去世，宋继超也退休了，可64岁的他依然放不下这件事。
59岁的张红兵也因一次揭发而背负沉重的心理枷锁。“文革”中，他和父亲向军代表检举母亲的“反动言论”，导致母亲被枪毙。他小心翼翼地保守着这个秘密，直到4年前才开始在自己的博客上公布。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因为“想逃却无处可逃，必须面对”。
这个夏天，将道歉公之于众的，不只一个人。6月中旬的一天，宋继超收到一封电子邮件，相识的报纸评论版编辑约稿，请他谈谈对一条新闻的看法。新闻中的主人公是61岁的山东老人刘伯勤，他在杂志上花钱刊登了一则广告，向“文革”中被自己批斗、抄过家的校长、老师、同学和邻居公开道歉。
“看到老刘写的这个，我感觉也得马上写一篇！”邯郸炎热的中午，宋继超坐在家里的沙发上，拍着大腿激动地说。他怕再错过机会，当时直接在邮箱里回复：“我也想道个歉，最想跟初中时的语文老师郭楷说声对不起……”
一周后，湖南的温庆福、山东的卢嘉善、福建的雷英郎在报纸上分别向“文革”中伤害过的人道歉。这些毫不相识的老人，都曾在“文革”中有过非理性的选择，经历过漫长的岁月后，现在他们又作出了同样的选择——道歉。
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揭发初中老师这件事，就连和宋继超是初中同学的妻子，也不大清楚。和老同学们聊天儿时，大家也会说起当年的事，哪个老师被斗啦，要么就是“大串联”时有意思的事，“都是能上桌面的”。
不过，只要提到郭老师，宋继超就觉得良心不安。有些话憋在他心里，已经“倒来倒去不知道多少遍”。
在宋继超的印象里，语文老师郭楷又瘦又矮，说话带着浓重的邻县口音，但他上课风趣，很受学生欢迎。这个地主的儿子知道自己出身不好，为了追求进步，在纸上写下“毛主席万岁”几个字，做成幻灯片投射到村里的土墙上，爬上梯子一笔一笔描成大标语。
那时，宋继超经常和七八个同学挤在老师的宿舍里“开小灶”。郭楷曾用3个周末，讲“卧薪尝胆”的故事；讲到“知识就是力量”时，他说知识不一定是学历和文凭，学历高的人只能当谋士，学历不高的人却能当领袖；他鼓励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人生道路，学习成绩不太好的，可以主动要求上山下乡。
这三件事，成为宋继超日后揭发老师的“罪证”。许多年后，他在自己写的小说和散文里忏悔，但一直没能让老师听到，也没有机会公布。
“老刘等于提出一个课题。”宋继超亲切地称呼着远方那个陌生的同龄人，“我们现在懂得人性和良知了，也得回头看看自己当年有多幼稚。”
刘伯勤是这些人中第一个在报纸上刊登道歉广告的。今年年初，他少有地参加了一次同学聚会，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见到当年被他抄家的“黑五类”同学，还是会不好意思。
《南方都市报》还原了那次聚会的一些细节。“说句良心话，我对不起他们。我真想见见他们，给他们道歉。”饭桌上，刘伯勤对其中一位同学说。几个月后，他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刊登了道歉广告。“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他这样写道。
这句话让1000多公里外长沙的温庆福很有感触。今年2月，他也写了篇博客，向自己伤害过的同事和老师道歉，并把文章投给《快乐老人报》编辑部。“其实我的道歉心存很久，良心的责备是主要的。”67岁的他说。
编辑邹东锋一直寻找合适的刊发时间。类似的来稿非常罕见，他想把这类文章集纳成主题，引起更多人的共鸣。刘伯勤刊发的道歉广告成为一个契机，他马上在读者QQ群里发布征稿启事，山东和福建的两位老人发来邮件。
邹东锋还为这三篇文章写了段编者按：“对于‘文革’，歉意不一定能弥补什么，而伤害却有可能被原谅。其实，这份歉疚在亲历者心中，不是没有，而是缺乏公开的勇气。在我们收录的这份忏悔录中，这一句道歉，来得也颇为沉重！”
沉重的记忆始于1966年。11月的一天，“文革”积极分子宋继超正在高中教室里编《红色造反兵团报》，三四个红卫兵突然走了进来。
“郭楷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在学校已经被批斗了，你当年是他最熟悉的学生，你应该最知道他的问题，希望你积极揭发。”红卫兵说。
“那我给你说几个事吧。”当时，高中的山墙上已经贴满批斗老师的大字报，宋继超“脑子一热”，觉得郭楷确实也有问题。他把老师说过的那三句话，曲解为“替彭德怀喊冤叫屈；诬蔑伟大领袖，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歪曲领袖指示，贬低上山下乡的革命行动”。说完，他还摁了手印。
