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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10月6日《名人面对面》，以下为文字实录：
许戈辉：各位好，今天我们《名人面对面》节目的嘉宾是著名钢琴家殷承宗。或许对于很多80后、90后的年轻人来讲，殷承宗只是一个名字，然而对于70后、60后，甚至更为年长的观众朋友来说，殷承宗却意味着活生生的一段历史，意味着生命中很难以抹灭的记忆。1941年出生的殷承宗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钢琴家，他七岁学琴，九岁演出，是不折不扣的钢琴天才。
文革十年中，他的代表作钢琴伴唱《红灯记》和钢琴协奏曲《黄喝》风靡全国，成为了一代人的经典记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殷承宗迅速走红，却又突然远赴他乡移居美国，经历70年跨越东西方文化，作为时代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他的身上究竟有怎样的故事？从这些故事当中，我们又应该得到怎样的反思和启迪呢？
解说：殷承宗的故事要回到1963年那一年，马丁路德金发表了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得克萨斯州遇刺震惊世界。在中国《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中苏开始了公开论战。年末，毛泽东对文艺界发表批语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一年，正在苏联列宁格勒学习钢琴的殷承宗应召回国。毛泽东为了解当时文艺界的情况，在年底12月31日举行了小型文艺晚会，殷承宗作为国家重点培养的钢琴家和文艺界代表，为毛泽东进行了表演。
殷承宗：1963年的除夕，那也是他为了要了解文艺界的情况嘛，那时候叫我去弹，一个叫我要弹自己的作品，看你自己会不会写，因为我从小是会写一点东西，我弹了一个《秧歌舞》，完了还弹了一个肖邦的《谐谑曲》，就是这个。
许戈辉：然后毛主席听了怎么说？
殷承宗：他说的湖南话，我听不懂，太紧张了，要有翻译，但是他就是很鼓励说要让我多创作民族的东西。
许戈辉：那个时候，您是福建方言还是讲什么。
殷承宗：那我12岁出来以后。
许戈辉：出来了。
殷承宗：出来以后我讲上海话，讲北京话，我什么都讲。
许戈辉：所以你讲话毛主席能听得懂，毛主席讲话您没听懂。
殷承宗：真没听懂，可能有点紧张，再加上他的湖南口音很重。
解说：1963年，殷承宗22岁，与毛主席这一次紧张而并不深入的交流，可能是他第一次和政治家近距离的接触。那时的殷承宗恐怕想不到，在此后的20年中，随着中国政治的风云变幻，他也要经历人生的起起伏伏。
殷承宗：那个时候，就开始就要叫我们搞创作那样，但是那个时候我倒是，就是这方面都没有什么抵触，因为我也喜欢创作。改变了一点中国的东西，我觉得也要让钢琴说中国话嘛，中国老百姓要懂，所以这个都是后来比较顺，但是后来就发展到不是这样一回事了。那么1964年我们下乡“四清”去了一年，劳动，曾经拉大车，完了后来就文化革命了。
解说：1963年到1966年中国开始了“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重点针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理的当权派”。殷承宗在“四清”运动中，到北京通县进行了劳动锻炼。那个时候，在批判“封资本修”的潮流之下，作为西洋音乐代表的钢琴受到批判，殷承宗刚刚接受了毛泽东“搞民族创作”的建议，就面临着钢琴被禁止的压力，艺术家的命运和社会大环境开始纠缠在了一起。
许戈辉：在那个时候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您怎么看待当时的时局？当时的想法是像很多年轻人一样也是，就是只要毛主席怎么说，我就热血澎湃的跟着怎么做，还是说对此是脑子里是有问号的。
殷承宗：我那时候，我那时候很简单，就指到哪里去就打到哪里，因为12岁出来以后，都是在学校过集体生活。
