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往事
来源
http://www.poemlife.com/thread-521148-1-1.html
钟鼓胡同
北京的四合院已经拆了很多，改造的改造开发的开发，使得许多大大小小的其他建筑物混杂于北京老城的四合院之中。许多的北京人已经搬离了旧的院落，但仍有很多人与传统的北京一同生息，在远处现代楼宇的环绕中守候着残存的老北京的家当。
四合院由胡同联通着，错落有致，大大小小的院落和宽宽窄窄的胡同蔓延开去，簇拥着紫禁城形成了北京。钟鼓胡同便坐落在离景山不远的皇城根下，串着我的童年、少年，盛着流连的、挥之不去的记忆，让我在喧闹都市的今天，能够辟一丝悠暇满足地去回想。
我家住在钟鼓胡同6号，一个北京四合院的典型之一，据说解放前全院还只是我们一家，或顶多另有一家，而今已经是有十家的大杂院了。大门离胡同间还有一块空 地，显得还真有些身份似的，进了院门的影壁前是水龙头，全院的命门，左边便是前院，顺着大门边是一溜西房，往前走向东一拐的北屋一直连着中院的正房和里院 的耳房；中院较大，两边是左右东西厢房，正房正对着院南边的南墙。北屋的左边是东耳房坐落的里院，也就是我住得时间最长的地方，小学初中的时光大都在此度 过。
奶奶
准确地说这儿是我奶奶的家，她户口在这儿，我生下后被人家看过几年，又上了一年半幼儿园，要上小学了便送来城里奶奶家，一来说这儿的学校不错，二来父母都上班或不在北京，只有奶奶能照顾我，在当时很多人家都是这样，普遍的很。& e. h6 E4 _+ M. \+ B
本来院里最大的正房北屋是我们住的，一进三间，中间开门的堂屋两家共用，左边一间我和奶奶住，右边一间以及东耳房是姨姥姥家。
这北房不仅进深大，而且窗外有廊子，放点杂物、煤球、劈柴什么的都行，若像以前独户独院的光景，夏日坐在廊下乘凉更是舒服的很。不过房间大了冬天就比较 冷，一个炉子还真作用有限，加之房子大房租就贵点，于是记忆中我没住一两年就和奶奶搬到了里院最东头的小间，房间小了又没后窗，冬天自然暖和了许多。
那年头院里街坊四邻、胡同里奶奶辈的人很多，但我奶奶是最慈祥，个儿也算高的，只是比较稀疏的头发雪白，平时和街坊打招呼声音平和，从不多说废话，因此在钟鼓胡同那一带颇有些名声。
奶奶的脸不宽不瘦，一脸祥和，只是异常慈祥的目光背后有丝丝的凄凉。每每看着她那苍老的背影，总想着如何才能让奶奶不再操劳，可那时仍在认字年龄的我真是帮不了太多的忙。
奶奶抽烟，虽不是很多但常有，那时抽烟的老太太不少。我老早就知道抽烟不好，但这是奶奶的唯一嗜好，所以一方面我会常把烟藏起来，以制造抽烟的障碍，奶奶 也知道我的用意，慈祥的笑着，说快点拿来。另一方面又盼着能找来好烟孝敬。奶奶通常看到好一点的，如“礼花”、“大中华”、“北京”等带过滤嘴的，都会感 到很满足，露出会心的微笑。
我那时对烟很熟悉，不只是因为奶奶抽，而主要是我们都玩烟盒，互相拍烟盒，赢来赢去。每个小朋友都有存货，象钱一样，数量很多的感觉牛X得很；技术高的可 以把别人的赢过来：一般叠成长条状，再挝出点弧度，先看谁出得点大谁就先玩；把所有人的烟盒摞在一起，往地上一摔，然后还可以扇一下，烟盒扣过来的就算赢 走了。我的战绩一般，所以没有太多可炫耀的记忆。
