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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08 13:40 星期五
20世纪快结束的时候，美国有一个叫约翰·霍根的科学作家，一脸认真地喊出“科学的终结”，说它逼近了限度，玩下去的希望渺茫，已经很难有类似于爱因斯坦相对论之类的伟大科学发现了。
霍根没有像卢梭那样说科学是坏的，需要改邪归正，而是说它需要来一个急刹车。这让讨厌科学家傲慢嘴脸的公众爽了一下。对科学的基础，它的方法，它在理性上的限度，它的社会、环境后果刨根问底、盯住不放的哲学家也乐见这样的观点。但科学家们反弹激烈，当然骂了一通后照样我行我素——从19世纪的欧洲开始，他们在对世界的解释上，就取代牧师的地位了，谁能阻挡他们雄健的步伐呢？
尽管和民主一样，科学是个好东西，但玩得过火，把自己弄成一种神学（专用名词叫“科学主义”），以为像上帝一样会知全能，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更重要，同时也更让人怕怕的是，在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科学不再是爱笛生、拉瓦锡们在小实验里鼓捣的那些东西了，而是被嵌在一个实验—技术的风险系统里面，或本身就制造出巨大的社会和环境风险。如果它的方法本身就有误，基础不牢呢，岂不是把大家置于逃不掉的不安全之中？而科学能否控制它所产生的风险，还真没人可以打保票。
和这一问题意识相关，前段时间，中国一些搞转基因的科学家的言行引爆了广泛的社会忧虑。他们的伟大抱负是把转基因水稻——13亿中国人的主粮——产业化（也是商业化），如果转基因水稻能占领老百姓的餐桌，基于某些理由，他们会非常高兴。
为实现这个伟大抱负，这些人的言行相当惹眼。比如，“61院士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说再迟缓就是“误国”；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张启发指控农业部“不作为”，说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决策不能依靠民意，应按照国家的法规办，按程序走，如果法规不对就修改——总之一切要给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让路；而中国农业大学转基因大米专家黄昆仑在受农业部委托做转基因大米的小型猪90天喂养试验后，拿出了科研成果：“试验用猪在90天喂养期间，无中毒或死亡现象，皮毛顺滑，行动灵活，饮食正常，生长发育状况良好”——推论是：由于猪在“生理性”和“杂食性”上与人的相似性，猪吃了没事，人吃了当然也是安全的。
这些言行，把当下中国关于转基因的争论推向了一个高潮。相关科学家及转基因的支持者们始终占据“专业优势”，指控反转基因的人“外行”，是在非理性地疑神疑鬼。但不幸的是，他们露出了很大的BUG：似乎不仅不懂得现代社会的起码常识——你要把转基因强加给怀有疑惧、抵触心理的老百姓，也得问一下人家，而不是那么霸道，换言之，得尊重一下“公共选择”——，而且，缺乏对科学方法是否可靠的哲学审视。
当然，也没有谁去正视这一转基因争论中最核心的问题：到现在为止，从国内外情况看，转基因是否无害，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证伪或证实。双方都能举出一些对自己观点有利的事实，但说服力并非就不需要验证。
而有意思的是，转基因这一“科学”问题，和其它领域相关时，所暴露的一些问题，是在争论的视野之外的。
方法缺陷
一座房子再辉煌壮观，基础不牢的话，成为楼歪歪、楼倒倒的可能性肯定相当大，住在里面的人，得用生命来赌楼倒歪、楼倒的机率。科学也是。转基因水稻产业化更是。
我们来考察一下公开出来的那些研究。
转基因水稻已经取得了两张安全证书。它们是怎么得来的呢？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抗虫转基因水稻新品种培育”项目负责人林拥军说，这两张安全证书的取得“非常严格”，不仅对白鼠做了90天喂养实验，还做了三代繁殖实验，结论都显示食用转基因大米与普通大米并无差别。
有问题吗？有。除非能够证明，人的生理结构就是白鼠的生理结构，否则，用白鼠吃了90天没事，三代繁殖也没事，根本无法证明人吃了没事，三代繁殖也没事。这犯了哲学家赖尔所说的“范畴错误”了：适用于范畴A的东东，并不适用于范畴B。不是所有用白鼠做实验的结果，都不能适用于人，但，这是转基因。