许戈辉：但那时候不让你打了呀，钢琴也不可以弹了，而且那个时候是叫什么，是叫就说整个西洋的东西就摒弃掉了。
殷承宗：对，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我有点想不通了，我觉得怎么中国人就不要钢琴了，这么好的一个乐器。因为这个东西是从1958年就开始了，就这种思潮，因为1958年那个时候，就我们那个学校就辩论说，钢琴有用呢，还是二胡有用？因为那时候大炼钢铁嘛，我们都去炼钢炉旁，钢铁搬不过去，他们民乐都可以到那演奏，我们不能为工人演出。但是那个时候，我一直坚持，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团支部90%人都改行了，都改民乐了。
许戈辉：殷承宗从小就是钢琴天才，他7岁开始弹钢琴、自学成才。9岁就举办了自己的钢琴独奏会，12岁的时候，他坐了几天的汽车从家乡鼓浪屿独自一人来到上海，追寻自己的钢琴梦想。后来又因为表现优异，被中央音乐学院派往苏联深造，可以说在殷承宗的青少年时代，钢琴就已经成为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但是刚刚从国外学成归来，准备大干一番的殷承宗，却发现弹钢琴已经成为了政治上的错误。殷承宗的钢琴梦想遭遇了第一次危机，但是他决定要做些事情挽救自己心爱的钢琴。
殷承宗：文化大革命一冲，那就没办法了那个时候，有一年非常茫然。因为不能弹，你钢琴不能动，你动钢琴的时候，只能弹两个旋律，一个《东方红》，一个《国际歌》。那我那时候就是那样情况，就拿它来变奏，我想我手怎么也要动，不然手要僵掉的，所以这样过了一年。过来了一年以后，就比较平静了那个时候，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25周年。25周年的时候，大家都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上街啊什么的，都跳忠字舞什么的，那时候我就想我要把钢琴抬到天安门去。因为那个时候我想只要北京的很多观众还是很支持我，我心里有数。
许戈辉：但这个想法是蛮大胆的吧，在那个时候？
殷承宗：是啊，那个时候年轻啊，不怕，我刚刚开车还从那个南池子过，我还跟他们在讲，我说当年车只能开到南池子，从南池子就下车以后，我们要把钢琴放在肩上就一直抬，抬到金水桥那个时候。
许戈辉：你不愧是下乡锻炼过了。
殷承宗：就是，我下乡扛水泥100斤也都扛过，挑水什么东西都挑过了，所以扛过来就演出。演出我就想第一天观众还是很热烈的，但是很少，我说我第二天还来，哦呦，第二天已经上千人了，第三天简直都快两三千人，天天收到不知道多少信，那都是很支持我们。那那个时候工农兵说了算，有了这个支持腰杆就硬了，我就可以写信了给中央，我要搞创作。
解说：1967年，殷承宗在天安门前进行了他特殊的表演，此后不久，给一代人留下了深刻记忆的作品，钢琴伴唱《红灯记》就要诞生。殷承宗说，在天安门演出的大胆尝试给他带来了自信，同时这次表演也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让他想到了钢琴发展的另一种可能。
殷承宗：北京的老百姓就是要听京剧嘛，第一天就给我出难题。我那时候弹语录歌、弹革命歌曲，喊你要弹京剧。京剧怎么好弹，京剧跟钢琴十万八千里。但是也硬着头皮，因为那个时候会唱两段《沙家浜》什么那个，回去连夜就去写，很简单的那个时候，是很简单的。第二天拉了一个沙奶奶，乐团一个唱沙奶奶的，就到天安门去唱去演，哦呦不得了那个时候。所以就受了这个启发，后来我就想法就是钢琴要出来的话，恐怕首先要借助京剧，跟京剧的结合。但是这个是一个很难的题目，不是一个拿来开个夜车就能写出来的，所以那时候就决定去学京剧。后来就老去听戏，我可以在这个《红灯记》那个剧场，人民剧场一坐就是一个月，每天都去，去听到最后都是所有的东西我都能背，连锣鼓经那个台词我都能背。
后来就是我们第一场演出，我跟刘长瑜在民族宫，那个时候小节目演出，10月7号我记得，1967年10月7号。那天简直是爆棚，就下不来台，简直观众热烈得不得了，所以这个还是我觉得很有意义，我到现在来看我还觉得这步是走得很远，就是对于中国的音乐跟戏曲的发展是有很深的一个意义的。
