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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面对面》许戈辉访野夫：记忆对抗遗忘
(2014-01-10 21:33:51)
有句话说，路是脚踏出来的，历史是人写出来的。人的每一步行动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而这些“自己的历史”，看似微不足道，一旦被写下来，就会在字里行间折射出一个国度，一个民族的历史。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就是这样一位用文字记叙私人记忆，构筑民间历史的作者——野夫。
野夫的代表作之一，散文集《乡关何处》中，讲述了他至爱亲朋的故事，每个人寥寥数千字的描述，勾勒出了上一代人命运的公共记忆。野夫一再强调，自己的写作是用记忆去对抗遗忘。他说，我传承的是中国民间修史的传统。任何政治史都只是虚张的宏大叙事，只有在一个个具体姓名背后的遭际，才可能更多地窥见我们曾经走过的岁月本相。
十六岁少年的仇恨
土家野夫，1962年出生于湖北省一个偏远的小村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
许戈辉：我看到你的资料中写到，你的本名其实叫“郑世平”，而且是你外婆给你取的。这样一个名字仿佛是祖辈对于安定生活美好向往的一种寄望。你自己是怎么解读这个名字的？
野夫：对，外婆希望我能够成长在一个太平盛世。但在十六岁之前，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愤恨。我四岁“文革”爆发，父亲被绑着游街，家里经常来人抄家。这样一幅画面，伴随了我整个成长过程。直到“文革”结束，母亲得到了平反，父亲也官复原职被提拔，我也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成了大学生，这种少年时代的仇恨才得到缓解。
许戈辉：那在你十六岁之前的童年画面里，还有哪些画面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野夫：我在文章中提到过一段，大约是我四、五岁时发生的事情。那会儿“文革”刚爆发，我父亲是矿山的矿长，矿山的一个造反派把一把歪把子机枪，架在我们家门口，枪口对着我们全家，然后指着我父亲辱骂。我父亲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我吓得在我外祖母怀里发抖，但也深深的记住了那个男人的脸。后来“文革”中期，打击造反派的时候，这个人被开除了，也就不知下落了。直到我十九岁，大学刚毕业，有天路过一个小巷，我突然就发现这个人了。我记得当时我还喝了点酒，我冲上去就把他暴打了一顿。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被打，因为他根本认不出我了。第二天酒醒后，我还有点内疚，我想去查下他现在的生活状况，于是又回去那个巷子打听，才知道，原来他非常落魄，靠运石为生，变成了瘸子。我最后想，这个时代对他们这些造反派的报复，也非常残忍。
江上的母亲成就时代的狂者
野夫原是一名警察，能诗擅赋，重情重义，加上他又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本来前途未可限量，而人生的拐点发生在1990年前后，二十八岁时，野夫脱下警服，穿上了囚服。
许戈辉：你跟我说你做某些人生重要决定前，并非没有思考过这样做的效果和意义。好像这些决定背后，伴随着你的已经不全然是一种对利益的考量了，这里面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左右着你的人生抉择？
野夫：自古有狂人和狷者，狂人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狷者是洁身自好，知其不可为而不为。我的性格可能就决定了我会选择做狂者，但你必将付出代价。我并不认为这件事情我个人的态度，以及后来的行为，可以改变什么或挽救什么。但我认为，任何民族，在任何时代，都应该要有这样一类人。这就是理想主义者的悲剧所在，你的身躯也许可以逼停一辆汽车，却无法让历史停住。
许戈辉：现在回过头看，你觉得这五年牢狱生活，是否是对你理想的一种嘲笑？
