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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的核心思路是：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政府的归政府。我认为，治理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就是把市场和政府的界限划清楚，市场自己能做的事，政府就不要多插手。
到底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根治腐败？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弄清楚，腐败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
先给各位举两个例子，首先是墨西哥。1980—1990年，墨西哥的萨利纳斯总统实行自由化经济政策，对墨西哥的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让墨西哥全社会陷入了疯狂的腐败中。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腐败侵蚀了执政党。各位晓得吗？从最高领导层，也就是总统的部下，内阁部长、州长、副总检察长这些政府要员，到总统的亲戚朋友都卷入了腐败案件里。最典型的例子是，总统的亲弟弟劳尔•萨利纳斯在这种私有化过程中非法致富，敛财上亿美元。根据估算，墨西哥的腐败问题，给它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高达300亿美元，相当于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的9.5%，国内年税收总额的15%。
再说一个例子，就是我在前面说过的俄罗斯。各位晓得俄罗斯的腐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1991年底叶利钦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对经济搞全面私有化，结果是庞大的国有资产迅速被分解成私人财富；很多国企，尤其是最赚钱的能源企业，全都以极低的价格落入富豪们的口袋，诞生了一批寡头财团。更要命的是，像海关、税务、缉毒、检察、公安、法院，还有军队这些政府要害部门全部成了腐败重灾区。于是，腐败在全俄罗斯范围内成了脱缰野马，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近一半的政府财政预算拨款都被贪官转移了；三分之一的军费流入不法之徒手里；企业约30％的成本要用来行贿各级官员。俄罗斯自己的反贪组织说，俄罗斯官员的贪腐金额占俄罗斯GDP的50%，跟世行公布的48%比较接近。
透过上面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腐败猖獗的共同特性：第一，处于转型期的经济体最易滋生腐败；第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期间，政府行政干预和市场开放同时存在，给了官员权力寻租制造了机会；第三，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制度的设定让企业觉得循规蹈矩付出的成本太高，如果透过行贿这种方式，达到同样的目的，可能花的成本反而更少，所以企业会主动行贿。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处于转型期的经济体在经济制度上存在漏洞，容易滋生腐败。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的运动式反腐、建立反贪局完全就是隔靴搔痒，俄罗斯的体制就是孵化腐败的温床，普京也好，梅德韦杰夫也好，透过抓贪官反腐，既不可能全抓住，也不可能起到根除腐败的作用。至于“高薪养廉”，新加坡的经验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不过是为已经很清廉的政府加的双保险，是锦上添花的“防腐”工具。
联系到我们的现实情况，从30多年前提出改革开放到现在，可以说我们的整个社会一直处于转型期。在这个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里，虽然，我们有在经济总量和国民收入方面的巨大进步，但是与此同时，贪污腐败现象也愈演愈烈。
当然，腐败问题的产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制度的问题。这种制度设计是一项很复杂、很庞大的工程。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不是制度设计方面的专家，但我想透过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给出另外一种思考。比如说，我们应该考虑建立一种完善的预算制度。
那么，该如何做呢？我就拿美国做例子和各位好好分析一下。美国既没有实行“高薪养廉”，又没有搞过“运动式反腐”，也没有廉政公署这类的机构。但是它的廉洁度很好，在透明国际的排行榜上排到了19位。这主要是因为它采用了完善的预算制度。
其实100年前美国的腐败程度绝对超乎你的想象。2012年12月13日，《华尔街日报》登了一篇非常震撼的文章，叫《中国腐败程度不及美国当年》。文中提到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和1996年的中国在人均年收入都是2800美元的情况下，前者的腐败程度相当于后者的7～9倍。但是美国透过建立预算制度，杜绝了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那么，我们能从美国的预算法中学到哪些东西呢？
第一，全面。所有收支必须列在预算里面，没有列在上面的，就不能收支。试想如果有一部分政府收支游离于预算之外，由各个地方、各个部门随意支配的话，一是难以统计，二是难全面监督，这就会给腐败创造条件。而现在在我们国家，制度外的政府收支和部分预算外政府收支，确实还没有纳入预算管理范围，既不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也不在财政部门的统筹之列，属于非规范性的政府收支，这部分钱由于没有监督，当然会成为腐败的温床。
第二，具体。我们也写预算案，但是坦白地讲，不要说老百姓，就连我这个专家都不一定能看懂，因为写得太笼统了。比如说，我们的预算上，写一个“办公室装修”，就可以列支了。这在美国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是在美国，你必须把列支的内容，比如说为了装修办公室买2个灯泡、3个茶杯等都要写清楚，只有做到这种详细的程度，你才可以列支。
