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旧事：习近平插队时曾找其借宿一夜

[Saint88]

资料图片：习近平与王岐山

　　2009年7月2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首都华盛顿白宫会见正在华盛顿出席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国务委员戴秉国一行。奥巴马(右)向王岐山(中)赠送篮球

　　王岐山

　　南都网讯 “文革”时他是下放延安的北京知青，改革时他是摇旗呐喊的理想青年。他的经历是一代共和国同龄人的样本，也是不可复制的个人道路

　　地质学者、西北大学副校长张伯声先生曾向前来请教的学生这样讲述自己最著名学术成果的得来：20世纪20年代，坐船赴美。旅途漫长，他坐在船头，天天看浪，看大江大海的“涌”，突然冒出个想法：为什么这浪涌不是直上直下的?根据既往所学，他认为，海浪这种涌动的方式，从力学上讲是最省力的，进而想到，“大自然地壳的构造，一定是以最省力的方式在运动。”受此灵感启发，他推导出“地壳波浪镶嵌”学说，获得国际承认。

　　向张先生请教的学生中，一名历史系学生事后回忆说，老校长的讲述，“让我感受到历史的潮流。人类历史的潮流与大自然实际上有一样的属性。那就是：顺历史潮流者昌，或者叫赢;逆历史潮流者亡，或者叫败。因此，要顺潮流而动。”

　　这位善于吸纳和推演的学生，叫王岐山。1973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进入西北大学就读，时年25岁。从波中一叶到浪中掌舵，老校长的启迪“对我一生都有影响”。

　　饥饿的现实感

　　北京学生郭路生1968年底写下这样一首诗：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洋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

　　这是知识青年启程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的情景。浪潮中，北京35中高二学生王岐山也被送往延安，那是1969年元月。

　　冯庄公社的刘姓副书记在北京提前与知青见面时，言之凿凿：我们那地方可好，满山果树，有苹果吃。他怕这些年轻的娃娃知道冯庄穷，不肯来。到达延安后，老乡们用毛驴车，把学生们接到各自所属村落。

　　娃娃们一看，有高山是不假，但光溜溜的，根本没树。此后每见到刘书记，就俩字：骗子。

　　王岐山被分配到康坪生产大队，同来的还有女朋友姚明珊。在时任康坪村村支书尹治海的记忆里，王与姚的关系，当地人是听北京娃娃们说的，“他们在北京就认识”。队里的北京知青，男娃奔着王岐山，女娃跟着姚明珊，一起来到康坪。

　　“知识青年来了，吃也吃不上，就是吃玉米、高粱。也不会吃，囫囵地吃，粮食的壳儿还留着，没有磨成面，就那么煮着吃。饭也不会做。最后我们派了一个老婆儿，给他们做了大概半年。陕北那些杂粮，乱七八糟的做法，他们不会(做)。城里是炒菜，这里一锅烩。”尹治海说。

　　那种饥饿的感觉王岐山一直记得，日后他曾回忆说：“……跟黑龙江的同学见面后我都想哭，他们干活累了至少还吃得饱啊，我这是累了还吃不饱，知道饿是什么滋味了。”

　　知青们呼噜呼噜吃掉大烩菜，开始学习干农活。适应了一年，像那么点样子了。在尹治海眼里，城市娃娃们粗活不惜力，但细活干不来。女娃能甩开膀子用手拾粪，但扶犁耕作、开手扶拖拉机这种有技术含量的活计，只有个别男娃学得来。

　　小组长王岐山干活一般，却很有号召力。同来的知青不必说，连其他生产队与他不熟识的北京娃，都听他招呼。据康坪村村民回忆，其他队上若有北京知青不服管、出问题，公社都会找王岐山去劝。

　　“有时候政府就把他叫走了。哪个队的知识青年闹意见，打架，就叫他去，去开开会，让他去调解调解。”尹治海说。

　　康坪村知青张佩侠还未报到就跟其他生产队人员打架，老乡们听说他在北京时就顽劣。到了康坪之后，王岐山负责“教育”，吃住看紧，其他知青与他配合，不时冷落与关禁闭、罚体力劳动并济，“人家(其他)11个知青都争气，就他一个小混混。”延安知青尹大才说：“王岐山把他修成正果，改成好样的，后来也当了老师。”

