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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涛在温州房产最高峰时，向银行借了1.5亿，向民间借贷5000万。现在房产缩水，市值只有6000万。江涛已经完全败退，陷入“不停找盖子”的恶性 循环。他的炒房团两位成员，情况与他类似。唯一的不同是，两年前，两位成员前思后想无法解脱，半夜里夫妻二人光身子跳楼自杀。
3月5日，一位农民在温州鹿城广场后的一片未开发的空地上开垦。该楼盘是温州市区的精品楼盘。2009年国家楼市“双限”之前，市场均价每平米75000至80000元，一度受到追捧，随后一路狂跌，跌至现在的成交价为45000元，差不多打了对折。
3月5日，一位“童装模特”站在温州市中心一地块上。
温州一家房产中介的工作人员挂上新的房价标牌（3月5日摄），牌子上显示温州部分豪宅的房价与去年同期相比已近“腰斩”。
温州市民在温州市房屋登记中心门口排队等待登记二手房交易过户（3月6日摄）。
3月24日，工人在温州市中心一处正在拆迁的地块上清理。目前，温州土地平均楼面地价处于近5年来最低值。
江涛离开温州已经整整两年。江涛永远记得2011年9月30日这一天。在这一天，他成为温州商人跑路潮中的一员。
江涛将采访地点选在了温州市区的景山公园，环路而上，这里是温州最高峰，可以俯瞰整个温州。民间传言这里风水好，曾经很多民间借贷的生意都 在此完成。如今，山上喝茶休闲的人居多，聊聊风月，无关生意，更无关金融。从山顶一眼能看到温州市的地标建筑，楼高68层、333.33米的温州世贸中心 大厦，这座空寂的大楼一直未投入使用，坊间传言，责任人也早已跑路。
江涛让车一路开到山顶，他不想被熟人看见。他很后悔跑路，“我现在的身份是半黑暗的，我不敢告诉人家我在哪。”他表哥也欠债过亿，但坚持在温州没有走，债主为防止他表哥“跑路”，10个债主每天电话从早上打到凌晨，苦不堪言。“烦恼很多，但至少有一个光明的身份”。
常年在外，江涛对“温州人”这三个字感受颇深。多年前，只要对方问他是哪儿人？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温州人！”对方往往会称赞地 说：“你们温州人真厉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江涛羞于提起自己是“温州人”。在不少人眼中，温州人炒这炒那，投机且不讲信用，是人见人怕的 “瘟州人”。
2013年8月底，一场秋雨刚刚洗刷过这个城市，空气渐凉。江涛裹紧衣服：“温州和温州商人的冬天还远没有过去。”在他跑路两年后，温州的商人们又以飞快的速度开始了“跑路第二季”。
因房而跑
短短两年间的放贷和炒房，让温州过去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再度倍增。但是，即使在春风得意的2010年，江涛也有些担心：“我们也迟早要跌在高利贷和房子这两个东西上面。”
他不幸言中。和江涛两年前因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跑路不同，两年后，2013年9月，温州的跑路风潮是因房而跑，因被牵连而跑。
2013年8月底，温州当地媒体整版整版的房产处置广告密集刊出，温州大量断供房公开拍卖。如果不是公开拍卖，恐怕没有多少人会知道温州楼市的断供现象。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3年7月，70个大中城市中有69个城市房价同比上涨，唯有温州的房价在下降。至此，温州房价已经连续 23个月下降，温州大学房地产研究所研究员陈鸿告诉记者，2012年温州楼市泡沫被挤掉35%至40%，2013年上半年又挤掉10%左右。温州一些新建 商品房比最高峰时房价下跌了30%～40%，个别豪宅价格甚至拦腰一刀。
以江涛的两套房子为例，他买的香缇半岛的楼盘之前被炒到5万元/平方米，如今价格已下降至2.8万元/平方米左右，鹿城广场的那套房子更是曾超过10万/平方米，但如今市场价跌至4万/平方米。
也就是说，即使现在卖掉房子都不够还银行贷款。不少像江涛这样的房主选择把房子扔给银行，不再偿还银行贷款，弃房跑路，“让银行当几年房东”。而像江涛这样已经“跑路”的人更加心灰意冷，这些房产曾是他们想东山再起的希望。
江涛在温州房产最高峰时，向银行借了1.5亿元，向民间借贷5000万元。现在房产缩水，市值只有6000万。江涛已经完全败退，陷入“不 停找盖子”的恶性循环。他的炒房团两位成员，情况与他类似。唯一的不同是，两年前，两位成员前思后想无法解脱，半夜里夫妻二人光身子跳楼自杀。
温州市法院的一位人士向记者证实了这一事实。温州司法委托拍卖的房屋数量明显增多，从2011年到2013年，该院查封的房屋至少有 3000套，目前还只是小部分在进行拍卖。“银行害怕把房子一起拿出来卖，会把房价打下去，所以现在还捂着。”据统计，2011年温州全市法院委托拍卖 545件，2012年为986 件，2013年仅上半年就有622件。“其中80%为个人房产，这还不包括企业破产涉及的房产。”法院人士预测，接下来，来自国有和司法渠道的“拍卖房” 将规模入市。
“温州炒房团应该是全军覆没了。”江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好企业被牵连
目前温州当地金融界普遍持有的观点是：两年前的危机已开始向金融机构蔓延。
正基于此，温州当地已成立多家民营资本管理公司，其中三家已开始向金融机构收购不良资产。如瑞安华峰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已收购工商银行温州分 行2.7亿元不良资产；华夏银行温州分行已与苍南润丰民间资本管理公司达成了1亿元不良资产转让协议；海螺民间资本管理公司亦与工商银行温州分行达成了1 亿元的不良资产收购协议。
6 月19日，浙江省首个设立金融审判庭的基层法院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发布的金融商事审判“白皮书”，也印证了上述观点。“白皮书”显示，2012年5 月～2013年4月，一年来鹿城法院共计受理各类金融案件6218件，标的额高达172.78亿元。这说明，温州金融案件涉案标的额不仅越来越巨大，而且 案件数量持续高位运行，风险正从民间借贷向正规的金融借款蔓延。
与高利贷相关的担保行业，也几乎无一幸免。温州担保行业协会10个副会长中有6个在跑路风潮后被捕，皆因涉嫌高利贷与非法集资。2013年 7月，温州最大的担保公司中投担保破产的消息广泛流传，公司董事长郭炳超是在任的温州担保协会会长。如今，原本有几百家企业的担保协会，至2012年只剩 下40家会员企业。
风险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向更健康的企业传导。“在2013 年下半年，更多的温州好企业，将在联保互保的阴影下继续倒下。”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国家为了刺激经济，银行放 出海量贷款。当时，银行考虑的是市场占有份额，于是鼓励企业借贷。但一些企业凭自身资质缺乏抵押物很难从银行贷款，银行信贷经理便将另外两家资质好的企业 聚集到一起，苦心婆心地劝三家企业用联保的方式从银行贷款。这样，不仅资质较差的企业能够获得贷款，资质较好的企业也能降低贷款成本，看似三全其美。但 是，好企业和坏企业也由此被捆在一起。
