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子
下面的段子是在邓稼先那朴素的家中，夫人许鹿希告诉我们的。
钱学森召见邓稼先说：“中国要放一个大爆竹，要你来做这个大爆竹”。
当晚，邓回去后与夫人通宵不眠。
他只说，要去干一件工作：“从今以后我的生命就交给了这个工作。家中的事和两个孩子我是不能管了”。
有一天，许德珩问严济慈：“是谁为中国造出的原子弹？”严哈哈大笑，说：“你去问你的女婿吧”。
邓按下了原子弹起爆按钮，一切就绪了。这时一辆吉普开到他办公室门口，来人交给他一张去上海的机票、一封母亲病危的电报。其实母亲早就病危。但这时候，领导才告诉他并安排他。邓立即登车登机，去上海医院看老母。听此，我想起“岳母刺字”。
邓夫人许鹿希说：“请告诉中国人民可以放心了，没有人再会来轰炸我们的，我们可以在和平中生活、学习、建设。中国已经达到核极限，是世界五大核工业国之一。”
邓稼先他们，是一代人完成了别国五代科学家的任务，一口气从原子弹干到中子弹，到氢弹，到电脑模拟的核极限的。中国的国力，尤其经过“文革”，如果再分代的话，根本就没有时间达到现在这样的国防水平了。
邓稼先是知道很快就要“世界性禁核”的。如果中国不能抢在这个时间内完成核极限实验，那么就会“被禁”，而不能成为“大国”。所以，邓稼先一直在抢这时间，他忘了自己生命的时间，忘了其他一切的时间，惟要中国脱离打受欺的时间。
我国是在邓稼先逝世十周年那天爆炸了最后一颗原子弹，然后在次日宣布参加禁核的。
在邓家，我看到了张爱萍在一块素布上题写的“两弹元勋邓稼先”。我想，“元勋”的意思，是说对中国成为当代大国有功，而不仅仅是“军功”。
在一次爆炸失败后，几个单位在推卸责任。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必须有人到那颗原子弹被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邓稼先说：“谁也别去，我进去吧。你们去了也找不到，白受污染。我做的，我知道。”他一个人走进了那片地区，那片意味着死亡之地。他很快找到了核弹头，用手把他捧着，走了出来。最后证明是降落伞的问题。
就是这一次，伏下了他死于射线之下的死因。
许鹿希说：“说有位年轻的导演，要拍邓稼先，要一幢别墅，两队警卫。我说，邓稼先不是那样的。”她说：“我此生就住在这里了。这才是邓稼先生前住的房子。这两个沙发是杨振宁来看邓稼先的时候坐的。他们两人就这样一人一个，坐在这儿谈话。”
当年为了欢迎杨振宁来，夫妇俩上街挑了一个床单，就是现在铺在床上的那个，是单色的“十大建筑”。邓稼先喜欢这一个，就决定买了。
这张桌子就是邓稼先回来工作的桌子。那封信就是在这写的。
那封信是一封让杨振宁喜极而泣的信。
杨振宁在美国听美国人说：中国人的原子弹是由美国科学家参与做成的。他到了国内，很想问邓，但是没有启口。直到上飞机时，他问了：“有没有美国人？”邓迟疑了一下，说：“你先走吧。”邓回家立即请示周总理。周说：“把实情告诉他。”
邓就是在这张桌子上写了一封信，送信的人就等在桌边，立即拿了上飞机。到了上海赶到给杨振宁的送别宴上，亲手交给他。杨振宁当场打开，一看，立即泪流满面。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杨立刻到洗手间去了。作为一个宴席的主宾，突然地泪流满面。人们的惊讶可想而知。
我与杨博士亦曾有过对面谈话与一次来信的交往。以杨的应变能力，可达外交家与政治家水平。他风度傲然，气势逼人，令人很难看到内里。
他流泪了。他当年在云南，后来在海外盼望过的强国梦，被他的同学实现了。这是他的祖国。中国人再不必有屈身向外之感了。他的泪水流在中国，中国接受着。
房东
真正的房东是拥有土地的人。他们是房屋和土地的看守者，使那些漂泊来去的人也拥有这土地和房屋。