　　因着强大的号召力，冯庄的3个大队合并后，王岐山成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主要职责还是协调管理北京知青。

　　尹治海觉得，王的号召力是从首都带来的，听说其在学校里便是风云人物。

　　“你要让王岐山打架，他谁也打不过，他体质弱。但谁也说不过他。人家能把知青都拢住，知青都服气，老百姓都服气，我比他大3岁我都服气，比我成熟。”尹大才是下放较早的延安本地人，带着老婆孩子插队，住在北京知青的隔壁。尹大才夫妻两人跟北京知青们一样，管组里的领头人叫“岐山”、“珊子”。

　　“王岐山把政策学得(透彻)，人家就不像个知识青年，比蹲点干部都渊博。”尹大才记得，一季枣子成熟时，公社来了干部，“抢枣”，“队长挡不住，王岐山去，三言两语给打发了，(就是)搬政策、讲道理。”

　　生产队对王的敬意，也来自于明白人的引领。“原来我们生产队长是个老八路，在西北野战军当过连长，老婆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过来的，有什么事情就问王岐山。那人见过世面，(知道)这些人虽然年轻，但是有知识，队上有个啥事，咋个适合不，让王给他把把关。”尹大才很为自己是康坪生产大队知青的一分子感到骄傲，虽然也被北京知青“连累”，自留地分在水边，难养活，他也自认为充当了北京娃和延安老乡之间的桥梁。

　　北京知青们顶着农村户口，思忖着“扎根一辈子”的誓言，但老乡们却意料他们待不长远。村里的赤脚医生空缺，他们找来尹大才顶上，想着北京娃娃文化虽好，说不定哪天就回城，指望不上。

　　底层社会的艰苦和无序，多少还是让知青们失望。尹治海动员大家写入党申请，没一个人应承。即便如此，王组长带领着青年突击队，干活表现还是不差。尹大才和尹治海记忆中，康坪大队的知青从未有过不良记录。

　　一周劳动6天，学习1天。“知识青年再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尹治海想着，主要是让知识青年们得一日喘息休息，读读报纸就可以了。知识青年们倒真有学习的积极性，村里的《红旗》杂志等读物都是他们订的。但体力劳动终究辛劳，年轻人下工回来下下棋，打打扑克，也是常有的。而“人家王岐山就学习，拿个石板做个桌子”，“他就看他的那些物理化学数学。”尹大才不以为然，对王说：“这个屁用也不顶。”尹记得王回答说："文革’期间，这个也没学好，把这个再啃啃。”

　　尹治海也夸王岐山学得好，“他看外国的经济方面的书。”对这稀罕物，村里有人议论：哎呀他看的是什么书?外国的书，是不是不正确的书?

　　对于这稀有之书的来源，延长县作协主席张思明知道一些。他曾为写作习近平延安插队经历而在延川县梁家河采访，并于2002年赴福建拜访时任省长习近平。他曾听习谈起，下乡初期，一次从北京返回延川，因路途遥远，先到了冯庄找王岐山借宿一夜，两人就合了一床被子。当时习带着一本经济方面的书，王岐山给留了下来。


　　尹大才也记得王岐山跟他说过自己和习近平的友情，“我知道他们好。”王曾问尹：习仲勋你知道吗?尹答：知道，西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王：他儿子也在延川，他们那边如果请你过去你去吗?尹：我去你给我挣工分啊?

　　康坪知青里，数刘捷字写得好，他在村口的土墙上题过8个“可大的字”：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王岐山用刀子把字刻了下来。

　　“那时候乡政府说，那几个字写得好，知识青年写下的，要保存好。结果(后来)修路都铲了。”尹治海说。

　　尹大才也为那8个大字可惜，他更可惜的是冯庄公社没有宣传康坪知青的优良作风。他想写本书，暂定名《康坪村的北京娃》，“王岐山是知青小组长，我要写知青小组，任何一个人的事情都离不开他，每个人的故事都跟他有关系，就是做配角，也不可能没他。”

　　苦虽苦，赤脚医生尹大才却也觉得：“插队是个双刃剑。学习误了……可是，来锻炼也达到了好处，像王岐山这样，来生产队，方方面面，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都参与过了。”

　　丰满而谨慎的理想主义

　　1971年9月，林彪的飞机掉了。尹治海去地区上开会，市委副书记千叮咛万嘱咐：保密保密。一回村，北京知青就围上来：开会是不是通报林彪的事?

