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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割据称雄的军阀集团中，滇系是比较特殊的地方军事势力。滇系4任统帅：蔡锷、唐继尧、龙云、第卢汉。他们早期有理想主义的革命色彩，曾经信奉过相似的救国主张，末了各自走上不同的归程。
第六十军出征抗倭全体将校合影
滇系 失落的诸侯
在民国割据称雄的军阀集团中，滇系是比较特殊的一支地方军事势力，“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句话不但适用于四川，也同样适用于包括了云、贵、川的整个大西南。
令人惊讶的是，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曾以“新学”著称，不但有完善的新式军校教育、有自给自足的现代兵工厂，还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市政建设。在重九起义、护国战争、抗日战争等历史性节点上，云南乃至整个大西南都扮演过先驱者的角色。跟“生下来就是军阀”的北洋系不同，在云南这片土地上的中国最早一批现代军人，最初都充满着理想主义甚至浪漫主义的朝气，都有为国为民的高远志向，其将领也几乎清一色是科班出身——滇系共有过4任统帅：第一任蔡锷、第二任唐继尧是留日士官生；第三任龙云、第四任卢汉则来自“西南军事圣殿”云南讲武堂。
滇军，就是由这些云南地方实力派组建、指挥、武装的一支相对独立的军队，不仅指挥官和士兵基本上是滇籍人士，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受命于云南地方的领导和指挥，所以这支军队既是地方支柱，也是地方敢于跟中央政府抗衡的砝码。比起其他省份来，民国时期的云南相对独立，自成一体，虽然滇军服务于地方小利益，但每当大敌当前，或面临严重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这支军队往往能够挺身而出。因此，当时有“滇军精锐，冠于全国”之称。
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历史陈列馆里，至今可以一窥这些中国早期军人的风貌。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办之初的47名教职员中，同盟会员17人，革命分子11人，倾向革命者8人，政治态度不明者11人。就是说，这一所旨在为清政府提供军官人才的国家一级军校，47个教员中持反清政府倾向的就达36人。
这是一群乱世中的志士，正如讲武堂校歌里所唱：“……同胞四万万，互相奋起作长城。神州大陆奇男子，携手去从军。但凭团结力，旋转新乾坤。哪怕它欧风美雨，来势颇凶狠。练成铁臂担重任，壮哉中国民！”
这群乱世里的英雄和枭雄，因为赶上了特殊的历史时代，彼此的人生也呈现出特殊的质地。他们早期都抱着理想主义的革命色彩，曾经信奉过相似的救国主张，末了各自走上不同的归程：
——蔡锷一生璀璨，在辛亥革命和护国首义中表现过人，被全国上下视为“军神”，与小凤仙的故事也传为佳话，可惜短命，壮志未酬身先死，34岁临死犹叹抱憾此生；
——唐继尧曾是激进的同盟会成员，昆明辛亥革命的积极策划者，但在连年混战中逐渐成了军阀土皇帝。他当了14年的云南王，最后在云南人民的一片骂声中，吐血愤懑而死；
——龙云经历最为起伏坎坷，他早年投效蒋介石，但后来在政治理念上与蒋越走越远，蒋介石主张中央集权，而龙云却从政治实践中发现，偌大中国，地方均权分治更为有利。这位主政17年的“云南王”在民间颇孚众望，在抗日战争中也称得上民族英雄，但最终也没有逃脱蒋介石的暗算；
——卢汉一直是龙云的左膀右臂，龙云被蒋介石软禁后，卢汉主持滇政。1949年12月9日，在卢汉的策划之下，西南边陲四万多滇军官兵突然倒戈，通电宣告起义。长期绑在蒋系战车上的滇军，至此成了将死蒋介石的最后一步棋。
大时代，大人物，大悲欢，滇系诸侯的命运，就是辛亥百年的历史缩影。
从蔡锷到唐继尧乱世里的两种路线
昆明市区的圆通山公园，孔雀在草地上悠闲地散步，春天的春城游人如织，孔雀园旁有一处寂寞坟茔，墓为石砌圆丘，偶有行人路过，瞄一眼墓碑，大声念到“会泽唐公……”就哑了声音，因为认识后两个字“蓂赓”的人实在不多。
会泽唐公蓂赓之墓，1932年由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主持修建，从墓的制式似乎可一睹当年云南边陲的开放程度：神道两旁虽然立着中式传统的石狮、华表，但墓前的廊柱式牌坊吸纳了希腊、威尼斯和哥特式的建筑风格，并采用了拉丁式铭刻。