解说：钢琴伴唱《红灯记》问世之后，殷承宗迅速走红，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出名的钢琴家，他的画像甚至出现在邮票、火柴盒和搪瓷茶缸上。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江青，曾表扬殷承宗等人的创作说，这个（钢琴伴奏京剧）发展前途是很大的，是否可以这样说，这对西洋乐器的革命，对主席的洋为中用的思想的体现是有很重大意义的。不久，殷承宗的另一部重要作品，钢琴协奏曲《黄河》又搬上舞台。周恩来看过他的后评价“星海复活了”。江青为褒奖殷承宗，还专门为他从国外进口了一台高级钢琴，那时的殷承宗可谓是意气风发，并且有着巨大的创作热情。
许戈辉：您是不仅仅想在做的时候是非常投入的，就刚才说那个京剧一听，就可以在剧场里听一个月。
殷承宗：对啊。
许戈辉：黄河也是真正下到这个。
殷承宗：对啊，我们到黄河去有很多故事，那个时候黄河多苦啊，我们那个车就只开到那个从山西那个军区，吉普车给我们开到壶口，开到壶口以后，就开始自己要走路了。那个驴驼着我们的那个，完了到壶口看到那个景色，人都说是旱地行船，就是百里冒烟嘛，就是那个水。这些东西对我们创作太有灵感了，你不到那去不可能有第一乐章那个黄河的那种气势出来嘛。还有我们去体验生活、去拉纤，黄河那个急流，你要不自己亲自去划过去，去摆渡的话，我老跟学生说，我说你们弹的那个节奏都不对，一会儿两拍，一会儿三拍我说这就是漩涡啊。
解说：1976年四人帮倒台，殷承宗被指为“四人帮在中央乐团的代表”、“江青的红人”接受了政治审查。在那段时间里，殷承宗写下了几个麻袋的交代材料，原本享誉全国的钢琴家，转瞬之间跌入了人生的谷底。
许戈辉：您看钢琴伴唱《红灯记》、《黄河》让您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还能够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用钢琴来抒发对这个艺术的理解和感受，它让您获得了很多赞誉，但是后来业带来了真正的磨难对吧？
殷承宗：对。
许戈辉：政治审查多长时间，四年？
殷承宗：四年。
许戈辉：四年，其中是有十个月就根本就不能去摸钢琴。
殷承宗：对，因为是在关在琴房里头。我说要叫我去隔离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偷偷练琴，那时候体委给我一个那个皮带，举重皮带我把它放在钢琴里头，完了这么练琴的时候，就没声音嘛，别人听不见。
许戈辉：还有这样的一个技法，把举重的皮带放在钢琴里面。
殷承宗：对啊，玩了那个。
许戈辉：您说的这个就是关在琴房里，是指的是前面的那段时间是吗？
殷承宗：不是，就是这十个月。
许戈辉：十个月。
殷承宗：那时候是群众划地为牢，根本不是正式的什么什么东西，但是那几个月，倒是让我想到很多问题。
许戈辉：比如说？
殷承宗：比如说我觉得我太单纯了，就想着创作，就想着要弹钢琴。我那时候说笑话，我妈妈说哎哟你还写东西呢，写一个就下次再写，你还要让人家关起来，那就是，就是说不懂，确实不大懂中国的政治。
解说：1973年殷承宗加入中国共产党，江青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在这段时期，他被提升为中央乐团党委副书记，后又被任命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在文革后期，因为“承宗”二字有为剥削阶级承宗传代之嫌，殷承宗被江青该名殷诚忠，以示诚实忠心。
许戈辉：在比现在再往退回去的一定的历史时期，也许会有一些人认为说，您这样的这个创作、这样的举动是某种政治上的投机，会不会也有人这样的一种质疑？
殷承宗：因为开始的时候，因为这个完全是出于自发的，而不是布置任务，我这个《红灯记》跟《黄河》。
许戈辉：因为大家都知道江青特别喜欢样板戏。
殷承宗：是，可是样板戏都是布置的，我们这是自发要搞的。搞完以后，报了以后，他们觉得很好才那个，所以跟那个还是不一样。是一种群众，包括《黄河》也是，我们自己讨论要写的。因为我那时候脑子里很清楚有个想法，因为钢琴要重新回到舞台，一定有它的就在中国应该有它的步骤，第一个我要借助京剧，我那个时候要跟京剧结合，还处于一种合奏伴奏的这样的情况。那么会让很多人，现在很多人都说我们当时在农村里，我们在边疆，我们在什么听到这个东西，我们第一次听到钢琴，很多人学西洋音乐的人他说我们喜欢京剧就是从钢琴伴奏《红灯记》来的。所以那个时候这么做了以后，我第二步想我说钢琴真正要立出来的话，立到舞台的当中的话，一定要有部协奏曲，要有一个乐队，就是才能。所以那个时候，我召集了很多人来讨论，音乐学院的学生什么东西，到底创作什么东西，我们当时有很多思想，是写毛主席诗词呢还是些什么纺织女工，还是什么东西，很多那个，最后还是敲定了《黄河》。