野夫：在里面确实有过很深的绝望。身体之苦可以承受，甚至尊严的丧失也可以承受。但更重要的是，你发现你伤害到了你的家人。当时我父亲癌症晚期，母亲一个人要照顾他。每次他们来探监，你就会看到那样两个老革命，颤颤巍巍的走进来，并且不得不以一种委屈乞怜的姿态，才能坐到我面前。我父亲那么坚强的冷面汉子，双枪剿匪英雄，在“文革”中挨打、批斗，我都没见过他流泪，来看我的时候，却泪如雨下，浑身颤抖。那个画面很让人揪心。
最终野夫的父亲没有挨过病痛的折磨，在野夫服刑期间，因癌症去世。野夫出狱后不久，六十八岁的母亲留下遗书和关于家族自述的几十万字，投江自尽。十年后，野夫动笔写下了《江上的母亲》。
许戈辉：现在回过头看，你能理解母亲的选择吗？
野夫：说的残酷一点就是我母亲的这种选择确实成就了我。假设她没有做这个选择，我可能就会按我最早设想的，呆在她身边尽孝。安分守己的谋生、养老。因为我父亲已经走了，那我母亲的自沉，就使我真正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了任何牵挂。我想我应该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残酷，必须去求生存了，这样子才来到北京，然后一点一点的走到今天。
“我要不把我经历的一切写出来，我死不瞑目”
许戈辉：你说父亲从来没跟你讲过家史，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讲吗？
野夫：实际上我父亲那辈人，都不愿意提家里的往事。因为他无法跟自己的孩子说清楚那些事。他要跟我讲他的家史，我会质问他，你的父亲和哥哥们被灭门的时候，你手上有枪，但你却在另一个地方灭另一个地主的门。你今天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回去救你的家人？我想他无法面对我的这种质问。我父亲走的时候，留下遗言，让我从监狱出来后，一定要把我祖父被抛尸的那个天坑给盖上，他说他活着的时候没能为他父亲尽这个孝，希望我完成这个事情。这证明他对他父亲是有亏欠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在事业上有了点成绩后，我一定要回老家，帮他完成这个遗愿的原因。
许戈辉：你回到老家重新了解父亲整个家族的故事之后，将父系家族在土改中遭遇的那场灭门惨剧收录在了文章《地主之殇》中。后来又根据母亲遗书中的数十万家族自述，写下了母亲，以及外婆的故事。这种写作，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野夫：还债。我要不把我经历的一切写出来，我死不瞑目。当我把我父母的故事，祖父的故事，外婆的故事等等都写完了，我回到武汉，我把这些书都带回去了。我到他们坟前，我说，在你们生前我做不到尽孝，但我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让你们的名字被后世记住。
许戈辉：我很想知道，有你这样经历的人，对这个国家有着一种什么样的情感？
野夫：有时候网上经常有人骂我们是愤青、汉奸，骂我们是带路党、卖国贼。其实我们最清楚，我们是真正爱国的人。我们有足够的条件移民。无论是我自己经济移民，还是别的国家向我发出邀请，我都拒绝了。我愿意坚持在这块土地上。我想弄清，这个国家我们看到了无数问题，但它稳定的秘密何在？古人说，郡县制则天下治，那么中国的郡县是怎么治理的？所以我去基层做调查，前后花了几年的时间，写了一部《中共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观察与思考》。这些年来没有一本书像我这样，真正用几年的时间去一个县里详细的观察、了解一个县级政权是怎么运作的。因为基层政权有两个主题，第一主题是维稳，第二主题是发展。维稳是政治，发展是经济。那我们解释中国，把一个县解剖清楚了，实际上这个国家就解剖清楚了。
许戈辉：那经过这几年的田野调查，你所得到的答案，或者发现了更多问题后，你觉得我们有希望去改变它吗？
野夫：我是个公认的乐观主义者，正是因为我觉得希望存在，所以我今天才会坐在这儿。我在无数个演讲中说，一要求真，要让现在更多的年轻人知道真相，没有真就没有善，没有善，是没有美的。真、善、美不是并列关系，我认为是条件关系。“真”是先决条件。
凤凰卫视中文台《名人面对面》民间写史特别系列 野夫专访 ：
