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
从七一大游行、七九立法会示威到七一三的“民主集会”，由反对国安立法引发的香港民众抗议正在演变成一场要求“还政于民”的民主运动。同任何一次成功地动员了民众参与其中的政治风潮一样，各派政治人物都开始不失时机地登台亮相，挟民意以迫政府，党同盟而伐异己。短短十几天，香港这个典型的经济城市竟脱缰野马一般地向泛政治化的方向冲去。隔岸观火的台湾自然不会静默。与七一三香港第三次集会同日，台湾举办了关于“一国两制”与香港23条的研讨会，会上宣读了陈水扁的致辞，对“一国两制”面临危机的嘲弄和唯恐香港不乱的殷切均溢于言表。
大陆方面对七一以后的香港变局至今尚未作出正式回应，但显然无意为这出陡然开场的政治戏再增加新的“剧情”。一些或多或少与北京保持一致的非政府人士，日前陆续诉诸舆论，总的意思是强调香港的经济方面，意在用经济的优先地位淡化此次香港**的政治色彩，遏制香港当前的泛政治化势头。
任何一个明眼人都会目睹这样一个“二十年之怪现状”：中国大陆从一个方方面面“政治挂帅”的极端政治社会，二十几年时间内变成了一个方方面面都经济第一、甚至用经济替代政治的全民经济社会。与此恰成对照，原本跻身东亚经济“四小龙”之二的台湾和香港，近年来经济振兴乏力、经济环境恶化、经济地位下降，而政治热却逐年升温，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政治热情已然可与当年的大陆民众一比高低了。
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国际通行的数字指标，例如增长率、人均收入等；而衡量一个地区的政治热却没有类似的通行数字指标，如果有，应当是“人均参与政治活动小时数”、“各党派平均相互攻讧次数”、“媒体政论文章发表总数”之类。但无论是什么指标，当前人们最为关心的一定是这样一个数学问题：经济发展指标与政治热指标的相关度究竟如何。
在数学上，常规的表达是：设变量X，Y，若X的变化与Y无关，则X与Y的相关度为零；若X的上升导致Y也上升，则X与Y的相关度为正；若X上升导致Y下降，则X与Y的相关度为负。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尚没有发展出这样一套知识：在何种条件下，政治热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度为正，在何种条件下，政治热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度为负。如果真有这门学科的话，根据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原理，当前在两岸三地出现的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忽冷忽热也许就不这么极端了。 本文所要阐述的观点是：政治与经济高度相关，甚至可以说从来不存在脱离政治的纯经济；但其中的相关关系并不会如数学上的一次方程一样简单，应当是复杂的、多元的、但仍是有规律可寻的。
借用美国历史上一位着名作家的话：“政治就是伪装成原则之争的利益之争，就是借助于公众事务的私人事务”。（Ambrose Bierce）尽管历史上不乏一心为公的政治家，但正如人们必须要假定经济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一样，人们也不能在总体上轻信政治的高尚。当人们误以为政治真是关于公众利益的原则斗争时，就不会看清政治与经济之间的本质关系，而只要明白了政治也同样是基于“私人的恶德”（曼德维尔语）的一种人类行为，就会明白政治和经济经常就是一回事。
政治与经济的混同就是将权力因素注入经济。首先利用权力造成社会的上下分层，然后在社会分层基础上展开经济，经济于是成为剥削。按照F・布罗代尔的理论，只有事先利用非经济的权力造成剥削或垄断条件的经济，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而只有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才有利润可言。（《资本主义的动力》） 就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其经济取决于该国家和地区是否处于剥削者地位，或者说该国家和地区是否拥有自己的经济殖民地。剥削者与殖民地关系的形成不是经济竞争的结果，而是权力作用的结果，权力可以是暴力的，也可以是知识的、文化的、资本的、传统的，但无论何种权力，都必然是通过政治来运用的。
当年的东亚“四小龙”都是亚洲的中小国家和地区，总人口不足整个东亚的1/20。“四小龙”腾飞的过程其实就是“四小龙”跻身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剥削者的过程，“四小龙”如今辉煌不再也无非就是剥削者地位丧失的结果。剥削者地位丧失一方面因为维持对外剥削关系的自身权力基础不足（例如在知识权力和资本权力方面远远落后于日本），另一方面是因为遭受到实际上更强大的权力的掠夺（例如97年东亚金融危机）。
