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慈善机构将基金再投资，赚钱并不为过。但赚取的利润是否用于慈善事业？对投资油无监督？这是问题根本所在。希望工程如果不能满足所有失学儿童就学问题，那么，其投资行为也是不妥当的）
法新社星期三报道，[希望工程]管理部门终于决定公开帐目--只怕公布的是另一本帐!
北京最新一期《三联生活周刊》（下称《三联》），发表题为「青基会的赢与亏」封面文章，全方位报道希望工程主管机构，青基会涉嫌违规投资风波，并引述青基会法人代表、常务副理事长徐永光首度承认掩饰投资亏损。
而在3月21日，广州《南方周末》曾试图报道希望工程涉嫌违规投资事件，但遭当局勒令停止发行。日前，《三联》发表多篇环绕希望工程捐款涉嫌违规投资的报道。
报道引述徐永光承认，目前青基会累计赤字达1800万元。他还承认，苏州热疗仪、北海房地产等多个投资项目亏损，但他因为亏损「形象很不好」，而采用了「平帐」手法，即将亏损项目转移到其他较好投资。《三联》引用财务专业人士的话，质疑这种手法不符合惯常的财务操作。
在此之前，徐永光和青基会秘书长顾晓今一直强调，「投资增值是不得不为的事」，是为了解决工作经费。但徐永光在接受《三联》访问时承认，在1993年之前，青基会一直违规提取5％捐款作经费。而当时青基会的工作成本只需2.9％，根本不需要投资。
对于徐永光的辩辞，《三联》引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批评徐永光的这种「宏伟理想」。毛说，「慈善本身就不是以逐利为目的，这是公益事业的一个理念问题。」「如果考虑工资和回报，为什么要做慈善呢？」
《三联》的报道，令人对希望工程捐款涉嫌违规投资事件，有更深入的认识，包括掩饰亏损的会计手法。报道引述青基会法人代表徐永光承认投资苏州医疗仪、绍兴中青、北海房地产等多个项目皆失利，但这些亏损全部采用了「平帐」的手法，「包在（有）赢利的项目里面，帐就平掉了」。
明报报导说，青基会今年2月底发表「声明」指过去10年利用暂存款6200多万，赚取近7000万，「增值」1.12倍。徐永光在《三联》记者追问下，终于承认了总投资超过1亿元，而7000万回报中，有2200万靠国家外汇政策「坐收增值」，实际投资回报只有4000多万，故1.12倍的说法不实。自命「投资家」的徐永光还透露，青基会目前的赤字达到1800万元。
对于青基会从未对外交代投资内容，《三联》引述（不具名）「更公允的研究者」指出，将自己的投资操作长期置于暗箱里面，显然是有问题的。青基会秘书长顾晓今则辩解，这是因为担心公众无法接受，因此只要保证自己「不要在其中有贪污行为」即可。
《三联》的报道指出，由于缺乏监督机制及制度性安排欠缺，中国不少慈善组织也是这样的操作。但也并非全部如此，并举出中华慈善总会从成立伊始，即请外国会计公司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每年进行审计。
报道引述财务专业人士质问，「更重要的问题是，青基会为什么从未公开说明自己的投资？」「更公允的研究者」则指出，「以信誉为生存最重要前提的基金会组织，将自己的投资操作长期置于暗箱里面，显然是有问题的。中国的基金会组织自己也需要反省。」
对于希望工程的违规投资，有人认为是缺乏社会监督机制业务主管单位要对基金会的行为承担责任，而业务主管单位一般是政府机构，所以一监督就监督到政府的头上了，而政府机构会有意无意地运用手中的权力压制监督。其结果就是，公众无法强制基金会遵纪守法，正如公众没有能力强制政府一样。
内部治理结构畸形和外部监督失灵的结果就是，一方面公益机构不可能对社会负责，另一方面要想不出问题全靠自律。但是，自律是靠不住的，因此这类机构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出问题，而且一出问题就是“大问题”，就给机构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试想，如果有外部监督，例如新闻监督，公益机构稍有闪失立即就会受到指控，它们就会引以为戒，不至于一错再错。否则，问题得不到及时披露、遏制，日积月累，一旦纸包不住火，就将毁于一旦。所以说，社会监督是一种防微杜渐的机制，是公益机构健康发展的保护神。
法新社星期三报道，[希望工程]管理部门终于决定公开帐目--只怕公布的是另一本帐!