1月12日（周日）20:30首播 1月13日（周一）13:25重播
《名人面对面》许戈辉访野夫：记忆对抗遗忘
(2014-01-10 21:33:51)
有句话说，路是脚踏出来的，历史是人写出来的。人的每一步行动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而这些“自己的历史”，看似微不足道，一旦被写下来，就会在字里行间折射出一个国度，一个民族的历史。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就是这样一位用文字记叙私人记忆，构筑民间历史的作者——野夫。
野夫的代表作之一，散文集《乡关何处》中，讲述了他至爱亲朋的故事，每个人寥寥数千字的描述，勾勒出了上一代人命运的公共记忆。野夫一再强调，自己的写作是用记忆去对抗遗忘。他说，我传承的是中国民间修史的传统。任何政治史都只是虚张的宏大叙事，只有在一个个具体姓名背后的遭际，才可能更多地窥见我们曾经走过的岁月本相。
十六岁少年的仇恨
土家野夫，1962年出生于湖北省一个偏远的小村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
许戈辉：我看到你的资料中写到，你的本名其实叫“郑世平”，而且是你外婆给你取的。这样一个名字仿佛是祖辈对于安定生活美好向往的一种寄望。你自己是怎么解读这个名字的？
野夫：对，外婆希望我能够成长在一个太平盛世。但在十六岁之前，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愤恨。我四岁“文革”爆发，父亲被绑着游街，家里经常来人抄家。这样一幅画面，伴随了我整个成长过程。直到“文革”结束，母亲得到了平反，父亲也官复原职被提拔，我也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成了大学生，这种少年时代的仇恨才得到缓解。
许戈辉：那在你十六岁之前的童年画面里，还有哪些画面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野夫：我在文章中提到过一段，大约是我四、五岁时发生的事情。那会儿“文革”刚爆发，我父亲是矿山的矿长，矿山的一个造反派把一把歪把子机枪，架在我们家门口，枪口对着我们全家，然后指着我父亲辱骂。我父亲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我吓得在我外祖母怀里发抖，但也深深的记住了那个男人的脸。后来“文革”中期，打击造反派的时候，这个人被开除了，也就不知下落了。直到我十九岁，大学刚毕业，有天路过一个小巷，我突然就发现这个人了。我记得当时我还喝了点酒，我冲上去就把他暴打了一顿。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被打，因为他根本认不出我了。第二天酒醒后，我还有点内疚，我想去查下他现在的生活状况，于是又回去那个巷子打听，才知道，原来他非常落魄，靠运石为生，变成了瘸子。我最后想，这个时代对他们这些造反派的报复，也非常残忍。
江上的母亲成就时代的狂者
野夫原是一名警察，能诗擅赋，重情重义，加上他又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本来前途未可限量，而人生的拐点发生在1990年前后，二十八岁时，野夫脱下警服，穿上了囚服。
许戈辉：你跟我说你做某些人生重要决定前，并非没有思考过这样做的效果和意义。好像这些决定背后，伴随着你的已经不全然是一种对利益的考量了，这里面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左右着你的人生抉择？
野夫：自古有狂人和狷者，狂人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狷者是洁身自好，知其不可为而不为。我的性格可能就决定了我会选择做狂者，但你必将付出代价。我并不认为这件事情我个人的态度，以及后来的行为，可以改变什么或挽救什么。但我认为，任何民族，在任何时代，都应该要有这样一类人。这就是理想主义者的悲剧所在，你的身躯也许可以逼停一辆汽车，却无法让历史停住。
许戈辉：现在回过头看，你觉得这五年牢狱生活，是否是对你理想的一种嘲笑？
