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4月15日上午，当地时间11时23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一架搭载着155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的波音767客机在韩国釜山附近坠毁。
截至4月17日上午，在此次空难事故中确定的死亡总人数已经达到了126人，幸存者38人，其中中国人11人。本报记者经多方联系，了解到了这11名中国幸存者的近况并与其中能接听电话者通了话。
李康太：“我没有在飞机上打电话”
李康太，韩国庆山大学东亚学系教授，CA129航班上的乘客之一，也是“4・15”空难的幸存者之一。据韩国媒体报道，李在飞机坠落前曾向他的朋友打求援电话，称“飞机好像要坠落”。网上有人据此分析，乘客在飞机上打电话会不会是飞机出事故的原因？
但李教授否认自己在飞机上打过电话。电话打到李教授在金海慈城病院的病房，病房里很嘈杂，李教授说，正在录像，大约当地的媒体正在采访他，他让记者过5分钟再打过去。
再过5分钟，记者与李教授通上了电话，李被称为中国通，能流利地说汉语。他说，因为学术活动经常要来往于北京和釜山之间，每次都是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班机。在他印象中，这是个安全记录很好的公司，而票价也比韩国的航空公司便宜。
李教授说，直到飞机出事前10分钟，飞行都十分正常。快到釜山时，可以看到外面在下雨，飞机广播说，再过5分钟就到釜山，没想到过一会儿就出事了。
李否认了飞机坠毁前他在飞机上打电话的说法。他说，电话是飞机坠毁后才打的。“我电话都没有，是跟别人要的电话。”他说。李教授特意提到和他同机的乘客，他的学生薛玉秀(音)。他说，在飞机坠毁后，薛把20多人背离了危险的现场。
吴永根：“我第一个跑下山。”
4月16日中午，记者第一个电话打到了韩国金海市中央病院。当病院工作人员得知是中国媒体记者打来的电话后，马上查询了住院病员名单，告诉记者有一批“4・15”空难幸存者住在该院，但只有一个中国人，名叫吴永根。接线生将电话接到了吴所在的病房。
电话的那头，吴永根的声音爽朗，显得神志清醒，他说，他主要是头部受了伤，缝了四十几针。
“我们是上午8时20分从北京上飞机的，8时30分起飞，一切正常。
“10时40分左右，机上乘务员说：还有5分钟就要降落了，请系好安全带。
“我系好了安全带，还没过两分钟，听到‘嚓’的一声，可能是机翼削了树枝。然后稀里哗啦一阵乱响，机舱里乌烟瘴气，浓烟滚滚。
“当时的想法，是赶紧逃离飞机，避开爆炸。过了一两分钟，发现机舱上有个窟窿，还看到一个空姐被压在座位底下。我叫空姐赶快逃吧，空姐说你逃吧。我就爬出机舱，顺着一棵松树爬下来。
“我右脚的鞋没了，找鞋的时候才发现脸上流血。空姐没出来。也不是没有人道主义精神，当时只想到逃命，现在想来很内疚。
“出来后发现外面下雨，有个妇女脚断了挂在树枝上，已经死了，一个韩国妇女脚受伤了起不来。
“没管那么多，我一个人跑下山，跑了30多分钟，找到一个当地人开的小商店，叫老板娘打119,10分钟以后，警车来了，把我送到医院。
“过了两三个小时，在病床上看到电视台的报道，确实是惨不忍睹。”
据了解，39岁的吴永根是吉林通化果松镇人，是以船员身份赴韩国务工的。
记者与吴的家人联系，接电话的是吴的妻子李吉女。李吉女说，这是吴永根第三次出国。吴永根曾在新加坡做过船员，签的是两年的合同，干了一年就回来，后来又在韩国签了两年合同，干了一年，父亲生病了，回来三个月。现在吴永根的父亲已病故，这是父亲病故后第一次出国，没想到就出事了。吴永根在国外做船员一年能挣三万元左右。
乘务员杜大正：“你能告诉我这次失事有多少人生还吗？”
