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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提示：唐文斌在做侦察兵时，专门搞敌后监视和破坏。他在山东宛城监视敌军，靠近一户农家，手指戳破窗子，看到一个日本宪兵，在一户农家，刺死刚学会走 路的小孩，残暴奸杀了家里的妇人。他压不住心中的愤火，悄悄跟踪并杀死了这个日本宪兵好几日，在他走入妓院时，从背后捂住他的眼，抹了他的脖子，将头割 下，带到妇女坟前说：“我为你报了仇。”
本文摘自：《廉政瞭望》2013年第18期，作者：刘霄 叶茂，原题为：《三名抗日川军的命运图谱》
1937年，对中国，是硝烟燃起的年份，对很多少年，是人生陡然换了风向的一年。
这一年，家住当时四川忠县的罗见渊13岁，他在小学小号吹得不错。四川保安部队从忠县经过，人们夹道欢迎，小学生们的小号吹得愈发响亮。一名国民党 军官注意到了特别用力吹号，把腮帮子鼓得圆嘟嘟的罗见渊，笑问道：“你想当兵吗，怕不怕死？” 至此以后，罗见渊十年没有再回过忠县。
黄埔军校成都分校二期步科的学生，也在这一年毕业了。谢义儒在毕业典礼上见到了他的校长蒋介石，听完了浙江口音浓厚的毕业致辞，他便去陕西渭南的一支部队，做了中尉排长。
有人做毕业生，就有人做新生，成都树德高中的唐文斌在这年以不错的成绩考入了黄埔军校14期。唐文斌爱看金庸小说，自认有一副侠骨。一次，他和同学 在长顺 街上熘达，看到一名军官坐黄包车，只给车夫两个铜板而不是“市价”两吊钱，恨得他咬牙切齿，和伙伴们把这名蛮横的军官拉到城墙根，揍了一顿。
命数
出川后的少年，奔赴抗日战场，历史赋予他们相同的使命，而他们却各有各的命数。
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的22场会战，让这些川军少年飞速成长，亲历人性，见证死亡。淞沪会战，长沙会战，南京保卫战，台儿庄战役……这些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地名。
烽火连天的日子里，罗见渊排过抗日话剧，办过黑板报，教新兵打过草鞋，听连长讲过激越的英雄故事。回忆起战场上鲜活的一幅幅图景，快要90岁的他， 依旧历 历在目：士兵们都不敢做饭，因为袅袅的炊烟升起来就会暴露，血染了一沟的水，喝起来满是血腥味。有一次打偷袭战，日本人的子弹，从身后掠过他的背包，在腰 部两侧急速穿过，发出“嗖嗖”声响，他的腰部皮带被打烂，擦出了血。
子弹每日经过人的身边，也常常经过人的身体。
谢义儒在一次对敌冲锋战中，腹部中弹，被送到战地医院治疗时，因为伤员太多，麻药用完了。“我打仗死都不怕，还怕取子弹没有麻药？快点来，就这样直 接 取，”他对军医道。手术在他紧握双拳、咬紧牙唇中开始，在嘴唇全部被咬烂，全身大汗中结束，握紧的双拳在两天后才慢慢舒展开来。
而“见不得不忠不义”的唐文斌，在部队里依然如此，哪怕是对“自己人”。他在当营长时，“正法”过三个连长，就是因为他们克扣官兵军饷，乃至伙食费，聚众赌博。他说，那时的国民党军纪也算是很严厉的。
交锋
走到真实的战场上，三名少年开始与侵略者短兵相接。
一场战斗中，日本人趁天黑从坡底爬上来攻击国军阵地，上来一个日本兵，看到罗见渊就“呀”的一声，要刺他的头，他的军帽掉落，头被刺了一道口。此时，他一手抓住日本兵的刺刀，一手抽出裤边的匕首，去戳他的肚子，戳穿后使劲儿一转，用刀往下一划，肠子就被拉出来了。
1944年衡阳会战，罗见渊在死人堆里被日军发现，抓到日军集中营里当了苦力，他的脚被绞线捆着，脖子被铁夹拴着。他还记得，日本人给他吃的便当四四方方的，在日本的军队中，少年兵算是善良，常常有意放松国军俘虏脖子上的铁夹，让他们得以松弛一下。
唐文斌在做侦察兵时，专门搞敌后监视和破坏。他在山东宛城监视敌军，靠近一户农家，手指戳破窗子，看到一个日本宪兵，在一户农家，刺死刚学会走路的 小孩， 残暴奸杀了家里的妇人。他压不住心中的愤火，悄悄跟踪并杀死了这个日本宪兵好几日，在他走入妓院时，从背后捂住他的眼，抹了他的脖子，将头割下，带到妇女 坟前说：“我为你报了仇。”
回家
在中国的战争史上，1945年后，一批中国军人回了家；1949年后，大批军人回了家。