近年来中国经济起飞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通过国内的政治安排形成了巨大的国内殖民地，只要这个政治安排维持稳定，国内自身的剥削关系即可维持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毕竟，一个不少于10亿人口的经济殖民地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殖民地，其规模比当年成就了大英帝国的全球海外殖民地还要大许多倍。 政治通过权力主导经济，经济通过剥削产生利润，这个道理其实并不新鲜。之所以在现今的经济学教科书里找不到如此命题，完全是因为存在着一个将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当中分离出来、将经济学渲染为与政治无关的“类自然科学”的国际大骗局。这个骗局包括将亚当・斯密、马歇尔等英国先师塑造成圣人、形成从“剑桥学派”到“芝加哥学派”的学说传统、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造成知识垄断等一系列操作，其直接的受益者自然就是骗局的制造者，也就是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中最大、最高的剥削者─“盎格鲁－萨克逊帝国”。
没有人比“盎格鲁－萨克逊帝国”的主流精英们（我称之为“英美右翼党人集团”）更懂得当今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是如何运转的了。这个党人集团经过长达数个世纪的前赴后继，已经成功地集中了历史上最强大的暴力权力、知识权力、文化权力和资本权力；通过当今的全球化，整个世界都基本处于该集团的掌控之中了，其政治就是维持全球范围的社会分层，其经济就是以世界作为殖民地的全面剥削。
在这样一个单极中心的世界体系中，整个华人世界都注定要被边缘化、下层化，所谓“融入主流社会”的努力注定是一厢情愿的梦想。两岸三地的中国人，泛政治化也好、推动民主运动也好、实行“一国两制”或者“一国百制”也好，也许都不再具有重大意义了。只要丧失了自身权力，就只有接受被剥削的国际地位，丧失得越多，地位就越低；而只要守住自身权力，无论是暴力权力，还是知识权力、文化权力、资本权力，就总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人当前最大的政治；没有这个政治，政治热再高也百害而无一利，而只要坚持这个政治，哪怕其他政治目标都缓行，也会逐步带来希望─整个中华民族的希望。
□ 凯迪网络
从七一大游行、七九立法会示威到七一三的“民主集会”，由反对国安立法引发的香港民众抗议正在演变成一场要求“还政于民”的民主运动。同任何一次成功地动员了民众参与其中的政治风潮一样，各派政治人物都开始不失时机地登台亮相，挟民意以迫政府，党同盟而伐异己。短短十几天，香港这个典型的经济城市竟脱缰野马一般地向泛政治化的方向冲去。隔岸观火的台湾自然不会静默。与七一三香港第三次集会同日，台湾举办了关于“一国两制”与香港23条的研讨会，会上宣读了陈水扁的致辞，对“一国两制”面临危机的嘲弄和唯恐香港不乱的殷切均溢于言表。
大陆方面对七一以后的香港变局至今尚未作出正式回应，但显然无意为这出陡然开场的政治戏再增加新的“剧情”。一些或多或少与北京保持一致的非政府人士，日前陆续诉诸舆论，总的意思是强调香港的经济方面，意在用经济的优先地位淡化此次香港**的政治色彩，遏制香港当前的泛政治化势头。
任何一个明眼人都会目睹这样一个“二十年之怪现状”：中国大陆从一个方方面面“政治挂帅”的极端政治社会，二十几年时间内变成了一个方方面面都经济第一、甚至用经济替代政治的全民经济社会。与此恰成对照，原本跻身东亚经济“四小龙”之二的台湾和香港，近年来经济振兴乏力、经济环境恶化、经济地位下降，而政治热却逐年升温，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政治热情已然可与当年的大陆民众一比高低了。
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国际通行的数字指标，例如增长率、人均收入等；而衡量一个地区的政治热却没有类似的通行数字指标，如果有，应当是“人均参与政治活动小时数”、“各党派平均相互攻讧次数”、“媒体政论文章发表总数”之类。但无论是什么指标，当前人们最为关心的一定是这样一个数学问题：经济发展指标与政治热指标的相关度究竟如何。
在数学上，常规的表达是：设变量X，Y，若X的变化与Y无关，则X与Y的相关度为零；若X的上升导致Y也上升，则X与Y的相关度为正；若X上升导致Y下降，则X与Y的相关度为负。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尚没有发展出这样一套知识：在何种条件下，政治热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度为正，在何种条件下，政治热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度为负。如果真有这门学科的话，根据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原理，当前在两岸三地出现的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忽冷忽热也许就不这么极端了。 本文所要阐述的观点是：政治与经济高度相关，甚至可以说从来不存在脱离政治的纯经济；但其中的相关关系并不会如数学上的一次方程一样简单，应当是复杂的、多元的、但仍是有规律可寻的。
