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int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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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
1988年4月25日，朱镕基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讲话
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1988年4月25日)
同志们：
根据大会的安排，现在我向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也许要超过大会规定的时间，因为如果我不讲的话，也许过不了这个关，一会儿还得提问题，还不如我主动“交代”为好。
第一，我的简历。我参加革命的时间比较晚，经历比较简单。我1928年10月出生于长沙，中学都是在湖南省念的，1947年毕业于湖南省立一中，同年在上海考取清华大学，念电机系。入大学后就参加了学生运动，1948年冬天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担任生产计划室副主任。当时的计划处处长先是柴树藩同志，后是袁宝华同志。1952年东北人民政府撤销后，我随马洪〔1〕、安志文〔2〕等同志到了国家计委，这时是1952年11月。在国家计委一开始是管电，1954年到工业综合局负责综合处工作，之后我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同志的秘书。后来由于张玺同志患癌症，我同时就兼任了国家计委机械工业计划局综合处负责人，直到1957年，赶上了“大鸣大放”、反右派。在“大鸣大放”的时候，同志们说，你是党组领导的秘书，你不跟党组提意见那谁提啊？一定要我提。我就在局里面讲了3分钟，但出言不慎。在10月份以前大家都觉得我的意见提得不错，到10月份以后就说你这个意见要重新考虑，到1958年1月就把我划为右派了。但是对我的处理还是非常宽的，我想是因为国家计委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我都十分了解吧。因此，我被撤销副处长职务、行政降两级、开除党籍之后，还继续留在国家计委工作。在开始的一两年，我担任国家计委老干部的业余教员，教数理化，后来恢复我的工作，在国家计委国民经济综合局工业处工作。我非常感谢国家计委党组织对我的关怀，始终没有把我下放，使我有继续为党工作的机会。“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在国家计委农场劳动了五年，这五年对我是极大的教育。尽管我们还是国家计委的干部，在一个集体农场，但终究是在农村，所以对农村的了解、对劳动的体会还是不少的。这五年，我什么都干过，种过小麦、水稻、棉花，放过牛、放过羊、养过猪，当过炊事员。1975年后，我回到了北京，当时我的关系还在国家计委，但被分配到石化部管道局电力通信工程公司工作。我就带了一支徒工队伍，从爬电线杆开始培训，一直到能安装22万伏的高压线和11万伏的变电站。这一段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对我也是极大的教育，使我有一点基层工作的经验。到1978年，马洪〔3〕同志要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室主任。不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纠正了错划我右派的问题，同时恢复了我的党籍，恢复了我的职务。这个时候是袁宝华同志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康世恩同志担任主任，要我回国家经委，因为国家经委实际上是从国家计委分出去的。1982年新的国家经委成立后，我开始担任经委委员兼技术改造局局长，1983年担任经委副主任，1985年担任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一直到今年年初，就到上海来了。这就是我简单的经历。
第二，同志们要求我说说政绩。这个是难以启齿，不好说啊！当然，在我30多年的工作期间，尽管在1957年以后遭受很多挫折，但在工作方面组织上对我的评价还是不错的。我自己的特点、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认为就应该怎么讲。我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1947年找到了党，觉得党就是我的母亲，我是全心全意地把党当作我的母亲的。所以我讲什么话都没有顾忌，只要是认为有利于党的事情我就要讲，即使错误地处理了我，我也不计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恢复了我的政治生命，同时也可以说是焕发了我的政治青春，我始终相信我会得到我们党的正确对待。我就是有这么一个特点，或者说我是力求这么做的。
〔1〕马洪，1952年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秘书长。
〔2〕安志文，1952年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
〔3〕马洪，197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1988年4月25日，朱镕基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讲话
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1988年4月25日)
同志们：
根据大会的安排，现在我向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也许要超过大会规定的时间，因为如果我不讲的话，也许过不了这个关，一会儿还得提问题，还不如我主动“交代”为好。
第一，我的简历。我参加革命的时间比较晚，经历比较简单。我1928年10月出生于长沙，中学都是在湖南省念的，1947年毕业于湖南省立一中，同年在上海考取清华大学，念电机系。入大学后就参加了学生运动，1948年冬天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担任生产计划室副主任。当时的计划处处长先是柴树藩同志，后是袁宝华同志。1952年东北人民政府撤销后，我随马洪〔1〕、安志文〔2〕等同志到了国家计委，这时是1952年11月。在国家计委一开始是管电，1954年到工业综合局负责综合处工作，之后我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同志的秘书。后来由于张玺同志患癌症，我同时就兼任了国家计委机械工业计划局综合处负责人，直到1957年，赶上了“大鸣大放”、反右派。在“大鸣大放”的时候，同志们说，你是党组领导的秘书，你不跟党组提意见那谁提啊？一定要我提。我就在局里面讲了3分钟，但出言不慎。在10月份以前大家都觉得我的意见提得不错，到10月份以后就说你这个意见要重新考虑，到1958年1月就把我划为右派了。但是对我的处理还是非常宽的，我想是因为国家计委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我都十分了解吧。因此，我被撤销副处长职务、行政降两级、开除党籍之后，还继续留在国家计委工作。在开始的一两年，我担任国家计委老干部的业余教员，教数理化，后来恢复我的工作，在国家计委国民经济综合局工业处工作。我非常感谢国家计委党组织对我的关怀，始终没有把我下放，使我有继续为党工作的机会。“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在国家计委农场劳动了五年，这五年对我是极大的教育。尽管我们还是国家计委的干部，在一个集体农场，但终究是在农村，所以对农村的了解、对劳动的体会还是不少的。这五年，我什么都干过，种过小麦、水稻、棉花，放过牛、放过羊、养过猪，当过炊事员。1975年后，我回到了北京，当时我的关系还在国家计委，但被分配到石化部管道局电力通信工程公司工作。我就带了一支徒工队伍，从爬电线杆开始培训，一直到能安装22万伏的高压线和11万伏的变电站。这一段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对我也是极大的教育，使我有一点基层工作的经验。到1978年，马洪〔3〕同志要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室主任。不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纠正了错划我右派的问题，同时恢复了我的党籍，恢复了我的职务。这个时候是袁宝华同志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康世恩同志担任主任，要我回国家经委，因为国家经委实际上是从国家计委分出去的。1982年新的国家经委成立后，我开始担任经委委员兼技术改造局局长，1983年担任经委副主任，1985年担任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一直到今年年初，就到上海来了。这就是我简单的经历。
第二，同志们要求我说说政绩。这个是难以启齿，不好说啊！当然，在我30多年的工作期间，尽管在1957年以后遭受很多挫折，但在工作方面组织上对我的评价还是不错的。我自己的特点、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认为就应该怎么讲。我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1947年找到了党，觉得党就是我的母亲，我是全心全意地把党当作我的母亲的。所以我讲什么话都没有顾忌，只要是认为有利于党的事情我就要讲，即使错误地处理了我，我也不计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恢复了我的政治生命，同时也可以说是焕发了我的政治青春，我始终相信我会得到我们党的正确对待。我就是有这么一个特点，或者说我是力求这么做的。
〔1〕马洪，1952年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秘书长。
〔2〕安志文，1952年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
〔3〕马洪，197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