大概相关人员也觉得这未免太轻率，于是用小型猪，用属于灵长类的猕猴来实验。猕猴吃了会怎样现在暂时不知道，但用猪做实验，如前面所引述的，给出了结果。这个结果（也包括以后预期猕猴实验会得出的结果），和用白鼠做实验一样，仍然陷在“范畴错误”中不愿自拨。公众讥讽转基因科学家们是不是把13亿中国人当成白鼠和猪，要拿来“集体实验”，这样的“抗议”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林拥军教授想必意识到了用动物来说事难以服人，于是，试图用“人体实验”来证明，说自己从1999年来已连续14年吃转基因大米，至今身体无恙。这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行为让人欣赏。但吃转基因大米，毕竟不是吃烈性毒药，马上见效，或吃慢性毒药，14年见效，因此这样的“人体实验”可以证明它确实是无害的。转基因的伤害，也许要几十年，甚至一两代人之后才能显示出来呢？林教授等人能确定它不是这样吗？显而易见，“人体实验”的论证虽然避免了“范畴错误”，但它对于论证“转基因水稻无害”并不充分，并非一个有效的论证。
不清楚在“科学”这一名义的庇护下，转基因科学家们为何显得这么“不科学”。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缺乏一种哲学意识。
负责对科学进行追问的，是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叫科学哲学。它的用意很清楚，一是在“基础性”上，对科学进行审视，给科学家的研究提供一些哲学上的指导，看一下科学的基础是否牢固，就是它的方法可靠不；二是在“终极性”上，驯服科学这匹野马，探寻人类认识的限度，有哪些东西是科学可以搞定的，哪些搞不定，从而只能保持谦卑或无语——类似于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说，“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
有很多哲学家在干这些事情。比如，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提出了科学的一种“可证伪性”方法。一个科学假说或理论，只要有一个反例证明它为假，那么，它就是不可靠的，可以抛弃了。
这一方法非常有名，科学家们也算是受益良多。比如，爱因斯坦就写信来支持波普尔。像英国生物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彼得·梅达瓦，以及澳大利亚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生理学家约翰·埃克尔斯等人，就曾对波普尔表示感谢。埃克尔斯如实相告：“我的科学成就归功于1945年我对波普尔关于科学探索行为的教导的皈依。”英国数学家和理论天文学家邦迪则说：“科学就是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就是波普尔所说的方法。”
这有点吹捧嫌疑。科学的方法，当然不只是波普尔所说的方法。事实上，科学家们常用的方法是演绎法、归纳法，以及“最佳说明的推理”。而在转基因研究中，由于从事的是“发现”，派上用场的更多是归纳法：从一个一个事实，一个一个实验中，推出“转基因无害”的普遍结论。
科学家们是使用归纳推理的好手。很多科学发现就是通过归纳法得出的，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是一个经典的例子。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归纳推理也频频使用，达到了“日用而不知”的程度。比如，我们相信自己走在马路上，不会地底下突然塌陷掉下去；我们掏出手机，它不会爆炸。凭什么我们相信这些？回答是我们一直这样，没出什么问题，因此，这一次也不会有。
但如果要问：过去一直这样，能保证下一次地不塌陷，手机不爆炸吗？虽然这么问，我们大概会怀疑自己神经有没有问题，但如果认真想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确实无法保证。从根本上而言，我们相信“地不会塌陷、手机不会爆炸”是盲目的，怀有侥幸心理。
就是说，正如哲学家们所指出的，归纳推理虽然很多时候有用，但在逻辑上不一定可靠（逻辑上一定可靠的是演绎法）。毕竟，但逻辑上，你要穷尽所有的事实，才能得出一个普遍结论，这个难度系数太高了。严格来说，它最多是在一个高概率的意义上可靠，不是一定可靠的。
对于日常生活中运用归纳法，以及一些不直接涉及人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的科学发现及其运用，我们不必太认真。但是，对于类似于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这类影响会极为深远的大事，还是谨慎些为好。尽管看上去真理在握，但张启发院士、林拥军教授等人恐怕不得不承认：转基因研究的方法因其缺陷，离得出一个普遍性结论尚有太大的距离，而转基因食品到底有没有安全问题，远非看上去那么确定。
后果难测