抗战胜利后，罗见渊所在部队整编进入国民党王牌74军，他被推入国共内战，直到此时，他才知道在中国的大地上，还有一支队伍叫共产党。1947年，国共孟良崮一战，被解放军俘获，他要求回老家，解放军发给他回川路费40多元，布鞋一双。
而谢义儒厌倦了战争，不想打“自己人”的他, 也回到了家，做起了小本生意。
经过四年内战，唐文斌1949年在坪山起义。
回家后的军人们，因为身份问题，光景都不算太好。
1950年，罗见渊在重庆的工程队里做工，他觉得自己以前的身份见不得光，不会轻易提及往事。文革中，也常常被传去谈话，受到监视居住，半夜睡在床上，红卫兵就吵嚷着敲门，进去抄家搜身。
刚解放时，上级组织调查谢义儒，他的经历因为一个小插曲，被瞒混了过去。调查他的那位干部是山西籍人，谢义儒交代自己问题的时候，说在山西打过日本鬼子，这位负责调查的干部受到了触动，没有再过多追究，随后，他在林场工作，得以安生几年。
然而，1964年林场要精简人员，这一次，他失去了工作。此后他去做过老师，做过杂工，当过银行看门人。
唐文斌因为身份问题，从1961年起，在芦山蹲了22年的监狱。牢里的生活在文革期间反倒成了庇护伞，没有多么血雨腥风，却在死神面前报到了一回。他因为严重中风，被误当做断了气，送到太平间，之后被军医发现还有气息。
罗文渊、谢义儒、唐文斌三个人都没有留下一张参军的照片。这个遗憾，在文革岁月里，竟有了别样的况味——“那个时候谁敢留身穿国民党制服的照片？”
2002年，四川黄埔同学会给唐文斌补发了一张黄埔毕业证，唐文斌那时并不想要，他始终活在某种忌惮里。
晚景
走入当下，他们也都有个相同的身份—— “国民党老兵”，晚景不胜唏嘘。
今年夏天，89岁的罗见渊和老伴儿，住在成都后沙湾社区租来的老房子里，政府一个月出600百，自己出400。他们在社区街道上摆地摊，卖葱姜蒜， 一大早 出门，一天能卖个二三十块钱，赚几块钱。他们住在退休老职工聚集的社区里，却没有退休工资，没有养老金，没有医疗保险。在成都打工的儿子不喜欢听他摆龙门 阵。他认为当年的功过，于生存现状无益。
远在雅安青衣江边居住的谢义儒，今年93岁，右手瘫痪，起居需要保姆全职照顾，腹部的弹痕清晰可见。他会看电视关注时事，知道国家最近发生了什么事。
而唐文斌在雅安斗胆村住的屋子，是两间土房，白天不开灯的话，几乎是一片黑暗，墙上挂的是1990年的人民日报，布满了灰尘。虽然和儿子同住，但伙 食却不 在一起。他有个电饭锅，常常做稀饭。他将自己的收入凭证拿出来，低保每月234元，社保每月55元，统战部一年1800元的补助，月平均收入439元。某 次开发商在他家门外施工，导致房子积水，他还上法庭打过官司，并且胜诉了。
如今，行至人生的末端，谢义儒坐在单元房里，移动着缓慢的步伐，给保姆絮叨着当年的人事；罗见渊出租房里的床前墙壁上，有一副“抗日英雄”的题字，他每晚入眠要面对这四个字，但翌日清晨还是要去街道摆菜摊子；唐文斌拿出他的烟，喃喃地说：“五块钱一包，要精打细算着抽。”
后记：
二战时，有“无川不成军”的说法。1945年10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感谢四川人民》。社论上说：“在八年抗战之中，这个历史上最大 规模的 民族战争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就是四川……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的，直到抗战终止。四川的征兵额达到三百零二万五千多人；四川为完 成特种工程，服工役的人员总数在三百万人以上；粮食是抗战中主要的物质条件之一，而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仅从这些简略统 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民间关怀老兵的行动，在本世纪初，逐渐兴起。彼时，志愿者组织、慈善基金会成为慰藉老兵的主力。樊建川就是其中一个。
他的建川博物馆里，有一座正面战场馆，展示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作战留下的珍贵历史遗迹，全世界只此一座。另有一座川军抗战纪念馆，你要走进这座博物馆里，必须要经过很长的一段铁制通道，寓意当年川军出川抗日，要经过几千里的漫长征途。
