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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出国刷盘子两小时的收入，相当于国内职工一个月的工资；
20年后，“海龟”带回的钱重新装备了中关村；
20年中，出国主题，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出国：十年河东 十年河西
高玉宝有句名言：我要读书。短短四个字，表达了穷苦人不甘穷困、摆脱苦难的强烈愿望。“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和“学而优则仕”，自始至终被中国人视为改变自己命运的惟一途径。直至20世纪80年代，读书的外延无限扩展开来，使“我要读书”衍生出另一主题：行者无疆。
1978年，我上初二，有两件事印象深刻。当年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行程中安排到一普通日本人家访问，电视台播放了实况，我第一次见到吸尘器。当年还播放了一部美国电视片《大西洋海底来的人》，主人公麦克・哈里斯戴的茶色太阳镜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后来北京人把它叫作“麦克镜”，流行了好长一段时间。
15年后，我留学去了日本，我的初恋留学去了美国。
20多年的出国主题，每过5年，流行的内容大约就会有变化。
■嫁出去
80年代前期，限于开放的程度和政府的财力，国家派出去的留学生很少，以其他方式出国的人也很少，“嫁出去”成为出国的主流。
“嫁出去”的人一般来自京沪这样的大城市，目的与“农转非”大同小异。北京的老职工一定还记得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涨工资，大部分人调了一级，7块钱，收入从40多块变为50多块，感觉宽裕了不少。北京最早开出租车的司机也一定有“上山”的经历，拉老美去八达岭长城，往返200元。普通美国人，在本国月收入约2000多美元，按当时兑换价1∶1.87计算，合人民币4000元。而北京的普通职工，月收入才几十元。收入如此悬殊，“嫁出去”的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嫁出去”不光嫁老美，是老外就嫁，日本人、西班牙人、墨西哥人、阿根廷人……还有一大批嫁到港台跟中国人过日子，挣得再少也比内地多，穷则思变。
“嫁出去”以上海为最多，据上海涉外婚姻统计数字，97％是“嫁出去”，只有3％是“娶进来”，以致形成“上海女婿遍天下”的说法。在上海，与洋老公出双入对被认为是最体面的事，那种成就感比过去中举人要高，比中进士稍低。
■派出去
80年代后期，“派出去”取代了“嫁出去”，政府行为取代了自由市场。“派出去”的主要形式分两种，一种是公派留学，一种是出国考察。公派留学的去向主要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派出去留学的人，命运由此改变。
公派留学生原则上不许打工，但出国后很少有人遵守，这群人很快就致富了。对留学生来说，发达国家与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国外，只要你想干活，就能有收入；在国内，你想干活，不一定有收入。在美国刷盘子，1小时6美元，在日本刷，1小时700日元。由于美元比价已由80年代前期的1∶1.87变为80年代后期的1∶3.8外汇券，而外汇券与人民币又有1∶1.8的黑市价格，所以美元对人民币的黑市比价实际为1∶6或1∶7左右。换句话说，在美国刷两个小时的盘子，其收入抵得上国内一个月的收入。派出去考察的人，属于短期出国，公费“开眼”，附带买“大件”，虽说挣不了多少钱，但可以买“大件”，可视作福利分配。当年日本夏普777录音机，差不多有单人床那么宽，茶几那么高，组合音响进入之前，777威风八面，中国市场售价1840元，难得有人问津。但出国回来的人，有免税买大件电器的指标，只花半价左右就能拿下。
公派留学也好、考察也好，经济上的收益十分明显，争取公派便趋之若鹜了。80年代，出国形式完成了情与财的角色转换。
■带出去
90年代前期，出国的人大多是被带出去的。同学出去了，在外面帮助联系奖学金、联系学校，国内的人再办出去；老乡出去了，干上劳务输出，有机会就把国内老乡介绍出去。考察一如即往，只是买大件的优势不那么明显了，观光成分居多。嫁老外更为普及，不再大惊小怪。
“带出去”的人因缺乏有效的选择机制，人员素质鱼龙混杂。先去的哥哥在名校公费读硕士，后去的弟弟可能只初中毕业，做份假材料就走了，至于学什么就不重要了，先打几年工再说。很多“带出去”的后来“黑”了下来，成为所在国的社会负担。时至今日，来自中国内地“黑”在美国的人接近10万，“黑”在日本的超过3万。由于出国被认为是改变命运的有效途径，所以很多在国外不死不活的人“打死也不回国”。
以出国为诱饵，国内也发生了几起出境大案。澳大利亚某学校招募中国留学生诈骗案件，上千人受骗。日本某语言学校招生案件，上千人受骗。吉林某地招赴韩国劳务输出案件，上万人受骗。另有多起偷渡案，死伤十几人、几十人的事情年年发生。随着出国人数增多，出国问题渐趋复杂化，方方面面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国外方面，那些不守法的中国人的所做所为，使一些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偏见有所抬头，甚至因限制不法滞留的中国人，实行了较为偏激的做法。比如某些发达国家对中国旅游者的严格限制，对留学签证的无理拒签等等，受害范围已远远超过了“黑”的领域。国内方面，媒体造势炒作，猎奇并幸灾乐祸，找出一些另类素材，把国外描绘成地狱，什么在美国红灯区陪酒，在日本背死人，不一而足。同是这帮记者和影视制作人，5年后又围在“海龟”周围，“扎”上了“风险投资”。
