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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芬兰对于应对气候变化最好的措施之一就是对汽车征收的重税。在拉普兰很难见到一台很拉风的SUV(其实，这里才真正是SUV大显身手的地方)，因为这类车的税太高，以至人们普遍都开着按照中国标准来说又旧又小的车。
约翰・摩尔
写这篇专栏的时候，我正在位于芬兰北部拉普兰地区的一个只有462人的村庄。我住的房子在北极圈以北15公里，从这里望出去，是茂密的森林和清澈的湖泊，在这样的地方，人很容易被自然打动。
1993年，我第一次来到拉普兰地区，在这里待了11周做科学考察。那时，这里的气温从来没有高过零下25℃，而且还经常降至零下35℃。1999年，我们观测到的一个纪录是零下51.5℃。但近几年来，气温再也没有像一二十年前那样冷，每年都有许多时间气温在零下10℃以上。
事实上，气候变化也许对芬兰来说有好的一面，比如森林和庄稼可以获得在夏季更长的生长周期，与此同时，在依旧寒冷的冬季，病虫灾害也很少发生。
我们的研究团队模拟了气候变暖会对拉普兰地区冬季气温的影响。比如，有着“圣诞老人家乡”之称的罗瓦涅米(Rovaniemi)，也是拉普兰地区的首府，据我们研究，预计到2070年以后，每隔两年后的第三年，罗瓦涅米将不再有降雪。这对旅游业来说绝对是个坏消息，对于那些想来圣诞老人家乡看雪，骑着驯鹿雪橇滑雪的游客来说，“没有雪的圣诞老人家乡”似乎失去了吸引力。
但是适应措施已经在实施――旅游经营者正在用仓库储存雪用来给未来没雪的圣诞节撒雪。对于任何一位可以找出一种在零上1～2℃保存冻雪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商机。
当然，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影响远远不止是一个没有雪的圣诞节。北极变暖的速度比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快，而且这种状况还将在本世纪余下的时期持续。
正如我们所熟知的，气候变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大的损失，因为那一地区的人口密度要远远高于北极地区。要人们从不宜居住甚至是淹没的土地移居到更适宜地区的冲击和经济损失都是巨大的。当然这种人口流动也可能是国际性的。
实际上，在大部分国家，对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正在进行，例如在城市道路建设、规范建筑和基础设施方面考虑对海平面上升的预测，但这些都是由城市规划部门来做的，而没有请教气象专家。
或许芬兰对于应对气候变化最好的措施之一就是对汽车征收的重税。在拉普兰很难见到一台很拉风的SUV(其实，这里才真正是SUV大显身手的地方)，因为这类车的税太高，以至人们普遍都开着按照中国标准来说又旧又小的车。直到前不久，最常见的还是俄罗斯的老拉达车(Russian Ladas)，修理简单，养车便宜，擅于经受严寒。
几年前我有一辆只有后轮驱动的皮卡，因为我买不起四轮驱动版。11月的一个下午，我的皮卡在一条大雪覆盖的主街上打转，像一只踩着冰刀的、优雅的犀牛，有惊无险地错过了行人和街道旁的设施，完美地撞在了“停”字路标上。于是我决定以旧换新，换了一台前轮驱动的小轿车，虽然没那么酷，但安全了许多。对于小型轿车来说，税并不贵，而对大车的重税价格更多反映了其所要付出的环境代价。
这让我联想到我在北京的生活，每次当我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胡同里遭遇到开着和胡同差不多宽的SUV的时候，驾驶室里大都是一些不可一世的人。那时，我在想：有多少旁边的骑车人、行人、小贩、开餐馆的人，希望这些车应该出现在拉普兰，而不是中国。
(作者系北师大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
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
约翰・摩尔
写这篇专栏的时候，我正在位于芬兰北部拉普兰地区的一个只有462人的村庄。我住的房子在北极圈以北15公里，从这里望出去，是茂密的森林和清澈的湖泊，在这样的地方，人很容易被自然打动。
1993年，我第一次来到拉普兰地区，在这里待了11周做科学考察。那时，这里的气温从来没有高过零下25℃，而且还经常降至零下35℃。1999年，我们观测到的一个纪录是零下51.5℃。但近几年来，气温再也没有像一二十年前那样冷，每年都有许多时间气温在零下10℃以上。
事实上，气候变化也许对芬兰来说有好的一面，比如森林和庄稼可以获得在夏季更长的生长周期，与此同时，在依旧寒冷的冬季，病虫灾害也很少发生。
我们的研究团队模拟了气候变暖会对拉普兰地区冬季气温的影响。比如，有着“圣诞老人家乡”之称的罗瓦涅米(Rovaniemi)，也是拉普兰地区的首府，据我们研究，预计到2070年以后，每隔两年后的第三年，罗瓦涅米将不再有降雪。这对旅游业来说绝对是个坏消息，对于那些想来圣诞老人家乡看雪，骑着驯鹿雪橇滑雪的游客来说，“没有雪的圣诞老人家乡”似乎失去了吸引力。
但是适应措施已经在实施――旅游经营者正在用仓库储存雪用来给未来没雪的圣诞节撒雪。对于任何一位可以找出一种在零上1～2℃保存冻雪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商机。
当然，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影响远远不止是一个没有雪的圣诞节。北极变暖的速度比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快，而且这种状况还将在本世纪余下的时期持续。
正如我们所熟知的，气候变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大的损失，因为那一地区的人口密度要远远高于北极地区。要人们从不宜居住甚至是淹没的土地移居到更适宜地区的冲击和经济损失都是巨大的。当然这种人口流动也可能是国际性的。
实际上，在大部分国家，对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正在进行，例如在城市道路建设、规范建筑和基础设施方面考虑对海平面上升的预测，但这些都是由城市规划部门来做的，而没有请教气象专家。
或许芬兰对于应对气候变化最好的措施之一就是对汽车征收的重税。在拉普兰很难见到一台很拉风的SUV(其实，这里才真正是SUV大显身手的地方)，因为这类车的税太高，以至人们普遍都开着按照中国标准来说又旧又小的车。直到前不久，最常见的还是俄罗斯的老拉达车(Russian Ladas)，修理简单，养车便宜，擅于经受严寒。
几年前我有一辆只有后轮驱动的皮卡，因为我买不起四轮驱动版。11月的一个下午，我的皮卡在一条大雪覆盖的主街上打转，像一只踩着冰刀的、优雅的犀牛，有惊无险地错过了行人和街道旁的设施，完美地撞在了“停”字路标上。于是我决定以旧换新，换了一台前轮驱动的小轿车，虽然没那么酷，但安全了许多。对于小型轿车来说，税并不贵，而对大车的重税价格更多反映了其所要付出的环境代价。
这让我联想到我在北京的生活，每次当我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胡同里遭遇到开着和胡同差不多宽的SUV的时候，驾驶室里大都是一些不可一世的人。那时，我在想：有多少旁边的骑车人、行人、小贩、开餐馆的人，希望这些车应该出现在拉普兰，而不是中国。
(作者系北师大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
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