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是近年中国知名度最高的人物之一。名人辈出，名人荟萃，名人世界，已是中国大陆近年最为重要的现象，中国的伪市场社会使得人们不用计较名誉的信用和正当有效，径取名声的占有感，这应了一句老话，不能流芳千古，也要遗臭万年。名人效应，注意力经济，发展到后来，就是争夺眼球，戏子粉墨登场。这也应了先儒的洞见，在一个无道的社会，所有那些得意的名人其实是可耻的。但李昌平不同，李昌平并不得意，他的出名也并不是他娱乐了我们，而是他揭露了我们。他使得官产学领域还有良知忧患的精英朋友关心起他和他代表的世界，《南方周末》评他为２０００年风云人物，因为他呼吁'给农民国民待遇'，无数的报刊介绍他的传奇经历，因为他像历史上的梁漱溟和彭德怀一样为中国农民说话；他也使得他那一世界，中国的农民们关心他的走向，他出名后，无数的农民给他写信；四川步云乡直选之际，也把他作为仅有的两位外宾之一请去观摩；当他的书《我向总理说实话》在北京出版后，中国的图书市场，所谓第二渠道，书商们就在湖南长沙盗版，一个生意人买下两卡车，连夜运往李昌平的老家，湖北监利，以八元钱一本卖给乡亲们，据说一抢而空。
不能不说李昌平坎坷的经历里有命运的眷顾，他是幸运的。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乡党委书记，有所作为，不是与农民对立，而是触犯了上级的利益：农民的穷苦，农业的危险，农村的破败，不是因为农民懒惰无能，而是来自外部，来自一个所谓的县乡基层的不劳而获的剥削大军，来自他们对农民生活生产方式的为所欲为。农民的负担重如'泰山'，农民不论种不种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力的８０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钱的人头负担，李昌平经常遇到老人拉着他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在他面前要上学的场面，他已记不清有多少老人跪在他面前，要求一个说法儿，'李书记，你说说看，中国有哪朝哪代，当官儿的要我们８０多岁的老人交税的？'农民像逃避瘟疫一样地离家出走，宁愿把地荒着（精英们一再盛赞，中国农民可爱得把土地当作自己的'命根子'）。其实这些人，上亿的农民在中国大地上流动着有十多年了，这早已成了城里人司空见惯的中国特色。据李昌平的亲身体会，农村的债务也非常大，平均每个村有十几万的亏空。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李昌平痛切地意识到，基层已经跟中央政府和城市的发展脱节，政策就像'谎言'一样，土地已成为农民的包袱，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农民的'枷锁'，基层干部成为真正的'蝗虫'。在这种情况下，李昌平选择了给朱容基总理写信，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朱容基也作了批复。李昌平的出名缘于此，这事实本身即把李昌平推到了农民代言人的前台，半年后媒体平实地报道了这一事件，他成了为中国农民说话的象征。
随后的经历更有戏剧性。中央和省政府的干预，使得监利县开始了改革，轰轰烈烈的改革在两三个月内取得了成绩，是为'监利经验'。李昌平身在其中，知道这遮羞布里的既得利益者们什么也没有损失，农民也没有得到什么实惠，改革不过是折腾农民。而他也无法工作下去，被迫辞职，南下广东打工。在打工期间，既受到尊重，也受到来自监利县的干扰；甚至新闻媒体采访他，也受地方政府部门善意或他意的提醒暗示。一个想在湖北境内发展的公司给李昌平发下聘书后，又不得不请李昌平理解公司的苦衷。李昌平几易职业，最终进入了新闻学术的领域。他数次在广东北京往返，寻找生存，更为了寻找解决农民问题的答案。在北京这样名人云集，研究农民问题的专家学者门派众多的地方，他诚心请教，结果得到的总是一头浆糊，用他的话说，越听越糊涂。然后，他开始整理自己的经历，整理自己的思考。这成果，就是纪实和理论对策兼备的《我向总理说实话》。尽管最初受到好多出版社的拒绝，该书出版后却受到了读者的欢迎。首印三万册很快销售一空，至于盗版更不计其数。《中国图书商报》等报纸以整版的篇幅介绍这本书，《南方周末》把它列为２００１年末推荐的好书，《战略与管理》杂志２００２年第一期则以该书为由发表'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等专题文章。
不合谐的声音仍然不少。据说，监利县等地方政府的官员们人手一册，对号入座，他们对李昌平'出尽风头'不无羞恼，他们向上面打报告说，李昌平的书影响很坏，应该禁止其出版发行。但上面回话说，既然你们认为那本书不好，你们可以写一本好书，不就可以消除坏书的影响了吗？也听说，中国的农民问题专家多的是，哪轮到李昌平来发言？是的，在城里，在精英圈生活惯了，提到哪个领域，我们就知道，谁是那方面的专家，提到哪个名人，我们就知道他是研究农村税费的还是研究乡镇企业的。在理论对策领域，我们的准备似乎充分得很，虽然农民永远是农民。