龙云为唐继尧造墓建碑，此中况味格外复杂。作为下属，龙云一直感念唐继尧的知遇提拔之恩，但在1927年的“二六政变”中，龙云是武力胁迫唐继尧下台的主要力量。唐继尧在失去权力后“愤懑吐血”，终因呕血不治而亡，中间不过3个月的时间。
这是一个奇怪的墓，其奇怪之处，不仅在于它那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更在于墓前廊柱牌坊里镶嵌着的8块石碑，刻的不是对墓主的生平追思，而是墓主曾经得到的任命：1916年护国战争期间被推举为护国军务院抚军长的任命状、1924年被孙中山大元帅推举为广州军政府副元帅的委任状——而且这些石碑全部保持了委任状的格式，乍一看去，就是在一个人的墓前张贴出他生前所得到的若干张聘书——更有趣的是，这些聘书中有不少职位，还是他生前拒绝就任的。如果让唐继尧生前就直面这些墓碑，他也许要脸红，也许会骂娘——这座直径16米、高6米的墓碑如此设计，仿佛在表面的尊荣背后，含沙射影地对墓主做着某种隐而不宣的评价。
一切还要从头说起。
重九起义的枪声提前打响
1911年10月28日，城南洪化桥一处偏僻的住宅，左邻右舍早已经关门闭户，新军管带唐继尧，匆忙吃罢晚饭，支走家人，正独自等候着约好来开会的几位新军军官，这已经是他们这个月里的第5次聚会了。
唐继尧是云南新军中反清情绪最激烈的军官之一，也是云南老资格的同盟会成员。1883年，他出生在云南会泽县的富绅家庭，受“留日势”的影响，21岁考取官费生资格前往日本留学，先后毕业于东京振武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同盟会，他很快加入，并秘密组织以“革除满清，推翻专制为唯一目的”的“陆军团”。1908年底回国，在云南讲武堂和新军第十九镇任职，因为聪明干练，很快被提拔为管带。
10月10日武昌起义以来，唐继尧同第19镇和讲武堂的十几名军官，已经秘密地开了好几次会，商量在昆明发动起义，响应武昌。会议商定蔡锷为“临时革命总司令”，统领起义事宜。
辛亥昆明起义前的准备工作是相当充分的，10月30日当晚，昆明北校场的官兵在抬子弹做起义准备，结果被值日队官发现，互相争吵起来，情绪激昂的士兵立即开枪打死了值日队官，于是昆明起义就比原定时间提前了几小时由基层发动起来，这次昆明起义，史称“重九起义。”
唐继尧顺路捞到了贵州都督
得到消息后，蔡锷马上率部，宣布革命宗旨和作战方略，按计划向五华山和军械局进攻，唐继尧指挥炮兵射击总督署，战斗相当激烈，是辛亥革命中除武昌起义之外，各省城起义里战斗最激烈、代价最巨大的一次。经过一昼夜的浴血奋战，昆明起义宣告成功，成立了云南军政府，蔡锷被公推为云南军都督，唐继尧则身兼军政部、参谋部两部的次长。云南军政府成立以后，很快采取了一系列旧民主主义色彩的改革措施，加上蔡锷本人为政清廉，使云南与当时动乱中的各省相比，政局相对稳定。
云南军政府成立，率先取得了稳定，经济也发展得较好，而当时西南的四川、贵州和西藏，都处在革命的动乱之中。为了支持各地的起义，云南军政府先后派滇军援川、援黔和援藏。在蔡锷的授命下，唐继尧任司令，率云南北伐军，取道贵阳进入四川支援。
但后来蔡锷了解到川情紧急，而贵州内部两派斗争激烈，几次急电，命令唐继尧停止进黔，立即改道。但唐继尧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意入黔。进入贵阳后的唐继尧当然别有所图，他向贵阳城发动了突然进攻，仅一天的战斗就控制了贵阳。进城后是一次残忍的大屠杀，“无论官长士兵，恐不为己用，缴械之后，驱至东郊，悉数坑杀”。唐继尧成为了贵州省的临时都督，其政治野心开始暴露。
护国运动中的蔡锷
蔡锷与其老师梁启超，在政治态度上是互相影响的。“筹安会”发表成立宣言的第二天，即1915年8月15日，蔡锷就从北京搭乘晚车去天津，找到梁启超，商量了一夜，决定积极策划反对袁氏复辟。“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公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一回不可。”
此后，蔡锷每周都要去天津与梁启超密商起义，计划在蔡锷势力比较深入的云南率先行动，一旦袁世凯称帝,就宣布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
滇史专家谢本书说：蔡锷其人，少年稳重，重谋略，性格谨严，也能够承受误解。就在他暗中积极进行反袁秘密活动之时，表面上却装得若无其事。当梁启超公开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掀起讨袁舆论后，蔡锷的行踪就引起了袁世凯的密切注意。为了遮人耳目，蔡锷在北京逢人便大说梁启超的不是：“我们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有人反问他：“那你为什么不劝你先生？”蔡回答说：“书呆子哪里劝得转来，但书呆子也不会做成什么事，何必管他呢？”
