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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26 多维
《新快报》连续三天在头版公开呼吁警方释放被拘记者，起初舆论都站在“弱势”这一边，甚至大赞上个世纪民国时代中国报纸和报人的“风骨”，不论事实真相为何，明确向公权力开炮。诚然，有错，但这里揭示的是当今中国社会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随着事件来到第三天，另外一种声音开始出现，认为事件的发生也许源于以往大陆媒体的潜规则。尤其在中共今天进行官场纠风的同时，媒体行业更需要正视自身的问题，一同“改邪归正”。
新闻伦理与警权滥用
事实上，在过去两天的舆情之中，对于《新快报》和陈永洲，也并非没有质疑和批评，包括对于那篇《请放人》的头版公开信措辞“过于煽情”的批评，对连续十几篇针对中联重科负面报道的可信度质疑以及基于中国财经记者集体操守的认识而生成“黑吃黑”的感慨。就这样，在度过了起初这段群情激情期后，一些对新闻伦理的反思逐步浮现。《新快报》那连续十几篇针对中联重科的负面报道，被视作与早前《京华时报》曝光农夫山泉之事颇为相似，确有不合情理之处。只是在现今的公共舆情中，对于政府的不满和“警权滥用”的指控让这些怀疑和批评都成为了“小节”。
亦有观察人士称，“但真的是小节吗？任何一个在今天中国媒体界有过工作经验的人都知道，无论是跑政府、社会、娱乐还是财经，哪一个口的记者和媒体，谁没有过这种情况，小到几百元的车马费，大到几十万上百万广告合同，都是通过这种灰色的方式得到的”。
中国记者的“灰色腐败”
该人士表示，在大陆的新闻媒体界，这种“灰色”的操作方式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收取劳务费、车马费。比起国外记者，中国记者薪酬太低，不仅承担不起来回车费，还觉得出席发布会会耽误了自己写稿挣稿费的时间，所以大多不愿出席。于是公关公司为了提高发布会现场出席率，保证现场效果，向开发布会的企业建议补贴记者一些交通费及餐费，从而鼓励他们出席发布会。而这份补贴后来就被统一称为了“车马费”。曾经在一次中国男子足球国家队的比赛后，作为随队记者的西班牙《阿斯报》记者马塔利亚纳斯，在赛前新闻发布会结束发送专栏文章的同时，还拍摄了一段视频，视频中，马塔里亚纳斯手持三张面值一百元的人民币，描述中国记者行业这一“行规”。随后中国媒体曾将此事描述为“‘车马费’吓坏外国名记”。
其次就是记者通过稿件对企业进行勒索，希望企业能够“花钱免灾”。最为典型的就是2011年家具公司达芬奇与中国最大媒体CCTV之间的纷争。在CCTV《每周质量报告》节目中对达芬奇企业存在造假行为进行专题报道，连续两周的追踪报道使达芬奇遭到全国消费者及整个家具行业的质疑与诘问。但在随后，有媒体披露央视发布达芬奇造假新闻之后的内幕公关交易。
报道称，事发之后，达芬奇试图通过2,000万人民币的公关费，与央视暗访记者“李总”相识，试图以此“打点权贵”，平息事端。虽然此事直至今天来看仍是一团乱麻，但仍然可以看出，即使作为本应最为严肃的CCTV，仍存在这种灰色“腐败”的情况。
第三种情况就是媒体以企业的身份拿着记者所写出对某个公司有不利影响的稿件，与该公司谈判。如果公司“识趣”，就会在该媒体上投入大量广告费用，这篇报道自然也不会被公之于众。然而如果这家公司“不识相”，那这种对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不利的报道就会被刊出，至于是否会有影响，有多大的影响，就要看舆情的传播和反馈了。在目前各方判断中，亦有不少观点认为，《新快报》和陈永洲也许就有可能是试图通过这种监督报道来与中联重科达成某种协议，不过最终双方没能谈妥，才导致了今天的情况。
舆论监督变味 新闻批评无底气
因此，也有评论指出，近年来，很多媒体因为经营形势不好，加上部分记者的专业性差等主客观原因，造成了新闻界的舆论监督变了味，这也是新闻批评无底气的根本原因。正人先正已，媒体也到了需要反思的时候。
有观点指出，今天中共正在对官场腐败进行大力整饬，但事实上如今中国的腐败已经不仅仅是官场。生意人与政治纠缠不清，记者“收黑钱”、医生给病人手术收红包、老师为孩子授课家长要送礼……这种情况甚至可以称之为“全民腐败”，很多事情已经不是该有的样子。官员公正廉洁、生意人在商言商、记者客观报道、医生医者父母心、老师为人师表，也许这就是今天中国所需要的一个社会生态，而这也是《新快报》事件能带给这个社会的另一种思考角度。