博物馆有一处空地，立着几十面抗战老兵的手印墙，已经拓上了4416位老兵的手印和姓名，空地还留有足够的面积，因为更多的老兵手印，还会出现在这里。
樊建川：政府有责任供养国民党抗战老兵
老兵永不死，只是渐凋零。我们还能为这些日渐凋零的老人做些什么呢？9月初，本刊记者专访了樊建川。
《廉政瞭望》：什么原因让您开始关注抗战老兵？
樊建川：我父亲是八路军，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参加的抗战。共产党的军人干部福利待遇都比较好，老了有干休所住，还有退休工资。可是大多数国民党老兵，他们的晚年待遇和状况比较令人堪忧，大多数只能靠低保金维持生活。
《廉政瞭望》：您觉得，政府应在关爱老兵中应扮演怎么样的角色？
樊建川：如今的国民党老兵，大多数都九十多岁了，全国只找到5000多个。以雅安为例，目前只找到几十个。对政府来说，供养他们，应该不算是什么巨 大的负 担，这是一种国家责任，是国家对她的保卫者尽到关怀的最后机会。而公益组织、企业慈善、志愿者个人行动，只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国家为主，民间为辅的社会保 障体系才应该是常态的。
《廉政瞭望》：前不久，民政部颁布了红头文件，将国民党抗战老兵列入优抚对象，给予他们与解放军退役军人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您认为，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为国民党老兵做些什么？
樊建川：一个国家理应对为他卖过命的人给予必要的尊重，不仅仅包括体面丰厚的物质生活，更应该包括一定的精神褒奖，从某种意义上讲，就算是作为爱国 主义教 育，也是很有必要的。否则像二战一样，民族危难再次来临，谁还能为你抛头颅，洒热血？赋予他们精神的荣誉感，认可他们的民族贡献，是我们应该做的。
（感谢杨洪雷、宋思艰、龙飞、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对本文提供的支持与帮助）
来源：廉政瞭望
本文摘自：《廉政瞭望》2013年第18期，作者：刘霄 叶茂，原题为：《三名抗日川军的命运图谱》
1937年，对中国，是硝烟燃起的年份，对很多少年，是人生陡然换了风向的一年。
这一年，家住当时四川忠县的罗见渊13岁，他在小学小号吹得不错。四川保安部队从忠县经过，人们夹道欢迎，小学生们的小号吹得愈发响亮。一名国民党 军官注意到了特别用力吹号，把腮帮子鼓得圆嘟嘟的罗见渊，笑问道：“你想当兵吗，怕不怕死？” 至此以后，罗见渊十年没有再回过忠县。
黄埔军校成都分校二期步科的学生，也在这一年毕业了。谢义儒在毕业典礼上见到了他的校长蒋介石，听完了浙江口音浓厚的毕业致辞，他便去陕西渭南的一支部队，做了中尉排长。
有人做毕业生，就有人做新生，成都树德高中的唐文斌在这年以不错的成绩考入了黄埔军校14期。唐文斌爱看金庸小说，自认有一副侠骨。一次，他和同学 在长顺 街上熘达，看到一名军官坐黄包车，只给车夫两个铜板而不是“市价”两吊钱，恨得他咬牙切齿，和伙伴们把这名蛮横的军官拉到城墙根，揍了一顿。
命数
出川后的少年，奔赴抗日战场，历史赋予他们相同的使命，而他们却各有各的命数。
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的22场会战，让这些川军少年飞速成长，亲历人性，见证死亡。淞沪会战，长沙会战，南京保卫战，台儿庄战役……这些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地名。
烽火连天的日子里，罗见渊排过抗日话剧，办过黑板报，教新兵打过草鞋，听连长讲过激越的英雄故事。回忆起战场上鲜活的一幅幅图景，快要90岁的他， 依旧历 历在目：士兵们都不敢做饭，因为袅袅的炊烟升起来就会暴露，血染了一沟的水，喝起来满是血腥味。有一次打偷袭战，日本人的子弹，从身后掠过他的背包，在腰 部两侧急速穿过，发出“嗖嗖”声响，他的腰部皮带被打烂，擦出了血。