野夫：在里面确实有过很深的绝望。身体之苦可以承受，甚至尊严的丧失也可以承受。但更重要的是，你发现你伤害到了你的家人。当时我父亲癌症晚期，母亲一个人要照顾他。每次他们来探监，你就会看到那样两个老革命，颤颤巍巍的走进来，并且不得不以一种委屈乞怜的姿态，才能坐到我面前。我父亲那么坚强的冷面汉子，双枪剿匪英雄，在“文革”中挨打、批斗，我都没见过他流泪，来看我的时候，却泪如雨下，浑身颤抖。那个画面很让人揪心。
最终野夫的父亲没有挨过病痛的折磨，在野夫服刑期间，因癌症去世。野夫出狱后不久，六十八岁的母亲留下遗书和关于家族自述的几十万字，投江自尽。十年后，野夫动笔写下了《江上的母亲》。
许戈辉：现在回过头看，你能理解母亲的选择吗？
野夫：说的残酷一点就是我母亲的这种选择确实成就了我。假设她没有做这个选择，我可能就会按我最早设想的，呆在她身边尽孝。安分守己的谋生、养老。因为我父亲已经走了，那我母亲的自沉，就使我真正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了任何牵挂。我想我应该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残酷，必须去求生存了，这样子才来到北京，然后一点一点的走到今天。
“我要不把我经历的一切写出来，我死不瞑目”
许戈辉：你说父亲从来没跟你讲过家史，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讲吗？
野夫：实际上我父亲那辈人，都不愿意提家里的往事。因为他无法跟自己的孩子说清楚那些事。他要跟我讲他的家史，我会质问他，你的父亲和哥哥们被灭门的时候，你手上有枪，但你却在另一个地方灭另一个地主的门。你今天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回去救你的家人？我想他无法面对我的这种质问。我父亲走的时候，留下遗言，让我从监狱出来后，一定要把我祖父被抛尸的那个天坑给盖上，他说他活着的时候没能为他父亲尽这个孝，希望我完成这个事情。这证明他对他父亲是有亏欠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在事业上有了点成绩后，我一定要回老家，帮他完成这个遗愿的原因。
许戈辉：你回到老家重新了解父亲整个家族的故事之后，将父系家族在土改中遭遇的那场灭门惨剧收录在了文章《地主之殇》中。后来又根据母亲遗书中的数十万家族自述，写下了母亲，以及外婆的故事。这种写作，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野夫：还债。我要不把我经历的一切写出来，我死不瞑目。当我把我父母的故事，祖父的故事，外婆的故事等等都写完了，我回到武汉，我把这些书都带回去了。我到他们坟前，我说，在你们生前我做不到尽孝，但我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让你们的名字被后世记住。
许戈辉：我很想知道，有你这样经历的人，对这个国家有着一种什么样的情感？
野夫：有时候网上经常有人骂我们是愤青、汉奸，骂我们是带路党、卖国贼。其实我们最清楚，我们是真正爱国的人。我们有足够的条件移民。无论是我自己经济移民，还是别的国家向我发出邀请，我都拒绝了。我愿意坚持在这块土地上。我想弄清，这个国家我们看到了无数问题，但它稳定的秘密何在？古人说，郡县制则天下治，那么中国的郡县是怎么治理的？所以我去基层做调查，前后花了几年的时间，写了一部《中共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观察与思考》。这些年来没有一本书像我这样，真正用几年的时间去一个县里详细的观察、了解一个县级政权是怎么运作的。因为基层政权有两个主题，第一主题是维稳，第二主题是发展。维稳是政治，发展是经济。那我们解释中国，把一个县解剖清楚了，实际上这个国家就解剖清楚了。
许戈辉：那经过这几年的田野调查，你所得到的答案，或者发现了更多问题后，你觉得我们有希望去改变它吗？
野夫：我是个公认的乐观主义者，正是因为我觉得希望存在，所以我今天才会坐在这儿。我在无数个演讲中说，一要求真，要让现在更多的年轻人知道真相，没有真就没有善，没有善，是没有美的。真、善、美不是并列关系，我认为是条件关系。“真”是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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