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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交通拥堵、地下水水位下沉、夏季限电等资源环境问题已经或正在威胁着中国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
“中国经济的增长，实际上付出了非常高的代价”，埃森哲大中华区主席李纲9月10日在大连向记者表示。
根据当日发布的《新资源经济城市指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大约80%的中国城市未能在经济增长、资源环境可持续性和能力建设方面达到协调可持续发展。
《报告》系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与埃森哲历时8个月联合完成。共覆盖73个样本城市的研究，对不同类型和规模的中国城市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估和分析，并提出“新资源经济城市指数”理念，旨在试图破解“经济-资源-环境”这个三角困境。
据了解，新资源经济，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以低资源消耗、低环境负荷的方式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新思路和新理念。
李纲表示：“我们的研究显示，中等规模城市的发展应当比超级大都市更值得关注，因为它们将成为率先实现新资源经济的主要力量。”
三角困境
从新资源经济的视角来看，中国整体城市发展的和谐转型不甚理想。具体而言，经济发达城市的经济绩效与资源环境失衡严重，中等发达城市则表现出相对平衡发展的状态。
《报告》指出，中国城市经济发展极不均衡，普遍存在资源消耗过度和环境退化问题。
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绿色经济研究室主任石敏俊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导致的资源损耗、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等资源环境成本高达GDP的13.5%，大大高于其他国家。
显然，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资源消耗、高环境负荷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事实上，中国正在面临一场资源利用和供应、环境可持续性以及经济发展的三角困境，李纲表示。
根据经济绩效、资源环境可持续性以及发展能力3个维度(32项定量和定性指标加权综合组成)的“新资源经济城市指数”测评发现，72个样本城市的指数得分平均值为58.28分。
其中前十名的城市为：深圳(76.54分)、苏州(74.11分)、北京(73.19分)、厦门(72.82分)、上海(72.75分)、杭州(71.68分)、珠海(70.99分)、广州(70.66分)、天津(69.66分)、大连(69.65分)。
“然而城市转型能力并不因经济水平而有较大差异，未来都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石敏俊表示。
“潜力发展型”城市或成主力军
其中，人口约100万至300万、人均GDP五万至七万元的城市“是未来城镇化的重点”，石敏俊指出。
这一类城市被定义为“潜力发展型”城市。其特点是大多地处中西部、位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重点开发区域，样本中共有16个，其中包括汕头、吉林、呼和浩特、南宁、宜昌等。
它们不仅经济发展潜力大，而且历史包袱较轻，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脱钩”的基础较好，石解释。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资源委员会定义，“脱钩”指可持续发展的两个维度。资源“脱钩”，指降低单位经济活动资源的使用量；影响“脱钩”是指保持经济产出的情况下，减少任何正在进行的经济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而且，它们在规模上也较利于管理，人们在情感上对于它们也更有归属。” 埃森哲可持续发展全球总裁布鲁诺·贝尔森(Bruno Berthon)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除了“潜力发展型”城市，按照“新资源经济城市”概念，将73个样本城市分为其他另外三种类型：“传统模式型”、“经济发达型”以及“协调发展型”。
其中，北京、天津两个北方的超大城市与大部分环渤海及长三角城市共16个列入“经济发达型”，即经济发达，但环境质量十分堪忧。
“需反思高速扩张带来的拥挤、雾霾、缺水、垃圾等‘大都市病”，石敏俊表示。
而在其他千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中，上海、广州和深圳的经济绩效、环境质量和环境效率均保持较好，它们与其他中等规模的城市归属16个“协调发展型”城市之列。
除此之外，还有25个传统模式型城市，包括郑州、洛阳和邯郸等城市。
《报告》指出，它们经济发展依赖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偏向重工业，排放水平较高，经济绩效与环境效率均不理想，需极力避免“先发展、后治理”的粗放型发展。
来源: 凤凰网
“中国经济的增长，实际上付出了非常高的代价”，埃森哲大中华区主席李纲9月10日在大连向记者表示。
根据当日发布的《新资源经济城市指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大约80%的中国城市未能在经济增长、资源环境可持续性和能力建设方面达到协调可持续发展。
《报告》系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与埃森哲历时8个月联合完成。共覆盖73个样本城市的研究，对不同类型和规模的中国城市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估和分析，并提出“新资源经济城市指数”理念，旨在试图破解“经济-资源-环境”这个三角困境。
据了解，新资源经济，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以低资源消耗、低环境负荷的方式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新思路和新理念。
李纲表示：“我们的研究显示，中等规模城市的发展应当比超级大都市更值得关注，因为它们将成为率先实现新资源经济的主要力量。”
三角困境
从新资源经济的视角来看，中国整体城市发展的和谐转型不甚理想。具体而言，经济发达城市的经济绩效与资源环境失衡严重，中等发达城市则表现出相对平衡发展的状态。
《报告》指出，中国城市经济发展极不均衡，普遍存在资源消耗过度和环境退化问题。
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绿色经济研究室主任石敏俊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导致的资源损耗、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等资源环境成本高达GDP的13.5%，大大高于其他国家。
显然，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资源消耗、高环境负荷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事实上，中国正在面临一场资源利用和供应、环境可持续性以及经济发展的三角困境，李纲表示。
根据经济绩效、资源环境可持续性以及发展能力3个维度(32项定量和定性指标加权综合组成)的“新资源经济城市指数”测评发现，72个样本城市的指数得分平均值为58.28分。
其中前十名的城市为：深圳(76.54分)、苏州(74.11分)、北京(73.19分)、厦门(72.82分)、上海(72.75分)、杭州(71.68分)、珠海(70.99分)、广州(70.66分)、天津(69.66分)、大连(69.65分)。
“然而城市转型能力并不因经济水平而有较大差异，未来都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石敏俊表示。
“潜力发展型”城市或成主力军
其中，人口约100万至300万、人均GDP五万至七万元的城市“是未来城镇化的重点”，石敏俊指出。
这一类城市被定义为“潜力发展型”城市。其特点是大多地处中西部、位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重点开发区域，样本中共有16个，其中包括汕头、吉林、呼和浩特、南宁、宜昌等。
它们不仅经济发展潜力大，而且历史包袱较轻，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脱钩”的基础较好，石解释。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资源委员会定义，“脱钩”指可持续发展的两个维度。资源“脱钩”，指降低单位经济活动资源的使用量；影响“脱钩”是指保持经济产出的情况下，减少任何正在进行的经济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而且，它们在规模上也较利于管理，人们在情感上对于它们也更有归属。” 埃森哲可持续发展全球总裁布鲁诺·贝尔森(Bruno Berthon)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除了“潜力发展型”城市，按照“新资源经济城市”概念，将73个样本城市分为其他另外三种类型：“传统模式型”、“经济发达型”以及“协调发展型”。
其中，北京、天津两个北方的超大城市与大部分环渤海及长三角城市共16个列入“经济发达型”，即经济发达，但环境质量十分堪忧。
“需反思高速扩张带来的拥挤、雾霾、缺水、垃圾等‘大都市病”，石敏俊表示。
而在其他千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中，上海、广州和深圳的经济绩效、环境质量和环境效率均保持较好，它们与其他中等规模的城市归属16个“协调发展型”城市之列。
除此之外，还有25个传统模式型城市，包括郑州、洛阳和邯郸等城市。
《报告》指出，它们经济发展依赖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偏向重工业，排放水平较高，经济绩效与环境效率均不理想，需极力避免“先发展、后治理”的粗放型发展。
来源: 凤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