阮清是温州乐清做五金的企业老板，他的公司负债2亿，为别人担保了3亿。“我现在背的债，不知道明年会涨到多少钱，债务是不确定的，一点希 望都没有。”在乐清，据说已有15个互保形式的担保贷款链浮出水面，每个链条上都是复杂的结构，第一圈5个企业，第二圈10个，一圈一圈下来几十家企业绑 在一起，而其中的任何一个企业出问题，最终会让所有的企业受到牵连。
最痛苦的是参与联保的被困住的好企业，满腔悲愤，企业主也不得不跑路。有种说法在乐清开始流行：欠1000万肯定是要还的，欠3000万要 看看左右互保的企业，要是上亿肯定就不还了。也有不少人趁乱转移资产，把抽空的企业和巨额负债转嫁给互保企业。联保互保曾被认为是具有很高价值的市场自发 创新，它有助于帮助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融资，现在却沦为惩罚好企业的恶机制。
“一些大的优质企业也会被吞噬。地方政府无法调控金融机构，所以需要中央出面。如果这个问题到春节前都无法解决，更大的危机或将到来。”周德文说。
福兮祸兮四万亿
江涛暴富的源头是房地产。2009年，房地产容易从银行贷款，江涛看中一套房子，一次性付清800万买下。当时银行就主动贷给他1000 万，然后他再通过朋友互保，把钱放大，贷出钱再一次性付款买房，买完房就再拿到银行抵押。当时，温州城里和报纸上，高档住宅、别墅的广告炫富又煽情。 “1000万的房子我看都不看，现金直接付清。”
银行有很多潜规则。比如说，一套房产贷款额度达不到2000万怎么办？银行为了做业绩，先贷给江涛1000万，江涛把1000万存进去，再贷一次；以承兑汇票开出来，以质押的方式，银行的存款业绩就有2000万元了。
温州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竞争异常激烈。为了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部分商业银行采取变通、变相或违规做法，降低贷款标准，减少审查步骤，放松了 真实性审核。如此种种，也严重影响了银行的资产安全性。据温州企业家联合会统计，2011年温州民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前，全市100家明星企业半数以上涉 足楼市。
这一切起源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推出“从重从快”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宽松的货币政策，令银行产生了大量沉淀资金，无处释放。 用周德文的话说就是“钱太多”。那个时候，银行不仅盯着江涛这些买房人，也每天围着眼镜巨头胡福林转，都希望把钱借贷给他。2011年温州GDP是 3351亿，年末贷款余额是6194亿，贷款余额是前者的1.85倍。
很多人都提及中小企业贷款难，在温州并非如此。“其实温州贷款真的很好贷。”江涛说。胡福林跑路后，媒体公开信息显示：2个亿产能的信泰集团，贷款有20个亿，民间高利贷12亿，月息高达2000多万，银行贷款8亿，月息500多万。
一位民生银行的信贷员说：“我放钱放到手软，贷不到钱的企业，资质确实太差，走遍全世界恐怕也贷不到款。”他质疑，那些跑路的企业，叫嚣钱荒的企业，公布一下它的资产负债表，“看哪家不是贷款远超过自有资产，哪个不是过度融资？”
除了银行的钱，温商几千亿的民间资金几乎也都流回了温州。国家政策变化，限购房产挤出了炒房基金，股市低迷挤出了证券基金，国进民退挤出了矿山投资，国资垄断导致民资无法进入交通、铁路等产业。温州成了资金的洼地，各种资本无处可去，蠢蠢欲动。
“这样印钱的速度，必须投资一个高利润、变现快的行业。”这是江涛和很多商人的共识。为此，民间放贷成为继房地产投资后又一个重要释放资金 的途径。“你放出 2000万元，如果利息两分，一个月就有40万进账。一般利息放贷利息在4分到6分。这几乎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比开厂容易得多。”江涛说谁都会心动。
彼时，在温州市区人民路、锦绣路、龟湖路、百里东路等地段，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行和投资服务公司遍地开花。报纸上每天都是担保公司的广告，很多老板名片上追加了“投资公司”“担保公司”，甚至不是商人的温州人几乎每天都接到要不要房贷、要不要抵押贷款的电话。
2011 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上半年估计规模约1100亿元，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 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而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已超过历史最高值，2011年，民间借贷的月息已达6分甚至7分，最高的达到1毛5，这意味着，借贷 100万，一年光利息就要还72万至180万。
公务员和银行职员也参与其中。《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权威方面获悉，曾有近6000套公务员房产拿到银行抵押，抵押额可达房屋评估价的7 成，然后将贷款拿去放高利贷。大多数公务员因收入稳定，有职务，银行还会给他们提供小额授信贷款。处级干部 50万，科级干部30万，再贷给民营企业。现在，由于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还款无期，这批抵押的房产，成为亟待清理呆坏账的银行手里的烫手山芋。
很多民间高利贷公司中，银行职员就是股东。上述法院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温州某银行塘下支行信贷员凭一纸假房产证7次从银行共贷出了1652万元投入到高利贷行业。
2011年10月，温州一家银行的客户经理张某，以银行内部理财产品为名，承诺各企业可获得1.5分至3分不等的月息，且按月支付，从亲戚、朋友和曾经的客户处吸收近亿元资金跑路。多名受害人悬赏20万在全国“通缉”她。
“所有人都太有钱了！所有人都疯了！”周德文说。温州人患上了“暴富狂想症”，以钱赚钱，而且只赚大钱、赚快钱。
放贷的，钱来得太容易，炫富；借贷的，梦想着即将到来的财富，也炫富，顺便证明自己有实力还贷。在温州，豪宅豪车人人可见。7系宝马，S级 奔驰，奥迪A8等常规豪华车以外，不乏有宾利、劳斯莱斯、兰博基尼等顶级汽车，遍布温州大街小巷。在一个尚有些山区的青街小镇，步行不到10分钟，却有8 辆劳斯莱斯和一辆的布加迪威龙。
“但攀比不是简单的攀比，而是证明实力，借钱更方便。”江涛说，他原本的厂房本不需要盖6层那么高，主要是为了银行贷款。豪车豪宅，是为了向人证明自己能还钱。在温州，很多放贷人其实根本不清楚借贷人的真实财力。
