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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搜狐历史
薄一波：以史为鉴 防止腐败
从汇报中听到，湖南的一些领导干部正在重温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很有感触。李自成“不暇自哀”，而郭沐若“哀之”，我们共产党人既要“哀之”，更要“鉴之”。以史为鉴，有助于我们提高反腐放的自觉性。应该清醒地看到，人民群众对当前党内、政府内和社会上存在的腐败现象是很不满意的。腐败，对执政党来说，确实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威胁。我想起几位故人讲的话，念出来，提请同志们参考。
唐朝诗人杜牧在《阿房宫斌》最后一段说: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他讲的是秦始皇扫灭六国，统一全国后，骄奢淫逸，欲壑难填，不惜民力，大兴土木，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很快被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军所推翻；而后人历朝历代大多只知“哀之”，却未从中吸取教训，以致代代相因，累蹈覆辙。杜牧这些话，哲理很深，耐人寻味。
唐大宗李世民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1】 李世民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能广罗人才，纳谏如流，同他的父亲李渊一起，扫平群雄，统一天下。他深知隋炀帝生活奢康，挥霍无度，政事懈怠，使得隋朝仅三十八年就衰亡了。因而，他时刻以亡隋为镜，居安思危，戒奔戒堕，革故鼎新，励精图治，使唐初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兴盛局面。
黄炎培一九四五年对毛主席说: 过去的历朝历代都没有跳出“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 ，总是从兴盛又很快走向衰败，循环往复。共产党能不能跳出这个“周期率”？黄炎培的话，语重心长，寓理至深。
傅作义将军在我们进北平时，也曾感叹地说过: 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二十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共产党执政后，过三十年、四十年是不是也会腐化？
上面这些话，确是总结了历史的经脸教训，大家不妨置之案头，经常加以思索。
毛主席对党内可能发生腐败问题这件事，是十分警觉的。一九四四年在延安期间，他把《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文件，号召全党学习，提醒同志们不要重犯李自成胜利时骄傲自满、腐化变质，以致功败垂成的错误。那次学习，对于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以及胜利后继续保持清醒头脑，打败国民党，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四九年三月，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尖锐地指出: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2】不幸被毛主席所言中，党内果然出现了刘青山、张子善【3】这样的蜕化变质分子。建国之初，针对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腐败现象，毛主席在“三反”【4】、“五反”【5】运动中，抓住刘、张这两个典型，严加惩处。当时，也有人出来为之说情，但毛主席不为所动。这一断然措施，震动了全党，震动了整个新中国，使我们党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了廉政勤政之风，并且举国上下形成了一股清新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至今仍令人神往。
我谈这些，无非是想说明三点:
第一点，头脑要清醒。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增强了综合国力，改善了人民生活，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注入了生机和活力。现在，人们常谈到腐败的问题。我认为，腐败现象历来都有，并不是改革开放后才有的。但也要看到，在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借鉴资本主义某些好的管理经验的同时，确也带来了一些糟粕，确有少数党员、干部和群众经不起“糖弹”的攻击，贪污腐化、行贿受贿、走私贩私、权钱交易、吸毒贩毒、卖淫嫖娼等腐败现在滋长蔓延。对这些东西，决不能熟视无睹。腐败的“垃圾”清扫得越彻底，越有利于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韩非子说: 天下“常以俭得之，以奢失之”【6】。唐代诗人李商隐说: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7】党的干部要经常记住这些历史遗训，要充分看到腐败行为对党的事业的危害，切不可丧失警惕性。我们要面对现实，学会防腐败的本领，“拒腐性，永不沽”。要坚持“两手抓” ，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两手都要抓紧抓好，都不能软。
第二点，要有紧迫感。东欧和苏联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个地倒了。于是，国内外一些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坚持下去？ 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不但能坚持下去,而且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中国站稳了，发展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大有希望。为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的基本路线，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条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九十年代是一个关键时期，最重要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我们要抓住有利时机，充分运用各种有利条件，一心一意、聚精会神地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实现小康的发展目标。同时，一定要在廉政建设上常抓不懈。敌对势力要从外部搞垮我们难，关键是要党内不出问题。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发展经济和推进改革开放，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努力搞好康政建设和党的建设，进一步增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那么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风波，我们都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第三点，加强民主监督。历史和现实的事实说明,不受监管的权力，必然会产生腐败。要防止腐败，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加强国家法律和其他制度的制约，加强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的公民，也没有特殊的党员。要形成每个公民、每个党员都要受到法律的监督和制约，党员还要受到党规党纪的监督和制约的局面。我们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加强民主和法制教育工作，就是要达到形成和巩固这种局面的目的。我认为，党内监督，特别是各级党委成员之间的相互批评和监督，尤为重要。必须建立和完善切实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权力的监督体系。要充分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监督作用。同时，要适当扩大各级党和政府监督机构的责任、职能和权利、还要健全和完善干部的考察、选拔、培训、任免、升降、奖惩制度，以及舆论监督、群众举报等措施。只有法制健全了，民主监督制度化、经常化了，才能有效地抵制和消除各种腐败现象，有利于保持干部队伍的清正廉洁，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注释：
(1 )见《贞观政要•任贤》
(2 )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 页。
(3) 刘青山，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任中共天津地委副书记、天津专区专员。他们任职期间，利用职权盗用飞机场建筑款、治河款，克扣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民工供应粮，并骗取银行贷款。将挪用的公款以机关生产名义进行违法经营，获取暴利，从中贪污、行贿，任意挥霍。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华北局报消中央批准，将刘青山、张子善逮捕。十二月刘、张被开除出党。一九五二年二月被判处死刑。
(4 ) “三反”指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5 )“ 五反”指1952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6) 见《韩非子•十过》。
(7) 见李商隐《咏史》。
(本文是薄一波在中央组织部向中央汇报干部工作时的插话，原载《薄一波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本刊转发，已征得作者同意。)
薄一波谈反腐：毛主席治贪官从不虎头蛇尾
“三反”运动中，有人为刘青山、张子善说情。毛主席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