奶奶也曾当过小学老师，以前在我上的小学代过些课，所以我的小学功课她都能管，只是我还算脑子好使，学习上一直名列前茅，不用太操心。奶奶在我低年级时给 我印象最深的是，晚上睡觉前给我念小说，什么“铁道游击队”、“聊斋志异”、“红岩”、“不怕鬼的故事”等等，反正她拿什么来看，我也就顺道听听。后来我 认字多了，有些书也就自己看看，象“三国演义”、“七侠五义”，以及苏联的很多少儿读物之类，有时看得甚是向往，对书中文字、插图描述的场景憧憬得发呆许 久。
我的饮食习惯应该是奶奶给养成的，一日三餐量不多，都很可口；那时肉蛋等定量，开荤不那么随意，因此每菜必香美，下饭得很，榨菜肉末、丸子烧油菜、醋溜白 菜都很家常，有时在炉子上烤馒头片儿、玉米饼，那香气能回荡许久。副食店的新鲜菜不多，就那么两三样，或烂了、或不新鲜，因此我们院子里有时种点调剂一 下，记得门前有棵香椿树，春天掐尖采下半盆和姨姥姥家一分，回来做个香椿炒鸡蛋那叫好吃。还有些豆角、黄瓜，吃起来也总比买的强不少。
虽然我们这住在城里的不能算穷，可那时大家都差不多，都不富裕，每月花销都得算计着。记得奶奶有个小本，上面都记着每天的开支，要不可能月底就会出问题， 我们小孩的零花钱自然也没多少，平时也就买个鱼皮豆、冰棍什么，冰棍多是三分的。奶奶要求严，我也没乱花，不像现在孩子们动辄请同学下馆子吃大餐，运动鞋 都上千块钱。不过也是，现在什么年月了。
奶奶身子骨看着挺硬朗的，平常病不多，不象我三天两头发高烧；料理家务，督促我上学写作业，也不见多么困难；抽烟，可是肺好像没什么毛病，平时慈眉善目， 与世无争的样子，只是偶尔会因什么事不快，眉头紧蹙，眉宇间形成个“儿”字，即使舒展开仍隐约可见，大概是上了年纪的原因吧。也许真有什么不舒心的事，我 还小无法体会。
奶奶离开时我刚上了高中，应是夏天，好像已是深夜，叔叔来告诉我们时我并没有哭，可能是已住院有些时间了早有预感；也是因为知道确诊为食道癌，走是个必 然，正值半大孩子的我正在挣扎中成长，对感情的抒发已不太在意。之后数年我上了大学，清华大学，又之后我工作、出国，但她已无法和我分享，无法去享受晚辈 成长的辉煌。随光阴的流逝，奶奶的身影却越发浓重。当年奶奶走的时候我没有哭，而今每每提到“奶奶”二字我却会瞬间满眼泪水。
院里的街坊
我们的院落确实典型的一种，仔细看挺规矩的。当然众多小厨房盖起来，四合院的美就大打折扣了。
前院住了三户，哑巴家紧靠院门，住了全院最小的一间，屋里很黑，好像比西北窑洞什么的都黑，不只因为光线暗，而是屋里的墙、柜子都黑呼呼的，一个昏暗的灯 泡可能也就十五瓦。哑巴倒是也能发点声，说的话听着费劲，主要是有些疯癫，偶尔还跟谁赌气发火，样子怕人，不过实际上心眼挺好。他丈夫丁老头，现在想来长 像很恐怖，极象出土的尸首，长方脑袋头发乱彭彭的，无光的眼睛不知在看哪，嘴部好比只剩几颗牙的骷髅下颌，一般坐在炕上不大说话。我挺怕去他们家，除非替 奶奶去收水电费，可是他家挨着门口每天还都得经过，好在不常碰到。
哑巴隔壁是任奶奶家，说是友谊医院的护士长，可我看她穿着打扮怎么不那么干净，远不如我奶奶整洁。前院的三间北屋是赵雪林家，赵奶奶也是全白的头发，对我 总是和蔼的微笑，不过笑里透着点威严，我是敬而远之。赵奶奶三个儿子都有正当的职业，好像工人阶级一类，名字有趣：老臭、二臭，三儿子却叫老八，缘由还没 来得及打听。