解说：钢琴伴唱《红灯记》和钢琴协奏曲《黄河》大获成功，钢琴重回舞台，殷承宗到达了辉煌的顶点。然而这种辉煌却如同昙花一现，曾经最令他骄傲的两部作品将他带入了生活的寒冬。如果说钢琴被批判和禁止让殷承宗遭遇了第一次危机的话，受到4年的政治审查，就给殷承宗的钢琴事业带来了第二次打击。
许戈辉：很苦闷吗？在那十个月里面？
殷承宗：那当然，那时候还是有很，但是我觉得就是肯定也有会走得很低谷的时候，就觉得哎哟怎么自己都错了，好像都，好像我这个人没用。但是我那年后来不是去澳大利亚，我一直在找一个人，因为那个时候，我就突然在抽屉里发现了一个以前的内参，就是外国人在评论《黄河》，都觉得《黄河》给他们多大力量什么东西，甚至讲的时候，他们发现是不是这个中国又出了个贝多芬或者什么这种话都是。
许戈辉：这是什么年代的内参？
殷承宗：这个是大概是大概70年代初，就那时候那个内参。我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在抽屉里发现那个，像这些东西，你说也给我很大鼓舞。在这种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就《黄河》变成毒草了，那个时候我说现在很多人都要来抢那个版权，那个时候那都是我的罪过了，所以这个给我一个，但是现在想起来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我的人生的一笔财富。
许戈辉：1963年，殷承宗受了到毛主席的接见，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钢琴家登上历史舞台。20年后的1983年，殷承宗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决定移居美国作为一位职业钢琴家开始新的生活。时光弹指一挥间，如今整整50年过去了，殷承宗不在是意气风发的少年，而这个社会呢，也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曾经的是是非非到底给殷承宗留下了怎样的回忆呢？
您觉得艺术生涯里边还有有没有什么遗憾？人生里边还有没有什么心结觉得没有打开？
殷承宗：我觉得这个做人这个是你不能由你安排的，这个历史是不能重复的，你做人也不能后悔的，而且选择了这个专业，我觉得我是很幸福的，我选对了，我从那么小我就选了，就我再有下辈子，我还选这个专业。当然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有那么多的磨难，有那么多的不顺利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句话来说，我老说这个是一笔财富，而且有时候还是塞翁失马是吧，你不知道你反而得到了别的东西了，可能你说文化大革命那段是吧。
许戈辉：对，最近这些年真的是有一些，有一种文革的回潮，也有一种文革的忏悔潮。
殷承宗：对。
许戈辉：有一些人就是说真的是有一点那个，就是说好像叫嚣着应该回到从前，那么也有很多人在真心地来反思那个年代，比如说最近那个陈毅的儿子陈小鲁。
殷承宗：对，我看了。
许戈辉：在网上公开表达自己的忏悔，还有一个什么人说他。
殷承宗：对，他告他妈妈。
许戈辉：结果母亲被处决，您都在关注是吗？
殷承宗：我都在关注，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一直坚持觉得，这个政治跟艺术要分开。
许戈辉：分得开吗？您以您自己的经历，艺术家在某种时刻是多么的无奈啊。
殷承宗：但是你最终你还是要把它分开，因为那时候让我写检查的时候，说你每天做什么事情，我就想起来很简单，我说文化大革命，我写了几千几万个音符，我还哪有别的时间去搞别的东西嘛。所以这些东西来说，现在因为吃的一点苦没有什么，很多人就告诉我说，这个多少出生如死的在为中国革命的那个，那比你吃的苦要大的多了，那我还是非常幸运的。所以看这些东西呢，现在就是我觉得，我一直说是一笔财富。