实业成为一张名片，一个融资的平台，一个人际交往的平台。2008年开始，江涛陆续开设了外贸公司、珠宝公司、太阳能公司等，“摆个门面，好看而已，别人问，老江你在做什么？我说，我做的行业很广，包括珠宝、太阳能什么都做。”
钱在温州不是问题。但在拿钱做什么事上，进入2009年的温州商人却犯起了迷糊。眼镜大王信泰集团进军太阳能开发领域，做电线电缆起家的三 旗集团涉足红酒酿造，服装企业庄吉集团投资造船业，更多企业投资文化产业，以温州人为制片人的电影、纪录片、儿童剧层现。“有的玩，有的是真投资，温州人 从小裁缝、小五金起家，想做大产业，换个身份，换个名声。”一位眼镜企业的负责人说。
从此，温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产业空心化迹象，大量资本从实业抽离，以实业做幌子，把银行贷款转入房地产、股市或高利贷等领域，大量企业外流 外迁。浙江霸力鞋业集团董事长王跃进也跑路至澳大利亚，负债累累的王跃进在澳期间，抛弃辛苦多年打下的制造业江山，尚在遥控他投资的不怎么在行的广西矿 业，期盼矿山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期待铁矿价格大幅上涨令其翻身。
政策风云突变
政策的变化很突然。繁华依旧之时，2011年9月，银行贷款迟迟下不来，江涛和胡福林都觉得要出事！
就在跑路几个月前，江涛用1亿现金买了一个办公楼和5套房子。这1亿里面有6000万来自民间借贷。按照之前的经验，他可以从银行贷1.3亿～1.5个亿，“但最终从银行只下来了大概3000万。”
2010 年后，通胀之虎如期出笼。在CPI高位徘徊的严峻形势下，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急速转向紧缩。2010年10月以后，央行5次加息，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至21.5%的惊人比例。2012年8月底，央行再发通知，将商业银行的保证金存款（包含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三部分）纳入存款准备金的缴存范围。“这 相当于未来6个月内收紧约9000亿元资金，接近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效果。”农业银行浙江分行高级经济师吕志强说。
江涛和朋友在银行都是短贷长用。比如说银行的短期贷款5000万，3个月一转债，贷款先还上，再贷给你。但是上面一声令下，所有银行都要回吸存款。“银行的人哄我，你去民间先借点还上贷款，一个礼拜之后我再贷给你。”
“在温州，我每天最怕接的电话，就是有企业家咨询我贷款到期，到底还不还？如果我建议他最好不要还，这等于让企业家失信；如果我以信用之名劝他还贷，他还贷后可能再也无法获得新贷款了。”周德文说。
果然，银行变卦了。江涛还给银行的5000万是三分利、五分利从民间借来的。“银行继续拖着我，一直说下个礼拜就放贷。”5000万高利贷不还，十天半月，逼债的人就到了，只好再去借，借到最后就是五分利变成了一毛利，江涛最高一个月付了670万利息。
2008 年，胡福林的信泰集团下属公司进军太阳能光伏产业，向银行和民间分别借贷6亿元，共计12亿元。将巨资“砸”进太阳能后，才知道这个行业的信贷政策都是向 大型国资背景的企业倾斜，民营中小企业受歧视、受排挤。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接踵而来的欧债、美债危机导致国际市场及产能过剩，欧美政府取消对太阳能的补 贴，使之利润率从70%骤降为10%。胡福林无比痛心，这些产业机械装备投资动辄几百万上千万，“逼上去就没有后路。”
银行变脸，胡福林投资新能源颗粒无收。此时的他，已经很难再向银行借贷到资金。在出走前20多天里，胡福林一直在还债，最多的时候，一天几 百人催着胡福林还款。“后来有一笔即将到期的几千万元的银行贷款实在周转不过来，我的信心也就没了。”胡福林在出逃的前夜，还打电话给当地政府领导，希望 做通银行工作，续贷一笔钱给他，但没有结果。
“刚开始不断地让你跑100码，现在突然让你刹车到20码，不翻车才怪。”周德文后来和胡福林有过一次深谈，胡福林也感觉就是做了一个噩梦，反思这是血的教训。
银行的日子也不好过。“当时温州市银行不良贷款率为3.79%，个别银行甚至一度突破8%，远远高于全国银行业的平均不良贷款率。”周德文 说。根据温州市金融办的数据显示，2013年3月有些银行不良贷款率更是攀升到4.01%。一家商业银行一下子开除了一百多个人。不少商人为表达自己的愤 怒，到银行去搬桌椅板凳，“骗”字变成商人形容银行的常用词语，温州银行和企业之间由来已久的畸形、纠结关系一触即发。以至于2011年10月初，时任国 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赴温州安抚。半年后，温州金改出炉，已是后话。
彼时，为了防风险，有些大银行的高层甚至表示可以放弃温州。银行抽贷使得原先缺钱的企业更为步履维艰。温州市政府专门组织了一次银企座谈会，温州当地26家银行代表悉数到场，当着市委书记、市长的面，众多中小企业主一边倒地声讨银行，要求银行不能抽贷压贷。
“ ‘五马分尸’，你也抽，我也抽。再这样下去，哪一个企业受得了。”温州开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跃胜表达不满，奥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振滔也告诫银行， 温州的实体经济每年对银行的利润贡献将近200亿。“银行别那么紧张。”他们联合工商联32个人签字，每人拿出2000万，在报纸登出来，说不要跳楼，这 里有钱。
“我们处理过的一些案件，光付高利息就三五亿。”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律师陈有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两年接手的都是类似案件，路线图也都是以银行变脸结束。
另一项政策，让情势更加雪上加霜。在温州商人眼里，当时的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最大施政动作主要是两招，拆迁、拆违。温州的很多小微企业包括作坊式工场，几乎被拆光。这一行动，被一些银行、企业界人士认为是致使温州企业加速倒闭的重要原因。
2011年初，温州市委市政府出台23号文件。文件中有一个条款，取消了工业用地的市场化，不能自由买卖。与此同时，政府规定，凡是违章的土地均不能在银行抵押贷款，所有续贷的企业必须到政府盖一个章，证明企业没有违章才能到银行续贷。
温州土地稀少，大部分的企业用地都是见缝插针，多少都有违规行为。尤其温州劳动力密集的传统制造业多，大部分的企业都在自己的工业用地上盖 房子用作职工宿舍。这也是温商在危急时刻，希望透过抵押工业房产，渡过流动性危机的最后一招。奈何两年前的秋天，温商已是“叫天不应，叫地也不灵”。江涛 说，这让不少企业主感到绝望，认为这项规定不审时度势，灵活变通。
一跑了之