“你再好好想想，有事再跟我们说。”红卫兵满意地走了。没过多久，宋继超听说，郭楷被揪上批斗台，脖子上挂着很重的牌子，耳朵也被撕流血了。
“我说的三条非常要害，把郭老师害苦了。”回忆到这里，宋继超讪讪地笑了。可在当时，他只是觉得，“不应该揪人家的耳朵”。
那时，宋继超的同龄人都在“闹革命”。温庆福贴出了炮打学校党支部负责人的大字报，还带人抄了同事的家。刘伯勤和一群人闯进“黑五类”同学家，摔碎了同学奶奶的照片，没收了相框后面藏着的200元现金。
这段经历，后来成为他们心中一个“过不去的坎”。
“现在总结回顾‘文革’，大都是要求解密上层内幕。其实，全民总结历史，把自己摆进去很有必要。为什么在同样大环境下，每个人表现不一？”温庆福说。
这就像个疮疤似的，揭是不揭？
1984年，听说郭楷因脑血栓住进邯郸的医院，已经是军官的宋继超拎着苹果，和几个同学一起去看他。
早在十几年前，宋继超已经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当时，宋继超所在的派别夺权失败，他离开家去当了兵。1971年，部队突然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随时打好背包准备出发，晚上还要站岗巡逻。
战友们都在猜出了什么事，直到国庆节后才正式传达了中央文件，“副统帅”林彪外逃，坠机于蒙古温都尔汗。
宋继超听了大吃一惊，很长时间拧不过弯儿来。“心里觉得挺没意思的，我积极搞运动最后落了个‘失败’，林彪成了叛国者，历史开了大玩笑！我醒悟了，简直太可笑了，想起自己揭发郭老师的事情，太可恶了！觉得自己很可恨，怎么那么傻呢，那么狂热呢？”
宋继超开始想了解郭楷的近况，可他不敢回母校，只能悄悄向同学打听老师的消息。他听说郭老师渡过了难关，已经回学校继续教课了，又听说郭老师身体很虚弱，还患上了多种慢性病。他想找机会跟老师解释那件事，这么一等就是十几年。
实际上，“文革”结束不久后，道歉就开始了。一位觉得良心不安，曾有过道歉行为，但不希望自己的名字一再出现在媒体上的老人回忆：“一开始说要考试时，我们就去找老师业余教我们。那时我们就道过歉，‘老师，过去你别放在心里’。我看到我们学校一个比我大几年级的学生，回学校进门见老师就鞠躬道歉。”
宋继超也听说，“文革”刚结束，高中一个打过人的同学就去老师家登门道歉，可老师却只是冷淡地说：“我不需要你道歉，你走吧。”
“老师可能认为他人品不好，道歉是装模作样。”宋继超分析，都在一个城市里，有人怕老师找后账，所以主动去道歉，尤其列入“打砸抢”的，属于清理对象，怕别人举报，更得小心了。
宋继超说自己没有打过人。但去医院之前，他一直犹豫，这件事到底是说好，还是不说好。其实，他已经组织好了语言：“当时我光想造反昏了头了，扭曲事实，上纲上线，胡说八道。”
可走进病房，看到躺在床上的郭楷，那个曾经写诗、玩音乐、爱打篮球的青年教师，已经变成一个瘦弱的“小老头”时，宋继超只叫了一句“郭老师”，眼泪就掉下来。
“什么也不用说，你们能来看老师，老师就最高兴啦。”尽管只有50岁，可中风摔了一跤之后，郭楷说话已经有点不流利了。他看着曾经最得意的学生、已经有点秃顶的宋继超问：“你在部队怎么样啊，好好干，继续多写文章。”
这时，距离他们上一次相见，已经过了18年。
坐在病床旁边，看着郭楷虚弱的样子，宋继超觉得自己就是加害老师的其中一人。可直到老师出院，道歉的话也没说出口。“老师没说这个事，同学们在旁边问怎么治疗，我单独解释，太突兀了。这个事好像疮疤似的，揭是不揭？他住院时谁也没揭，后来就没机会了。”
回到部队后，宋继超以自己和老师为原型，写了篇小说，名为《在老师病床前》，但一直没机会发表。故事最后，主人公说：“但愿老师早日康复，健康长寿。”
在那个世界里，他还是没能把道歉的话说出口。
山东蓬莱，刚刚成为一名邮递员的卢嘉善也失去了这个机会。同样是在1984年，他和小学老师在街上重逢，退休的老师推着自行车卖雪糕贴补点家用。“文革”时，卢嘉善揭发老师体罚同学、用教鞭打肿了学生的手掌，说完，他朝老师踢了两脚。
“那时必须得发言，不发言就不能加入红小兵。”电话里，卢嘉善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说完，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
卢嘉善掏出10元钱想塞给老师，可老师硬是不要。提起这段往事，年过六旬的老师摇了摇头说：“老了，什么事都不记得了，那时你们都是毛头孩，谁还没有点脾气？关键是现在你们长大了，能挣钱养家糊口，很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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