回忆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代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当时我是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他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有毛主席的直接指导、督促和撑腰，我们的工作也就好做了，而且做得很起劲。
1952年1月19日，中直总党委召开有1000余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宣布运动进入集中力量打“老虎”（当时，人们称贪污犯为“老虎”，故有“打虎”之说。贪污旧币1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1亿元以下1000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阶段。为了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同日我向毛主席作了关于中央各机关“三反”运动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就几个政策性的问题提出了意见。1月21日，毛主席做了修改，并加了中央的批语，批发了这个报告。
为了体现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2月1日北京市举行了公审大会，由最高人民法院对7名大贪污犯进行宣判，其中判处死刑的有非法所得旧币23亿元的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和贪污旧币6．4亿元的中央公安部行政处科长宋德贵，其他的有三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两人免予刑事处分。
我在会上讲话并宣布：主动坦白从宽的期限放宽到2月15日。几个大会一开，中央机关带了头，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就势如破竹地开展起来了。
据统计，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为383万多人（未包括军队的数字）。经核实，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共10万余人，贪污的总金额达6万亿元。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毛主席原来提出的“捉虎”指标和估计需要判刑的人数，比这要高。在运动的高潮中，曾经出现过斗争扩大化的苗头，伤害了一些同志，正常的工作秩序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为了引起全党对这些问题的重视，5月10日，毛主席在中央转发的一个文件上加了一段很重要的批语，强调指出：“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因为采取了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及时地纠正了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所以保证了“三反”运动的健康发展和取得重大的胜利。
在全国胜利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讲过一段极为深刻的话：“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主席的这些话不幸而言中，刘青山、张子善就是这样的典型。在“三反”中，毛主席下决心坚决果断地严惩这两个人，其意义与影响极为深远。
刘青山、张子善分别是1931年和1933年入党，都是经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严峻考验的老干部。刘青山参加过1932年高阳、蠡县的农民暴动，曾被国民党逮捕，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张子善1934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曾参加狱中的绝食斗争，在敌人面前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应该公正地说，他们曾经的确是党的干部队伍中的佼佼者，曾经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出生入死地战斗过，曾经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过自己的贡献。但是，进城后，他们在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腐蚀下，贪污腐败，蜕化变质，成了人民的罪人。
刘、张的罪行，早在“三反”前就激起了干部和党员的不满，但在他们上欺下压的家长式统治下，一直未能公开揭露。这说明，没有一定的气候，这类问题是不容易解决的。但纸终究包不住火，坚持正义、坚持党的原则的干部总是要站出来揭发和斗争的。
1951年10月，天津专署一位副专员向河北省委组织部揭发了刘、张的若干违法乱纪事实后，引起了河北省委的重视，并进行了调查。
11月下旬，河北省委召开第三次党代会，贯彻落实中央和华北局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斗争的部署。与会代表集中地检举、揭发了刘、张的贪污罪行。根据刘、张的严重犯罪事实，河北省委建议省人民政府依法予以逮捕。华北局接到省委的请示后，经讨论并报请周总理批准，决定将他们逮捕法办。
11月28日晚，河北省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华北局的决定。
29日上午，河北省公安厅依法逮捕了张子善（刘青山当时在国外，12月2日归国后当即逮捕归案）。接着，省委召集党代会主席团成员开会，正式宣布逮捕刘、张。绝大多数同志衷心拥护这一措施，认为这样做“挽救了天津的党组织”；少数同志感到突然，表示沉默。根据党代会代表们的建议，河北省委经过研究，12月4日报请华北局批准，作出了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毛主席对此事极为关注，12月29日在审阅人民日报社送审的有关新闻稿时批示：“应于三十日见报。”
12月5日，华北局召开会议，听取汇报河北党代会情况和逮捕刘、张的经过。刘澜涛同志指出，刘、张事件说明，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侵蚀了我们党，刘、张蜕化变质成了罪犯，将他们逮捕是完全应当的，得到了大家的拥护。但更艰苦的工作还在后头，建议组织专门班子全面审查处理此事。
随后，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了以杨秀峰同志为首的调查处理委员会，会同天津市，对刘、张贪污案进行调查和侦讯。在弄清他们主要犯罪事实的基础上，河北省委于12月14日向华北局提出了处理意见：“刘青山、张子善借职权，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私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
12月20日，华北局经研究后向中央提出了对刘、张的处理意见：“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当时之所以加了“或缓期二年执行”，是考虑到中央决策时有回旋的余地。
鉴于刘、张的地位和影响，以及一些干部的认识不尽一致，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考虑对他们的量刑时，是十分慎重和民主的。
1951年12月下旬，华北局通过河北省委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两犯量刑的意见。结果是：地委在家的8个委员的一致意见是处以死刑。地区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的意见是：对刘青山，同意判处死刑的535人，判处死缓的8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对张子善，同意判处死刑的536人，判处死缓的7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
党中央、毛主席看到上述材料，在请党外民主人士传阅并听取他们对量刑的意见后，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审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1952年2月3日，华北局召开常委会研究河北省的“三反”工作。会议布置了有关公审刘、张大会的事宜，决定在保定对刘、张执行枪决，要求组织好公审大会，并拍摄电影。
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曾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看着刘、张成长，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同志来找我。他对我说，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同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我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黄敬同志坚持要我反映。我说，如果一定要反映，我陪你去向毛主席说。他坚持不去，要我把他的意见转报毛主席。我只好如实地向毛主席转达了黄敬同志的意见。
毛主席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这个道理。由此可见毛主席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下的决心和所做的深思熟虑，他当时的心思完全倾注在如何维护党的事业上面，如何更好地挽救犯错误干部的多数上面，如何更有效地防止干部队伍的腐化上面。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的决定的果断作出，实际上是再一次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2月10日，在保定市举行了河北省公审刘、张二犯大会，刘青山、张子善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