大物理学家杨振宁每来云南，必回龙院村。今年是与他的两个弟弟一块回的。他们在那里恰遇几个乡村少年，还与少年人聊了聊“前途”之类。也看了那些田地，自然，进了当年自家住的院落。在偌大的世界上，他认这块土地，认这座乡村院落，也认他的老房东。
我们摄制组自然也认了这里去拍。房东是个典型的老农妇，蓝布盖头，蓝布大褂，满脸碎纹。问她：“杨振宁家的孩子淘不淘？”她说：“他没有孩子，他还是个孩子。”又问：“他淘不淘呢？”答：“他不淘，没有我们家的孩子淘。他总在楼上看书。”这老太太可谓清楚。
于是走的时候，摄制组对她说：“知不知道以前住在这里的杨振宁得了诺贝尔奖，成了世界大名人？”老太太淡然地说：“是不是名人，我们不知道。就看他为不为中国人办事了。”
一语惊四座。摄制组的作家、记者皆环顾而悚然。仿佛是这块古老的阳光明媚的土地自己在说话了一样。当晚有人把这话上了电子网络。我则想将他发给所有的名人，只要他和她，还认自己是华人。在采访中，据我观察，杨振宁和李政道，不仅在为中国人办事，而且好像都在比赛着办。毕竟同是一方水土，民心民意，与名人心意，都跳不出这个法坛。
杨振宁曾写道，其父杨武之先生至死时，“在心里的一角都不能原谅他放弃中国国籍的事”。杨振宁是一个孝子。杨武之先生对他的父训，是血肉与精神学识的双重给予。杨振宁获奖研究的课题，就与其父当年在昆明给他看的一本《群论》有关。
在父训下，杨振宁从小熟读《孟子》。他所以频频地看望和关注老同学邓稼先，在邓死后又亲自著文，称邓为“民族英雄”一类的人。我认为，这就是他“心里也有一角”，那至死不能移动的情和欠。如果他不认为他欠点什么，那他就不是一个完全的中国人。
请大家互相在全球和在有中国人的外星球上，转达一下房东老太太的这句话吧。
不被消化掉的人
现在似乎更崇尚“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了。但我想说：“不被消化掉的人”亦是真俊杰！２０００年８月，李政道来北京３天，相约给我半天接受采访。
千里外带了一盒云南的中草药，想送他。有人好心劝我道：“人家这些人已经是洋人了，根本就不信这些根根草草。现在是中国人信西药，而西方人并不信中药。人家拿了不知所措，只有扔掉。”一席话说得我乡情大伤。但我仍是拿去了，固执地想要和他认这个“同”。
清早，我专门问了与李长期合作的沈克琦老师。沈老笑道：“李政道就是中国人，他身上有很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你一接触就知道，他很尊重祖国医学。这个很好，拿去！”
与李政道相对一早上，感觉首先是“老师”――他先接过我的采访提纲，用笔在上面划划，说：“这样你的重要内容时间才够。”然后是“学长”――他亲切融洽得像长你几班的大同学。最后是“朋友”――我说：“想拍一拍这个‘国际科技中心’的房间，不知您是否愿意带我们看看？”他说：“我非常愿意”。
他喜形于色地向我们作介绍。书架上，他的每一本书都是以中国画为封面，以中国文化的古意为书名的。在那些具有世界性成就的科学论著封面上，画着老庄故事和垂髫的牧童等。
李政道特别喜爱那首“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流光容易把人抛”的画意。他先和我推敲“光阴”一词，他说：“光与阴，是两个意思。”我说：“昼与夜乎？”他说：“有一点接近，还不完全。”他认为，在“光阴”这个中国词的含意里就已经包含了现代世界科学对“时间”、对“光速”和“相对论”等很多内容的领悟。
李政道的这种悟性，这种中国文化与科学融会贯通的精英式思维，这种丰美的人格，令人不由倾倒。一盒云南中草药，顺理成章地拿出来和被接受了。我感觉到的是，他和我们没有“断”。他不像那些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人，像外星人一样地看待他的故土与草木。