江涛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跑路。两年前，他最吃惊的是温州宝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保忠，抛下多年家业，在中秋月圆之夜一跑了之。事发前，他还经常见到吴保忠开着500万的劳斯莱斯到处露面。
2011 年9月开始，跑路随即如潮涌来，整个温州到处蔓延恐慌的情绪。在温州本地租厂房的外地老板跑得越来越多，而温州本地老板跑不掉自杀的越来越多。在温州不少 商人是裸商，早就准备好各种手续跑路，工厂土地都是拿到银行抵押的，跑路后，银行即使收回土地和厂房也是烂摊子。
跑路发生在9月一点也不奇怪。每逢3、6、9、12月月底，银行的季度考核指标下来，很多企业要帮助银行拉存款。“不帮忙拉存款，下次批贷款就会出问题。”江涛说，他们其实都是去买高利贷给银行。
跑路的人越来越多，“很多比我厉害的人都走了，我感觉没希望了。”2011年9月30日晚上，几个公务员债主堵在江涛家里，逼着他要钱，江 涛觉得自己可能有危险。“部分公务员钱来路不明，我拿你的钱跑路，你敢报案吗？”一念闪过，江涛做好了跑的打算。“如果真的一直待下去，我也很难设想。也 许进了公安局，也许像有些人一样，从楼上跳下来。”江涛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换掉了4个手机号码，到山城重庆投靠朋友。对不知情父母的内疚、与妻子的不停争 吵，都告一段落了。
周德文告诉记者，在温州永嘉县黄田镇，2011年9月一个月内就有100多家企业关闭。2011年，在跑路重灾区龙湾区永强镇，仅 2011年8月就发生了20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金额10亿元以上的“老高”跑了3人。仅9月22日一天，有9个老板跑路，网上还爆出了一份《温州老板 跑路清单》，涉及金额从几千万到十几亿不等。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得知，仅2011年11月8日至13日，就发生了1人跳楼、1人跳江、2 人注射毒品自杀。11月8日凌晨，家住温州黄龙住宅区的童某因上家跑路、亲戚朋友上门逼债，在家中跳楼自杀。11月11日中午，浙江嘉居房地产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王某在瑞安跳入飞云江，也与担保公司放贷有关，后被江上一条挖沙船救起。11月13日，温州一家开担保公司兼贸易进出口公司的林氏夫妇在洞头县大门 镇老家双双注射海洛因自杀。
官员也加入自杀的队伍。12月20日，温州龙湾区风景旅游管理局局长王某跳楼身亡，法院人士告诉记者，他也与民间借贷有关。据温州市两级法院统计，仅2011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民间借贷类立案数累计高达1000多起。
但也有浑水摸鱼，趁机会赖账不还的商人。温州市市长陈金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温州市政府包括司法部门也在严厉打击恶意欠薪，搞假倒闭、假出走、假破产的人。
跑路不是出路
2013年6月，跑路近两年的郑珠菊和其父因涉嫌非法经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47多亿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9年。郑珠菊曾是温州市龙湾区“百乐家电”女老板，在温州有“家电大王”称号。
江涛的朋友、来自龙湾区蒲州街道的叶某、陈某夫妇，也因高息借贷5000余万元后“下落不明”，江涛知道他们租住在四川广安一个朋友的房子里，几乎足不出户，直至2013年6月被抓。
8 月8日凌晨，涉嫌非法吸存款2亿多元、外逃近两年的姜某夫妇被警方押解回温。夫妇俩原本在乐清办一家上规模的不锈钢企业，其公司鼎盛时年产值达8亿元。姜 某夫妇是温州龙湾区警方2013年“追逃治赖”行动开展以来抓获的第三对“跑路”夫妇，《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得知，目前已有13名“老赖”被警方抓获或主 动投案自首。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公安部门累计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越来越多。根据温州中级人民法院统计，近年来，温州中级人民法院民间借贷收案数量急剧 上升。2012年，全年收案数量19446起，比2011年同比上升61.46%；2012年，全年收案标的额为220.39亿元，比 2011年同比上升106.16%。
很多温商一下子“回到了20年前”。2013年3月，资不抵债的森泰集团向乐清市政府递交了紧急报告，要求破产重组。森泰成立已20年，在乐清当地是明星企业，曾跻身中国电气行业百强。
主动申请破产的企业还在增加。2013年以来，温州两级法院已经受理各类破产案件86件，是2012年全年受理案件的3倍。
跑到重庆的江涛选择开网店卖衣服，不再想着赚几个亿，但从头再来并不像当年那样容易。以前温州人在外地是金名片，银行最愿意贷款给温州人， 对温商贷款没有限制。现在各地银行对温州老板信用审查最严格，“完全倒过来了”。尤其是温州永强的人基本不给贷款，江涛臭骂银行是“晴天送雨伞，下雨收雨 伞”。
无论如何，温商的商业信用严重受损。江涛给老婆打电话，老婆也骂他：“赚了钱就吹牛，亏了钱就跑路，今后谁敢与你打交道？”
以前，江涛的保时捷和宾利的司机随时在楼下候着，现在到哪里去经常要等地铁。2012年，温州的豪车却开始大甩卖，吸引了全国的人赶来抢 购。“现在才知道：重庆怎么这么大，好像比上海还大。”每晚很难入睡，总要喝很多酒，抽很多烟，想想自己当年拿着超大水晶杯，像喝啤酒一样喝红酒，多俗 气，没品位。有时电话响起，来电显示是温州的号码，江涛心中会立刻堆满不祥的预感。
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乡，正常经营的老板也受到很大影响。手机不敢关机，不敢出去度假，出国正常谈生意也不敢去，没事要经常出来亮个相，“几天见不到就以为跑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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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前，温州市住建委对于“楼市断供”现象还讳莫如深，但证券时报记者的调查报道却客观揭示了温州楼市断供现象的存在。日前，温州市银监分局终于承认了温州楼市断供现象的存在，但认为风险可控。