第三，透明。美国的预算透明度非常高，而且还有《反非效率法案》、《联邦政府阳光法案》等配套法律给予了有力保障，这让美国预算执行的规则和各个环节的程序，都能做到公开透明，并受到非常有效的监督。还有一点，美国做得特别好，就是真实保障了老百姓的知情权。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都在自己的网站上，提供了最详细的财政支出信息，老百姓可以从网站上下载各级政府的预算报告，并且可以随时查询政府预算情况，了解自己缴纳的税款去向。除此之外，总会计办公室的报告也是公开的，除属于国家机密之外的，都要通过互联网公开，让老百姓了解真实状况。
我们再来看看世界排名前十的廉政国家，丹麦、芬兰、新西兰、新加坡、瑞典、冰岛、荷兰、瑞士、加拿大、挪威。它们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都有严格的《预算法》，都做到了全面、具体、透明。那作为我们，是不是可以效仿这些国家，从预算方面入手，有效防止腐败的发生呢？
除了预算，我还想给出一个建议。这点我在《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一书中也强调过，中国改革的核心思路是：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政府的归政府。我认为，治理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就是把市场和政府的界限划清楚，市场自己能做的事，政府就不要多插手。少了权力这一载体，自然就没了寻租的空间。
今年年初广州“两会”上，广州市政协常委、广州新城市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曹志伟展出一张投资项目审批流程的“万里长征图”，“一个投资项目从立项到审批，要跑20个委办局、53个处室，盖108个章，需要799个审批工作日。”各位看看，我们的政府对企业是多么不放心！如果有的企业等不了这么久，想快一点拿下审批，怎么办，只能去找手里握着盖章大权的20个委办局和53个处室，给点好处请他们通融通融。于是，腐败就发生了。那各位想想看，如果我们最大程度地减少这些审批环节，或者说干脆就取消，让企业根据市场规律来办事，还会产生腐败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不单单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而且也是社会治理的最好方式。
我们搞经济建设和社会转型，从企业到政府其实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政府一时的错位不可怕，但一旦意识到问题，就必须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权力的下放当然会触动一大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每一步都不会容易，但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一定会倒逼着我们这样做，到那时，我们就会陷入一种完全的被动。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现在开始，能否把市场自己能办好的事，逐步交给市场呢？铲除行政审批权力的寻租空间，才是防止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
到底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根治腐败？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弄清楚，腐败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
先给各位举两个例子，首先是墨西哥。1980—1990年，墨西哥的萨利纳斯总统实行自由化经济政策，对墨西哥的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让墨西哥全社会陷入了疯狂的腐败中。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腐败侵蚀了执政党。各位晓得吗？从最高领导层，也就是总统的部下，内阁部长、州长、副总检察长这些政府要员，到总统的亲戚朋友都卷入了腐败案件里。最典型的例子是，总统的亲弟弟劳尔•萨利纳斯在这种私有化过程中非法致富，敛财上亿美元。根据估算，墨西哥的腐败问题，给它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高达300亿美元，相当于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的9.5%，国内年税收总额的15%。
再说一个例子，就是我在前面说过的俄罗斯。各位晓得俄罗斯的腐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1991年底叶利钦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对经济搞全面私有化，结果是庞大的国有资产迅速被分解成私人财富；很多国企，尤其是最赚钱的能源企业，全都以极低的价格落入富豪们的口袋，诞生了一批寡头财团。更要命的是，像海关、税务、缉毒、检察、公安、法院，还有军队这些政府要害部门全部成了腐败重灾区。于是，腐败在全俄罗斯范围内成了脱缰野马，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近一半的政府财政预算拨款都被贪官转移了；三分之一的军费流入不法之徒手里；企业约30％的成本要用来行贿各级官员。俄罗斯自己的反贪组织说，俄罗斯官员的贪腐金额占俄罗斯GDP的50%，跟世行公布的48%比较接近。
透过上面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腐败猖獗的共同特性：第一，处于转型期的经济体最易滋生腐败；第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期间，政府行政干预和市场开放同时存在，给了官员权力寻租制造了机会；第三，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制度的设定让企业觉得循规蹈矩付出的成本太高，如果透过行贿这种方式，达到同样的目的，可能花的成本反而更少，所以企业会主动行贿。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处于转型期的经济体在经济制度上存在漏洞，容易滋生腐败。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的运动式反腐、建立反贪局完全就是隔靴搔痒，俄罗斯的体制就是孵化腐败的温床，普京也好，梅德韦杰夫也好，透过抓贪官反腐，既不可能全抓住，也不可能起到根除腐败的作用。至于“高薪养廉”，新加坡的经验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不过是为已经很清廉的政府加的双保险，是锦上添花的“防腐”工具。