我看见的李政道是一个亲手做一切事情的人，包括如何布置那些办公室，当他妻子活着的时候，曾亲自为他设计写字台。他就在这张台上为我们题词。
沈克琦说，为给中国办事，李常常亲自向国外名大学名学者写几十封信，并到邮局亲手发走。在李的身边，助手们也是科学家，没有什么“女秘书”型的人。李政道的排场还不如今天国内的一个县长。我不管他的护照是什么，李政道是一个没有被西方强大的物质文明与文化消化掉的中国人。我想到：西南联大对我们民族的最大功勋，就是培养了一大批“不被消化掉的人”。
消化，有各种各样的。例如：被完全地同化，忘却“来处”。例如：被腐化，忘却初衷使命。例如：汉刘阿斗就是一个“此间乐，不思蜀”的，可随他人肠道消化作渣滓的东西。
中华民族所以成为中华民族，东方文化所以成为人类的一大板快或一大救援，就是因为不被任何力量消化，只愿意自身去消化其他，从而强大起来，屹立顶天。像邓稼先，更远一点如邓小平，都是留学海外而立志自强的伟人。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是否就是：“不愿意被消化掉的人们”？
两张照片：看见邓稼先在去世前，嘴角出血与杨振宁合影的照片，我感到他是一种壮志已酬，得其所哉的欣慰。夫人许鹿希说，那时他已是全身大出血，擦也擦不干，止也止不住了。高强射线导致的不治之症。这是在他手捧核弹头走出放射区时，就心里明白的。
另一张照片，是邓稼先有一次开会在西湖，他拉着同仁在“精忠报国”那四个古意盎然的字前照了一张相片。许鹿希说，邓不爱照相，但这张照片是他自己要照的。
当初随邓稼先一起搞原子弹的科学家，有些中途而退了。因为“没有科研成果，不能家庭团聚，不许亲友通信”。作为知识分子和普通人的生活、乐趣、权益，是必须牺牲掉的了。而最后获表彰的２５人中，就有８位西南联大的学生。除了有能力，这种“肯牺牲”，肯为民族大局淹没自我的精神，也是联大人的一种不被磨灭的气质吧？
下面的段子是在邓稼先那朴素的家中，夫人许鹿希告诉我们的。
钱学森召见邓稼先说：“中国要放一个大爆竹，要你来做这个大爆竹”。
当晚，邓回去后与夫人通宵不眠。
他只说，要去干一件工作：“从今以后我的生命就交给了这个工作。家中的事和两个孩子我是不能管了”。
有一天，许德珩问严济慈：“是谁为中国造出的原子弹？”严哈哈大笑，说：“你去问你的女婿吧”。
邓按下了原子弹起爆按钮，一切就绪了。这时一辆吉普开到他办公室门口，来人交给他一张去上海的机票、一封母亲病危的电报。其实母亲早就病危。但这时候，领导才告诉他并安排他。邓立即登车登机，去上海医院看老母。听此，我想起“岳母刺字”。
邓夫人许鹿希说：“请告诉中国人民可以放心了，没有人再会来轰炸我们的，我们可以在和平中生活、学习、建设。中国已经达到核极限，是世界五大核工业国之一。”
邓稼先他们，是一代人完成了别国五代科学家的任务，一口气从原子弹干到中子弹，到氢弹，到电脑模拟的核极限的。中国的国力，尤其经过“文革”，如果再分代的话，根本就没有时间达到现在这样的国防水平了。
邓稼先是知道很快就要“世界性禁核”的。如果中国不能抢在这个时间内完成核极限实验，那么就会“被禁”，而不能成为“大国”。所以，邓稼先一直在抢这时间，他忘了自己生命的时间，忘了其他一切的时间，惟要中国脱离打受欺的时间。
我国是在邓稼先逝世十周年那天爆炸了最后一颗原子弹，然后在次日宣布参加禁核的。
在邓家，我看到了张爱萍在一块素布上题写的“两弹元勋邓稼先”。我想，“元勋”的意思，是说对中国成为当代大国有功，而不仅仅是“军功”。
在一次爆炸失败后，几个单位在推卸责任。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必须有人到那颗原子弹被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邓稼先说：“谁也别去，我进去吧。你们去了也找不到，白受污染。我做的，我知道。”他一个人走进了那片地区，那片意味着死亡之地。他很快找到了核弹头，用手把他捧着，走了出来。最后证明是降落伞的问题。