毛主席并不是把“五反”运动仅仅看作一场经济斗争，也是把它看作一场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政治斗争。在运动的指导上，毛主席一再强调要按照《共同纲领》办事。
“五反”运动是在“三反”运动发展过程中引发出来的。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在写给中央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中说：“从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还可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如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医政处长李廷琳勾结私商光明药行经理丛志丰共同作弊，低价从公家买进，高价卖给公家，投机倒把，伪造发票、偷税、报假账，总计使国家损失人民币约61．3亿余元（旧币，下同）；该药行因此从三年前一个很小的行商一跃而为巨贾，并在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均设有分店。丛对李则逢迎奉承，送礼、请客、代找舞女、代雇厨师，甚至令其姨太太陪李跳舞。本溪市还发现投机奸商先以请客、施贿引诱我工作人员上钩，尔后则以告发威胁其与之继续合伙盗窃国家资财。这充分说明，资产阶级、私商对我们干部的引诱、侵袭几乎无孔不入，而我们的种种制度还很不严密。因此，除进一步加强对干部群众的正确政治教育外，还必须严格一切干部和私商往来的纪律，坚持贯彻在这次运动中所修订出的各种制度。”12月20日，华东局在给中央的《关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中，也提出了这个问题。报告说：“鉴于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的，因此，必须注意调查奸商并发动群众检查控告不法商人的运动，对证据确凿、罪大恶极的不法商人，亦应严加惩处，以便内外配合，彻底肃清贪污分子。”
12月31日，我向毛主席汇报“三反”运动情况。当说到资本家往往用给回扣的办法收买拉拢我们的采购人员时，毛主席插话说：“这件事不仅要在机关检查，而且应在商人中进行工作。过去土地改革中，我们是保护工商业的，现在应该有区别，对于不法商人要斗争。”看来，毛主席正在考虑这件事。我回来后，即向华北局的同志作了传达。
不法资本家在“三反”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引起了各级党政机关的高度警惕，人民群众对此义愤填膺。因此，许多地区在私营工商界中开展了配合“三反”的坦白检举活动。北京市把反贪污和反行贿结合起来，形成了斗争的两条战线。1952年1月5日，毛主席看了北京市委《关于三反运动开展情况和继续开展这一运动的意见的报告》后，在他起草的中央批语中指出：全国各大、中、小城市“一律仿照办理，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违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
1952年1月26日，毛主席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中，向全党进一步说明：“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开展“五反”斗争的范围、斗争的方针和任务在这里已讲得很清楚了。
有一次，毛主席在谈到中央为什么作出这一决策时说：“进城时，大家对资产阶级都很警惕，为什么现在有这样的变化？这可以从进城三年的历史来看。1950年上半年，党内曾有一个自发、半自发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是不妥当的，也是错误的。因为当时有台湾敌人的轰炸、封锁，土改、镇反工作亟待去做，应该团结资产阶级去向封建势力进攻，而不是全面出击，全面出击是很不策略的。所以，七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这一错误，提出调整工商业。到1951年抗美援朝运动形成，更需要国内的团结一致，一直到今天。在这一年多时间内，大家对资产阶级不够警惕了。资产阶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要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他还说：“现在出现了一种很严重的情况。一部分，人家打进来；一部分，叫人家拉出去。1950年自发地搞社会主义，想搞垮资产阶级，是不对的；后来，又自发地搞资本主义，资本家向我大举进攻，也不允许……要整党内那些买房置地、入股、当董事经理的人，同时也要搞不法的资本家。这是一场恶战。”
1952年3月23日，毛主席在批转《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加强私营厂、店工人、店员工作的指示》中，把这次“五反”斗争的任务及必须达到的目的，又进一步具体化了，提出了八条。
从上述部署看，毛主席并不是把“五反”运动仅仅看作一场经济斗争，也是把它看作一场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政治斗争。在运动的指导上，毛主席则一再强调要按照《共同纲领》办事，要掌握一条政策界限，就是违法不违法。民族资产阶级在《共同纲领》范围内的发展，是合法的；离开了这个范围，就是不合法。他说：“违法不违法，对资产阶级是一个政治标准。”“这不是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的改变，目前还是搞新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是削弱资产阶级，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是要打它几个月，打痛了再拉，不是一直打下去，都打垮。”记得当时理论界有几位同志没有很好地体会这种意图，在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上发表文章，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两面性。毛主席发现后，批评得相当严厉，中宣部为这件事专门作过检讨。
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火。”
我们党在完成了经济恢复和土改、镇反等民主改革的任务后，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决定将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同志及一批工作人员调到北京，并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以便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1952年8月，邓小平同志由西南局来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高岗、饶漱石和邓子恢、习仲勋同志也陆续从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来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
我们党在干部任用上，历来主张搞“五湖四海”，既量才使用，又考虑到历史形成的各个方面的因素。高岗来京之前已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时中央又安排他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邓子恢，委员有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彭真和我等十几人），安排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应当说当时高岗是很受器重的，权力、地位甚为显赫，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他担任主席的国家计委亦有“经济内阁”之称。但是，高岗、饶漱石权欲熏心，对这样的安排仍不满足。特别是高岗，对其职位处在少奇同志之下，一直耿耿于怀。进京不久，他就把少奇同志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搜集起来，并整理成系统材料，进行传播。他夸大其词地说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后来，他发觉毛主席在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与少奇同志有不同的看法，心中窃喜，以为少奇同志今后将不再受中央的信任，其威信和地位将发生动摇。于是，就授意别人写文章，以他的名义公开发表，借以抬高自己，打击别人。他写的《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一文，把少奇同志阐述过的关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观点、关于农村互助合作的观点、关于富农党员的处理问题的观点等等，一概当作所谓“党内的右倾思想”而加以批判。
1953年初，毛主席认为政府工作中存在分散主义现象。根据他的意见，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并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即总党组），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讨论决定、批准后方能执行。对政务院各口的工作，中央也重新作出分工：外交工作，由周总理负责；计划工作和八个工业部的工作，由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薄一波、曾山、叶季壮负责；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由邓小平负责；农林、水利、互助合作工作，由邓子恢负责；劳动工资工作，由饶漱石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这是中央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但是高岗、饶漱石竟错误地以为，这是毛主席对周总理的不信任，是削弱周总理对政府工作领导权的步骤。而此时他们在盘算什么呢？他们以为自己的权势在日益扩大，地位在不断提高，有可能担任更高的职务，于是更加妄自尊大，目空一切，资产阶级个人野心急剧膨胀起来。