来源: 凤凰网
许戈辉：各位好，今天我们《名人面对面》节目的嘉宾是著名钢琴家殷承宗。或许对于很多80后、90后的年轻人来讲，殷承宗只是一个名字，然而对于70后、60后，甚至更为年长的观众朋友来说，殷承宗却意味着活生生的一段历史，意味着生命中很难以抹灭的记忆。1941年出生的殷承宗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钢琴家，他七岁学琴，九岁演出，是不折不扣的钢琴天才。
文革十年中，他的代表作钢琴伴唱《红灯记》和钢琴协奏曲《黄喝》风靡全国，成为了一代人的经典记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殷承宗迅速走红，却又突然远赴他乡移居美国，经历70年跨越东西方文化，作为时代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他的身上究竟有怎样的故事？从这些故事当中，我们又应该得到怎样的反思和启迪呢？
解说：殷承宗的故事要回到1963年那一年，马丁路德金发表了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得克萨斯州遇刺震惊世界。在中国《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中苏开始了公开论战。年末，毛泽东对文艺界发表批语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一年，正在苏联列宁格勒学习钢琴的殷承宗应召回国。毛泽东为了解当时文艺界的情况，在年底12月31日举行了小型文艺晚会，殷承宗作为国家重点培养的钢琴家和文艺界代表，为毛泽东进行了表演。
殷承宗：1963年的除夕，那也是他为了要了解文艺界的情况嘛，那时候叫我去弹，一个叫我要弹自己的作品，看你自己会不会写，因为我从小是会写一点东西，我弹了一个《秧歌舞》，完了还弹了一个肖邦的《谐谑曲》，就是这个。
许戈辉：然后毛主席听了怎么说？
殷承宗：他说的湖南话，我听不懂，太紧张了，要有翻译，但是他就是很鼓励说要让我多创作民族的东西。
许戈辉：那个时候，您是福建方言还是讲什么。
殷承宗：那我12岁出来以后。
许戈辉：出来了。
殷承宗：出来以后我讲上海话，讲北京话，我什么都讲。
许戈辉：所以你讲话毛主席能听得懂，毛主席讲话您没听懂。
殷承宗：真没听懂，可能有点紧张，再加上他的湖南口音很重。
解说：1963年，殷承宗22岁，与毛主席这一次紧张而并不深入的交流，可能是他第一次和政治家近距离的接触。那时的殷承宗恐怕想不到，在此后的20年中，随着中国政治的风云变幻，他也要经历人生的起起伏伏。
殷承宗：那个时候，就开始就要叫我们搞创作那样，但是那个时候我倒是，就是这方面都没有什么抵触，因为我也喜欢创作。改变了一点中国的东西，我觉得也要让钢琴说中国话嘛，中国老百姓要懂，所以这个都是后来比较顺，但是后来就发展到不是这样一回事了。那么1964年我们下乡“四清”去了一年，劳动，曾经拉大车，完了后来就文化革命了。
解说：1963年到1966年中国开始了“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重点针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理的当权派”。殷承宗在“四清”运动中，到北京通县进行了劳动锻炼。那个时候，在批判“封资本修”的潮流之下，作为西洋音乐代表的钢琴受到批判，殷承宗刚刚接受了毛泽东“搞民族创作”的建议，就面临着钢琴被禁止的压力，艺术家的命运和社会大环境开始纠缠在了一起。
许戈辉：在那个时候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您怎么看待当时的时局？当时的想法是像很多年轻人一样也是，就是只要毛主席怎么说，我就热血澎湃的跟着怎么做，还是说对此是脑子里是有问号的。
殷承宗：我那时候，我那时候很简单，就指到哪里去就打到哪里，因为12岁出来以后，都是在学校过集体生活。
许戈辉：但那时候不让你打了呀，钢琴也不可以弹了，而且那个时候是叫什么，是叫就说整个西洋的东西就摒弃掉了。