就是这一次，伏下了他死于射线之下的死因。
许鹿希说：“说有位年轻的导演，要拍邓稼先，要一幢别墅，两队警卫。我说，邓稼先不是那样的。”她说：“我此生就住在这里了。这才是邓稼先生前住的房子。这两个沙发是杨振宁来看邓稼先的时候坐的。他们两人就这样一人一个，坐在这儿谈话。”
当年为了欢迎杨振宁来，夫妇俩上街挑了一个床单，就是现在铺在床上的那个，是单色的“十大建筑”。邓稼先喜欢这一个，就决定买了。
这张桌子就是邓稼先回来工作的桌子。那封信就是在这写的。
那封信是一封让杨振宁喜极而泣的信。
杨振宁在美国听美国人说：中国人的原子弹是由美国科学家参与做成的。他到了国内，很想问邓，但是没有启口。直到上飞机时，他问了：“有没有美国人？”邓迟疑了一下，说：“你先走吧。”邓回家立即请示周总理。周说：“把实情告诉他。”
邓就是在这张桌子上写了一封信，送信的人就等在桌边，立即拿了上飞机。到了上海赶到给杨振宁的送别宴上，亲手交给他。杨振宁当场打开，一看，立即泪流满面。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杨立刻到洗手间去了。作为一个宴席的主宾，突然地泪流满面。人们的惊讶可想而知。
我与杨博士亦曾有过对面谈话与一次来信的交往。以杨的应变能力，可达外交家与政治家水平。他风度傲然，气势逼人，令人很难看到内里。
他流泪了。他当年在云南，后来在海外盼望过的强国梦，被他的同学实现了。这是他的祖国。中国人再不必有屈身向外之感了。他的泪水流在中国，中国接受着。
房东
真正的房东是拥有土地的人。他们是房屋和土地的看守者，使那些漂泊来去的人也拥有这土地和房屋。
大物理学家杨振宁每来云南，必回龙院村。今年是与他的两个弟弟一块回的。他们在那里恰遇几个乡村少年，还与少年人聊了聊“前途”之类。也看了那些田地，自然，进了当年自家住的院落。在偌大的世界上，他认这块土地，认这座乡村院落，也认他的老房东。
我们摄制组自然也认了这里去拍。房东是个典型的老农妇，蓝布盖头，蓝布大褂，满脸碎纹。问她：“杨振宁家的孩子淘不淘？”她说：“他没有孩子，他还是个孩子。”又问：“他淘不淘呢？”答：“他不淘，没有我们家的孩子淘。他总在楼上看书。”这老太太可谓清楚。
于是走的时候，摄制组对她说：“知不知道以前住在这里的杨振宁得了诺贝尔奖，成了世界大名人？”老太太淡然地说：“是不是名人，我们不知道。就看他为不为中国人办事了。”
一语惊四座。摄制组的作家、记者皆环顾而悚然。仿佛是这块古老的阳光明媚的土地自己在说话了一样。当晚有人把这话上了电子网络。我则想将他发给所有的名人，只要他和她，还认自己是华人。在采访中，据我观察，杨振宁和李政道，不仅在为中国人办事，而且好像都在比赛着办。毕竟同是一方水土，民心民意，与名人心意，都跳不出这个法坛。
杨振宁曾写道，其父杨武之先生至死时，“在心里的一角都不能原谅他放弃中国国籍的事”。杨振宁是一个孝子。杨武之先生对他的父训，是血肉与精神学识的双重给予。杨振宁获奖研究的课题，就与其父当年在昆明给他看的一本《群论》有关。
在父训下，杨振宁从小熟读《孟子》。他所以频频地看望和关注老同学邓稼先，在邓死后又亲自著文，称邓为“民族英雄”一类的人。我认为，这就是他“心里也有一角”，那至死不能移动的情和欠。如果他不认为他欠点什么，那他就不是一个完全的中国人。
请大家互相在全球和在有中国人的外星球上，转达一下房东老太太的这句话吧。
不被消化掉的人
现在似乎更崇尚“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了。但我想说：“不被消化掉的人”亦是真俊杰！２０００年８月，李政道来北京３天，相约给我半天接受采访。