温州市银监分局有关人士表示，在8月底媒体对“断供房”进行报道后，温州市银监分局就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并就房地产市场信贷风险状况，对辖 内42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专题调查。调研结果显示，“断供房”即“弃房”现象的确存在，但数量远非外界传闻的那般庞大，风险也是总体可控的。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3月5日，一位农民在温州鹿城广场后的一片未开发的空地上开垦。该楼盘是温州市区的精品楼盘。2009年国家楼市“双限”之前，市场均价每平米75000至80000元，一度受到追捧，随后一路狂跌，跌至现在的成交价为45000元，差不多打了对折。
3月5日，一位“童装模特”站在温州市中心一地块上。
温州一家房产中介的工作人员挂上新的房价标牌（3月5日摄），牌子上显示温州部分豪宅的房价与去年同期相比已近“腰斩”。
温州市民在温州市房屋登记中心门口排队等待登记二手房交易过户（3月6日摄）。
3月24日，工人在温州市中心一处正在拆迁的地块上清理。目前，温州土地平均楼面地价处于近5年来最低值。
江涛离开温州已经整整两年。江涛永远记得2011年9月30日这一天。在这一天，他成为温州商人跑路潮中的一员。
江涛将采访地点选在了温州市区的景山公园，环路而上，这里是温州最高峰，可以俯瞰整个温州。民间传言这里风水好，曾经很多民间借贷的生意都 在此完成。如今，山上喝茶休闲的人居多，聊聊风月，无关生意，更无关金融。从山顶一眼能看到温州市的地标建筑，楼高68层、333.33米的温州世贸中心 大厦，这座空寂的大楼一直未投入使用，坊间传言，责任人也早已跑路。
江涛让车一路开到山顶，他不想被熟人看见。他很后悔跑路，“我现在的身份是半黑暗的，我不敢告诉人家我在哪。”他表哥也欠债过亿，但坚持在温州没有走，债主为防止他表哥“跑路”，10个债主每天电话从早上打到凌晨，苦不堪言。“烦恼很多，但至少有一个光明的身份”。
常年在外，江涛对“温州人”这三个字感受颇深。多年前，只要对方问他是哪儿人？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温州人！”对方往往会称赞地 说：“你们温州人真厉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江涛羞于提起自己是“温州人”。在不少人眼中，温州人炒这炒那，投机且不讲信用，是人见人怕的 “瘟州人”。
2013年8月底，一场秋雨刚刚洗刷过这个城市，空气渐凉。江涛裹紧衣服：“温州和温州商人的冬天还远没有过去。”在他跑路两年后，温州的商人们又以飞快的速度开始了“跑路第二季”。
因房而跑
短短两年间的放贷和炒房，让温州过去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再度倍增。但是，即使在春风得意的2010年，江涛也有些担心：“我们也迟早要跌在高利贷和房子这两个东西上面。”
他不幸言中。和江涛两年前因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跑路不同，两年后，2013年9月，温州的跑路风潮是因房而跑，因被牵连而跑。
2013年8月底，温州当地媒体整版整版的房产处置广告密集刊出，温州大量断供房公开拍卖。如果不是公开拍卖，恐怕没有多少人会知道温州楼市的断供现象。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3年7月，70个大中城市中有69个城市房价同比上涨，唯有温州的房价在下降。至此，温州房价已经连续 23个月下降，温州大学房地产研究所研究员陈鸿告诉记者，2012年温州楼市泡沫被挤掉35%至40%，2013年上半年又挤掉10%左右。温州一些新建 商品房比最高峰时房价下跌了30%～40%，个别豪宅价格甚至拦腰一刀。
以江涛的两套房子为例，他买的香缇半岛的楼盘之前被炒到5万元/平方米，如今价格已下降至2.8万元/平方米左右，鹿城广场的那套房子更是曾超过10万/平方米，但如今市场价跌至4万/平方米。
也就是说，即使现在卖掉房子都不够还银行贷款。不少像江涛这样的房主选择把房子扔给银行，不再偿还银行贷款，弃房跑路，“让银行当几年房东”。而像江涛这样已经“跑路”的人更加心灰意冷，这些房产曾是他们想东山再起的希望。
江涛在温州房产最高峰时，向银行借了1.5亿元，向民间借贷5000万元。现在房产缩水，市值只有6000万。江涛已经完全败退，陷入“不 停找盖子”的恶性循环。他的炒房团两位成员，情况与他类似。唯一的不同是，两年前，两位成员前思后想无法解脱，半夜里夫妻二人光身子跳楼自杀。
温州市法院的一位人士向记者证实了这一事实。温州司法委托拍卖的房屋数量明显增多，从2011年到2013年，该院查封的房屋至少有 3000套，目前还只是小部分在进行拍卖。“银行害怕把房子一起拿出来卖，会把房价打下去，所以现在还捂着。”据统计，2011年温州全市法院委托拍卖 545件，2012年为986 件，2013年仅上半年就有622件。“其中80%为个人房产，这还不包括企业破产涉及的房产。”法院人士预测，接下来，来自国有和司法渠道的“拍卖房” 将规模入市。
“温州炒房团应该是全军覆没了。”江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好企业被牵连
目前温州当地金融界普遍持有的观点是：两年前的危机已开始向金融机构蔓延。
正基于此，温州当地已成立多家民营资本管理公司，其中三家已开始向金融机构收购不良资产。如瑞安华峰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已收购工商银行温州分 行2.7亿元不良资产；华夏银行温州分行已与苍南润丰民间资本管理公司达成了1亿元不良资产转让协议；海螺民间资本管理公司亦与工商银行温州分行达成了1 亿元的不良资产收购协议。
6 月19日，浙江省首个设立金融审判庭的基层法院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发布的金融商事审判“白皮书”，也印证了上述观点。“白皮书”显示，2012年5 月～2013年4月，一年来鹿城法院共计受理各类金融案件6218件，标的额高达172.78亿元。这说明，温州金融案件涉案标的额不仅越来越巨大，而且 案件数量持续高位运行，风险正从民间借贷向正规的金融借款蔓延。
与高利贷相关的担保行业，也几乎无一幸免。温州担保行业协会10个副会长中有6个在跑路风潮后被捕，皆因涉嫌高利贷与非法集资。2013年 7月，温州最大的担保公司中投担保破产的消息广泛流传，公司董事长郭炳超是在任的温州担保协会会长。如今，原本有几百家企业的担保协会，至2012年只剩 下40家会员企业。
风险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向更健康的企业传导。“在2013 年下半年，更多的温州好企业，将在联保互保的阴影下继续倒下。”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国家为了刺激经济，银行放 出海量贷款。当时，银行考虑的是市场占有份额，于是鼓励企业借贷。但一些企业凭自身资质缺乏抵押物很难从银行贷款，银行信贷经理便将另外两家资质好的企业 聚集到一起，苦心婆心地劝三家企业用联保的方式从银行贷款。这样，不仅资质较差的企业能够获得贷款，资质较好的企业也能降低贷款成本，看似三全其美。但 是，好企业和坏企业也由此被捆在一起。