往东的西耳房是花奶奶，她烟抽得最凶，样子老练得很，常扇着蒲扇搬小板凳坐在门口乘凉，她家盒子烙得好，香得吃饱了还想吃。“花奶奶”的名字其实是我起 的，据说我小点的时候看她穿的汗衫是有花的，故称之为花奶奶，想来当时满街灰蓝的年代有点花格图案又是老太太实在别致，后来一直叫着不曾改口，其他大人们 不知怎么也那么叫她，以至于她的原姓大家反倒生疏了。
花奶奶的儿子成熟厚道，当时会有三四十岁，有天下午我和小组同学复习功课，忽然耳中剧痛，不一会已经不能自持。奶奶只好请人帮忙，找到了花奶奶的儿子，他 当时在家，是院里最壮的汉子，于是二话不说背上我就走。因为公共汽车等不到，他愣是背着我走五六站地到协和医院，耳鼻喉科急诊在地下室，当时已经下班了， 所以找了很久才找到值班医生，最后确诊为急性中耳炎，之后迅速手术，从我耳朵里夹出了一块拇指大小的血痂，甚是吓人。要不是治得及时，听说中耳炎很可能会 影响大脑和中枢神经，我没准现在正口眼歪斜、流着口水、大中午坐在马路边藐视着改革开放的成果呢，也未可知。
我和奶奶搬到里院以后，来住我们原来那两间的是小四他们家，小四行四，比我大一点，跟我正好还能玩在一起。可他有些混不大懂事，脾气还挺大，吵吵嚷嚷老要 犯刺的样子。有次他家养的兔子下了一窝小兔，放在门口的窝里，说是刚生的小兔人不能看，我哪里知道回家放下书包就跑过来，从兔窝盒子上方看了兔子两眼。谁 知小四不知正和谁闹别扭，见我动作就正好把气冲我撒来，冷不丁给了我一个大嘴巴。我登时翻了，这他妈算怎么回事，我招谁惹谁了，转头下台阶从地上抄了块扳 转过来要往小四脑袋上拍，顿时被众邻居拦住。从此往后我就不太和小四来往了，见面顶多微笑两下，直到他家搬走。新搬来的段家好像不太好玩，挺世故；我因不 熟，而且大了忙别的，也就没有太多接触。
西屋的二姨是个能干的样，人挺爽快，笑嘻嘻的经常和我打哈哈；她有一双儿女，都比我大许多，到北大荒内蒙插过队，长的壮实，老大女儿小红，儿子便叫小红 弟，个儿高也幽默的很，见我面称靳军同志，那时我不过十岁出头。小红弟后来分到铁路部门工作，据说还扳过道岔，有次拿来与李玉和一样的信号灯，让我等对 “红灯记”能倒背如流的孩子们羡慕不已。! W# A4 |0 @. C @1 j
小红弟围棋下得好，也爱下，常在家自己摆盘研究；我上了中学刚知道些规矩便兴冲冲地找红弟叫板，结果被让数子后仍杀得我所剩无几，几次之后气焰大跌。不过红弟并不烦，我只要敢来他都乐呵呵的陪我练，一般几手之后我就抓耳挠腮地坐不住了。
实际上二姨有个侄子徐力倒是和我玩得很多，他比我大五六岁，稳重老练、挺像个大哥，社会上流行的各种玩法都会，什么弹弓子、砸炮枪、叠飞镖、方宝、烟盒 等，地上画的游戏像“攻城”、“争皇帝”更是不在话下；另有技术较高的是用医院听诊器的橡胶管子或自行车气门心条做水枪，到水龙头灌水特要技术，灌少了水 压不够喷不远，水一灌多就很容易爆。玩的时候看着把“敌人”射得浑身水淋淋的撒腿逃跑，好不兴奋。
徐力在我们这拨年龄算大的，主事比较公道，又有主意，要有打架什么的也不含糊，因此只要我们一起玩他就是当然的头，搁现在有点黑帮老大的劲儿。有徐力在基 本别人不敢胡来，像小四那种脾气暴躁经常犯浑的主也比较老实，能按规则玩。我和徐力认识得最早，那时我刚上学不久，院里还没什么其他的孩子，冬天我们俩经 常在雪后穿上大人的雨鞋去踩雪，最后弄得脚冰凉又湿湿的却兴致不减。所以现在我三岁的儿子放着扫干净的便道不走，非爱踩路边的雪堆，想必小孩的时候都有这 种爱好。那些年降水充足，冬天的雪很大，厚厚的，堆雪人、打雪仗都很容易。雪后的天很蓝，阳光也异常的灿烂。