　　就在这一年的下半段，为防止“四旧”文物遭到破坏而早早关闭的陕西博物馆大门重开，5年的闭馆，原先的讲解员上了岁数，博物馆便到延安招上来10位北京知青。

　　康坪队上有两个名额，据尹治海说，大家都去面试，口才上佳的王岐山和王小枫被录用。此时，姚明珊因父亲的问题，无法回城，王岐山不想先走，但公社催促，只能暂别女友，来到西安。

　　其时“文革”虽进入平稳期，博物馆复工，但集体生活中吃饭前早请示晚汇报、排着队念毛主席语录、每周一日的政治学习闭馆也都是不能少的。好在业务学习也没荒废。西安碑林有一块景教碑，世界闻名，介绍早期基督教在中国的流传情况，馆里一位老先生单给年轻讲解员讲授有关该碑的知识，就讲了两个月。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平平(化名)比王岐山等人晚4个月入馆，是老五届大学毕业生，同北京知青一起做过8个月的讲解员，与王岐山交好。2011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西安调研期间，特意安排一晚上的时间，约上8位(实到7位)友人在老博物馆(现碑林博物馆)叙旧。那一晚，王岐山提起，他至今还记得关于这碑的知识，“让我现在去讲碑林都能讲。”

　　那一晚，老友们从7点半聊到10点多，王平平跟王岐山直说着陕西话，后者则举着水果给这个送给那个递，香烟不离手。此情此景让王平平觉得，“有些东西和几十年前一点都没变。”

　　王岐山将叙旧与工作的界限严格划定。馆长邀他顺道看一下新的石刻馆，他没答应;馆里送他碑帖作礼物，“一块真的碑帖都上万块钱”，他一口回绝，“一点面子没留。”王平平拿着卡片机，让茶室的服务员帮忙拍了几张照片，而馆里专门负责拍照的工作人员没能进入王的叙旧局，馆长和书记都只能在外等候。陪同的常务副省长和陕西文物局局长虽得进门，也只能远远拉两把椅子，互相说说话。

　　在王平平看来，王岐山6年的讲解员生涯锻炼了其口才和待人接物的能力。讲解词没有现成的，全靠讲解员自己提炼，又面对不同社会阶层和文化层次的参观者，应对需要灵活。在陕期间，王岐山又以工农兵大学生身份，就读于西北大学历史系，在知识储备、观世视角和人际交往等方面的人生维度变得多元起来。

　　王岐山在博物馆期间，接待过中央领导李先念。“那是第一次让他接待身份比较高的重要人物。我在旁边听了几句，觉得他讲得很活，完全没有稿，李先念听了也觉得很有意思。”

　　特殊历史时期中的陕西博物馆，像一座中国大舞台的微缩，纷纷繁繁，闹闹哄哄。其下情景，时而残酷恐怖，时而啼笑皆非。

　　青年人们四处搜集书籍，地下读书会成为他们结交志同道合的平台之一。从阅读心得到当下时事，人们在迷雾中摸索，生存与未知是他们的原始动力，以隐秘而又难以抑制的热情讨论着中国的现实和出路。王岐山也是其中一员，他还带着一如既往的号召力，每日都有很多西安青年跑到博物馆找他探讨问题。一次军代表在大门口堵到他，说了几句：今天从早到晚来了几十个人找你，都不买票就进门，你给博物馆造成了损失。

　　西安人葛岩在他的文章《七十年代：记忆中的西安地下读书活动》中提到他在此时结识的王岐山：“……已经可以感受到他的人际亲和力。西安有两个有名的中学生领袖，都是西北大学的子弟。但由于文革中政见互异，两人不相往来，但却都视王岐山为要好的朋友。”

　　擅交朋友的王岐山同时也显示出稳重谨慎的一面，虽然西安各个派系他都有接触，但绝对不介入具体事务。

　　王岐山、王平平等一圈朋友，在互相掩护、互相帮扶和互借“禁书”中度过前途未卜的岁月。《第三帝国的兴亡》中的袖章、语录、社会的疯狂曾令他们震惊，对应着认知中国的现实;也曾在深夜里扳着手数，开国元帅10人、大将10人以及众多上将，当下境况怎样，命运如何。