在中央准备撤销中央局、大区行政委员会的同时，毛主席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曾考虑将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将进行大幅度调整，人事安排也会做相应调整。高、饶认为这是实现他们权力野心的好机会，便迫不及待地向党发难了。
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火。”
我们党在完成了经济恢复和土改、镇反等民主改革的任务后，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决定将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同志及一批工作人员调到北京，并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以便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1952年8月，邓小平同志由西南局来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高岗、饶漱石和邓子恢、习仲勋同志也陆续从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来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
我们党在干部任用上，历来主张搞“五湖四海”，既量才使用，又考虑到历史形成的各个方面的因素。高岗来京之前已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时中央又安排他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邓子恢，委员有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彭真和我等十几人），安排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应当说当时高岗是很受器重的，权力、地位甚为显赫，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他担任主席的国家计委亦有“经济内阁”之称。但是，高岗、饶漱石权欲熏心，对这样的安排仍不满足。特别是高岗，对其职位处在少奇同志之下，一直耿耿于怀。进京不久，他就把少奇同志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搜集起来，并整理成系统材料，进行传播。他夸大其词地说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后来，他发觉毛主席在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与少奇同志有不同的看法，心中窃喜，以为少奇同志今后将不再受中央的信任，其威信和地位将发生动摇。于是，就授意别人写文章，以他的名义公开发表，借以抬高自己，打击别人。他写的《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一文，把少奇同志阐述过的关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观点、关于农村互助合作的观点、关于富农党员的处理问题的观点等等，一概当作所谓“党内的右倾思想”而加以批判。
1953年初，毛主席认为政府工作中存在分散主义现象。根据他的意见，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并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即总党组），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讨论决定、批准后方能执行。对政务院各口的工作，中央也重新作出分工：外交工作，由周总理负责；计划工作和八个工业部的工作，由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薄一波、曾山、叶季壮负责；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由邓小平负责；农林、水利、互助合作工作，由邓子恢负责；劳动工资工作，由饶漱石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这是中央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但是高岗、饶漱石竟错误地以为，这是毛主席对周总理的不信任，是削弱周总理对政府工作领导权的步骤。而此时他们在盘算什么呢？他们以为自己的权势在日益扩大，地位在不断提高，有可能担任更高的职务，于是更加妄自尊大，目空一切，资产阶级个人野心急剧膨胀起来。
在中央准备撤销中央局、大区行政委员会的同时，毛主席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曾考虑将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将进行大幅度调整，人事安排也会做相应调整。高、饶认为这是实现他们权力野心的好机会，便迫不及待地向党发难了。
……
从全国财经会议后期开始，毛主席已逐步察觉高、饶的活动不正常。他在与一些同志的谈话中指出：说薄一波同志犯了路线错误，少奇同志有圈圈，都是错误的说法。借“东北一党员”的信和鞍钢检查组两件事批评一波同志，也不能成立。毛主席和周总理一再强调加强党内团结的重要性。毛主席说，少奇同志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他决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针对高、饶散布的所谓“圈圈”、“宗派”问题，毛主席在向各大区负责同志的讲话中，回顾了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党和军队干部成长的情况，指出：中级干部北方人多，高级干部南方人多，是历史形成的。这是因为，在早期南方革命运动发展较为普遍，后来革命运动转到北方来了。现在，不管南方干部、北方干部，中级干部、高级干部，都不要有“圈圈”，要消灭“圈圈”。大家都要重视党的团结，消除山头。但是，高岗无视毛主席的告诫，跑到华东、中南等地区变本加厉地进行破坏团结的分裂活动。这就更加引起了大家的警觉，许多同志陆续向中央进行了揭发。
1953年12月24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火。”对高、饶的阴谋活动提出了严重警告。
1954年2月，根据毛主席的建议，在北京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讨论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少奇同志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主持了这次会议，在会上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针对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少奇同志不点名地说，如果他们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坚决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会上，朱德、恩来、陈云、小平等同志都发了言，严肃批判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希望他们幡然悔悟，改正错误。
但是，高岗、饶漱石执迷不悟，不作深刻检讨，不愿痛改前非。高岗以自杀（未遂）来抗拒党对他的教育和挽救。为全面查清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中央书记处在2月中旬分别召开了关于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核实了他们分裂党、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事实。随后，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东北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和上海市委等又召集专门会议，对高、饶问题进行揭发和批判。在无可抵赖的事实面前，高岗仍拒不悔改，自绝于党，于8月17日再次服安眠药自杀。
1955年3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全面论述了党同他们斗争的经过，以及进行这场斗争的重要意义和经验教训。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他们两人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至此，这场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全党的团结和统一得到了维护和加强。
（作者：薄一波，曾任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部长）
薄一波用孙中山名言教育子女：要做大事别做大官
正文我来说两句(5097人参与)扫描到手机关闭.2013年08月21日03:32来源：光明网 作者：胡玲 黄睿 手机客户端保存到博客大|中|小打印. 薄熙成说，母亲胡明在1967年去世后，四十年来，父亲又当爸，又当妈，而生前父亲最爱用孙中山的名言，要做大事，不要作大官来教育几个儿女。
薄一波与孙女 资料图
本文摘自深圳新闻网 作者：胡玲 黄睿原题为：薄一波爱用孙中山名言教育儿女
薄一波的三儿子薄熙成在父亲逝世后接受了凤凰卫视的独家采访，回忆父亲对儿女们最大的教育就是做人的道理，虽然父亲一生有二十多年都是在监狱度过，但他始终坚守爱的信念。
1992年薄一波淡出政坛后，三儿子薄熙成就一直在帮助父亲整理史料，他说父亲很少提到自己，并一直强调无论是建党，建国还是带着民众共同富裕，这些事业都是一个群体的奋斗。虽然父亲一辈子有五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牢里度过，但他一直坚持爱的信念。
薄熙成说，母亲胡明在1967年去世后，四十年来，父亲又当爸，又当妈，而生前父亲最爱用孙中山的名言，要做大事，不要作大官来教育几个儿女。
刘少奇之子、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将政委刘源，这几天都在薄一波的灵堂忙前忙后。他和薄熙成是十二年的同窗好友，而追溯起来，刘薄两家的渊源，早在1936年抗战时期，刘少奇组织营救薄一波等五十多名狱中的白区工作者就已开始。