阮清是温州乐清做五金的企业老板，他的公司负债2亿，为别人担保了3亿。“我现在背的债，不知道明年会涨到多少钱，债务是不确定的，一点希 望都没有。”在乐清，据说已有15个互保形式的担保贷款链浮出水面，每个链条上都是复杂的结构，第一圈5个企业，第二圈10个，一圈一圈下来几十家企业绑 在一起，而其中的任何一个企业出问题，最终会让所有的企业受到牵连。
最痛苦的是参与联保的被困住的好企业，满腔悲愤，企业主也不得不跑路。有种说法在乐清开始流行：欠1000万肯定是要还的，欠3000万要 看看左右互保的企业，要是上亿肯定就不还了。也有不少人趁乱转移资产，把抽空的企业和巨额负债转嫁给互保企业。联保互保曾被认为是具有很高价值的市场自发 创新，它有助于帮助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融资，现在却沦为惩罚好企业的恶机制。
“一些大的优质企业也会被吞噬。地方政府无法调控金融机构，所以需要中央出面。如果这个问题到春节前都无法解决，更大的危机或将到来。”周德文说。
福兮祸兮四万亿
江涛暴富的源头是房地产。2009年，房地产容易从银行贷款，江涛看中一套房子，一次性付清800万买下。当时银行就主动贷给他1000 万，然后他再通过朋友互保，把钱放大，贷出钱再一次性付款买房，买完房就再拿到银行抵押。当时，温州城里和报纸上，高档住宅、别墅的广告炫富又煽情。 “1000万的房子我看都不看，现金直接付清。”
银行有很多潜规则。比如说，一套房产贷款额度达不到2000万怎么办？银行为了做业绩，先贷给江涛1000万，江涛把1000万存进去，再贷一次；以承兑汇票开出来，以质押的方式，银行的存款业绩就有2000万元了。
温州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竞争异常激烈。为了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部分商业银行采取变通、变相或违规做法，降低贷款标准，减少审查步骤，放松了 真实性审核。如此种种，也严重影响了银行的资产安全性。据温州企业家联合会统计，2011年温州民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前，全市100家明星企业半数以上涉 足楼市。
这一切起源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推出“从重从快”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宽松的货币政策，令银行产生了大量沉淀资金，无处释放。 用周德文的话说就是“钱太多”。那个时候，银行不仅盯着江涛这些买房人，也每天围着眼镜巨头胡福林转，都希望把钱借贷给他。2011年温州GDP是 3351亿，年末贷款余额是6194亿，贷款余额是前者的1.85倍。
很多人都提及中小企业贷款难，在温州并非如此。“其实温州贷款真的很好贷。”江涛说。胡福林跑路后，媒体公开信息显示：2个亿产能的信泰集团，贷款有20个亿，民间高利贷12亿，月息高达2000多万，银行贷款8亿，月息500多万。
一位民生银行的信贷员说：“我放钱放到手软，贷不到钱的企业，资质确实太差，走遍全世界恐怕也贷不到款。”他质疑，那些跑路的企业，叫嚣钱荒的企业，公布一下它的资产负债表，“看哪家不是贷款远超过自有资产，哪个不是过度融资？”
除了银行的钱，温商几千亿的民间资金几乎也都流回了温州。国家政策变化，限购房产挤出了炒房基金，股市低迷挤出了证券基金，国进民退挤出了矿山投资，国资垄断导致民资无法进入交通、铁路等产业。温州成了资金的洼地，各种资本无处可去，蠢蠢欲动。
“这样印钱的速度，必须投资一个高利润、变现快的行业。”这是江涛和很多商人的共识。为此，民间放贷成为继房地产投资后又一个重要释放资金 的途径。“你放出 2000万元，如果利息两分，一个月就有40万进账。一般利息放贷利息在4分到6分。这几乎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比开厂容易得多。”江涛说谁都会心动。
彼时，在温州市区人民路、锦绣路、龟湖路、百里东路等地段，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行和投资服务公司遍地开花。报纸上每天都是担保公司的广告，很多老板名片上追加了“投资公司”“担保公司”，甚至不是商人的温州人几乎每天都接到要不要房贷、要不要抵押贷款的电话。
2011 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上半年估计规模约1100亿元，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 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而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已超过历史最高值，2011年，民间借贷的月息已达6分甚至7分，最高的达到1毛5，这意味着，借贷 100万，一年光利息就要还72万至180万。
公务员和银行职员也参与其中。《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权威方面获悉，曾有近6000套公务员房产拿到银行抵押，抵押额可达房屋评估价的7 成，然后将贷款拿去放高利贷。大多数公务员因收入稳定，有职务，银行还会给他们提供小额授信贷款。处级干部 50万，科级干部30万，再贷给民营企业。现在，由于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还款无期，这批抵押的房产，成为亟待清理呆坏账的银行手里的烫手山芋。
很多民间高利贷公司中，银行职员就是股东。上述法院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温州某银行塘下支行信贷员凭一纸假房产证7次从银行共贷出了1652万元投入到高利贷行业。
2011年10月，温州一家银行的客户经理张某，以银行内部理财产品为名，承诺各企业可获得1.5分至3分不等的月息，且按月支付，从亲戚、朋友和曾经的客户处吸收近亿元资金跑路。多名受害人悬赏20万在全国“通缉”她。
“所有人都太有钱了！所有人都疯了！”周德文说。温州人患上了“暴富狂想症”，以钱赚钱，而且只赚大钱、赚快钱。
放贷的，钱来得太容易，炫富；借贷的，梦想着即将到来的财富，也炫富，顺便证明自己有实力还贷。在温州，豪宅豪车人人可见。7系宝马，S级 奔驰，奥迪A8等常规豪华车以外，不乏有宾利、劳斯莱斯、兰博基尼等顶级汽车，遍布温州大街小巷。在一个尚有些山区的青街小镇，步行不到10分钟，却有8 辆劳斯莱斯和一辆的布加迪威龙。
“但攀比不是简单的攀比，而是证明实力，借钱更方便。”江涛说，他原本的厂房本不需要盖6层那么高，主要是为了银行贷款。豪车豪宅，是为了向人证明自己能还钱。在温州，很多放贷人其实根本不清楚借贷人的真实财力。
实业成为一张名片，一个融资的平台，一个人际交往的平台。2008年开始，江涛陆续开设了外贸公司、珠宝公司、太阳能公司等，“摆个门面，好看而已，别人问，老江你在做什么？我说，我做的行业很广，包括珠宝、太阳能什么都做。”