殷承宗：对，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我有点想不通了，我觉得怎么中国人就不要钢琴了，这么好的一个乐器。因为这个东西是从1958年就开始了，就这种思潮，因为1958年那个时候，就我们那个学校就辩论说，钢琴有用呢，还是二胡有用？因为那时候大炼钢铁嘛，我们都去炼钢炉旁，钢铁搬不过去，他们民乐都可以到那演奏，我们不能为工人演出。但是那个时候，我一直坚持，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团支部90%人都改行了，都改民乐了。
许戈辉：殷承宗从小就是钢琴天才，他7岁开始弹钢琴、自学成才。9岁就举办了自己的钢琴独奏会，12岁的时候，他坐了几天的汽车从家乡鼓浪屿独自一人来到上海，追寻自己的钢琴梦想。后来又因为表现优异，被中央音乐学院派往苏联深造，可以说在殷承宗的青少年时代，钢琴就已经成为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但是刚刚从国外学成归来，准备大干一番的殷承宗，却发现弹钢琴已经成为了政治上的错误。殷承宗的钢琴梦想遭遇了第一次危机，但是他决定要做些事情挽救自己心爱的钢琴。
殷承宗：文化大革命一冲，那就没办法了那个时候，有一年非常茫然。因为不能弹，你钢琴不能动，你动钢琴的时候，只能弹两个旋律，一个《东方红》，一个《国际歌》。那我那时候就是那样情况，就拿它来变奏，我想我手怎么也要动，不然手要僵掉的，所以这样过了一年。过来了一年以后，就比较平静了那个时候，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25周年。25周年的时候，大家都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上街啊什么的，都跳忠字舞什么的，那时候我就想我要把钢琴抬到天安门去。因为那个时候我想只要北京的很多观众还是很支持我，我心里有数。
许戈辉：但这个想法是蛮大胆的吧，在那个时候？
殷承宗：是啊，那个时候年轻啊，不怕，我刚刚开车还从那个南池子过，我还跟他们在讲，我说当年车只能开到南池子，从南池子就下车以后，我们要把钢琴放在肩上就一直抬，抬到金水桥那个时候。
许戈辉：你不愧是下乡锻炼过了。
殷承宗：就是，我下乡扛水泥100斤也都扛过，挑水什么东西都挑过了，所以扛过来就演出。演出我就想第一天观众还是很热烈的，但是很少，我说我第二天还来，哦呦，第二天已经上千人了，第三天简直都快两三千人，天天收到不知道多少信，那都是很支持我们。那那个时候工农兵说了算，有了这个支持腰杆就硬了，我就可以写信了给中央，我要搞创作。
解说：1967年，殷承宗在天安门前进行了他特殊的表演，此后不久，给一代人留下了深刻记忆的作品，钢琴伴唱《红灯记》就要诞生。殷承宗说，在天安门演出的大胆尝试给他带来了自信，同时这次表演也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让他想到了钢琴发展的另一种可能。
殷承宗：北京的老百姓就是要听京剧嘛，第一天就给我出难题。我那时候弹语录歌、弹革命歌曲，喊你要弹京剧。京剧怎么好弹，京剧跟钢琴十万八千里。但是也硬着头皮，因为那个时候会唱两段《沙家浜》什么那个，回去连夜就去写，很简单的那个时候，是很简单的。第二天拉了一个沙奶奶，乐团一个唱沙奶奶的，就到天安门去唱去演，哦呦不得了那个时候。所以就受了这个启发，后来我就想法就是钢琴要出来的话，恐怕首先要借助京剧，跟京剧的结合。但是这个是一个很难的题目，不是一个拿来开个夜车就能写出来的，所以那时候就决定去学京剧。后来就老去听戏，我可以在这个《红灯记》那个剧场，人民剧场一坐就是一个月，每天都去，去听到最后都是所有的东西我都能背，连锣鼓经那个台词我都能背。
后来就是我们第一场演出，我跟刘长瑜在民族宫，那个时候小节目演出，10月7号我记得，1967年10月7号。那天简直是爆棚，就下不来台，简直观众热烈得不得了，所以这个还是我觉得很有意义，我到现在来看我还觉得这步是走得很远，就是对于中国的音乐跟戏曲的发展是有很深的一个意义的。