薄一波：以史为鉴 防止腐败
从汇报中听到，湖南的一些领导干部正在重温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很有感触。李自成“不暇自哀”，而郭沐若“哀之”，我们共产党人既要“哀之”，更要“鉴之”。以史为鉴，有助于我们提高反腐放的自觉性。应该清醒地看到，人民群众对当前党内、政府内和社会上存在的腐败现象是很不满意的。腐败，对执政党来说，确实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威胁。我想起几位故人讲的话，念出来，提请同志们参考。
唐朝诗人杜牧在《阿房宫斌》最后一段说: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他讲的是秦始皇扫灭六国，统一全国后，骄奢淫逸，欲壑难填，不惜民力，大兴土木，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很快被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军所推翻；而后人历朝历代大多只知“哀之”，却未从中吸取教训，以致代代相因，累蹈覆辙。杜牧这些话，哲理很深，耐人寻味。
唐大宗李世民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1】 李世民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能广罗人才，纳谏如流，同他的父亲李渊一起，扫平群雄，统一天下。他深知隋炀帝生活奢康，挥霍无度，政事懈怠，使得隋朝仅三十八年就衰亡了。因而，他时刻以亡隋为镜，居安思危，戒奔戒堕，革故鼎新，励精图治，使唐初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兴盛局面。
黄炎培一九四五年对毛主席说: 过去的历朝历代都没有跳出“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 ，总是从兴盛又很快走向衰败，循环往复。共产党能不能跳出这个“周期率”？黄炎培的话，语重心长，寓理至深。
傅作义将军在我们进北平时，也曾感叹地说过: 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二十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共产党执政后，过三十年、四十年是不是也会腐化？
上面这些话，确是总结了历史的经脸教训，大家不妨置之案头，经常加以思索。
毛主席对党内可能发生腐败问题这件事，是十分警觉的。一九四四年在延安期间，他把《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文件，号召全党学习，提醒同志们不要重犯李自成胜利时骄傲自满、腐化变质，以致功败垂成的错误。那次学习，对于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以及胜利后继续保持清醒头脑，打败国民党，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四九年三月，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尖锐地指出: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2】不幸被毛主席所言中，党内果然出现了刘青山、张子善【3】这样的蜕化变质分子。建国之初，针对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腐败现象，毛主席在“三反”【4】、“五反”【5】运动中，抓住刘、张这两个典型，严加惩处。当时，也有人出来为之说情，但毛主席不为所动。这一断然措施，震动了全党，震动了整个新中国，使我们党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了廉政勤政之风，并且举国上下形成了一股清新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至今仍令人神往。
我谈这些，无非是想说明三点:
第一点，头脑要清醒。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增强了综合国力，改善了人民生活，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注入了生机和活力。现在，人们常谈到腐败的问题。我认为，腐败现象历来都有，并不是改革开放后才有的。但也要看到，在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借鉴资本主义某些好的管理经验的同时，确也带来了一些糟粕，确有少数党员、干部和群众经不起“糖弹”的攻击，贪污腐化、行贿受贿、走私贩私、权钱交易、吸毒贩毒、卖淫嫖娼等腐败现在滋长蔓延。对这些东西，决不能熟视无睹。腐败的“垃圾”清扫得越彻底，越有利于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韩非子说: 天下“常以俭得之，以奢失之”【6】。唐代诗人李商隐说: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7】党的干部要经常记住这些历史遗训，要充分看到腐败行为对党的事业的危害，切不可丧失警惕性。我们要面对现实，学会防腐败的本领，“拒腐性，永不沽”。要坚持“两手抓” ，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两手都要抓紧抓好，都不能软。
第二点，要有紧迫感。东欧和苏联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个地倒了。于是，国内外一些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坚持下去？ 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不但能坚持下去,而且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中国站稳了，发展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大有希望。为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的基本路线，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条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九十年代是一个关键时期，最重要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我们要抓住有利时机，充分运用各种有利条件，一心一意、聚精会神地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实现小康的发展目标。同时，一定要在廉政建设上常抓不懈。敌对势力要从外部搞垮我们难，关键是要党内不出问题。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发展经济和推进改革开放，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努力搞好康政建设和党的建设，进一步增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那么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风波，我们都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第三点，加强民主监督。历史和现实的事实说明,不受监管的权力，必然会产生腐败。要防止腐败，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加强国家法律和其他制度的制约，加强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的公民，也没有特殊的党员。要形成每个公民、每个党员都要受到法律的监督和制约，党员还要受到党规党纪的监督和制约的局面。我们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加强民主和法制教育工作，就是要达到形成和巩固这种局面的目的。我认为，党内监督，特别是各级党委成员之间的相互批评和监督，尤为重要。必须建立和完善切实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权力的监督体系。要充分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监督作用。同时，要适当扩大各级党和政府监督机构的责任、职能和权利、还要健全和完善干部的考察、选拔、培训、任免、升降、奖惩制度，以及舆论监督、群众举报等措施。只有法制健全了，民主监督制度化、经常化了，才能有效地抵制和消除各种腐败现象，有利于保持干部队伍的清正廉洁，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注释：
(1 )见《贞观政要•任贤》
(2 )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 页。
(3) 刘青山，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任中共天津地委副书记、天津专区专员。他们任职期间，利用职权盗用飞机场建筑款、治河款，克扣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民工供应粮，并骗取银行贷款。将挪用的公款以机关生产名义进行违法经营，获取暴利，从中贪污、行贿，任意挥霍。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华北局报消中央批准，将刘青山、张子善逮捕。十二月刘、张被开除出党。一九五二年二月被判处死刑。
(4 ) “三反”指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5 )“ 五反”指1952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6) 见《韩非子•十过》。
(7) 见李商隐《咏史》。
(本文是薄一波在中央组织部向中央汇报干部工作时的插话，原载《薄一波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本刊转发，已征得作者同意。)
薄一波谈反腐：毛主席治贪官从不虎头蛇尾
“三反”运动中，有人为刘青山、张子善说情。毛主席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