借用美国历史上一位着名作家的话：“政治就是伪装成原则之争的利益之争，就是借助于公众事务的私人事务”。（Ambrose Bierce）尽管历史上不乏一心为公的政治家，但正如人们必须要假定经济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一样，人们也不能在总体上轻信政治的高尚。当人们误以为政治真是关于公众利益的原则斗争时，就不会看清政治与经济之间的本质关系，而只要明白了政治也同样是基于“私人的恶德”（曼德维尔语）的一种人类行为，就会明白政治和经济经常就是一回事。
政治与经济的混同就是将权力因素注入经济。首先利用权力造成社会的上下分层，然后在社会分层基础上展开经济，经济于是成为剥削。按照F・布罗代尔的理论，只有事先利用非经济的权力造成剥削或垄断条件的经济，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而只有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才有利润可言。（《资本主义的动力》） 就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其经济取决于该国家和地区是否处于剥削者地位，或者说该国家和地区是否拥有自己的经济殖民地。剥削者与殖民地关系的形成不是经济竞争的结果，而是权力作用的结果，权力可以是暴力的，也可以是知识的、文化的、资本的、传统的，但无论何种权力，都必然是通过政治来运用的。
当年的东亚“四小龙”都是亚洲的中小国家和地区，总人口不足整个东亚的1/20。“四小龙”腾飞的过程其实就是“四小龙”跻身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剥削者的过程，“四小龙”如今辉煌不再也无非就是剥削者地位丧失的结果。剥削者地位丧失一方面因为维持对外剥削关系的自身权力基础不足（例如在知识权力和资本权力方面远远落后于日本），另一方面是因为遭受到实际上更强大的权力的掠夺（例如97年东亚金融危机）。
近年来中国经济起飞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通过国内的政治安排形成了巨大的国内殖民地，只要这个政治安排维持稳定，国内自身的剥削关系即可维持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毕竟，一个不少于10亿人口的经济殖民地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殖民地，其规模比当年成就了大英帝国的全球海外殖民地还要大许多倍。 政治通过权力主导经济，经济通过剥削产生利润，这个道理其实并不新鲜。之所以在现今的经济学教科书里找不到如此命题，完全是因为存在着一个将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当中分离出来、将经济学渲染为与政治无关的“类自然科学”的国际大骗局。这个骗局包括将亚当・斯密、马歇尔等英国先师塑造成圣人、形成从“剑桥学派”到“芝加哥学派”的学说传统、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造成知识垄断等一系列操作，其直接的受益者自然就是骗局的制造者，也就是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中最大、最高的剥削者─“盎格鲁－萨克逊帝国”。
没有人比“盎格鲁－萨克逊帝国”的主流精英们（我称之为“英美右翼党人集团”）更懂得当今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是如何运转的了。这个党人集团经过长达数个世纪的前赴后继，已经成功地集中了历史上最强大的暴力权力、知识权力、文化权力和资本权力；通过当今的全球化，整个世界都基本处于该集团的掌控之中了，其政治就是维持全球范围的社会分层，其经济就是以世界作为殖民地的全面剥削。
在这样一个单极中心的世界体系中，整个华人世界都注定要被边缘化、下层化，所谓“融入主流社会”的努力注定是一厢情愿的梦想。两岸三地的中国人，泛政治化也好、推动民主运动也好、实行“一国两制”或者“一国百制”也好，也许都不再具有重大意义了。只要丧失了自身权力，就只有接受被剥削的国际地位，丧失得越多，地位就越低；而只要守住自身权力，无论是暴力权力，还是知识权力、文化权力、资本权力，就总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人当前最大的政治；没有这个政治，政治热再高也百害而无一利，而只要坚持这个政治，哪怕其他政治目标都缓行，也会逐步带来希望─整个中华民族的希望。
□ 凯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