不过，李昌平和他的书自有价值。它们揭露了对中国后现代一类感觉的虚幻，他们展示了另一个中国，一个更大的更会对现在和未来起作用的中国。从梁漱溟、彭德怀时代开始，这个中国存在着，却被忽视着，又被侮辱损害盘剥着。历史的诡异在于，这个中国一直被锦被遮着。不仅今天的中国有这样那样的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对策，有着农民过起好日子的宣传，有着现代化后后现代一类的自欺欺人，而且梁漱溟、彭德怀时代，同样有农民翻身得解放的幻觉，有着关于中国问题的各种对策，有着快进入共产主义一类的自欺欺人。回过头看历史，历史上只留下梁漱溟那苍凉的身影和彭德怀那悲壮的身影，那些感觉良好的官产学精英们，而今安在？但是，即使如此，现实仍不能接受那样一个中国，社会仍不能睁眼看待这个中国。为农民说话的李昌平们仍不能进入历史发展的秩序。
但李昌平确实写了一本好书，它是朴素的。正是在李昌平的笔下，一切有良知的官员及其政策策略，一切有良知的学者及其理论对策，一切有良知的企业家及其商业伦理，都少有能够触及土地和中国农民，少有能够改善中国农民的待遇，更不用说，使其自由意识觉醒，提高生活水准和生存质量。因为作为农民国的中国至今仍是二元结构，那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一元不得已仍得有求于另一元，求到极处，不过是求助于那恶的一元中的所谓善者。李昌平给总理写信，向学者请教，也象征了这种中国特色。
文字的力量究竟有多大？李昌平在他的书里写了那么多的眼泪，那么多孤苦无告的农民向他下跪，他能安慰谁呢？他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向总理说实话'，这对以汉语为精神血脉和语言指向的人来说，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心声，但若翻译成其他语言，例如英语、法语，等等，我们或者能想见其中言路思路迥然不同的民族精神，也许在这种思维观念不同处，有着我们民族新生的契机。
但在目前的中国，李昌平仍给人们不小的安慰。这也是鲁迅所说，中国人生多苦辛，而有时却极易得到安慰。可怜这安慰常常是一点笔墨文字而已。李昌平提出了问题，尽管他像梁漱溟、彭德怀们一样，诉诸人的良知常识，'卑之无甚高论'，但他也是中国的。是的，当无数的读者读之动情流泪时，是否想过那８０岁的老人对李昌平提出的问题。对那样的问题，我们中国古代的亚圣孟子也多次谈到过，他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养生丧死无憾，才是王道之始。他甚至详细地探究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我们年少时候读这些文字，常常对亚圣的浅陋不以为然，哪里会想到这就是我们充满罪与苦的中国呢？甚至今天我们还不如亚圣时代的中国呢？因为孟子还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除了最后一位儒者梁漱溟先生外，今天为农民说话的已不再是'士'了，李昌平也不是。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只能等历史来回答。
不能不说李昌平坎坷的经历里有命运的眷顾，他是幸运的。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乡党委书记，有所作为，不是与农民对立，而是触犯了上级的利益：农民的穷苦，农业的危险，农村的破败，不是因为农民懒惰无能，而是来自外部，来自一个所谓的县乡基层的不劳而获的剥削大军，来自他们对农民生活生产方式的为所欲为。农民的负担重如'泰山'，农民不论种不种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力的８０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钱的人头负担，李昌平经常遇到老人拉着他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在他面前要上学的场面，他已记不清有多少老人跪在他面前，要求一个说法儿，'李书记，你说说看，中国有哪朝哪代，当官儿的要我们８０多岁的老人交税的？'农民像逃避瘟疫一样地离家出走，宁愿把地荒着（精英们一再盛赞，中国农民可爱得把土地当作自己的'命根子'）。其实这些人，上亿的农民在中国大地上流动着有十多年了，这早已成了城里人司空见惯的中国特色。据李昌平的亲身体会，农村的债务也非常大，平均每个村有十几万的亏空。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李昌平痛切地意识到，基层已经跟中央政府和城市的发展脱节，政策就像'谎言'一样，土地已成为农民的包袱，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农民的'枷锁'，基层干部成为真正的'蝗虫'。在这种情况下，李昌平选择了给朱容基总理写信，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朱容基也作了批复。李昌平的出名缘于此，这事实本身即把李昌平推到了农民代言人的前台，半年后媒体平实地报道了这一事件，他成了为中国农民说话的象征。