子弹每日经过人的身边，也常常经过人的身体。
谢义儒在一次对敌冲锋战中，腹部中弹，被送到战地医院治疗时，因为伤员太多，麻药用完了。“我打仗死都不怕，还怕取子弹没有麻药？快点来，就这样直 接 取，”他对军医道。手术在他紧握双拳、咬紧牙唇中开始，在嘴唇全部被咬烂，全身大汗中结束，握紧的双拳在两天后才慢慢舒展开来。
而“见不得不忠不义”的唐文斌，在部队里依然如此，哪怕是对“自己人”。他在当营长时，“正法”过三个连长，就是因为他们克扣官兵军饷，乃至伙食费，聚众赌博。他说，那时的国民党军纪也算是很严厉的。
交锋
走到真实的战场上，三名少年开始与侵略者短兵相接。
一场战斗中，日本人趁天黑从坡底爬上来攻击国军阵地，上来一个日本兵，看到罗见渊就“呀”的一声，要刺他的头，他的军帽掉落，头被刺了一道口。此时，他一手抓住日本兵的刺刀，一手抽出裤边的匕首，去戳他的肚子，戳穿后使劲儿一转，用刀往下一划，肠子就被拉出来了。
1944年衡阳会战，罗见渊在死人堆里被日军发现，抓到日军集中营里当了苦力，他的脚被绞线捆着，脖子被铁夹拴着。他还记得，日本人给他吃的便当四四方方的，在日本的军队中，少年兵算是善良，常常有意放松国军俘虏脖子上的铁夹，让他们得以松弛一下。
唐文斌在做侦察兵时，专门搞敌后监视和破坏。他在山东宛城监视敌军，靠近一户农家，手指戳破窗子，看到一个日本宪兵，在一户农家，刺死刚学会走路的 小孩， 残暴奸杀了家里的妇人。他压不住心中的愤火，悄悄跟踪并杀死了这个日本宪兵好几日，在他走入妓院时，从背后捂住他的眼，抹了他的脖子，将头割下，带到妇女 坟前说：“我为你报了仇。”
回家
在中国的战争史上，1945年后，一批中国军人回了家；1949年后，大批军人回了家。
抗战胜利后，罗见渊所在部队整编进入国民党王牌74军，他被推入国共内战，直到此时，他才知道在中国的大地上，还有一支队伍叫共产党。1947年，国共孟良崮一战，被解放军俘获，他要求回老家，解放军发给他回川路费40多元，布鞋一双。
而谢义儒厌倦了战争，不想打“自己人”的他, 也回到了家，做起了小本生意。
经过四年内战，唐文斌1949年在坪山起义。
回家后的军人们，因为身份问题，光景都不算太好。
1950年，罗见渊在重庆的工程队里做工，他觉得自己以前的身份见不得光，不会轻易提及往事。文革中，也常常被传去谈话，受到监视居住，半夜睡在床上，红卫兵就吵嚷着敲门，进去抄家搜身。
刚解放时，上级组织调查谢义儒，他的经历因为一个小插曲，被瞒混了过去。调查他的那位干部是山西籍人，谢义儒交代自己问题的时候，说在山西打过日本鬼子，这位负责调查的干部受到了触动，没有再过多追究，随后，他在林场工作，得以安生几年。
然而，1964年林场要精简人员，这一次，他失去了工作。此后他去做过老师，做过杂工，当过银行看门人。
唐文斌因为身份问题，从1961年起，在芦山蹲了22年的监狱。牢里的生活在文革期间反倒成了庇护伞，没有多么血雨腥风，却在死神面前报到了一回。他因为严重中风，被误当做断了气，送到太平间，之后被军医发现还有气息。
罗文渊、谢义儒、唐文斌三个人都没有留下一张参军的照片。这个遗憾，在文革岁月里，竟有了别样的况味——“那个时候谁敢留身穿国民党制服的照片？”
2002年，四川黄埔同学会给唐文斌补发了一张黄埔毕业证，唐文斌那时并不想要，他始终活在某种忌惮里。
晚景
走入当下，他们也都有个相同的身份—— “国民党老兵”，晚景不胜唏嘘。
今年夏天，89岁的罗见渊和老伴儿，住在成都后沙湾社区租来的老房子里，政府一个月出600百，自己出400。他们在社区街道上摆地摊，卖葱姜蒜， 一大早 出门，一天能卖个二三十块钱，赚几块钱。他们住在退休老职工聚集的社区里，却没有退休工资，没有养老金，没有医疗保险。在成都打工的儿子不喜欢听他摆龙门 阵。他认为当年的功过，于生存现状无益。
远在雅安青衣江边居住的谢义儒，今年93岁，右手瘫痪，起居需要保姆全职照顾，腹部的弹痕清晰可见。他会看电视关注时事，知道国家最近发生了什么事。
而唐文斌在雅安斗胆村住的屋子，是两间土房，白天不开灯的话，几乎是一片黑暗，墙上挂的是1990年的人民日报，布满了灰尘。虽然和儿子同住，但伙 食却不 在一起。他有个电饭锅，常常做稀饭。他将自己的收入凭证拿出来，低保每月234元，社保每月55元，统战部一年1800元的补助，月平均收入439元。某 次开发商在他家门外施工，导致房子积水，他还上法庭打过官司，并且胜诉了。