28岁的北京人杜大正是生还的三名机组成员之一。4月16日下午2时，记者终于通过韩国金海市三仙病院接通了杜大正的电话。电话听筒里传来阵阵嘈杂，很明显，三仙病院正处在忙乱之中。倒是杜大正出人意料的冷静，他说：“您声音大点吧，我们这儿现在很乱。”他说他的腰和腿现在动不了，但具体伤势还不清楚，韩国医生说的话他听不懂，翻译跟他解释了两次也没听明白。刚说了两句，话筒里传来一通韩语，杜大正连忙解释说医生要推他去检查。话还没说完他就被推走了，话筒里传来的他的声音迅速远去。一个医生接过电话说大概5时左右检查完。
据院方介绍，杜大正是住在这间病院里的惟一一名中国生还者。
下午5时，接受完检查的杜大正再次接受了电话采访。杜大正正在吃饭，声音依然非常平静，记者还没问他问题，他先问了：“我在这里现在看不到电视也看不懂报纸，不知道现在的情况。你能告诉我这次失事有多少人生还吗？”记者告诉他有39名幸存者，包括11名中国乘客和机组成员。“那机组成员还有谁活着？”记者有些迟疑，但还是实话告诉他说：“只有吴新禄和王泽！”电话里猛然传来了压抑不住的痛哭声，一直平静得令人意外的杜大正抽噎着：“王泽，他还活着。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记者连忙安慰他另外两人没有生命危险。在令人窒息的几分钟后，渐渐平静下来的杜大正讲述了失事当时的情景。
国航CA129号航班只用了不到40分钟的时间就飞进了韩国领空。当时天气不好，班机一阵阵地遇上气流，颠簸得很厉害。“但谁也没想到要出事啊！”杜大正仍然不解地说。飞机预计10时30分(北京时间)在釜山金海机场降落。客机要从跑道南端着陆，但降落中，突然刮起的强烈西南风使客机无法找到降落时机。飞机重新飞到跑道北端准备降落。机舱内，乘客们都按照机中广播要求系好了安全带端坐在座位上，杜大正也坐在机尾右侧乘务员座位上，眼睛还盯着大雾弥漫的窗外――广播在15分钟前就播送了即将着陆的通知。似乎没有人知道，一分钟后，这架庞然大物就将在瞬间被肢解。“事情太突然了，我没有发现一点预兆！”杜大正痛苦地回忆。突然间，飞机像受到了剧烈撞击，杜大正所处的机尾部舱壁粉碎飞散，人们可以看见飞机蒙皮也破成了碎块。杜大正下意识地去拉舱门把手，却发现门把手不知道飞到哪去了。“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失事。我飞了8年，从来没遇到过一次危险。”杜大正始终无法解释坠机的原因。
当地时间10时30分，当杜大正从昏迷中醒来时，发现自己的右手被卡在扭曲的机舱部件中动弹不得。身旁躺着的一位韩国妇女也苏醒过来，拉了他一把。杜大正用尚能动弹的左手将右手死命扯了出来，搀扶着旁边的韩国妇女挣扎出了机舱。外面正下着雨，山坡非常滑湿。山坡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坐着也不知是死是活的被从机尾部甩出的一群人。“赶紧下山，离飞机远一点！”杜大正记得自己当时这样喊道。人们互相搀扶着下了山，大约一个小时后，韩国的救援人员赶到，把伤员们送进了医院。“韩国人对我们很好，很照顾！”对幸存者来说，惊魂之旅终于结束了。
杜大正算是伤势较轻的，这对失事时坐在机舱尾部的他来说不啻为一个奇迹。因为据韩国建设交通事务组推断，飞机尾部最先撞地并发生爆炸。医院检查结果显示，杜大正受的都是外伤，没有大碍。神志清醒的杜大正还将父母的手机号告诉记者，请记者转报平安。他说，出事当天下午他被送进医院后在混乱中借了翻译的手机给家里打了个电话，但只说了一分钟，他怕现在家里人着急。
杜大正的父亲在北京家中接到记者的电话，一听说记者刚采访了杜大正就马上询问：“他还好吧，他有事吗，他现在伤势怎么样？”在记者叙述的时候还用笔把情况记下来――“哎，您慢点儿，我记一记！”