　　这个时期的王岐山仍然没有明显表现出对今后道路的规划。他依然没有入党。

　　"文革’的时候你能把命保住，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中国的前途谁都看不透，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能有个人的命运呢?”虽然带着悲观，王平平不认为“文革”对于他这代人来说，只有负面意义。“文革”逼着大家在风暴式的环境中迅速认知事物、辨明是非，经历人生的磨难后变得更加坚强。

　　"文革’中能够最后认识到这些，或者在这个过程能有所领悟的(人)，是比较少的。大多数人就是经受苦难。还有少数人没有挺得过来，人都不在了。”对于日后走上仕途的王岐山来说，“他这种成长经历不是后来很多其他技术官僚能够体会得到的。”

　　穿梭于不同话语体系

　　王岐山早年的一位朋友曾以某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描述王岐山的特质：大城市里百十个团体，有知识分子、高干子弟、文艺界子弟、军干子弟，还有各种地域性团体，各个圈子之间鲜有往来，甚至隔阂颇深。只有一个人，不属于任何团体，却能在各个团体中周旋，不管是否意见一致，也不论阶层是否平等，总能相谈甚欢。

　　王的社交能力在他返回北京后愈发凸显出来。他进入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结交了更广泛的朋友。

　　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朱信泉、严如平、韩信夫等人，对当年的实习研究员王岐山的评价为：实在、平易、学术功底尚好。80年代初期的社科院高干子弟云集，光近代史研究所里就有陈毅的儿子、贺龙的女儿、董必武的儿媳妇、朱德的秘书等，而王岐山表现得比普通老红军将领的后代还更显踏实。

　　“(只)有一点比较特殊的，就是他当时骑个雅马哈。”社科院的老员工回忆，这辆扎眼的小摩托是王的亲戚所赠，当时算奢侈品。

　　这辆摩托车对王当时的活动能力贡献不小。在他结识了翁永曦、黄江南、朱嘉明3人并联名提交经济研究报告之后，逐渐得“改革四君子”之名。

　　黄江南在《三十年三十人之指点江山》一书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1979年，黄等人认为，“当时国民经济的结构失调已经到了崩盘的边缘”。友人李银河听到黄的分析后非常着急，觉得为避免国民经济危机，应让上层领导知道。经李银河与其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的朋友林春介绍，黄、翁、朱3人结识王岐山。

　　“他(王岐山)虽然是学历史的，但异常聪明，吸收能力特别强，跟我们一谈就理解了我们的想法，马上就表示赞同，并且提议起草一个报告呈交中央。当时我和翁永曦、朱嘉明已经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再加上王岐山，我们4个人在市委党校后面的一间空房子里关了几天，写出了报告。在报告里，我们预测了1980年经济将要出现的衰退，分析了衰退产生的原因，并且给出了危机对策。……通过王岐山，我们把报告交给了姚依林，姚依林看后觉得很重要，又转给了陈云。陈云在报告上批示说：‘一个学工业的，一个学农业的，写了一份很好的报告……’其实翁永曦不是学农业的，只不过在农民报工作。”

　　报告提交后，4人受到当时中央领导的接见，史称“老青对话”。“老青对话”对同时代热衷探讨中国道路的年轻人是一种激励。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张少杰描述当时他们那代年轻人的心情为：“我们太想改变世界了。”

　　从此，王岐山的道路转向经济领域。

　　1984 年莫干山会议在杭州召开，与会人员是从全国各地提交的论文作者中选拔出来的青年才俊，会议就国民经济的热点进行了激烈讨论。但在当时，这种讨论与集会，带有一定风险。据柳红所著《八零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黄江南这样谈风险应对：“政府是由人和部门组成的，有的人本身，就代表了政府。上山的还有国务院总理的秘书李湘鲁、张劲夫的秘书孔丹，以及王岐山。他们来，我们心里踏实了很多。当时不像现在，没几杆大旗不行。没人出文，一切都在正式和非正式之间。”