到底是什么让一些科学家对转基因水稻自信满满，一边并不谨慎，一边又藐视“民意”，预设公众不懂科学呢？这涉及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科学的专业化，它和哲学，和人文学科，甚至和公众的一刀两断。科学家们走在无人的街道上，和公众渐行渐远。
这很奇怪。不要说古希腊的泰勒斯、亚里士多德等人了，即使是到近代的黑格尔、恩格斯等人，大概都没有想到，现在的科学，居然和哲学分道扬镳了，而且一个科学家，还可以对哲学没有兴趣。
在古代，哲学是很多学科的母体，各门科学自然包容在其中，一个哲学家在思考哲学问题，也是一种科学研究。但到近现代，各门学科的发展，一个一个地离开哲学母亲，并且翻脸不认人了。自然科学尤其如此，它的高度专业化、技术化，使科学显得好像与哲学无关。
可我们清楚地记得。在近代，很多有杰出成就的哲学家，同时也是科学家，比如康德、莱布尼茨、笛卡尔。而很多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说他们是哲学家也不会过分，比如牛顿、伽处略。到了现代以后，仍然如此。像爱因斯坦、玻尔、海森堡、普利高津等杰出的科学家，他们的科学研究，和哲学思考的区别并不是太大。可以说，一个理性的科学家，是不可能缺乏哲学素养的。他们共同做到了一点：在思考的抽象性上，老百姓可以不明白他们在到底在说什么，但是在方法上，在价值关怀上，吻合人们的认知和道德直觉。
很遗憾，这种情境，现在很少出现了。
科学和哲学切割的结果，就是科学家们追求知识的积累，却不问一下所得出的这种知识，最终是否靠谱，最终不靠谱的话怎么办；而和人文一刀两断，就是把自己玩成一种霸道的知识体系君临天下，不问一下自己在道德上，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以及有什么理由可以让这个世界由自己在玩；和民意一刀两断，在知识上是正确的，毕竟真假和人数，以及人的意志没有逻辑上的关联，但它的结果是科学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人类幸福的一种手段，人对于它可以进行选择，而不是人要听从于它。这几个结果，在转基因争论中，都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既然这样，那除了政治力量，已经没有什么能够约束科学主义的自律演进了。人为地制造一个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因此没什么可奇怪的。科学技术对于 “风险社会”的巨大贡献，很多人都印象深刻。这除了它既缺乏自我约束，也缺乏哲学、人文、民意的约束之外，更重要的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度所造成的盲目性，我们实际上很难对科学技术的全部后果进行预测和控制。相信科学能解决它所造成的全部问题，和相信它是上帝也许是同一个命题。而比之于人类的食品转基因化，过去的非典、禽流感、核泄漏之类的风险算得了什么呢？
毫无疑问，科学家的公众形象和过去已经不太一样了。他们往往容易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没有价值关怀的形象。在某些电影的描述中，他们甚至会变得比较恐怖，比如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实验一些杀人试剂，人在他们那儿，和一只白鼠没有区别。这或许是艺术对于异化的科学技术的抗议。
但无论怎样，我们这个世界，是被科学改变成这个样子的，阻止科学，以及科学家对这个世界的继续改变无异于以肉身阻挡历史的车轮。要解构“科学主义”这一神学，胜算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当下中国人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一个民族的未来，交给一些力推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科学家吗？很多人愿意回答“不可以”。但非要我们回答“可以”呢？也许，我们只能要求，这需要一些严厉的前提，即科学家们能够提供一些保证，尽管这些保证，从根本上而言，我们知道是很难做到的。
这些保证，首先就是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的，科学家们在品行方面靠得住，以及在提供“非专业人士所无法有效地知晓的(因而对他们来说必然是神秘的)知识和技能的准确性”上靠得住。但在转基因争论中，一些科学家早被绿色和平组织指控和种子公司有利益勾连——虽然只是指控；知识的可靠性，也因方法的错误，以及转基因的复杂性而大打折扣。
其次，还得有其它保证。比如，对自然的敬畏，对人类命运的担当，对科学限度、边界的意识……
如果这些保证落空，而粮食转基因化，我们只能说，这是一场可能输不起的巨大赌博。除非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真正地陷入了非理性的状态，否则这是难以想象的。