姨姥姥家紧挨着我们住，门也开在里院。院空间不大但很安静、少人打扰。我们的门都正对着东厢房的北山墙，我有时对着墙练练乒乓球，墙不太平所以练起来难度 有点高。姨姥姥高高胖胖的曾是我们小学的老师，我上学前不久退的休，上学后每天有个任务就是给她带“参考消息”。中午放学回家排着路队，经过学校传达室去 要吴老师的报，久而久之其他几个同学也对这一“工种”熟练起来，我一不留神他们也会帮我拿来。“参考消息”是有关国际大事的，起初我们认字不多也不太懂 事，但慢慢地也能看出点门道，现在家里一直订阅，对国际政治、国家大事热衷不减，想必是那时养成的习惯。
相比姨姥姥的身材，姨姥爷却有些不大相称，瘦小枯干尤其是背驼得厉害，头长长尖尖柱个拐杖，说句不恭敬的话极像个虾米。姨姥爷孤傲得很，平时不大理人，白 天坐在床上不起，看看书报、发发呆，好像在想心事又好像不是。他据说以前在北大中文系教过书，因此眼界挺高，好多事看不上眼，兴致来时也跟我聊上一会儿 天，顺口骂句“鲁迅他妈混蛋”，或是鲁迅穿的衣服特脏什么的，其他人也聊过，不过我年岁小不懂没太多印象了。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姨姥爷讲故事，那时肯定是他 心情特别好，三国水浒绘声绘色地娓娓道来，显得当时的情景活龙活现。诸葛亮草船借箭尤其精彩，说是那日早晨江面上大雾弥漫，诸葛亮安排人备好船只邀鲁肃游 江。鲁肃犹犹豫豫地只好跟着走，船到江中诸葛亮命人高声呐喊，吓得鲁肃直劝诸葛亮赶快回去。。。经过几番周旋诸葛亮满十几船的狼牙箭回营，鲁肃佩服得五体 投地，我一边也听得心怡神往。
姨姥爷偶尔才柱棍出去，平时活动很少，身子骨也就好不了哪去，不像姨姥姥每天六点起床，站在门口甩手，一甩能半个多小时。老两口也会发生口角甚至动手，于 是姨姥姥准能先占上风。记得一次猛听隔壁声音突然骤响，隔窗只见姨姥姥一把将姨姥爷从门口推翻在当院，然后猛地把门拴上。哪想姨姥爷七八十岁干瘦的身子竟 一骨碌从地上跃起，一下蹿到台阶上去开门，见姨姥姥里边拉着，迅速伸出枯瘦但像鹰爪般的左手，猛地从糊着窗户纸的窗框中插了进去，姨姥姥见状只好松手躲 开。我一旁看了这场面真感到惊心动魄，不过事过之后老两口照样甩手的甩手，看报的看报。
七十年代末姨姥爷过世，人就静静地躺在里面的大屋，这是我头一次这么近的目睹死人，尽管是那么熟悉的亲人，但仍不免心存惶恐。姨姥姥不停地抹着泪，眼睛哭 得红红的。好在女儿女婿携子女从兰州调回北京，从此尽享天伦之乐，加之每日晨练、看书看报不止，一转眼竟又过了二十余年的光景，前年我从美国回来看了她， 其他散居世界各地的孙辈也不知何故都回来探访。姨姥姥甚是高兴，脑子还清楚，也能认人，张嘴“你不是那个XX吗”，果然不错。只是短期记忆不大好，一个问 题问过几遍转脸又来问你。去年过了年仍相安无事，却不几天突然感觉不适如，到医院竟不再回转。时间短促，无什痛苦，真可谓寿终正寝。女儿女婿我叫姑姑姑父 的也不见什么悲伤，乐呵呵的装修了房子，重又开始新的生活。
共产主义接班人
上学对我来说可是件大事，从此一年年长大，一年比一年懂得更多。那时人口还不太成压力，而且都按户口人没什么流动，北京城里不见怎么拥挤，到晚上胡同里更 是只剩下昏暗的路灯。我们一上学也就两个班，每班不到三十人。不像现在每个年级动辄七八个班，每班至少五十人，拥挤不堪，同学的感情也就不那么深了。