《新快报》连续三天在头版公开呼吁警方释放被拘记者，起初舆论都站在“弱势”这一边，甚至大赞上个世纪民国时代中国报纸和报人的“风骨”，不论事实真相为何，明确向公权力开炮。诚然，有错，但这里揭示的是当今中国社会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随着事件来到第三天，另外一种声音开始出现，认为事件的发生也许源于以往大陆媒体的潜规则。尤其在中共今天进行官场纠风的同时，媒体行业更需要正视自身的问题，一同“改邪归正”。
新闻伦理与警权滥用
事实上，在过去两天的舆情之中，对于《新快报》和陈永洲，也并非没有质疑和批评，包括对于那篇《请放人》的头版公开信措辞“过于煽情”的批评，对连续十几篇针对中联重科负面报道的可信度质疑以及基于中国财经记者集体操守的认识而生成“黑吃黑”的感慨。就这样，在度过了起初这段群情激情期后，一些对新闻伦理的反思逐步浮现。《新快报》那连续十几篇针对中联重科的负面报道，被视作与早前《京华时报》曝光农夫山泉之事颇为相似，确有不合情理之处。只是在现今的公共舆情中，对于政府的不满和“警权滥用”的指控让这些怀疑和批评都成为了“小节”。
亦有观察人士称，“但真的是小节吗？任何一个在今天中国媒体界有过工作经验的人都知道，无论是跑政府、社会、娱乐还是财经，哪一个口的记者和媒体，谁没有过这种情况，小到几百元的车马费，大到几十万上百万广告合同，都是通过这种灰色的方式得到的”。
中国记者的“灰色腐败”
该人士表示，在大陆的新闻媒体界，这种“灰色”的操作方式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收取劳务费、车马费。比起国外记者，中国记者薪酬太低，不仅承担不起来回车费，还觉得出席发布会会耽误了自己写稿挣稿费的时间，所以大多不愿出席。于是公关公司为了提高发布会现场出席率，保证现场效果，向开发布会的企业建议补贴记者一些交通费及餐费，从而鼓励他们出席发布会。而这份补贴后来就被统一称为了“车马费”。曾经在一次中国男子足球国家队的比赛后，作为随队记者的西班牙《阿斯报》记者马塔利亚纳斯，在赛前新闻发布会结束发送专栏文章的同时，还拍摄了一段视频，视频中，马塔里亚纳斯手持三张面值一百元的人民币，描述中国记者行业这一“行规”。随后中国媒体曾将此事描述为“‘车马费’吓坏外国名记”。
其次就是记者通过稿件对企业进行勒索，希望企业能够“花钱免灾”。最为典型的就是2011年家具公司达芬奇与中国最大媒体CCTV之间的纷争。在CCTV《每周质量报告》节目中对达芬奇企业存在造假行为进行专题报道，连续两周的追踪报道使达芬奇遭到全国消费者及整个家具行业的质疑与诘问。但在随后，有媒体披露央视发布达芬奇造假新闻之后的内幕公关交易。
报道称，事发之后，达芬奇试图通过2,000万人民币的公关费，与央视暗访记者“李总”相识，试图以此“打点权贵”，平息事端。虽然此事直至今天来看仍是一团乱麻，但仍然可以看出，即使作为本应最为严肃的CCTV，仍存在这种灰色“腐败”的情况。
第三种情况就是媒体以企业的身份拿着记者所写出对某个公司有不利影响的稿件，与该公司谈判。如果公司“识趣”，就会在该媒体上投入大量广告费用，这篇报道自然也不会被公之于众。然而如果这家公司“不识相”，那这种对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不利的报道就会被刊出，至于是否会有影响，有多大的影响，就要看舆情的传播和反馈了。在目前各方判断中，亦有不少观点认为，《新快报》和陈永洲也许就有可能是试图通过这种监督报道来与中联重科达成某种协议，不过最终双方没能谈妥，才导致了今天的情况。
舆论监督变味 新闻批评无底气
因此，也有评论指出，近年来，很多媒体因为经营形势不好，加上部分记者的专业性差等主客观原因，造成了新闻界的舆论监督变了味，这也是新闻批评无底气的根本原因。正人先正已，媒体也到了需要反思的时候。
有观点指出，今天中共正在对官场腐败进行大力整饬，但事实上如今中国的腐败已经不仅仅是官场。生意人与政治纠缠不清，记者“收黑钱”、医生给病人手术收红包、老师为孩子授课家长要送礼……这种情况甚至可以称之为“全民腐败”，很多事情已经不是该有的样子。官员公正廉洁、生意人在商言商、记者客观报道、医生医者父母心、老师为人师表，也许这就是今天中国所需要的一个社会生态，而这也是《新快报》事件能带给这个社会的另一种思考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