20世纪快结束的时候，美国有一个叫约翰·霍根的科学作家，一脸认真地喊出“科学的终结”，说它逼近了限度，玩下去的希望渺茫，已经很难有类似于爱因斯坦相对论之类的伟大科学发现了。
霍根没有像卢梭那样说科学是坏的，需要改邪归正，而是说它需要来一个急刹车。这让讨厌科学家傲慢嘴脸的公众爽了一下。对科学的基础，它的方法，它在理性上的限度，它的社会、环境后果刨根问底、盯住不放的哲学家也乐见这样的观点。但科学家们反弹激烈，当然骂了一通后照样我行我素——从19世纪的欧洲开始，他们在对世界的解释上，就取代牧师的地位了，谁能阻挡他们雄健的步伐呢？
尽管和民主一样，科学是个好东西，但玩得过火，把自己弄成一种神学（专用名词叫“科学主义”），以为像上帝一样会知全能，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更重要，同时也更让人怕怕的是，在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科学不再是爱笛生、拉瓦锡们在小实验里鼓捣的那些东西了，而是被嵌在一个实验—技术的风险系统里面，或本身就制造出巨大的社会和环境风险。如果它的方法本身就有误，基础不牢呢，岂不是把大家置于逃不掉的不安全之中？而科学能否控制它所产生的风险，还真没人可以打保票。
和这一问题意识相关，前段时间，中国一些搞转基因的科学家的言行引爆了广泛的社会忧虑。他们的伟大抱负是把转基因水稻——13亿中国人的主粮——产业化（也是商业化），如果转基因水稻能占领老百姓的餐桌，基于某些理由，他们会非常高兴。
为实现这个伟大抱负，这些人的言行相当惹眼。比如，“61院士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说再迟缓就是“误国”；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张启发指控农业部“不作为”，说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决策不能依靠民意，应按照国家的法规办，按程序走，如果法规不对就修改——总之一切要给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让路；而中国农业大学转基因大米专家黄昆仑在受农业部委托做转基因大米的小型猪90天喂养试验后，拿出了科研成果：“试验用猪在90天喂养期间，无中毒或死亡现象，皮毛顺滑，行动灵活，饮食正常，生长发育状况良好”——推论是：由于猪在“生理性”和“杂食性”上与人的相似性，猪吃了没事，人吃了当然也是安全的。
这些言行，把当下中国关于转基因的争论推向了一个高潮。相关科学家及转基因的支持者们始终占据“专业优势”，指控反转基因的人“外行”，是在非理性地疑神疑鬼。但不幸的是，他们露出了很大的BUG：似乎不仅不懂得现代社会的起码常识——你要把转基因强加给怀有疑惧、抵触心理的老百姓，也得问一下人家，而不是那么霸道，换言之，得尊重一下“公共选择”——，而且，缺乏对科学方法是否可靠的哲学审视。
当然，也没有谁去正视这一转基因争论中最核心的问题：到现在为止，从国内外情况看，转基因是否无害，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证伪或证实。双方都能举出一些对自己观点有利的事实，但说服力并非就不需要验证。
而有意思的是，转基因这一“科学”问题，和其它领域相关时，所暴露的一些问题，是在争论的视野之外的。
方法缺陷
一座房子再辉煌壮观，基础不牢的话，成为楼歪歪、楼倒倒的可能性肯定相当大，住在里面的人，得用生命来赌楼倒歪、楼倒的机率。科学也是。转基因水稻产业化更是。
我们来考察一下公开出来的那些研究。
转基因水稻已经取得了两张安全证书。它们是怎么得来的呢？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抗虫转基因水稻新品种培育”项目负责人林拥军说，这两张安全证书的取得“非常严格”，不仅对白鼠做了90天喂养实验，还做了三代繁殖实验，结论都显示食用转基因大米与普通大米并无差别。
有问题吗？有。除非能够证明，人的生理结构就是白鼠的生理结构，否则，用白鼠吃了90天没事，三代繁殖也没事，根本无法证明人吃了没事，三代繁殖也没事。这犯了哲学家赖尔所说的“范畴错误”了：适用于范畴A的东东，并不适用于范畴B。不是所有用白鼠做实验的结果，都不能适用于人，但，这是转基因。