学校叫美术馆后街小学，显而易见是在美术馆的后边；原来叫大佛寺二小，可能是破四旧改了名。我们学校算是好学校，老教师挺多，我上学时虽是文革中后期，但运动什么的对我们影响并不大，每天还是照常拿书本上课，回家写作业。. M0 ]9 g0 ?2 m1 Q! V) z+ e
我小学的班主任都是女老师，可能男老师都在教大孩子。一二年级时老师姓于，高高的个，脸色白里透红，头发油黑，干净利索。对我们比较严厉，而且刚上学年级 也小，所以一干同学们都老老实实，没见什么波澜地升到了三年级。这以后班主任换成了张老师，年岁稍大些，有些消瘦，脸色也不那么好看了，可说是经验多，不 过课讲得一般，不太吸引人的兴趣。
上学时首先得学习好，学习太差想入队当红小兵什么的也没戏。当然光学习好不和同学搞好团结也不行，那时我们democracy得很，选三好生、介绍同学入 队、推选班干部都是无记名投票，所以任何事都有群众基础，结果出来了也没谁有意见。我是到二年级才入的少先队，经过一两年时间我的学习成绩已很稳定，和同 学关系也还不错，入队前作了番自我批评，表示要发扬什么、改正什么，于是有了组织。
少年先锋队，每一个少年的追求，没入队的看着红领巾、白衬衫、蓝裤子是那么的羡慕，入了队的戴着红领巾则是多么的神气。开队会搞活动时右手举到头顶前方， 嘴里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时候，胸中会涌起无限的神圣、自豪和向往。那感觉真是激励人，于是介绍新同学入队，让大家都有机会进步，搞组织生活， 或平时干部检查队员是否戴了红领巾，以及戴的规范不规范。红领巾真是我们先进的标志，每个同学都很珍惜，落后同学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不过后来到了高年级， 见得多了也会练得不当回事，抄起红领巾擦桌子那才叫牛呢。但我们还是会神圣激昂地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学校的风气好学习成绩就成了硬指标，之后几年我也就以此领了“风骚”。学习好无非就是拿个第一、考个双百什么的，当然也不总是我，另也有好几个同学也学得 不错，和我一起你追我赶，偶尔某些科目也会超过我。这种制度下来没考双百就是失败，经常会因哪个逗号没点对地方，铅笔道没擦干净而追悔莫及。粗心大意成了 我们自责的主要理由之一。
韩健、周劲松和我很要好，学习也优秀，成绩一直追随我前后，不过他们体育成绩都比我强。韩健个高是篮球队的，长跑也好，长相有些憨直，只是不知鼻子为什么 不大好，长年流鼻涕，带个手绢不停的擦，因此人称韩大流。周劲松个儿虽然跟我差不多，但弹跳力好，排球队的，而且短跑名列前茅，粗心大意的毛病比我甚得 多，因此成绩总不那么稳定。我跟周劲松更好点的原因是他也爱画画，而且画的比我还熟练，特别爱画老虎，我们常一块出板报。他后来家搬到我父母家附近，所以 中学大学后我们时有联系，一起聊聊天；只是他后来没上普通中学，被保送到外语学院附中学英语去了。
周劲松人长的帅气，两道宽而不重的剑眉下是不小的杏仁眼，有点老虎的风采；嘴唇厚而不肥略向上翻起，看着生动顽皮。中学后画儿画不再有进步，却对音乐另有 独钟，开始练吉他，歌也越唱越有味道，于是在各酒吧唱歌谋生，那好像还是八十年代的事。形象上也越来越有款，头发留得老长，烫成小波浪直到腰际，俨然歌星 派头。也许是机遇不够好或是努力不够，周劲松也就只能大江南北的演点小出赚钱，不见有什么名声上的突破。