杜大正的父母在飞机失事后不久就从电视里得知了恐怖的消息，全家立即陷入了难以描述的复杂心情中，绝望和希望不断互相缠绕，直到15日下午4时左右杜大正从韩国打来电话，全家才稍微放心。随即杜父也把这个平安消息告诉了杜大正在北京的同样焦急的女朋友。杜父说，国航已承诺组织亲属前往韩国，但这不只是一家一户的事情，因此国航还没有通知具体时间。现在杜家早已打点好行装，一有通知就马上出发。杜大正是杜家惟一的孩子，从20岁开始，到现在已经当了8年的乘务员。杜父说他们家以前从未想过出事，“我们对科学机器很相信！”至于以后还让不让独子在空中飞行，杜父一时也拿不出个答案来。
全成八、权程哲：被挂在树上
据查询得知，金海市慈城病院也收治了两名中国生还者―――朝鲜族的全成八和权程哲。慈城病院的护士告诉记者，两名伤员伤势较重，飞机坠毁后他们都被挂在了树上，两个人都是头部重伤，胸部也可能受了伤，手臂可能骨折，小腿肌肉都破碎了，令人惨不忍睹。权、全两人目前刚照完X光片，神志还算清醒，但大小便不能自理，也不能接听电话。
机长吴新禄与乘务长王泽被送往金海圣母病院接受治疗。医院总机把电话转到两位幸存者的病房，电话铃声令人焦灼地一遍遍响着，却始终没人接听。总机解释说：“这两名中国伤员伤势较重，应该无法接听电话！”
朴春子：“我太累了。”
除了这两名机组人员之外，任权哲、裴在源、朴先哲、金文学、朴春子等5名中国幸存者都在圣母病院接受治疗。记者尝试往他们的房间打电话，医院接线生称这几名病员普遍不适宜接电话，最后，她为记者接通了伤势最轻的朴春子小姐。
朴春子小姐是黑龙江省尚志市人，今年32岁，她说，这次她是和另外一个朋友(裴在源)一起去韩国旅游，幸运的是，他们两个人都成了幸存者。
朴春子说，她的头部受了伤，眼睛上方缝了20多针。其他问题都不大，吃饭走路都能自理。
记者让她回忆空难的经过，她说了没两句，就连连说：“我太累了，说不下去了。”显然，对这个32岁的女性来说，回忆和复述这次刚刚经历的惨痛事件，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是一次折磨。
截至4月17日上午，在此次空难事故中确定的死亡总人数已经达到了126人，幸存者38人，其中中国人11人。本报记者经多方联系，了解到了这11名中国幸存者的近况并与其中能接听电话者通了话。
李康太：“我没有在飞机上打电话”
李康太，韩国庆山大学东亚学系教授，CA129航班上的乘客之一，也是“4・15”空难的幸存者之一。据韩国媒体报道，李在飞机坠落前曾向他的朋友打求援电话，称“飞机好像要坠落”。网上有人据此分析，乘客在飞机上打电话会不会是飞机出事故的原因？
但李教授否认自己在飞机上打过电话。电话打到李教授在金海慈城病院的病房，病房里很嘈杂，李教授说，正在录像，大约当地的媒体正在采访他，他让记者过5分钟再打过去。
再过5分钟，记者与李教授通上了电话，李被称为中国通，能流利地说汉语。他说，因为学术活动经常要来往于北京和釜山之间，每次都是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班机。在他印象中，这是个安全记录很好的公司，而票价也比韩国的航空公司便宜。
李教授说，直到飞机出事前10分钟，飞行都十分正常。快到釜山时，可以看到外面在下雨，飞机广播说，再过5分钟就到釜山，没想到过一会儿就出事了。
李否认了飞机坠毁前他在飞机上打电话的说法。他说，电话是飞机坠毁后才打的。“我电话都没有，是跟别人要的电话。”他说。李教授特意提到和他同机的乘客，他的学生薛玉秀(音)。他说，在飞机坠毁后，薛把20多人背离了危险的现场。
吴永根：“我第一个跑下山。”
4月16日中午，记者第一个电话打到了韩国金海市中央病院。当病院工作人员得知是中国媒体记者打来的电话后，马上查询了住院病员名单，告诉记者有一批“4・15”空难幸存者住在该院，但只有一个中国人，名叫吴永根。接线生将电话接到了吴所在的病房。