如今，行至人生的末端，谢义儒坐在单元房里，移动着缓慢的步伐，给保姆絮叨着当年的人事；罗见渊出租房里的床前墙壁上，有一副“抗日英雄”的题字，他每晚入眠要面对这四个字，但翌日清晨还是要去街道摆菜摊子；唐文斌拿出他的烟，喃喃地说：“五块钱一包，要精打细算着抽。”
后记：
二战时，有“无川不成军”的说法。1945年10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感谢四川人民》。社论上说：“在八年抗战之中，这个历史上最大 规模的 民族战争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就是四川……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的，直到抗战终止。四川的征兵额达到三百零二万五千多人；四川为完 成特种工程，服工役的人员总数在三百万人以上；粮食是抗战中主要的物质条件之一，而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仅从这些简略统 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民间关怀老兵的行动，在本世纪初，逐渐兴起。彼时，志愿者组织、慈善基金会成为慰藉老兵的主力。樊建川就是其中一个。
他的建川博物馆里，有一座正面战场馆，展示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作战留下的珍贵历史遗迹，全世界只此一座。另有一座川军抗战纪念馆，你要走进这座博物馆里，必须要经过很长的一段铁制通道，寓意当年川军出川抗日，要经过几千里的漫长征途。
博物馆有一处空地，立着几十面抗战老兵的手印墙，已经拓上了4416位老兵的手印和姓名，空地还留有足够的面积，因为更多的老兵手印，还会出现在这里。
樊建川：政府有责任供养国民党抗战老兵
老兵永不死，只是渐凋零。我们还能为这些日渐凋零的老人做些什么呢？9月初，本刊记者专访了樊建川。
《廉政瞭望》：什么原因让您开始关注抗战老兵？
樊建川：我父亲是八路军，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参加的抗战。共产党的军人干部福利待遇都比较好，老了有干休所住，还有退休工资。可是大多数国民党老兵，他们的晚年待遇和状况比较令人堪忧，大多数只能靠低保金维持生活。
《廉政瞭望》：您觉得，政府应在关爱老兵中应扮演怎么样的角色？
樊建川：如今的国民党老兵，大多数都九十多岁了，全国只找到5000多个。以雅安为例，目前只找到几十个。对政府来说，供养他们，应该不算是什么巨 大的负 担，这是一种国家责任，是国家对她的保卫者尽到关怀的最后机会。而公益组织、企业慈善、志愿者个人行动，只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国家为主，民间为辅的社会保 障体系才应该是常态的。
《廉政瞭望》：前不久，民政部颁布了红头文件，将国民党抗战老兵列入优抚对象，给予他们与解放军退役军人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您认为，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为国民党老兵做些什么？
樊建川：一个国家理应对为他卖过命的人给予必要的尊重，不仅仅包括体面丰厚的物质生活，更应该包括一定的精神褒奖，从某种意义上讲，就算是作为爱国 主义教 育，也是很有必要的。否则像二战一样，民族危难再次来临，谁还能为你抛头颅，洒热血？赋予他们精神的荣誉感，认可他们的民族贡献，是我们应该做的。
（感谢杨洪雷、宋思艰、龙飞、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对本文提供的支持与帮助）
来源：廉政瞭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