联系到我们的现实情况，从30多年前提出改革开放到现在，可以说我们的整个社会一直处于转型期。在这个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里，虽然，我们有在经济总量和国民收入方面的巨大进步，但是与此同时，贪污腐败现象也愈演愈烈。
当然，腐败问题的产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制度的问题。这种制度设计是一项很复杂、很庞大的工程。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不是制度设计方面的专家，但我想透过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给出另外一种思考。比如说，我们应该考虑建立一种完善的预算制度。
那么，该如何做呢？我就拿美国做例子和各位好好分析一下。美国既没有实行“高薪养廉”，又没有搞过“运动式反腐”，也没有廉政公署这类的机构。但是它的廉洁度很好，在透明国际的排行榜上排到了19位。这主要是因为它采用了完善的预算制度。
其实100年前美国的腐败程度绝对超乎你的想象。2012年12月13日，《华尔街日报》登了一篇非常震撼的文章，叫《中国腐败程度不及美国当年》。文中提到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和1996年的中国在人均年收入都是2800美元的情况下，前者的腐败程度相当于后者的7～9倍。但是美国透过建立预算制度，杜绝了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那么，我们能从美国的预算法中学到哪些东西呢？
第一，全面。所有收支必须列在预算里面，没有列在上面的，就不能收支。试想如果有一部分政府收支游离于预算之外，由各个地方、各个部门随意支配的话，一是难以统计，二是难全面监督，这就会给腐败创造条件。而现在在我们国家，制度外的政府收支和部分预算外政府收支，确实还没有纳入预算管理范围，既不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也不在财政部门的统筹之列，属于非规范性的政府收支，这部分钱由于没有监督，当然会成为腐败的温床。
第二，具体。我们也写预算案，但是坦白地讲，不要说老百姓，就连我这个专家都不一定能看懂，因为写得太笼统了。比如说，我们的预算上，写一个“办公室装修”，就可以列支了。这在美国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是在美国，你必须把列支的内容，比如说为了装修办公室买2个灯泡、3个茶杯等都要写清楚，只有做到这种详细的程度，你才可以列支。
第三，透明。美国的预算透明度非常高，而且还有《反非效率法案》、《联邦政府阳光法案》等配套法律给予了有力保障，这让美国预算执行的规则和各个环节的程序，都能做到公开透明，并受到非常有效的监督。还有一点，美国做得特别好，就是真实保障了老百姓的知情权。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都在自己的网站上，提供了最详细的财政支出信息，老百姓可以从网站上下载各级政府的预算报告，并且可以随时查询政府预算情况，了解自己缴纳的税款去向。除此之外，总会计办公室的报告也是公开的，除属于国家机密之外的，都要通过互联网公开，让老百姓了解真实状况。
我们再来看看世界排名前十的廉政国家，丹麦、芬兰、新西兰、新加坡、瑞典、冰岛、荷兰、瑞士、加拿大、挪威。它们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都有严格的《预算法》，都做到了全面、具体、透明。那作为我们，是不是可以效仿这些国家，从预算方面入手，有效防止腐败的发生呢？
除了预算，我还想给出一个建议。这点我在《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一书中也强调过，中国改革的核心思路是：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政府的归政府。我认为，治理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就是把市场和政府的界限划清楚，市场自己能做的事，政府就不要多插手。少了权力这一载体，自然就没了寻租的空间。
今年年初广州“两会”上，广州市政协常委、广州新城市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曹志伟展出一张投资项目审批流程的“万里长征图”，“一个投资项目从立项到审批，要跑20个委办局、53个处室，盖108个章，需要799个审批工作日。”各位看看，我们的政府对企业是多么不放心！如果有的企业等不了这么久，想快一点拿下审批，怎么办，只能去找手里握着盖章大权的20个委办局和53个处室，给点好处请他们通融通融。于是，腐败就发生了。那各位想想看，如果我们最大程度地减少这些审批环节，或者说干脆就取消，让企业根据市场规律来办事，还会产生腐败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不单单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而且也是社会治理的最好方式。
我们搞经济建设和社会转型，从企业到政府其实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政府一时的错位不可怕，但一旦意识到问题，就必须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权力的下放当然会触动一大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每一步都不会容易，但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一定会倒逼着我们这样做，到那时，我们就会陷入一种完全的被动。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现在开始，能否把市场自己能办好的事，逐步交给市场呢？铲除行政审批权力的寻租空间，才是防止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