　　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历史又一次呈现出剧烈与复杂的局面，全国上下依旧在探索。1982年，王岐山进入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次年入党，6年间成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所长、正局级研究员。1988年起，历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并力主建行改制、中金公司的组建等中国金融界大事。从此兼备对中国根本问题(农业)的认知和对国际潮流(金融)的把握。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王岐山被委任为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协助省委书记李长春处理广信、粤海等国有企业资不抵债事件。为消除消极影响，他曾接受“联办”旗下《财经》杂志的对话专访，阐释“窗口公司”历史使命的结束，强调“谁的孩子谁抱”的市场逻辑在中国确立。

　　王岐山更为人熟知的危机处理是在2003年非典期间。他从海南任上被急召入京，上任第10天召开中外记者见面会，次日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专访，向百姓呈现、解释当下抗疫局势。一句口头禅“说实在的”广为人知。

　　2004 年，南方传媒集团原驻京办事处主任、原驻京首席记者方进玉曾在面访王岐山时提出：“去年(2003)抗击非典的记者会，面对全北京、全中国的大恐慌，面对国内外记者那么多刁钻问题，你的应对太精彩了……只有一个地方，你公开赞扬美国的《纽约时报》‘不愧为《纽约时报》’，还赞扬美国记者‘提的问题就是尖锐’，容易让人产生联想，以为你在暗讽国内记者提的问题不尖锐。电视直播一出来，我就担心你会不会因为这样的回答，受到中央领导的批评呢?”

　　王岐山回答说：“没有啊。去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后，中央领导都表扬了啊，说我是放得开、收得住。”

　　据方进玉所知，“王岐山为那次新闻发布会做准备时，他的那些发言提纲—特别是针对外国记者必然会提出张文康、孟学农被免职的问题，其答复的核心内容，应该已经得到了当时市委书记刘淇，甚至是中央高层的认可。”

　　王岐山的张弛有度、应对得当也曾让世界卫生组织的媒体专家印象深刻。2003年劳动节这天，时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邓小虹在参加世卫组织培训时碰到代市长王岐山。据当时媒体报道，邓小虹说，在模拟发言环节，王岐山主动要求第一个来，回答法国老师模拟的外国记者提问。重放录像时，“王市长的录像几乎成了讲解的样本。”法国专家对王的评价是：“一个非常有主见、有见地和有决心的领导，他不会让记者牵着鼻子走，而是用自己的思想引导记者从政府工作和政府努力的角度去问问题。”

　　王的话语能力由此可见。吸纳民情，讲解官方，直面舆论监督，对老百姓说市井之语，对外国友人讲述人情故事，穿梭在各种不同的话语体系之中，不回避问题，致力于解决问题。

　　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在自传《峭壁边缘》中记述了自己亲历的2008年金融危机，多次提到他跟王岐山打电话。当时王岐山是主管外贸和金融的副总理，多次与保尔森在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中打交道。保尔森称，自己视王为值得信赖的老朋友。保尔森曾这样评价王岐山：“我所认识的王岐山行事果断，好学好问。他是一个执著的历史学家，喜欢哲学辩论，还有着略显顽皮的幽默感。”

　　跟保尔森类似，美国第24任(2001至2009年)劳工部部长、同时也是第一位美国华裔部长的赵小兰女士，对王岐山的外事交往能力和风格，同样印象深刻。

　　赵与王第一次真正接触，是在2008年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期间。赵对王的第一印象是“开朗、有风度、健谈，让每个人都觉得舒服”。

　　“王先生的自信、坦诚，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都能够轻松地交流。他不惧怕承认，甚至是非常开诚布公：中国面临着许许多多挑战。他把这看作是帮助别人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积极途径。”赵在回复本刊的电邮采访时说。

　　“(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闭幕会上)他把准备好的讲稿放在一边，这是前所未有的场面。他坦承，在这样重要的场合，这么做是冒有风险的，但他的脱稿讲演‘来自真心’。”赵小兰说，“这一点尤其为美国为政者们所赏识，他们更喜欢这种非正式的交流，有助于建立一对一的合作关系。这样一来，领导人之间的交谈会非常坦率，难点突出。”

　　一个典型例证是，“他以他的丝绸领带来解释中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看法。他说，对于中国人来说，知识产权是个比较新鲜的问题，人们第一次知道它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而现如今，全球的人们都戴着中国丝绸制作的领带，因为中国人把自己的发明与世界分享了。”这个故事尽力消除美国人对中国知识产权意识淡漠的批评甚至愤怒，让赵小兰记忆深刻。

　　“他讲故事，甚至讲笑话，我们以前从未想过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会运用这样的交流方式。在美国，为政者用故事或者笑话作为他们演讲的开始，以便让受众放松，是很常见的。所以大家非常喜欢王副总理的方式!……他的演讲直率、有趣、见解深邃—这真是让观众难忘!”