大概相关人员也觉得这未免太轻率，于是用小型猪，用属于灵长类的猕猴来实验。猕猴吃了会怎样现在暂时不知道，但用猪做实验，如前面所引述的，给出了结果。这个结果（也包括以后预期猕猴实验会得出的结果），和用白鼠做实验一样，仍然陷在“范畴错误”中不愿自拨。公众讥讽转基因科学家们是不是把13亿中国人当成白鼠和猪，要拿来“集体实验”，这样的“抗议”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林拥军教授想必意识到了用动物来说事难以服人，于是，试图用“人体实验”来证明，说自己从1999年来已连续14年吃转基因大米，至今身体无恙。这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行为让人欣赏。但吃转基因大米，毕竟不是吃烈性毒药，马上见效，或吃慢性毒药，14年见效，因此这样的“人体实验”可以证明它确实是无害的。转基因的伤害，也许要几十年，甚至一两代人之后才能显示出来呢？林教授等人能确定它不是这样吗？显而易见，“人体实验”的论证虽然避免了“范畴错误”，但它对于论证“转基因水稻无害”并不充分，并非一个有效的论证。
不清楚在“科学”这一名义的庇护下，转基因科学家们为何显得这么“不科学”。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缺乏一种哲学意识。
负责对科学进行追问的，是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叫科学哲学。它的用意很清楚，一是在“基础性”上，对科学进行审视，给科学家的研究提供一些哲学上的指导，看一下科学的基础是否牢固，就是它的方法可靠不；二是在“终极性”上，驯服科学这匹野马，探寻人类认识的限度，有哪些东西是科学可以搞定的，哪些搞不定，从而只能保持谦卑或无语——类似于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说，“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
有很多哲学家在干这些事情。比如，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提出了科学的一种“可证伪性”方法。一个科学假说或理论，只要有一个反例证明它为假，那么，它就是不可靠的，可以抛弃了。
这一方法非常有名，科学家们也算是受益良多。比如，爱因斯坦就写信来支持波普尔。像英国生物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彼得·梅达瓦，以及澳大利亚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生理学家约翰·埃克尔斯等人，就曾对波普尔表示感谢。埃克尔斯如实相告：“我的科学成就归功于1945年我对波普尔关于科学探索行为的教导的皈依。”英国数学家和理论天文学家邦迪则说：“科学就是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就是波普尔所说的方法。”
这有点吹捧嫌疑。科学的方法，当然不只是波普尔所说的方法。事实上，科学家们常用的方法是演绎法、归纳法，以及“最佳说明的推理”。而在转基因研究中，由于从事的是“发现”，派上用场的更多是归纳法：从一个一个事实，一个一个实验中，推出“转基因无害”的普遍结论。
科学家们是使用归纳推理的好手。很多科学发现就是通过归纳法得出的，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是一个经典的例子。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归纳推理也频频使用，达到了“日用而不知”的程度。比如，我们相信自己走在马路上，不会地底下突然塌陷掉下去；我们掏出手机，它不会爆炸。凭什么我们相信这些？回答是我们一直这样，没出什么问题，因此，这一次也不会有。
但如果要问：过去一直这样，能保证下一次地不塌陷，手机不爆炸吗？虽然这么问，我们大概会怀疑自己神经有没有问题，但如果认真想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确实无法保证。从根本上而言，我们相信“地不会塌陷、手机不会爆炸”是盲目的，怀有侥幸心理。
就是说，正如哲学家们所指出的，归纳推理虽然很多时候有用，但在逻辑上不一定可靠（逻辑上一定可靠的是演绎法）。毕竟，但逻辑上，你要穷尽所有的事实，才能得出一个普遍结论，这个难度系数太高了。严格来说，它最多是在一个高概率的意义上可靠，不是一定可靠的。
对于日常生活中运用归纳法，以及一些不直接涉及人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的科学发现及其运用，我们不必太认真。但是，对于类似于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这类影响会极为深远的大事，还是谨慎些为好。尽管看上去真理在握，但张启发院士、林拥军教授等人恐怕不得不承认：转基因研究的方法因其缺陷，离得出一个普遍性结论尚有太大的距离，而转基因食品到底有没有安全问题，远非看上去那么确定。
后果难测
到底是什么让一些科学家对转基因水稻自信满满，一边并不谨慎，一边又藐视“民意”，预设公众不懂科学呢？这涉及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科学的专业化，它和哲学，和人文学科，甚至和公众的一刀两断。科学家们走在无人的街道上，和公众渐行渐远。