北京最新一期《三联生活周刊》（下称《三联》），发表题为「青基会的赢与亏」封面文章，全方位报道希望工程主管机构，青基会涉嫌违规投资风波，并引述青基会法人代表、常务副理事长徐永光首度承认掩饰投资亏损。
而在3月21日，广州《南方周末》曾试图报道希望工程涉嫌违规投资事件，但遭当局勒令停止发行。日前，《三联》发表多篇环绕希望工程捐款涉嫌违规投资的报道。
报道引述徐永光承认，目前青基会累计赤字达1800万元。他还承认，苏州热疗仪、北海房地产等多个投资项目亏损，但他因为亏损「形象很不好」，而采用了「平帐」手法，即将亏损项目转移到其他较好投资。《三联》引用财务专业人士的话，质疑这种手法不符合惯常的财务操作。
在此之前，徐永光和青基会秘书长顾晓今一直强调，「投资增值是不得不为的事」，是为了解决工作经费。但徐永光在接受《三联》访问时承认，在1993年之前，青基会一直违规提取5％捐款作经费。而当时青基会的工作成本只需2.9％，根本不需要投资。
对于徐永光的辩辞，《三联》引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批评徐永光的这种「宏伟理想」。毛说，「慈善本身就不是以逐利为目的，这是公益事业的一个理念问题。」「如果考虑工资和回报，为什么要做慈善呢？」
《三联》的报道，令人对希望工程捐款涉嫌违规投资事件，有更深入的认识，包括掩饰亏损的会计手法。报道引述青基会法人代表徐永光承认投资苏州医疗仪、绍兴中青、北海房地产等多个项目皆失利，但这些亏损全部采用了「平帐」的手法，「包在（有）赢利的项目里面，帐就平掉了」。
明报报导说，青基会今年2月底发表「声明」指过去10年利用暂存款6200多万，赚取近7000万，「增值」1.12倍。徐永光在《三联》记者追问下，终于承认了总投资超过1亿元，而7000万回报中，有2200万靠国家外汇政策「坐收增值」，实际投资回报只有4000多万，故1.12倍的说法不实。自命「投资家」的徐永光还透露，青基会目前的赤字达到1800万元。
对于青基会从未对外交代投资内容，《三联》引述（不具名）「更公允的研究者」指出，将自己的投资操作长期置于暗箱里面，显然是有问题的。青基会秘书长顾晓今则辩解，这是因为担心公众无法接受，因此只要保证自己「不要在其中有贪污行为」即可。
《三联》的报道指出，由于缺乏监督机制及制度性安排欠缺，中国不少慈善组织也是这样的操作。但也并非全部如此，并举出中华慈善总会从成立伊始，即请外国会计公司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每年进行审计。
报道引述财务专业人士质问，「更重要的问题是，青基会为什么从未公开说明自己的投资？」「更公允的研究者」则指出，「以信誉为生存最重要前提的基金会组织，将自己的投资操作长期置于暗箱里面，显然是有问题的。中国的基金会组织自己也需要反省。」
对于希望工程的违规投资，有人认为是缺乏社会监督机制业务主管单位要对基金会的行为承担责任，而业务主管单位一般是政府机构，所以一监督就监督到政府的头上了，而政府机构会有意无意地运用手中的权力压制监督。其结果就是，公众无法强制基金会遵纪守法，正如公众没有能力强制政府一样。
内部治理结构畸形和外部监督失灵的结果就是，一方面公益机构不可能对社会负责，另一方面要想不出问题全靠自律。但是，自律是靠不住的，因此这类机构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出问题，而且一出问题就是“大问题”，就给机构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试想，如果有外部监督，例如新闻监督，公益机构稍有闪失立即就会受到指控，它们就会引以为戒，不至于一错再错。否则，问题得不到及时披露、遏制，日积月累，一旦纸包不住火，就将毁于一旦。所以说，社会监督是一种防微杜渐的机制，是公益机构健康发展的保护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