我体育成绩也就是个达标的水平，想得好点的分还得拼了命地使劲努力一下，有的项目还不见得能通过，得用替代项目，比如爬杆我就特费劲，经常爬得快到线的时 候就实在上不去了，只好换替代项目爬绳，这个我却非常拿手，毫不费力地上到顶部还能四下张望。体育成绩虽然一般但我是体育队长，每次体育课我喊队，什么 “稍息、立正、向右看齐”之类很是纯熟。
我们体育老师有俩人，都姓郭，大郭自然个子高，脸上总浮现着微笑，比较幽默，教我们打蓝球、长跑以及高年级时的课，我们都挺爱上他的课；小郭中等身材，身 子也挺结实的，只是戴着眼镜，在当时说他是教体育的看着有点别扭。小郭老师比较严肃，说笑事不多，公事公办的样子，好像跟我们小孩保持点距离似的。记得上 小学二年级的夏天我们就有了游泳课，那时候游泳在什刹海游泳场，不像现在什刹海已经成了可以划船的公园和酒吧街了。给我们游泳的地方自然是浅水区，虽然没 不了脖子但脚下踩的乱七八糟很不舒服。说是游泳课，可到水里却没人管我们了，只好自己瞎玩，打个水仗啊、从水下摸过去扒同学的裤衩什么的。找到小郭老师让 教教我们游泳，他却戴着个眼镜说了句“先游会儿吧”，就劈波斩浪地在浅水区畅游起来，看得我们一干学生在一边心说“显呗什么呀”。
不管怎么说体育课我们是很爱上的，特别是能穿上运动服（那时也叫秋衣秋裤）和球鞋，大多穿白网，自我感觉都很精神、很美。穿运动衣上课是要求的，没穿的会 被勒令回去换。所以上课基本上都是蓝色衣服白球鞋，女生有穿粉红色的。当时看起来还真不错，挺整齐，叫我这当队长的也感觉挺是那么回事。
三年级的时候冒出个“院校调整”－－马路斜对面的大佛寺一小好像解散了，他们一部分学生合并到了我们校，于是我们年级成了三个班，而且我们班分进来了七八 个同学。有了新同学我们都挺高兴，新生来了我们可以倚老卖老。这其中有三个印象比较深：两个女生，小个子龚培禾，又大又黑的眼睛滴溜溜转，一副精明不吃亏 的样儿；大个儿曾文，有点胖，外号猪嘴。她们俩挺要好，平常有点形影不离的劲头，要按现在的时尚得扣个同性恋的名头。实际上曾文学习不那么好，也就中等的 水平，可是我考上五中的时候她也上了，别看她有点憨，却挺有心计，上中学后更露出世故，此是后话不提。
另一个男生魏兵，著名臭嘴，是真臭，两三米外可以闻到。别看人家嘴臭，学习也不怎么样，但画画得好，比我好，也比周劲松好，擅长古代打仗小人书之类，什么 长坂坡、高充挑滑车、三英战吕布等，甚是生动精致。魏兵黑黑的，个也高，脑袋挺大上方下尖，细细的单眼皮离眉毛挺远，长的倒也舒展；平日里总是面带微笑， 不过说话时总不先正眼看人，斜着眼坏笑着一股得逞的样。这样一来满脸的笑也是皮笑肉不笑，外加贫嘴和结巴，因此大家就比较烦他。这之后到小学毕业也和很多 同学一样不知去向。可是忽然在我大学某个假期的一天，邻居张宇煞有介事的叫我去他家，说让我见个人。原来是谁，背光坐在阴影里的竟是魏兵，也在中央美院雕 塑系上学。学了美术我倒也觉在理，可上了大学真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也许画画得真好？再以后我大学毕业，工作、出国，待新世纪回国从他们雕塑系传出，魏兵已 不以专业为生而改照相了，北京城到处挂“黑兵摄影”招牌，很是红火。而其开业的缘头竟是因为拍写真集可以接近漂亮女孩。想像力真是丰富，令我“望其项 背”。