千里外带了一盒云南的中草药，想送他。有人好心劝我道：“人家这些人已经是洋人了，根本就不信这些根根草草。现在是中国人信西药，而西方人并不信中药。人家拿了不知所措，只有扔掉。”一席话说得我乡情大伤。但我仍是拿去了，固执地想要和他认这个“同”。
清早，我专门问了与李长期合作的沈克琦老师。沈老笑道：“李政道就是中国人，他身上有很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你一接触就知道，他很尊重祖国医学。这个很好，拿去！”
与李政道相对一早上，感觉首先是“老师”――他先接过我的采访提纲，用笔在上面划划，说：“这样你的重要内容时间才够。”然后是“学长”――他亲切融洽得像长你几班的大同学。最后是“朋友”――我说：“想拍一拍这个‘国际科技中心’的房间，不知您是否愿意带我们看看？”他说：“我非常愿意”。
他喜形于色地向我们作介绍。书架上，他的每一本书都是以中国画为封面，以中国文化的古意为书名的。在那些具有世界性成就的科学论著封面上，画着老庄故事和垂髫的牧童等。
李政道特别喜爱那首“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流光容易把人抛”的画意。他先和我推敲“光阴”一词，他说：“光与阴，是两个意思。”我说：“昼与夜乎？”他说：“有一点接近，还不完全。”他认为，在“光阴”这个中国词的含意里就已经包含了现代世界科学对“时间”、对“光速”和“相对论”等很多内容的领悟。
李政道的这种悟性，这种中国文化与科学融会贯通的精英式思维，这种丰美的人格，令人不由倾倒。一盒云南中草药，顺理成章地拿出来和被接受了。我感觉到的是，他和我们没有“断”。他不像那些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人，像外星人一样地看待他的故土与草木。
我看见的李政道是一个亲手做一切事情的人，包括如何布置那些办公室，当他妻子活着的时候，曾亲自为他设计写字台。他就在这张台上为我们题词。
沈克琦说，为给中国办事，李常常亲自向国外名大学名学者写几十封信，并到邮局亲手发走。在李的身边，助手们也是科学家，没有什么“女秘书”型的人。李政道的排场还不如今天国内的一个县长。我不管他的护照是什么，李政道是一个没有被西方强大的物质文明与文化消化掉的中国人。我想到：西南联大对我们民族的最大功勋，就是培养了一大批“不被消化掉的人”。
消化，有各种各样的。例如：被完全地同化，忘却“来处”。例如：被腐化，忘却初衷使命。例如：汉刘阿斗就是一个“此间乐，不思蜀”的，可随他人肠道消化作渣滓的东西。
中华民族所以成为中华民族，东方文化所以成为人类的一大板快或一大救援，就是因为不被任何力量消化，只愿意自身去消化其他，从而强大起来，屹立顶天。像邓稼先，更远一点如邓小平，都是留学海外而立志自强的伟人。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是否就是：“不愿意被消化掉的人们”？
两张照片：看见邓稼先在去世前，嘴角出血与杨振宁合影的照片，我感到他是一种壮志已酬，得其所哉的欣慰。夫人许鹿希说，那时他已是全身大出血，擦也擦不干，止也止不住了。高强射线导致的不治之症。这是在他手捧核弹头走出放射区时，就心里明白的。
另一张照片，是邓稼先有一次开会在西湖，他拉着同仁在“精忠报国”那四个古意盎然的字前照了一张相片。许鹿希说，邓不爱照相，但这张照片是他自己要照的。
当初随邓稼先一起搞原子弹的科学家，有些中途而退了。因为“没有科研成果，不能家庭团聚，不许亲友通信”。作为知识分子和普通人的生活、乐趣、权益，是必须牺牲掉的了。而最后获表彰的２５人中，就有８位西南联大的学生。除了有能力，这种“肯牺牲”，肯为民族大局淹没自我的精神，也是联大人的一种不被磨灭的气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