电话的那头，吴永根的声音爽朗，显得神志清醒，他说，他主要是头部受了伤，缝了四十几针。
“我们是上午8时20分从北京上飞机的，8时30分起飞，一切正常。
“10时40分左右，机上乘务员说：还有5分钟就要降落了，请系好安全带。
“我系好了安全带，还没过两分钟，听到‘嚓’的一声，可能是机翼削了树枝。然后稀里哗啦一阵乱响，机舱里乌烟瘴气，浓烟滚滚。
“当时的想法，是赶紧逃离飞机，避开爆炸。过了一两分钟，发现机舱上有个窟窿，还看到一个空姐被压在座位底下。我叫空姐赶快逃吧，空姐说你逃吧。我就爬出机舱，顺着一棵松树爬下来。
“我右脚的鞋没了，找鞋的时候才发现脸上流血。空姐没出来。也不是没有人道主义精神，当时只想到逃命，现在想来很内疚。
“出来后发现外面下雨，有个妇女脚断了挂在树枝上，已经死了，一个韩国妇女脚受伤了起不来。
“没管那么多，我一个人跑下山，跑了30多分钟，找到一个当地人开的小商店，叫老板娘打119,10分钟以后，警车来了，把我送到医院。
“过了两三个小时，在病床上看到电视台的报道，确实是惨不忍睹。”
据了解，39岁的吴永根是吉林通化果松镇人，是以船员身份赴韩国务工的。
记者与吴的家人联系，接电话的是吴的妻子李吉女。李吉女说，这是吴永根第三次出国。吴永根曾在新加坡做过船员，签的是两年的合同，干了一年就回来，后来又在韩国签了两年合同，干了一年，父亲生病了，回来三个月。现在吴永根的父亲已病故，这是父亲病故后第一次出国，没想到就出事了。吴永根在国外做船员一年能挣三万元左右。
乘务员杜大正：“你能告诉我这次失事有多少人生还吗？”
28岁的北京人杜大正是生还的三名机组成员之一。4月16日下午2时，记者终于通过韩国金海市三仙病院接通了杜大正的电话。电话听筒里传来阵阵嘈杂，很明显，三仙病院正处在忙乱之中。倒是杜大正出人意料的冷静，他说：“您声音大点吧，我们这儿现在很乱。”他说他的腰和腿现在动不了，但具体伤势还不清楚，韩国医生说的话他听不懂，翻译跟他解释了两次也没听明白。刚说了两句，话筒里传来一通韩语，杜大正连忙解释说医生要推他去检查。话还没说完他就被推走了，话筒里传来的他的声音迅速远去。一个医生接过电话说大概5时左右检查完。
据院方介绍，杜大正是住在这间病院里的惟一一名中国生还者。
下午5时，接受完检查的杜大正再次接受了电话采访。杜大正正在吃饭，声音依然非常平静，记者还没问他问题，他先问了：“我在这里现在看不到电视也看不懂报纸，不知道现在的情况。你能告诉我这次失事有多少人生还吗？”记者告诉他有39名幸存者，包括11名中国乘客和机组成员。“那机组成员还有谁活着？”记者有些迟疑，但还是实话告诉他说：“只有吴新禄和王泽！”电话里猛然传来了压抑不住的痛哭声，一直平静得令人意外的杜大正抽噎着：“王泽，他还活着。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记者连忙安慰他另外两人没有生命危险。在令人窒息的几分钟后，渐渐平静下来的杜大正讲述了失事当时的情景。
国航CA129号航班只用了不到40分钟的时间就飞进了韩国领空。当时天气不好，班机一阵阵地遇上气流，颠簸得很厉害。“但谁也没想到要出事啊！”杜大正仍然不解地说。飞机预计10时30分(北京时间)在釜山金海机场降落。客机要从跑道南端着陆，但降落中，突然刮起的强烈西南风使客机无法找到降落时机。飞机重新飞到跑道北端准备降落。机舱内，乘客们都按照机中广播要求系好了安全带端坐在座位上，杜大正也坐在机尾右侧乘务员座位上，眼睛还盯着大雾弥漫的窗外――广播在15分钟前就播送了即将着陆的通知。似乎没有人知道，一分钟后，这架庞然大物就将在瞬间被肢解。“事情太突然了，我没有发现一点预兆！”杜大正痛苦地回忆。突然间，飞机像受到了剧烈撞击，杜大正所处的机尾部舱壁粉碎飞散，人们可以看见飞机蒙皮也破成了碎块。杜大正下意识地去拉舱门把手，却发现门把手不知道飞到哪去了。“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失事。我飞了8年，从来没遇到过一次危险。”杜大正始终无法解释坠机的原因。