钱在温州不是问题。但在拿钱做什么事上，进入2009年的温州商人却犯起了迷糊。眼镜大王信泰集团进军太阳能开发领域，做电线电缆起家的三 旗集团涉足红酒酿造，服装企业庄吉集团投资造船业，更多企业投资文化产业，以温州人为制片人的电影、纪录片、儿童剧层现。“有的玩，有的是真投资，温州人 从小裁缝、小五金起家，想做大产业，换个身份，换个名声。”一位眼镜企业的负责人说。
从此，温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产业空心化迹象，大量资本从实业抽离，以实业做幌子，把银行贷款转入房地产、股市或高利贷等领域，大量企业外流 外迁。浙江霸力鞋业集团董事长王跃进也跑路至澳大利亚，负债累累的王跃进在澳期间，抛弃辛苦多年打下的制造业江山，尚在遥控他投资的不怎么在行的广西矿 业，期盼矿山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期待铁矿价格大幅上涨令其翻身。
政策风云突变
政策的变化很突然。繁华依旧之时，2011年9月，银行贷款迟迟下不来，江涛和胡福林都觉得要出事！
就在跑路几个月前，江涛用1亿现金买了一个办公楼和5套房子。这1亿里面有6000万来自民间借贷。按照之前的经验，他可以从银行贷1.3亿～1.5个亿，“但最终从银行只下来了大概3000万。”
2010 年后，通胀之虎如期出笼。在CPI高位徘徊的严峻形势下，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急速转向紧缩。2010年10月以后，央行5次加息，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至21.5%的惊人比例。2012年8月底，央行再发通知，将商业银行的保证金存款（包含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三部分）纳入存款准备金的缴存范围。“这 相当于未来6个月内收紧约9000亿元资金，接近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效果。”农业银行浙江分行高级经济师吕志强说。
江涛和朋友在银行都是短贷长用。比如说银行的短期贷款5000万，3个月一转债，贷款先还上，再贷给你。但是上面一声令下，所有银行都要回吸存款。“银行的人哄我，你去民间先借点还上贷款，一个礼拜之后我再贷给你。”
“在温州，我每天最怕接的电话，就是有企业家咨询我贷款到期，到底还不还？如果我建议他最好不要还，这等于让企业家失信；如果我以信用之名劝他还贷，他还贷后可能再也无法获得新贷款了。”周德文说。
果然，银行变卦了。江涛还给银行的5000万是三分利、五分利从民间借来的。“银行继续拖着我，一直说下个礼拜就放贷。”5000万高利贷不还，十天半月，逼债的人就到了，只好再去借，借到最后就是五分利变成了一毛利，江涛最高一个月付了670万利息。
2008 年，胡福林的信泰集团下属公司进军太阳能光伏产业，向银行和民间分别借贷6亿元，共计12亿元。将巨资“砸”进太阳能后，才知道这个行业的信贷政策都是向 大型国资背景的企业倾斜，民营中小企业受歧视、受排挤。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接踵而来的欧债、美债危机导致国际市场及产能过剩，欧美政府取消对太阳能的补 贴，使之利润率从70%骤降为10%。胡福林无比痛心，这些产业机械装备投资动辄几百万上千万，“逼上去就没有后路。”
银行变脸，胡福林投资新能源颗粒无收。此时的他，已经很难再向银行借贷到资金。在出走前20多天里，胡福林一直在还债，最多的时候，一天几 百人催着胡福林还款。“后来有一笔即将到期的几千万元的银行贷款实在周转不过来，我的信心也就没了。”胡福林在出逃的前夜，还打电话给当地政府领导，希望 做通银行工作，续贷一笔钱给他，但没有结果。
“刚开始不断地让你跑100码，现在突然让你刹车到20码，不翻车才怪。”周德文后来和胡福林有过一次深谈，胡福林也感觉就是做了一个噩梦，反思这是血的教训。
银行的日子也不好过。“当时温州市银行不良贷款率为3.79%，个别银行甚至一度突破8%，远远高于全国银行业的平均不良贷款率。”周德文 说。根据温州市金融办的数据显示，2013年3月有些银行不良贷款率更是攀升到4.01%。一家商业银行一下子开除了一百多个人。不少商人为表达自己的愤 怒，到银行去搬桌椅板凳，“骗”字变成商人形容银行的常用词语，温州银行和企业之间由来已久的畸形、纠结关系一触即发。以至于2011年10月初，时任国 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赴温州安抚。半年后，温州金改出炉，已是后话。
彼时，为了防风险，有些大银行的高层甚至表示可以放弃温州。银行抽贷使得原先缺钱的企业更为步履维艰。温州市政府专门组织了一次银企座谈会，温州当地26家银行代表悉数到场，当着市委书记、市长的面，众多中小企业主一边倒地声讨银行，要求银行不能抽贷压贷。
“ ‘五马分尸’，你也抽，我也抽。再这样下去，哪一个企业受得了。”温州开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跃胜表达不满，奥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振滔也告诫银行， 温州的实体经济每年对银行的利润贡献将近200亿。“银行别那么紧张。”他们联合工商联32个人签字，每人拿出2000万，在报纸登出来，说不要跳楼，这 里有钱。
“我们处理过的一些案件，光付高利息就三五亿。”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律师陈有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两年接手的都是类似案件，路线图也都是以银行变脸结束。
另一项政策，让情势更加雪上加霜。在温州商人眼里，当时的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最大施政动作主要是两招，拆迁、拆违。温州的很多小微企业包括作坊式工场，几乎被拆光。这一行动，被一些银行、企业界人士认为是致使温州企业加速倒闭的重要原因。
2011年初，温州市委市政府出台23号文件。文件中有一个条款，取消了工业用地的市场化，不能自由买卖。与此同时，政府规定，凡是违章的土地均不能在银行抵押贷款，所有续贷的企业必须到政府盖一个章，证明企业没有违章才能到银行续贷。
温州土地稀少，大部分的企业用地都是见缝插针，多少都有违规行为。尤其温州劳动力密集的传统制造业多，大部分的企业都在自己的工业用地上盖 房子用作职工宿舍。这也是温商在危急时刻，希望透过抵押工业房产，渡过流动性危机的最后一招。奈何两年前的秋天，温商已是“叫天不应，叫地也不灵”。江涛 说，这让不少企业主感到绝望，认为这项规定不审时度势，灵活变通。
一跑了之
江涛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跑路。两年前，他最吃惊的是温州宝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保忠，抛下多年家业，在中秋月圆之夜一跑了之。事发前，他还经常见到吴保忠开着500万的劳斯莱斯到处露面。