　　2009年赴美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出其不意，赠予王岐山一只篮球作为礼物。王年轻时确是篮球爱好者，还在记者面前秀了转球技法。王平平曾开着玩笑问过王岐山，奥巴马送你那个篮球要不要交公?王登时表现得像个孩子：凭什么?

　　同样在这次赴美谈判期间，王岐山和美国财长盖特纳接受PBS(美国公共电视网)《查理·罗斯秀》的联合专访。时政访谈资深主播查理·罗斯问王岐山：有人说美国要遏制中国发展，你相信吗?王回答：“美国政府包括奥巴马总统多次说，希望中国繁荣发展……我相信你们总统说的话。”

　　老到的主持人又问：你觉得中美之间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王直接说：“美国人对中国不是误解，关键是不了解。”

　　在访谈即将结束的时候，查理告诉王岐山，他最近拜访了新加坡的李光耀，“他说你是他最爱打交道的中国人。他对你好一通表扬，说希望你永远履职，永不退休。”接着播放了一段查理与李光耀的对话。

　　李：我愿意跟王岐山做生意。

　　查理：……有人说他会继续供职于政府，尽管他已经65岁了(此处有误，2011年王岐山63岁—编者注)。

　　李：是的，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会让他一直留任。没有人(在一些特定方面)能胜过他。务实、强硬、幽默、机敏，做正确的决定—就中国的立场而言。

　　镜头转回演播室现场，王岐山自然地接过话头，问查理：“你和他见面的时候，他桌子上是不是还有一个孔子的像?”在场3人一起大笑起来。

　　“我在90年代到他办公室和他谈话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他那个谈话桌子上摆了一个中国的孔子像。李光耀先生应该说是，走出了一个很独特的‘城市国家’的发展之路。他既用了东方的文化，也用到西方的文化。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文化上用东方的多，而在制度上用英国的多。”

　　扭转了剑拔弩张，访谈在轻松愉快中接近尾声，王岐山指指自己的耳麦翻译器，一语双关：“我现在才习惯这种谈话方式。”节目在查理“希望我们下次谈谈历史”的邀约中结束。

　　该严肃时强势、威严，该放松时大声说话、大声笑骂，王岐山分寸感极强，公职与私人领域界限分明，上得庙堂，下得田间，中间理顺得各样关系，强硬与妥协并济，以求问题解决。

　　2004年面访时，王岐山曾和方进玉聊起中央电视台新址规划问题。王说：央视新址建在北京CBD的核心区，这里本来就很拥堵了，但央视和广电部报送给北京市的规划图，仍然希望把央视新址整体围成一个封闭大院子，我只好不断与他们协商，请央视一定要对新址的规划作些修改，给市政留出两条路。

　　“我听他说，尽管当年的央视台长和广电部负责人反复说，央视的安全警卫很特殊，留出公共道路不方便，希望把央视新址及其附属设施全部封闭起来，但王岐山一直坚持说：不行。不能因为你们的新大楼，就把CBD本已拥堵的交通，搞得堵上加堵。还好，经由王岐山的一番劝说和坚持，央视和广电部的领导终于同意修改规划了。”方进玉说。

　　新的历史使命

　　十八大七常委亮相后，王平平接到电话：岐山怎么分管中纪委了?