那时上学哪像现在这般隆重：早晨、下午无数家长齐聚校门口接送，个个孩子金贵得像大人物。我们那阵也就记得上学头一天家长送到门，后来连开家长会都不见得 能来齐。每天中午放学还能比较认真地排着路队，挺有秩序地一个个回家，可下午一出校门队伍就只不定变成什么样子了，肯定走着走着就会有一些同学围着路边的 大小建筑材料堆玩起了打仗或捉迷藏。战争和追逐是我们永恒的游戏，我记得最有意思的是一次中医院路边停放了一阵子锅炉，新的，共两个，好像是烧热水的那 种，挺大的、长方形，里边通道有些复杂特适合我们打仗。
我们的武器是弹弓子和弹弓枪，都用铁丝做成，弹弓枪有的可以上三四发子弹，但子弹多的枪威力并不大，准头也欠缺，不如一些精巧的小枪，只一发子弹，顶多挤 两发，弹射角度小所以很准。我们基本上分两拨，里面一拨、外面一拨，互相攻防。那锅炉有很多小孔、小窗，窗上有门，像堡垒；锅炉内部可以通过一个方向朝下 的大入口和侧面两个较小的带门的口进出，这也是攻防必争的要点。子弹都是纸叠成的呈直角形，不可太大否则打不远。仗开打以后双方便各施手段，或偷袭、佯 攻，或声东击西、守株待兔，或冒险强攻，顶着被击中打疼失掉脸面的风险，紧张兴奋地战斗着。新锅炉在那里停放了很多日子，那阵子我们几乎每天下学往那儿跑，玩得乐此不疲，上蹿下跳好不热闹。各家家长一般也不太管，只是太晚了没回家才会有几个出来找，我奶奶也曾穿过北河沿大街往学校这边来找我。被家长接总感不太有面子，不过也没什么，大不了跟着回去就是。
放学不回家的事常有，除了玩打仗多数会去胡同里踢球。我们踢足球可真有些历史了，上学前踢没踢过我记不得了，可是上了小学就开始了我们踢球的生涯，虽然说 “生涯”有点抬举自己，可八九岁就常在胡同里踢球说起来跟巴西世界级球星贝利等人的经历还真差不太多。我小学踢了，中学也没有停，还有过之：我买球召集同 学或邻居孩子们踢；上大学更是每周不断，还上了足球课什么的。也怪，不仅我没成职业队员，国家队也是越来越不成话了。成长与期望总不在一个方向上。
前边说了咱学习很好，所以自然就当了干部，仅班长便干到了毕业。那时还讲究选三好生，什么学习好、身体好、思想好，学习有成绩明摆着，身体只要体育达标谁 也没什么话说，思想嘛，就要看表现了。不过起码是少先队，再有就是要多帮助同学，多作好人好事。比如主动扫扫地、擦擦桌子黑板，要是大街上有老太太过马 路，就赶紧过去扶一把，这很可以记上一笔作为先进事迹。有了诸多业绩还得人缘好，我们那可都是democracy选举，所有同学无记名投票，然后在讲台上唱票、黑板上画“正”字，谁得票多谁当选，不管是干部还是优秀学生。非常透明，比现在中央选举democracy多了。
我自从在班里占了优势地位，之后就成了一边倒的格局，基本上选什么都没拉下我，首先男生对我一致拥护，那时男女生分明显的阵营，韩健等人也必然在我之后， 因为总有人会跟他们有点小矛盾。女生里到是有一个我的强劲对手，李琨。她是女生里学习最优秀的，而且决不比我差，实际上我们不分伯仲，只是我有一大帮男生 哄着感觉势头强许多。
说起李琨真是个人物，按现在来讲应是个很前卫的美人，单眼皮，眼不大、扁长但很有神，很有锐气，生气瞪起眼睛时还真有点摄人；梳一头光亮的短发，浑身穿戴 干净整齐，外加嘴边一颗美人痔出众得很。李琨很正派，而且要求自己严格，所以众多同学还是很公正地去投她一票，于是中队长便一直由她担任。李琨体育成绩了 得，短跑即使在男生里都少有几个超过她的，所以有次我们干部课后工作完一起回家，我说咱们赛跑一下吧，于是迎着夕阳猛跑起来，也许我发挥得实在好了点，居 然超过了她，这之后得意了好一阵子。