2011 年9月开始，跑路随即如潮涌来，整个温州到处蔓延恐慌的情绪。在温州本地租厂房的外地老板跑得越来越多，而温州本地老板跑不掉自杀的越来越多。在温州不少 商人是裸商，早就准备好各种手续跑路，工厂土地都是拿到银行抵押的，跑路后，银行即使收回土地和厂房也是烂摊子。
跑路发生在9月一点也不奇怪。每逢3、6、9、12月月底，银行的季度考核指标下来，很多企业要帮助银行拉存款。“不帮忙拉存款，下次批贷款就会出问题。”江涛说，他们其实都是去买高利贷给银行。
跑路的人越来越多，“很多比我厉害的人都走了，我感觉没希望了。”2011年9月30日晚上，几个公务员债主堵在江涛家里，逼着他要钱，江 涛觉得自己可能有危险。“部分公务员钱来路不明，我拿你的钱跑路，你敢报案吗？”一念闪过，江涛做好了跑的打算。“如果真的一直待下去，我也很难设想。也 许进了公安局，也许像有些人一样，从楼上跳下来。”江涛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换掉了4个手机号码，到山城重庆投靠朋友。对不知情父母的内疚、与妻子的不停争 吵，都告一段落了。
周德文告诉记者，在温州永嘉县黄田镇，2011年9月一个月内就有100多家企业关闭。2011年，在跑路重灾区龙湾区永强镇，仅 2011年8月就发生了20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金额10亿元以上的“老高”跑了3人。仅9月22日一天，有9个老板跑路，网上还爆出了一份《温州老板 跑路清单》，涉及金额从几千万到十几亿不等。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得知，仅2011年11月8日至13日，就发生了1人跳楼、1人跳江、2 人注射毒品自杀。11月8日凌晨，家住温州黄龙住宅区的童某因上家跑路、亲戚朋友上门逼债，在家中跳楼自杀。11月11日中午，浙江嘉居房地产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王某在瑞安跳入飞云江，也与担保公司放贷有关，后被江上一条挖沙船救起。11月13日，温州一家开担保公司兼贸易进出口公司的林氏夫妇在洞头县大门 镇老家双双注射海洛因自杀。
官员也加入自杀的队伍。12月20日，温州龙湾区风景旅游管理局局长王某跳楼身亡，法院人士告诉记者，他也与民间借贷有关。据温州市两级法院统计，仅2011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民间借贷类立案数累计高达1000多起。
但也有浑水摸鱼，趁机会赖账不还的商人。温州市市长陈金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温州市政府包括司法部门也在严厉打击恶意欠薪，搞假倒闭、假出走、假破产的人。
跑路不是出路
2013年6月，跑路近两年的郑珠菊和其父因涉嫌非法经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47多亿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9年。郑珠菊曾是温州市龙湾区“百乐家电”女老板，在温州有“家电大王”称号。
江涛的朋友、来自龙湾区蒲州街道的叶某、陈某夫妇，也因高息借贷5000余万元后“下落不明”，江涛知道他们租住在四川广安一个朋友的房子里，几乎足不出户，直至2013年6月被抓。
8 月8日凌晨，涉嫌非法吸存款2亿多元、外逃近两年的姜某夫妇被警方押解回温。夫妇俩原本在乐清办一家上规模的不锈钢企业，其公司鼎盛时年产值达8亿元。姜 某夫妇是温州龙湾区警方2013年“追逃治赖”行动开展以来抓获的第三对“跑路”夫妇，《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得知，目前已有13名“老赖”被警方抓获或主 动投案自首。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公安部门累计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越来越多。根据温州中级人民法院统计，近年来，温州中级人民法院民间借贷收案数量急剧 上升。2012年，全年收案数量19446起，比2011年同比上升61.46%；2012年，全年收案标的额为220.39亿元，比 2011年同比上升106.16%。
很多温商一下子“回到了20年前”。2013年3月，资不抵债的森泰集团向乐清市政府递交了紧急报告，要求破产重组。森泰成立已20年，在乐清当地是明星企业，曾跻身中国电气行业百强。
主动申请破产的企业还在增加。2013年以来，温州两级法院已经受理各类破产案件86件，是2012年全年受理案件的3倍。
跑到重庆的江涛选择开网店卖衣服，不再想着赚几个亿，但从头再来并不像当年那样容易。以前温州人在外地是金名片，银行最愿意贷款给温州人， 对温商贷款没有限制。现在各地银行对温州老板信用审查最严格，“完全倒过来了”。尤其是温州永强的人基本不给贷款，江涛臭骂银行是“晴天送雨伞，下雨收雨 伞”。
无论如何，温商的商业信用严重受损。江涛给老婆打电话，老婆也骂他：“赚了钱就吹牛，亏了钱就跑路，今后谁敢与你打交道？”
以前，江涛的保时捷和宾利的司机随时在楼下候着，现在到哪里去经常要等地铁。2012年，温州的豪车却开始大甩卖，吸引了全国的人赶来抢 购。“现在才知道：重庆怎么这么大，好像比上海还大。”每晚很难入睡，总要喝很多酒，抽很多烟，想想自己当年拿着超大水晶杯，像喝啤酒一样喝红酒，多俗 气，没品位。有时电话响起，来电显示是温州的号码，江涛心中会立刻堆满不祥的预感。
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乡，正常经营的老板也受到很大影响。手机不敢关机，不敢出去度假，出国正常谈生意也不敢去，没事要经常出来亮个相，“几天见不到就以为跑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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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前，温州市住建委对于“楼市断供”现象还讳莫如深，但证券时报记者的调查报道却客观揭示了温州楼市断供现象的存在。日前，温州市银监分局终于承认了温州楼市断供现象的存在，但认为风险可控。
温州市银监分局有关人士表示，在8月底媒体对“断供房”进行报道后，温州市银监分局就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并就房地产市场信贷风险状况，对辖 内42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专题调查。调研结果显示，“断供房”即“弃房”现象的确存在，但数量远非外界传闻的那般庞大，风险也是总体可控的。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