　　这是执政党新班子上台后被舆论热议的话题。中纪委书记一职，跟王岐山副总理任上的职责无直接相关，他的工作履历中也没有类似情况。惟有“救火队长”的“称号”一脉相承。腐败问题是当前中国政治的最紧要问题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

　　王岐山履新，雷厉风行的行事方式也一起到任。中共中央贯彻“八项规定”，改进文风、作风、会风的新气象，对王来说，这是多年来一直的行政方式。

　　据农研所时的同事回忆，王在联络室主事期间，“不说废话”。到杜老(杜润生)那里开会，了解完情况，交代下去待办事宜，就散会，“简短”，“办事风格非常明快”。

　　通报纪委系统自行清退会员卡的会议，只用了20分钟。中央纪委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为防止秘书代笔，王岐山现场给大家布置作业，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写一篇学习党章体会。他在见外国友人时笑称：以前就怕念稿子，现在得了济了(编者注：得济，北方方言，指有益、得利)。他在与相关专家座谈时，也要求学者们不要念稿，简短、直接表达观点，去掉“尊敬的王书记”之类的寒暄。座谈末了，还推荐大家看《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引发一场中纪委内外、全国读史热。

　　据中纪委工作人员说，他在中纪委办公的时间远远超过在中南海。

　　2013年1月，王在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的发言中说，治腐“当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显示其现阶段的工作思路。

　　综合媒体已有报道、接近中纪委人士的介绍以及《纪委监察干部工作手册》等方面的信息，中纪委原来设置8个纪检监察室，1室管国有企业，2室管金融机构，3室管教科文卫，前三室不涉的其他中央机构及国企由4室监管。5-8室分管各省、市、自治区。王上任后，新成立9室、10室，将5、6室拆分，新的对应方式为：5室对西南，6室对华北，7室对华东，8室对中南，9室对西北，10室对东北。

　　“(比如)原来一个室下面三个处，一个处要管两个省，现在可能一个处只管一个省了。(查处)力度肯定大了。三四个人只盯一个省，一个省能有几个省部级干部?……这几个省的官员肯定都睡不好觉。”上述知情人士说。

　　在这次中纪委监察部内设构架的调整中，原党风廉政建设室与原纠风室合并为“党风政风监督室”，原执法监察室和原绩效管理监察室合并为“执法和效能监督室”。所以机构总数保持不变。

　　“……绩效室原来就是做行政审批、效能监察、行政问责。(王认为)效能这个应该(多)是国家公务员局的事情。这个科室是2011年才成立的，他来了立刻就撤了。”接近中纪委的人士说。

　　除了立竿见影的查办案件力度和富有效率的网络反腐举报反馈，学界和坊间更期待反腐领域的顶层设计和制度改革上的稳步推进，诸如官员财产公示、反腐败立法等正在试点或筹谋的长效机制能够逐步确立起来。在改革推行过程中，在面临复杂局面时，极高的政治智慧、果敢的决断力和中央高层的同心联动都甚为重要。

　　廉政专家任建明说今后十年为“反腐成功的机遇期”，“这十年我们一定要跳出过去的怪圈，越反越严重的怪圈，要让人民看到希望，要找到出路”。

　　王岐山的老朋友们也对他的新使命抱有很高期待。

　　农研所的老同事评价王是个“非常尊重纪律，遵守纪律的人”。

　　有一例证。王岐山任北京市长期间，一次周末私人驾车外出时，在某停车场停驻时间较长，出场时被收费师傅认出，后者执意不肯收取停车费。王岐山跟他纠缠了几个回合，后车已经开始不耐烦地按喇叭，王只好驾车离开，周一便让身边的工作人员顺道去把停车费补交上了。

　　方进玉曾听一位知情者说，“王岐山到北京工作后(2003-2007)，市政府给过他一套房，但王调离北京、到国务院做副总理后，就把那套房交回去了。”

　　2004年，王岐山对方进玉说：“许多人说我是临危受命、抗击SARS—挽狂澜于既倒，其实我自己很清醒，我知道这是一种历史机遇。在广东做副省长也罢，到北京做市长也罢，都是历史机遇。……我是学历史出身，站在历史长河的角度看，既然中央调你来了，既然历史给了你这样一个机会，那么你只能尽力去做。从1980年代开始，我调来调去，工作经历确实很杂，但我从事的工作门类越多，参加工作的时间越长，我就越清醒，我知道，各行各业各个领域，有学问、有能力、有智慧、有魄力的人太多了，我算什么?因此，每到一个新单位，我总是希望低头拉车，多做实事，而且要多向其他人学习。”

　　王岐山的这番自述，在今日更艰巨、被寄予厚望的历史使命面前，或许仍然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