随后的经历更有戏剧性。中央和省政府的干预，使得监利县开始了改革，轰轰烈烈的改革在两三个月内取得了成绩，是为'监利经验'。李昌平身在其中，知道这遮羞布里的既得利益者们什么也没有损失，农民也没有得到什么实惠，改革不过是折腾农民。而他也无法工作下去，被迫辞职，南下广东打工。在打工期间，既受到尊重，也受到来自监利县的干扰；甚至新闻媒体采访他，也受地方政府部门善意或他意的提醒暗示。一个想在湖北境内发展的公司给李昌平发下聘书后，又不得不请李昌平理解公司的苦衷。李昌平几易职业，最终进入了新闻学术的领域。他数次在广东北京往返，寻找生存，更为了寻找解决农民问题的答案。在北京这样名人云集，研究农民问题的专家学者门派众多的地方，他诚心请教，结果得到的总是一头浆糊，用他的话说，越听越糊涂。然后，他开始整理自己的经历，整理自己的思考。这成果，就是纪实和理论对策兼备的《我向总理说实话》。尽管最初受到好多出版社的拒绝，该书出版后却受到了读者的欢迎。首印三万册很快销售一空，至于盗版更不计其数。《中国图书商报》等报纸以整版的篇幅介绍这本书，《南方周末》把它列为２００１年末推荐的好书，《战略与管理》杂志２００２年第一期则以该书为由发表'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等专题文章。
不合谐的声音仍然不少。据说，监利县等地方政府的官员们人手一册，对号入座，他们对李昌平'出尽风头'不无羞恼，他们向上面打报告说，李昌平的书影响很坏，应该禁止其出版发行。但上面回话说，既然你们认为那本书不好，你们可以写一本好书，不就可以消除坏书的影响了吗？也听说，中国的农民问题专家多的是，哪轮到李昌平来发言？是的，在城里，在精英圈生活惯了，提到哪个领域，我们就知道，谁是那方面的专家，提到哪个名人，我们就知道他是研究农村税费的还是研究乡镇企业的。在理论对策领域，我们的准备似乎充分得很，虽然农民永远是农民。
不过，李昌平和他的书自有价值。它们揭露了对中国后现代一类感觉的虚幻，他们展示了另一个中国，一个更大的更会对现在和未来起作用的中国。从梁漱溟、彭德怀时代开始，这个中国存在着，却被忽视着，又被侮辱损害盘剥着。历史的诡异在于，这个中国一直被锦被遮着。不仅今天的中国有这样那样的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对策，有着农民过起好日子的宣传，有着现代化后后现代一类的自欺欺人，而且梁漱溟、彭德怀时代，同样有农民翻身得解放的幻觉，有着关于中国问题的各种对策，有着快进入共产主义一类的自欺欺人。回过头看历史，历史上只留下梁漱溟那苍凉的身影和彭德怀那悲壮的身影，那些感觉良好的官产学精英们，而今安在？但是，即使如此，现实仍不能接受那样一个中国，社会仍不能睁眼看待这个中国。为农民说话的李昌平们仍不能进入历史发展的秩序。
但李昌平确实写了一本好书，它是朴素的。正是在李昌平的笔下，一切有良知的官员及其政策策略，一切有良知的学者及其理论对策，一切有良知的企业家及其商业伦理，都少有能够触及土地和中国农民，少有能够改善中国农民的待遇，更不用说，使其自由意识觉醒，提高生活水准和生存质量。因为作为农民国的中国至今仍是二元结构，那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一元不得已仍得有求于另一元，求到极处，不过是求助于那恶的一元中的所谓善者。李昌平给总理写信，向学者请教，也象征了这种中国特色。
文字的力量究竟有多大？李昌平在他的书里写了那么多的眼泪，那么多孤苦无告的农民向他下跪，他能安慰谁呢？他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向总理说实话'，这对以汉语为精神血脉和语言指向的人来说，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心声，但若翻译成其他语言，例如英语、法语，等等，我们或者能想见其中言路思路迥然不同的民族精神，也许在这种思维观念不同处，有着我们民族新生的契机。
但在目前的中国，李昌平仍给人们不小的安慰。这也是鲁迅所说，中国人生多苦辛，而有时却极易得到安慰。可怜这安慰常常是一点笔墨文字而已。李昌平提出了问题，尽管他像梁漱溟、彭德怀们一样，诉诸人的良知常识，'卑之无甚高论'，但他也是中国的。是的，当无数的读者读之动情流泪时，是否想过那８０岁的老人对李昌平提出的问题。对那样的问题，我们中国古代的亚圣孟子也多次谈到过，他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养生丧死无憾，才是王道之始。他甚至详细地探究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我们年少时候读这些文字，常常对亚圣的浅陋不以为然，哪里会想到这就是我们充满罪与苦的中国呢？甚至今天我们还不如亚圣时代的中国呢？因为孟子还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除了最后一位儒者梁漱溟先生外，今天为农民说话的已不再是'士'了，李昌平也不是。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只能等历史来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