李琨的美需要有眼力的人才能看出来，而三班黄扬确是得到大家公认的漂亮，也是短发但有自然的波浪，大大黑黑的眼睛可说得上是明眸，特别是长长上翘的睫毛， 白皙的皮肤，可以算是洋娃娃了，看起来既古典又时尚。有时想来纳闷，当年的伙食多一般呀，哪象现在那么多的营养，而且满眼看不见什么好看的东西，怎么也能 长出这样的人呢？
记得三、四年级的时候上山下乡还没结束，我们年岁小就搞点“社会实践活动”，投身到广大的工农兵之中，去学个农、学个工什么的。学农我们就是到郊区田里除 草，说是郊区现在看来也就是北三环、东三环内外，真是沧海变桑田，桑田长水泥了。虽然三环不远，可我们那么小年纪每天从城中心走去走回，也真够锻炼的。只 是当时天气不错，阳光烂漫，我们中午都带点馒头、咸菜什么的，只当是郊游。"
那时人小，干活都兴冲冲地，中午休息准备吃饭时赶紧到水渠里洗手，谁知那水看着清亮确是掺过粪汁的－－手上泥洗掉了，手却变黄了。莽汉刘立远更惨，飞奔去 上厕所，正碰一群苍蝇在厕所门口飞舞，刘立远张嘴呼吸不及闪避，结果两只苍蝇直进嗓子眼。干咳半天没咳出来，只好把苍蝇当肉吃了。
年级高了学校也会安排我们参加些政治任务，比如迎宾什么的，是到机场迎接外国元首，有西哈努克还有一次是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司库，当年看着他从飞机舷梯上 走下，谁知十几年后东欧巨变确被群众打死，真是无法想像！我们迎宾都先在学校排练好，然后到机场女生在一如既往的迎宾曲中跳程式化的迎宾舞，男生在后排高 举大纸花机械地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虽然有时也不知欢迎的是谁，但能去趟机场那也是很骄傲的事。
我们的红领巾一直在胸前飘扬着，我们戴过布的又戴了绸的。每学期都会开大队会，都要到礼堂去开，有时在北京中医院，有时去东城区少年宫。大队会上都会举行 新队员的入队仪式，队员们右手举过头顶、喊着誓词庄严异常。我经常作为大队的护旗手站在台上，目睹一批批同学加入先锋队的行列，一遍遍高唱“我们是共产主 义接班人”，从没有烦过，而且一直充满着豪情。
76年是个变动的年月，有很多重要的人去世了，当然也有很多人降生。那一年里我好像觉着天一直是阴的，没有几个晴天。周恩来走了后来是朱德，四五清明节出 了个天安门事件，哀乐一会儿一播，听得我们小学生都倍感沉重。七月底唐山大地震，波及到北京，紧接着大雨哗哗地下了好几天，街上于是搭起了大大小小的帐 篷，既躲地震又能避雨。大人们都忧心忡忡，而我们孩子却能头上支着塑料布、脚踩着雨水和泥兴致勃勃地打牌。
九月毛主席逝世，十月打倒了四人帮。之后老师在课上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恢复高考使我们都看清了未来的道路，而当我们还在羡慕高一年级的同学戴红卫兵臂章 的时候，红卫兵被彻底取消了。我在小学的最后一年升到了大队副，还负责学校的板报，想来这是我“仕途”的顶点。歌还唱着，但同学们却到了各奔东西的时候， 从此一些人再无音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