解说：钢琴伴唱《红灯记》问世之后，殷承宗迅速走红，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出名的钢琴家，他的画像甚至出现在邮票、火柴盒和搪瓷茶缸上。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江青，曾表扬殷承宗等人的创作说，这个（钢琴伴奏京剧）发展前途是很大的，是否可以这样说，这对西洋乐器的革命，对主席的洋为中用的思想的体现是有很重大意义的。不久，殷承宗的另一部重要作品，钢琴协奏曲《黄河》又搬上舞台。周恩来看过他的后评价“星海复活了”。江青为褒奖殷承宗，还专门为他从国外进口了一台高级钢琴，那时的殷承宗可谓是意气风发，并且有着巨大的创作热情。
许戈辉：您是不仅仅想在做的时候是非常投入的，就刚才说那个京剧一听，就可以在剧场里听一个月。
殷承宗：对啊。
许戈辉：黄河也是真正下到这个。
殷承宗：对啊，我们到黄河去有很多故事，那个时候黄河多苦啊，我们那个车就只开到那个从山西那个军区，吉普车给我们开到壶口，开到壶口以后，就开始自己要走路了。那个驴驼着我们的那个，完了到壶口看到那个景色，人都说是旱地行船，就是百里冒烟嘛，就是那个水。这些东西对我们创作太有灵感了，你不到那去不可能有第一乐章那个黄河的那种气势出来嘛。还有我们去体验生活、去拉纤，黄河那个急流，你要不自己亲自去划过去，去摆渡的话，我老跟学生说，我说你们弹的那个节奏都不对，一会儿两拍，一会儿三拍我说这就是漩涡啊。
解说：1976年四人帮倒台，殷承宗被指为“四人帮在中央乐团的代表”、“江青的红人”接受了政治审查。在那段时间里，殷承宗写下了几个麻袋的交代材料，原本享誉全国的钢琴家，转瞬之间跌入了人生的谷底。
许戈辉：您看钢琴伴唱《红灯记》、《黄河》让您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还能够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用钢琴来抒发对这个艺术的理解和感受，它让您获得了很多赞誉，但是后来业带来了真正的磨难对吧？
殷承宗：对。
许戈辉：政治审查多长时间，四年？
殷承宗：四年。
许戈辉：四年，其中是有十个月就根本就不能去摸钢琴。
殷承宗：对，因为是在关在琴房里头。我说要叫我去隔离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偷偷练琴，那时候体委给我一个那个皮带，举重皮带我把它放在钢琴里头，完了这么练琴的时候，就没声音嘛，别人听不见。
许戈辉：还有这样的一个技法，把举重的皮带放在钢琴里面。
殷承宗：对啊，玩了那个。
许戈辉：您说的这个就是关在琴房里，是指的是前面的那段时间是吗？
殷承宗：不是，就是这十个月。
许戈辉：十个月。
殷承宗：那时候是群众划地为牢，根本不是正式的什么什么东西，但是那几个月，倒是让我想到很多问题。
许戈辉：比如说？
殷承宗：比如说我觉得我太单纯了，就想着创作，就想着要弹钢琴。我那时候说笑话，我妈妈说哎哟你还写东西呢，写一个就下次再写，你还要让人家关起来，那就是，就是说不懂，确实不大懂中国的政治。
解说：1973年殷承宗加入中国共产党，江青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在这段时期，他被提升为中央乐团党委副书记，后又被任命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在文革后期，因为“承宗”二字有为剥削阶级承宗传代之嫌，殷承宗被江青该名殷诚忠，以示诚实忠心。
许戈辉：在比现在再往退回去的一定的历史时期，也许会有一些人认为说，您这样的这个创作、这样的举动是某种政治上的投机，会不会也有人这样的一种质疑？
殷承宗：因为开始的时候，因为这个完全是出于自发的，而不是布置任务，我这个《红灯记》跟《黄河》。
许戈辉：因为大家都知道江青特别喜欢样板戏。
殷承宗：是，可是样板戏都是布置的，我们这是自发要搞的。搞完以后，报了以后，他们觉得很好才那个，所以跟那个还是不一样。是一种群众，包括《黄河》也是，我们自己讨论要写的。因为我那时候脑子里很清楚有个想法，因为钢琴要重新回到舞台，一定有它的就在中国应该有它的步骤，第一个我要借助京剧，我那个时候要跟京剧结合，还处于一种合奏伴奏的这样的情况。那么会让很多人，现在很多人都说我们当时在农村里，我们在边疆，我们在什么听到这个东西，我们第一次听到钢琴，很多人学西洋音乐的人他说我们喜欢京剧就是从钢琴伴奏《红灯记》来的。所以那个时候这么做了以后，我第二步想我说钢琴真正要立出来的话，立到舞台的当中的话，一定要有部协奏曲，要有一个乐队，就是才能。所以那个时候，我召集了很多人来讨论，音乐学院的学生什么东西，到底创作什么东西，我们当时有很多思想，是写毛主席诗词呢还是些什么纺织女工，还是什么东西，很多那个，最后还是敲定了《黄河》。