20年后，“海龟”带回的钱重新装备了中关村；
20年中，出国主题，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出国：十年河东 十年河西
高玉宝有句名言：我要读书。短短四个字，表达了穷苦人不甘穷困、摆脱苦难的强烈愿望。“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和“学而优则仕”，自始至终被中国人视为改变自己命运的惟一途径。直至20世纪80年代，读书的外延无限扩展开来，使“我要读书”衍生出另一主题：行者无疆。
1978年，我上初二，有两件事印象深刻。当年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行程中安排到一普通日本人家访问，电视台播放了实况，我第一次见到吸尘器。当年还播放了一部美国电视片《大西洋海底来的人》，主人公麦克・哈里斯戴的茶色太阳镜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后来北京人把它叫作“麦克镜”，流行了好长一段时间。
15年后，我留学去了日本，我的初恋留学去了美国。
20多年的出国主题，每过5年，流行的内容大约就会有变化。
■嫁出去
80年代前期，限于开放的程度和政府的财力，国家派出去的留学生很少，以其他方式出国的人也很少，“嫁出去”成为出国的主流。
“嫁出去”的人一般来自京沪这样的大城市，目的与“农转非”大同小异。北京的老职工一定还记得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涨工资，大部分人调了一级，7块钱，收入从40多块变为50多块，感觉宽裕了不少。北京最早开出租车的司机也一定有“上山”的经历，拉老美去八达岭长城，往返200元。普通美国人，在本国月收入约2000多美元，按当时兑换价1∶1.87计算，合人民币4000元。而北京的普通职工，月收入才几十元。收入如此悬殊，“嫁出去”的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嫁出去”不光嫁老美，是老外就嫁，日本人、西班牙人、墨西哥人、阿根廷人……还有一大批嫁到港台跟中国人过日子，挣得再少也比内地多，穷则思变。
“嫁出去”以上海为最多，据上海涉外婚姻统计数字，97％是“嫁出去”，只有3％是“娶进来”，以致形成“上海女婿遍天下”的说法。在上海，与洋老公出双入对被认为是最体面的事，那种成就感比过去中举人要高，比中进士稍低。
■派出去
80年代后期，“派出去”取代了“嫁出去”，政府行为取代了自由市场。“派出去”的主要形式分两种，一种是公派留学，一种是出国考察。公派留学的去向主要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派出去留学的人，命运由此改变。
公派留学生原则上不许打工，但出国后很少有人遵守，这群人很快就致富了。对留学生来说，发达国家与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国外，只要你想干活，就能有收入；在国内，你想干活，不一定有收入。在美国刷盘子，1小时6美元，在日本刷，1小时700日元。由于美元比价已由80年代前期的1∶1.87变为80年代后期的1∶3.8外汇券，而外汇券与人民币又有1∶1.8的黑市价格，所以美元对人民币的黑市比价实际为1∶6或1∶7左右。换句话说，在美国刷两个小时的盘子，其收入抵得上国内一个月的收入。派出去考察的人，属于短期出国，公费“开眼”，附带买“大件”，虽说挣不了多少钱，但可以买“大件”，可视作福利分配。当年日本夏普777录音机，差不多有单人床那么宽，茶几那么高，组合音响进入之前，777威风八面，中国市场售价1840元，难得有人问津。但出国回来的人，有免税买大件电器的指标，只花半价左右就能拿下。
公派留学也好、考察也好，经济上的收益十分明显，争取公派便趋之若鹜了。80年代，出国形式完成了情与财的角色转换。
■带出去
90年代前期，出国的人大多是被带出去的。同学出去了，在外面帮助联系奖学金、联系学校，国内的人再办出去；老乡出去了，干上劳务输出，有机会就把国内老乡介绍出去。考察一如即往，只是买大件的优势不那么明显了，观光成分居多。嫁老外更为普及，不再大惊小怪。
“带出去”的人因缺乏有效的选择机制，人员素质鱼龙混杂。先去的哥哥在名校公费读硕士，后去的弟弟可能只初中毕业，做份假材料就走了，至于学什么就不重要了，先打几年工再说。很多“带出去”的后来“黑”了下来，成为所在国的社会负担。时至今日，来自中国内地“黑”在美国的人接近10万，“黑”在日本的超过3万。由于出国被认为是改变命运的有效途径，所以很多在国外不死不活的人“打死也不回国”。
以出国为诱饵，国内也发生了几起出境大案。澳大利亚某学校招募中国留学生诈骗案件，上千人受骗。日本某语言学校招生案件，上千人受骗。吉林某地招赴韩国劳务输出案件，上万人受骗。另有多起偷渡案，死伤十几人、几十人的事情年年发生。随着出国人数增多，出国问题渐趋复杂化，方方面面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国外方面，那些不守法的中国人的所做所为，使一些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偏见有所抬头，甚至因限制不法滞留的中国人，实行了较为偏激的做法。比如某些发达国家对中国旅游者的严格限制，对留学签证的无理拒签等等，受害范围已远远超过了“黑”的领域。国内方面，媒体造势炒作，猎奇并幸灾乐祸，找出一些另类素材，把国外描绘成地狱，什么在美国红灯区陪酒，在日本背死人，不一而足。同是这帮记者和影视制作人，5年后又围在“海龟”周围，“扎”上了“风险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