这很奇怪。不要说古希腊的泰勒斯、亚里士多德等人了，即使是到近代的黑格尔、恩格斯等人，大概都没有想到，现在的科学，居然和哲学分道扬镳了，而且一个科学家，还可以对哲学没有兴趣。
在古代，哲学是很多学科的母体，各门科学自然包容在其中，一个哲学家在思考哲学问题，也是一种科学研究。但到近现代，各门学科的发展，一个一个地离开哲学母亲，并且翻脸不认人了。自然科学尤其如此，它的高度专业化、技术化，使科学显得好像与哲学无关。
可我们清楚地记得。在近代，很多有杰出成就的哲学家，同时也是科学家，比如康德、莱布尼茨、笛卡尔。而很多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说他们是哲学家也不会过分，比如牛顿、伽处略。到了现代以后，仍然如此。像爱因斯坦、玻尔、海森堡、普利高津等杰出的科学家，他们的科学研究，和哲学思考的区别并不是太大。可以说，一个理性的科学家，是不可能缺乏哲学素养的。他们共同做到了一点：在思考的抽象性上，老百姓可以不明白他们在到底在说什么，但是在方法上，在价值关怀上，吻合人们的认知和道德直觉。
很遗憾，这种情境，现在很少出现了。
科学和哲学切割的结果，就是科学家们追求知识的积累，却不问一下所得出的这种知识，最终是否靠谱，最终不靠谱的话怎么办；而和人文一刀两断，就是把自己玩成一种霸道的知识体系君临天下，不问一下自己在道德上，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以及有什么理由可以让这个世界由自己在玩；和民意一刀两断，在知识上是正确的，毕竟真假和人数，以及人的意志没有逻辑上的关联，但它的结果是科学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人类幸福的一种手段，人对于它可以进行选择，而不是人要听从于它。这几个结果，在转基因争论中，都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既然这样，那除了政治力量，已经没有什么能够约束科学主义的自律演进了。人为地制造一个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因此没什么可奇怪的。科学技术对于 “风险社会”的巨大贡献，很多人都印象深刻。这除了它既缺乏自我约束，也缺乏哲学、人文、民意的约束之外，更重要的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度所造成的盲目性，我们实际上很难对科学技术的全部后果进行预测和控制。相信科学能解决它所造成的全部问题，和相信它是上帝也许是同一个命题。而比之于人类的食品转基因化，过去的非典、禽流感、核泄漏之类的风险算得了什么呢？
毫无疑问，科学家的公众形象和过去已经不太一样了。他们往往容易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没有价值关怀的形象。在某些电影的描述中，他们甚至会变得比较恐怖，比如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实验一些杀人试剂，人在他们那儿，和一只白鼠没有区别。这或许是艺术对于异化的科学技术的抗议。
但无论怎样，我们这个世界，是被科学改变成这个样子的，阻止科学，以及科学家对这个世界的继续改变无异于以肉身阻挡历史的车轮。要解构“科学主义”这一神学，胜算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当下中国人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一个民族的未来，交给一些力推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科学家吗？很多人愿意回答“不可以”。但非要我们回答“可以”呢？也许，我们只能要求，这需要一些严厉的前提，即科学家们能够提供一些保证，尽管这些保证，从根本上而言，我们知道是很难做到的。
这些保证，首先就是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的，科学家们在品行方面靠得住，以及在提供“非专业人士所无法有效地知晓的(因而对他们来说必然是神秘的)知识和技能的准确性”上靠得住。但在转基因争论中，一些科学家早被绿色和平组织指控和种子公司有利益勾连——虽然只是指控；知识的可靠性，也因方法的错误，以及转基因的复杂性而大打折扣。
其次，还得有其它保证。比如，对自然的敬畏，对人类命运的担当，对科学限度、边界的意识……
如果这些保证落空，而粮食转基因化，我们只能说，这是一场可能输不起的巨大赌博。除非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真正地陷入了非理性的状态，否则这是难以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