当地时间10时30分，当杜大正从昏迷中醒来时，发现自己的右手被卡在扭曲的机舱部件中动弹不得。身旁躺着的一位韩国妇女也苏醒过来，拉了他一把。杜大正用尚能动弹的左手将右手死命扯了出来，搀扶着旁边的韩国妇女挣扎出了机舱。外面正下着雨，山坡非常滑湿。山坡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坐着也不知是死是活的被从机尾部甩出的一群人。“赶紧下山，离飞机远一点！”杜大正记得自己当时这样喊道。人们互相搀扶着下了山，大约一个小时后，韩国的救援人员赶到，把伤员们送进了医院。“韩国人对我们很好，很照顾！”对幸存者来说，惊魂之旅终于结束了。
杜大正算是伤势较轻的，这对失事时坐在机舱尾部的他来说不啻为一个奇迹。因为据韩国建设交通事务组推断，飞机尾部最先撞地并发生爆炸。医院检查结果显示，杜大正受的都是外伤，没有大碍。神志清醒的杜大正还将父母的手机号告诉记者，请记者转报平安。他说，出事当天下午他被送进医院后在混乱中借了翻译的手机给家里打了个电话，但只说了一分钟，他怕现在家里人着急。
杜大正的父亲在北京家中接到记者的电话，一听说记者刚采访了杜大正就马上询问：“他还好吧，他有事吗，他现在伤势怎么样？”在记者叙述的时候还用笔把情况记下来――“哎，您慢点儿，我记一记！”
杜大正的父母在飞机失事后不久就从电视里得知了恐怖的消息，全家立即陷入了难以描述的复杂心情中，绝望和希望不断互相缠绕，直到15日下午4时左右杜大正从韩国打来电话，全家才稍微放心。随即杜父也把这个平安消息告诉了杜大正在北京的同样焦急的女朋友。杜父说，国航已承诺组织亲属前往韩国，但这不只是一家一户的事情，因此国航还没有通知具体时间。现在杜家早已打点好行装，一有通知就马上出发。杜大正是杜家惟一的孩子，从20岁开始，到现在已经当了8年的乘务员。杜父说他们家以前从未想过出事，“我们对科学机器很相信！”至于以后还让不让独子在空中飞行，杜父一时也拿不出个答案来。
全成八、权程哲：被挂在树上
据查询得知，金海市慈城病院也收治了两名中国生还者―――朝鲜族的全成八和权程哲。慈城病院的护士告诉记者，两名伤员伤势较重，飞机坠毁后他们都被挂在了树上，两个人都是头部重伤，胸部也可能受了伤，手臂可能骨折，小腿肌肉都破碎了，令人惨不忍睹。权、全两人目前刚照完X光片，神志还算清醒，但大小便不能自理，也不能接听电话。
机长吴新禄与乘务长王泽被送往金海圣母病院接受治疗。医院总机把电话转到两位幸存者的病房，电话铃声令人焦灼地一遍遍响着，却始终没人接听。总机解释说：“这两名中国伤员伤势较重，应该无法接听电话！”
朴春子：“我太累了。”
除了这两名机组人员之外，任权哲、裴在源、朴先哲、金文学、朴春子等5名中国幸存者都在圣母病院接受治疗。记者尝试往他们的房间打电话，医院接线生称这几名病员普遍不适宜接电话，最后，她为记者接通了伤势最轻的朴春子小姐。
朴春子小姐是黑龙江省尚志市人，今年32岁，她说，这次她是和另外一个朋友(裴在源)一起去韩国旅游，幸运的是，他们两个人都成了幸存者。
朴春子说，她的头部受了伤，眼睛上方缝了20多针。其他问题都不大，吃饭走路都能自理。
记者让她回忆空难的经过，她说了没两句，就连连说：“我太累了，说不下去了。”显然，对这个32岁的女性来说，回忆和复述这次刚刚经历的惨痛事件，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是一次折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