回忆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代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当时我是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他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有毛主席的直接指导、督促和撑腰，我们的工作也就好做了，而且做得很起劲。
1952年1月19日，中直总党委召开有1000余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宣布运动进入集中力量打“老虎”（当时，人们称贪污犯为“老虎”，故有“打虎”之说。贪污旧币1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1亿元以下1000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阶段。为了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同日我向毛主席作了关于中央各机关“三反”运动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就几个政策性的问题提出了意见。1月21日，毛主席做了修改，并加了中央的批语，批发了这个报告。
为了体现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2月1日北京市举行了公审大会，由最高人民法院对7名大贪污犯进行宣判，其中判处死刑的有非法所得旧币23亿元的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和贪污旧币6．4亿元的中央公安部行政处科长宋德贵，其他的有三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两人免予刑事处分。
我在会上讲话并宣布：主动坦白从宽的期限放宽到2月15日。几个大会一开，中央机关带了头，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就势如破竹地开展起来了。
据统计，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为383万多人（未包括军队的数字）。经核实，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共10万余人，贪污的总金额达6万亿元。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毛主席原来提出的“捉虎”指标和估计需要判刑的人数，比这要高。在运动的高潮中，曾经出现过斗争扩大化的苗头，伤害了一些同志，正常的工作秩序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为了引起全党对这些问题的重视，5月10日，毛主席在中央转发的一个文件上加了一段很重要的批语，强调指出：“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因为采取了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及时地纠正了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所以保证了“三反”运动的健康发展和取得重大的胜利。
在全国胜利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讲过一段极为深刻的话：“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主席的这些话不幸而言中，刘青山、张子善就是这样的典型。在“三反”中，毛主席下决心坚决果断地严惩这两个人，其意义与影响极为深远。
刘青山、张子善分别是1931年和1933年入党，都是经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严峻考验的老干部。刘青山参加过1932年高阳、蠡县的农民暴动，曾被国民党逮捕，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张子善1934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曾参加狱中的绝食斗争，在敌人面前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应该公正地说，他们曾经的确是党的干部队伍中的佼佼者，曾经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出生入死地战斗过，曾经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过自己的贡献。但是，进城后，他们在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腐蚀下，贪污腐败，蜕化变质，成了人民的罪人。
刘、张的罪行，早在“三反”前就激起了干部和党员的不满，但在他们上欺下压的家长式统治下，一直未能公开揭露。这说明，没有一定的气候，这类问题是不容易解决的。但纸终究包不住火，坚持正义、坚持党的原则的干部总是要站出来揭发和斗争的。
1951年10月，天津专署一位副专员向河北省委组织部揭发了刘、张的若干违法乱纪事实后，引起了河北省委的重视，并进行了调查。
11月下旬，河北省委召开第三次党代会，贯彻落实中央和华北局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斗争的部署。与会代表集中地检举、揭发了刘、张的贪污罪行。根据刘、张的严重犯罪事实，河北省委建议省人民政府依法予以逮捕。华北局接到省委的请示后，经讨论并报请周总理批准，决定将他们逮捕法办。
11月28日晚，河北省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华北局的决定。
29日上午，河北省公安厅依法逮捕了张子善（刘青山当时在国外，12月2日归国后当即逮捕归案）。接着，省委召集党代会主席团成员开会，正式宣布逮捕刘、张。绝大多数同志衷心拥护这一措施，认为这样做“挽救了天津的党组织”；少数同志感到突然，表示沉默。根据党代会代表们的建议，河北省委经过研究，12月4日报请华北局批准，作出了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毛主席对此事极为关注，12月29日在审阅人民日报社送审的有关新闻稿时批示：“应于三十日见报。”
12月5日，华北局召开会议，听取汇报河北党代会情况和逮捕刘、张的经过。刘澜涛同志指出，刘、张事件说明，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侵蚀了我们党，刘、张蜕化变质成了罪犯，将他们逮捕是完全应当的，得到了大家的拥护。但更艰苦的工作还在后头，建议组织专门班子全面审查处理此事。
随后，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了以杨秀峰同志为首的调查处理委员会，会同天津市，对刘、张贪污案进行调查和侦讯。在弄清他们主要犯罪事实的基础上，河北省委于12月14日向华北局提出了处理意见：“刘青山、张子善借职权，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私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
12月20日，华北局经研究后向中央提出了对刘、张的处理意见：“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当时之所以加了“或缓期二年执行”，是考虑到中央决策时有回旋的余地。
鉴于刘、张的地位和影响，以及一些干部的认识不尽一致，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考虑对他们的量刑时，是十分慎重和民主的。
1951年12月下旬，华北局通过河北省委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两犯量刑的意见。结果是：地委在家的8个委员的一致意见是处以死刑。地区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的意见是：对刘青山，同意判处死刑的535人，判处死缓的8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对张子善，同意判处死刑的536人，判处死缓的7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
党中央、毛主席看到上述材料，在请党外民主人士传阅并听取他们对量刑的意见后，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审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1952年2月3日，华北局召开常委会研究河北省的“三反”工作。会议布置了有关公审刘、张大会的事宜，决定在保定对刘、张执行枪决，要求组织好公审大会，并拍摄电影。
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曾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看着刘、张成长，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同志来找我。他对我说，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同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我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黄敬同志坚持要我反映。我说，如果一定要反映，我陪你去向毛主席说。他坚持不去，要我把他的意见转报毛主席。我只好如实地向毛主席转达了黄敬同志的意见。
毛主席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这个道理。由此可见毛主席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下的决心和所做的深思熟虑，他当时的心思完全倾注在如何维护党的事业上面，如何更好地挽救犯错误干部的多数上面，如何更有效地防止干部队伍的腐化上面。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的决定的果断作出，实际上是再一次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2月10日，在保定市举行了河北省公审刘、张二犯大会，刘青山、张子善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