解说：钢琴伴唱《红灯记》和钢琴协奏曲《黄河》大获成功，钢琴重回舞台，殷承宗到达了辉煌的顶点。然而这种辉煌却如同昙花一现，曾经最令他骄傲的两部作品将他带入了生活的寒冬。如果说钢琴被批判和禁止让殷承宗遭遇了第一次危机的话，受到4年的政治审查，就给殷承宗的钢琴事业带来了第二次打击。
许戈辉：很苦闷吗？在那十个月里面？
殷承宗：那当然，那时候还是有很，但是我觉得就是肯定也有会走得很低谷的时候，就觉得哎哟怎么自己都错了，好像都，好像我这个人没用。但是我那年后来不是去澳大利亚，我一直在找一个人，因为那个时候，我就突然在抽屉里发现了一个以前的内参，就是外国人在评论《黄河》，都觉得《黄河》给他们多大力量什么东西，甚至讲的时候，他们发现是不是这个中国又出了个贝多芬或者什么这种话都是。
许戈辉：这是什么年代的内参？
殷承宗：这个是大概是大概70年代初，就那时候那个内参。我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在抽屉里发现那个，像这些东西，你说也给我很大鼓舞。在这种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就《黄河》变成毒草了，那个时候我说现在很多人都要来抢那个版权，那个时候那都是我的罪过了，所以这个给我一个，但是现在想起来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我的人生的一笔财富。
许戈辉：1963年，殷承宗受了到毛主席的接见，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钢琴家登上历史舞台。20年后的1983年，殷承宗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决定移居美国作为一位职业钢琴家开始新的生活。时光弹指一挥间，如今整整50年过去了，殷承宗不在是意气风发的少年，而这个社会呢，也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曾经的是是非非到底给殷承宗留下了怎样的回忆呢？
您觉得艺术生涯里边还有有没有什么遗憾？人生里边还有没有什么心结觉得没有打开？
殷承宗：我觉得这个做人这个是你不能由你安排的，这个历史是不能重复的，你做人也不能后悔的，而且选择了这个专业，我觉得我是很幸福的，我选对了，我从那么小我就选了，就我再有下辈子，我还选这个专业。当然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有那么多的磨难，有那么多的不顺利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句话来说，我老说这个是一笔财富，而且有时候还是塞翁失马是吧，你不知道你反而得到了别的东西了，可能你说文化大革命那段是吧。
许戈辉：对，最近这些年真的是有一些，有一种文革的回潮，也有一种文革的忏悔潮。
殷承宗：对。
许戈辉：有一些人就是说真的是有一点那个，就是说好像叫嚣着应该回到从前，那么也有很多人在真心地来反思那个年代，比如说最近那个陈毅的儿子陈小鲁。
殷承宗：对，我看了。
许戈辉：在网上公开表达自己的忏悔，还有一个什么人说他。
殷承宗：对，他告他妈妈。
许戈辉：结果母亲被处决，您都在关注是吗？
殷承宗：我都在关注，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一直坚持觉得，这个政治跟艺术要分开。
许戈辉：分得开吗？您以您自己的经历，艺术家在某种时刻是多么的无奈啊。
殷承宗：但是你最终你还是要把它分开，因为那时候让我写检查的时候，说你每天做什么事情，我就想起来很简单，我说文化大革命，我写了几千几万个音符，我还哪有别的时间去搞别的东西嘛。所以这些东西来说，现在因为吃的一点苦没有什么，很多人就告诉我说，这个多少出生如死的在为中国革命的那个，那比你吃的苦要大的多了，那我还是非常幸运的。所以看这些东西呢，现在就是我觉得，我一直说是一笔财富。
来源: 凤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