毛主席并不是把“五反”运动仅仅看作一场经济斗争，也是把它看作一场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政治斗争。在运动的指导上，毛主席一再强调要按照《共同纲领》办事。
“五反”运动是在“三反”运动发展过程中引发出来的。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在写给中央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中说：“从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还可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如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医政处长李廷琳勾结私商光明药行经理丛志丰共同作弊，低价从公家买进，高价卖给公家，投机倒把，伪造发票、偷税、报假账，总计使国家损失人民币约61．3亿余元（旧币，下同）；该药行因此从三年前一个很小的行商一跃而为巨贾，并在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均设有分店。丛对李则逢迎奉承，送礼、请客、代找舞女、代雇厨师，甚至令其姨太太陪李跳舞。本溪市还发现投机奸商先以请客、施贿引诱我工作人员上钩，尔后则以告发威胁其与之继续合伙盗窃国家资财。这充分说明，资产阶级、私商对我们干部的引诱、侵袭几乎无孔不入，而我们的种种制度还很不严密。因此，除进一步加强对干部群众的正确政治教育外，还必须严格一切干部和私商往来的纪律，坚持贯彻在这次运动中所修订出的各种制度。”12月20日，华东局在给中央的《关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中，也提出了这个问题。报告说：“鉴于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的，因此，必须注意调查奸商并发动群众检查控告不法商人的运动，对证据确凿、罪大恶极的不法商人，亦应严加惩处，以便内外配合，彻底肃清贪污分子。”
12月31日，我向毛主席汇报“三反”运动情况。当说到资本家往往用给回扣的办法收买拉拢我们的采购人员时，毛主席插话说：“这件事不仅要在机关检查，而且应在商人中进行工作。过去土地改革中，我们是保护工商业的，现在应该有区别，对于不法商人要斗争。”看来，毛主席正在考虑这件事。我回来后，即向华北局的同志作了传达。
不法资本家在“三反”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引起了各级党政机关的高度警惕，人民群众对此义愤填膺。因此，许多地区在私营工商界中开展了配合“三反”的坦白检举活动。北京市把反贪污和反行贿结合起来，形成了斗争的两条战线。1952年1月5日，毛主席看了北京市委《关于三反运动开展情况和继续开展这一运动的意见的报告》后，在他起草的中央批语中指出：全国各大、中、小城市“一律仿照办理，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违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
1952年1月26日，毛主席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中，向全党进一步说明：“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开展“五反”斗争的范围、斗争的方针和任务在这里已讲得很清楚了。
有一次，毛主席在谈到中央为什么作出这一决策时说：“进城时，大家对资产阶级都很警惕，为什么现在有这样的变化？这可以从进城三年的历史来看。1950年上半年，党内曾有一个自发、半自发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是不妥当的，也是错误的。因为当时有台湾敌人的轰炸、封锁，土改、镇反工作亟待去做，应该团结资产阶级去向封建势力进攻，而不是全面出击，全面出击是很不策略的。所以，七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这一错误，提出调整工商业。到1951年抗美援朝运动形成，更需要国内的团结一致，一直到今天。在这一年多时间内，大家对资产阶级不够警惕了。资产阶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要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他还说：“现在出现了一种很严重的情况。一部分，人家打进来；一部分，叫人家拉出去。1950年自发地搞社会主义，想搞垮资产阶级，是不对的；后来，又自发地搞资本主义，资本家向我大举进攻，也不允许……要整党内那些买房置地、入股、当董事经理的人，同时也要搞不法的资本家。这是一场恶战。”
1952年3月23日，毛主席在批转《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加强私营厂、店工人、店员工作的指示》中，把这次“五反”斗争的任务及必须达到的目的，又进一步具体化了，提出了八条。
从上述部署看，毛主席并不是把“五反”运动仅仅看作一场经济斗争，也是把它看作一场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政治斗争。在运动的指导上，毛主席则一再强调要按照《共同纲领》办事，要掌握一条政策界限，就是违法不违法。民族资产阶级在《共同纲领》范围内的发展，是合法的；离开了这个范围，就是不合法。他说：“违法不违法，对资产阶级是一个政治标准。”“这不是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的改变，目前还是搞新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是削弱资产阶级，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是要打它几个月，打痛了再拉，不是一直打下去，都打垮。”记得当时理论界有几位同志没有很好地体会这种意图，在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上发表文章，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两面性。毛主席发现后，批评得相当严厉，中宣部为这件事专门作过检讨。
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火。”
我们党在完成了经济恢复和土改、镇反等民主改革的任务后，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决定将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同志及一批工作人员调到北京，并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以便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1952年8月，邓小平同志由西南局来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高岗、饶漱石和邓子恢、习仲勋同志也陆续从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来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
我们党在干部任用上，历来主张搞“五湖四海”，既量才使用，又考虑到历史形成的各个方面的因素。高岗来京之前已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时中央又安排他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邓子恢，委员有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彭真和我等十几人），安排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应当说当时高岗是很受器重的，权力、地位甚为显赫，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他担任主席的国家计委亦有“经济内阁”之称。但是，高岗、饶漱石权欲熏心，对这样的安排仍不满足。特别是高岗，对其职位处在少奇同志之下，一直耿耿于怀。进京不久，他就把少奇同志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搜集起来，并整理成系统材料，进行传播。他夸大其词地说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后来，他发觉毛主席在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与少奇同志有不同的看法，心中窃喜，以为少奇同志今后将不再受中央的信任，其威信和地位将发生动摇。于是，就授意别人写文章，以他的名义公开发表，借以抬高自己，打击别人。他写的《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一文，把少奇同志阐述过的关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观点、关于农村互助合作的观点、关于富农党员的处理问题的观点等等，一概当作所谓“党内的右倾思想”而加以批判。
1953年初，毛主席认为政府工作中存在分散主义现象。根据他的意见，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并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即总党组），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讨论决定、批准后方能执行。对政务院各口的工作，中央也重新作出分工：外交工作，由周总理负责；计划工作和八个工业部的工作，由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薄一波、曾山、叶季壮负责；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由邓小平负责；农林、水利、互助合作工作，由邓子恢负责；劳动工资工作，由饶漱石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这是中央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但是高岗、饶漱石竟错误地以为，这是毛主席对周总理的不信任，是削弱周总理对政府工作领导权的步骤。而此时他们在盘算什么呢？他们以为自己的权势在日益扩大，地位在不断提高，有可能担任更高的职务，于是更加妄自尊大，目空一切，资产阶级个人野心急剧膨胀起来。
在中央准备撤销中央局、大区行政委员会的同时，毛主席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曾考虑将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将进行大幅度调整，人事安排也会做相应调整。高、饶认为这是实现他们权力野心的好机会，便迫不及待地向党发难了。
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火。”
我们党在完成了经济恢复和土改、镇反等民主改革的任务后，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决定将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同志及一批工作人员调到北京，并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以便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1952年8月，邓小平同志由西南局来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高岗、饶漱石和邓子恢、习仲勋同志也陆续从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来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
我们党在干部任用上，历来主张搞“五湖四海”，既量才使用，又考虑到历史形成的各个方面的因素。高岗来京之前已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时中央又安排他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邓子恢，委员有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彭真和我等十几人），安排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应当说当时高岗是很受器重的，权力、地位甚为显赫，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他担任主席的国家计委亦有“经济内阁”之称。但是，高岗、饶漱石权欲熏心，对这样的安排仍不满足。特别是高岗，对其职位处在少奇同志之下，一直耿耿于怀。进京不久，他就把少奇同志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搜集起来，并整理成系统材料，进行传播。他夸大其词地说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后来，他发觉毛主席在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与少奇同志有不同的看法，心中窃喜，以为少奇同志今后将不再受中央的信任，其威信和地位将发生动摇。于是，就授意别人写文章，以他的名义公开发表，借以抬高自己，打击别人。他写的《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一文，把少奇同志阐述过的关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观点、关于农村互助合作的观点、关于富农党员的处理问题的观点等等，一概当作所谓“党内的右倾思想”而加以批判。
1953年初，毛主席认为政府工作中存在分散主义现象。根据他的意见，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并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即总党组），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讨论决定、批准后方能执行。对政务院各口的工作，中央也重新作出分工：外交工作，由周总理负责；计划工作和八个工业部的工作，由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薄一波、曾山、叶季壮负责；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由邓小平负责；农林、水利、互助合作工作，由邓子恢负责；劳动工资工作，由饶漱石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这是中央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但是高岗、饶漱石竟错误地以为，这是毛主席对周总理的不信任，是削弱周总理对政府工作领导权的步骤。而此时他们在盘算什么呢？他们以为自己的权势在日益扩大，地位在不断提高，有可能担任更高的职务，于是更加妄自尊大，目空一切，资产阶级个人野心急剧膨胀起来。
在中央准备撤销中央局、大区行政委员会的同时，毛主席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曾考虑将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将进行大幅度调整，人事安排也会做相应调整。高、饶认为这是实现他们权力野心的好机会，便迫不及待地向党发难了。
……
从全国财经会议后期开始，毛主席已逐步察觉高、饶的活动不正常。他在与一些同志的谈话中指出：说薄一波同志犯了路线错误，少奇同志有圈圈，都是错误的说法。借“东北一党员”的信和鞍钢检查组两件事批评一波同志，也不能成立。毛主席和周总理一再强调加强党内团结的重要性。毛主席说，少奇同志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他决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针对高、饶散布的所谓“圈圈”、“宗派”问题，毛主席在向各大区负责同志的讲话中，回顾了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党和军队干部成长的情况，指出：中级干部北方人多，高级干部南方人多，是历史形成的。这是因为，在早期南方革命运动发展较为普遍，后来革命运动转到北方来了。现在，不管南方干部、北方干部，中级干部、高级干部，都不要有“圈圈”，要消灭“圈圈”。大家都要重视党的团结，消除山头。但是，高岗无视毛主席的告诫，跑到华东、中南等地区变本加厉地进行破坏团结的分裂活动。这就更加引起了大家的警觉，许多同志陆续向中央进行了揭发。
1953年12月24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火。”对高、饶的阴谋活动提出了严重警告。
1954年2月，根据毛主席的建议，在北京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讨论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少奇同志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主持了这次会议，在会上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针对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少奇同志不点名地说，如果他们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坚决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会上，朱德、恩来、陈云、小平等同志都发了言，严肃批判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希望他们幡然悔悟，改正错误。
但是，高岗、饶漱石执迷不悟，不作深刻检讨，不愿痛改前非。高岗以自杀（未遂）来抗拒党对他的教育和挽救。为全面查清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中央书记处在2月中旬分别召开了关于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核实了他们分裂党、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事实。随后，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东北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和上海市委等又召集专门会议，对高、饶问题进行揭发和批判。在无可抵赖的事实面前，高岗仍拒不悔改，自绝于党，于8月17日再次服安眠药自杀。
1955年3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全面论述了党同他们斗争的经过，以及进行这场斗争的重要意义和经验教训。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他们两人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至此，这场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全党的团结和统一得到了维护和加强。
（作者：薄一波，曾任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部长）
薄一波用孙中山名言教育子女：要做大事别做大官
正文我来说两句(5097人参与)扫描到手机关闭.2013年08月21日03:32来源：光明网 作者：胡玲 黄睿 手机客户端保存到博客大|中|小打印. 薄熙成说，母亲胡明在1967年去世后，四十年来，父亲又当爸，又当妈，而生前父亲最爱用孙中山的名言，要做大事，不要作大官来教育几个儿女。
薄一波与孙女 资料图
本文摘自深圳新闻网 作者：胡玲 黄睿原题为：薄一波爱用孙中山名言教育儿女
薄一波的三儿子薄熙成在父亲逝世后接受了凤凰卫视的独家采访，回忆父亲对儿女们最大的教育就是做人的道理，虽然父亲一生有二十多年都是在监狱度过，但他始终坚守爱的信念。
1992年薄一波淡出政坛后，三儿子薄熙成就一直在帮助父亲整理史料，他说父亲很少提到自己，并一直强调无论是建党，建国还是带着民众共同富裕，这些事业都是一个群体的奋斗。虽然父亲一辈子有五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牢里度过，但他一直坚持爱的信念。
薄熙成说，母亲胡明在1967年去世后，四十年来，父亲又当爸，又当妈，而生前父亲最爱用孙中山的名言，要做大事，不要作大官来教育几个儿女。
刘少奇之子、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将政委刘源，这几天都在薄一波的灵堂忙前忙后。他和薄熙成是十二年的同窗好友，而追溯起来，刘薄两家的渊源，早在1936年抗战时期，刘少奇组织营救薄一波等五十多名狱中的白区工作者就已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