他甚至发起成立一个“讨论国是会”，公开表示“赞成君主国体”。在统率办事处，袁氏的手下执赞成帝制题目录，向蔡锷试探，蔡锷当即在“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的名单上，欣然亲署“昭威将军蔡锷”几个大字。蔡当时已是名满天下，他的行动，引起了很多人的误解。正是在这一时期，蔡锷开始涉足京中八大胡同妓院，对外营造出一副无所作为、耽于淫逸的形象，世传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就发生于此时。
小凤仙挟走蔡将军
蔡锷一方面跟小凤仙打得火热，一方面回家与夫人吵闹不休，动辄摔盘砸碗，作夫妻感情破裂状，惊动了当时对蔡已有暗中监视的袁世凯，派两个手下前去劝架。袁世凯对蔡锷颇不以为然，“松坡简直和小孩子一般，怎么同女眷闹这种样儿？你两人速往排解。”
外人愈排解，夫妻俩愈闹得凶，蔡夫人醋意盎然，借机带蔡母和孩子回湖南老家了，蔡锷毫不介怀，反要袁世凯手下代为物色佳丽。袁世凯闻言，称蔡锷为“风流将军。”没了家眷羁绊的蔡锷从此八大胡同逛得更勤了。
为了设法逃出北京，同时不引起袁世凯对云南方面的注意，蔡锷一面向袁世凯几次上书请假治病，一面暗中策划逃跑。蔡素有旧疾，身体很差，所以治病不像借口，袁世凯半信半疑。
解放后的1951年，小凤仙曾在沈阳向梅兰芳回忆当年蔡锷逃离北京的经过：
袁世凯的儿子袁老三常到我屋里打茶围，打听老蔡的生活情况，和哪些人往来？老蔡来了，就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到班子里来。我问老蔡：这些混混好像冲着你来的！他笑而不答。后来有人对我说，蔡松坡是革命党，袁世凯表面上给他挂名差事，很器重他，骨子里却派人监视他，听说他还反对老袁做皇帝，你别跟他太热乎，免得受连累。我那时常听他（蔡锷）讲三国、水浒故事和做人的道理，他又教我认字看书。我觉得他这个人是正派的，在我的追问下，他吐露了真情，并郑重其事请我帮忙。我对他说：“你叫我干什么，是我办得到的，一定尽力而为。”
那时外边直嚷嚷袁世凯要当皇帝啦，老蔡常常锁着眉头不说话。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要走了，你想办法，让我从这里脱身。”……那天我给老蔡找了一间北屋，他背向窗，面对穿衣镜，大衣、皮帽挂在衣架上，圆桌面上放着怀表，为的是可以掐钟点。老蔡坐在那里喝酒，可以从穿衣镜里看到外边的动静，我们还把窗上的纱帘去掉，换上纸卷帘，故意卷上去，这样，外边的人可以透过玻璃看见屋里的动静。老蔡估计天津的车将要开行时，出了云吉班，直奔车站。他走时，衣服仍挂在衣架上，怀表亦未拿走，侦缉队以为他去小解就会回来的。接着刘妈就把纸帘放下，外边的人弄不清屋里的人是否还在，这些都是事先布置好的……
一捆书信助他曲线归国
协助蔡锷出逃的另一当事人刘成禺在《洪宪纪事诗》中记下了这一传说：“当关油壁掩罗裙，女侠谁知小凤仙。缇骑九门搜索遍，美人挟走蔡将军。”得知蔡锷逃脱以后，袁世凯乃“顿足自恨，谓一生卖人，不期今乃为人所卖”。
但袁世凯城府也很深。蔡锷1915年11月11日逃出北京，到11月下旬他事先写好的第二、三、四封先斩后奏的请假报告才送到袁世凯手中，为了对外造成蔡锷仍是自己人的印象，不至天下舆论大哗，影响称帝的进程，袁世凯对这些请假报告做出大方照批的样子，并交给《政治公报》公开刊登。而私下里，他枪毙了失职的侦探，同时派人火速赴天津，试图抓蔡锷回京。但蔡锷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蔡锷逃离北京来到天津后，暗中和梁启超作最后的密商，同时与孙中山、黄兴以及东京、上海、香港、昆明等地革命党人建立了密切联系。在一切磋商筹备妥当后，蔡锷与戴戡、陈敬铭等穿大礼服共摄一影，并宣誓“失败就战死，绝不亡命；成功就下野，绝对不争地盘”。从不争夺权力、讨厌据武自雄的蔡锷，在这番誓词中显示出了立国者的风范和胸襟。
蔡锷很快取道日本横滨，然后让石陶均携带自己的行李去别府箱根，作就医状，并准备了事先写好的亲笔信件多封，请石每隔一日从箱根寄一封给北京袁世凯的亲信唐在礼等人，一直到蔡锷秘密到了昆明，这些信件尚未寄完！所以袁世凯最初得悉蔡锷潜赴云南时大吃一惊，无法相信，因为这些从日本发回的信件“报告他游历的状况，养病的情形。袁氏见来信笔迹一点不错，邮局的消号一号不错，不由他不信”。
袁世凯吃惊之余，马上制定了在云南沿途设计暗杀蔡锷的行动，幸亏唐继尧早有准备，防备周全，一路保全蔡锷于12月19日到了昆明。而袁世凯已于12月12日在北京称帝。蔡锷的冒险抵滇，促成了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的首义。
谁出征？谁留守？
为了准备反袁护国战争，抵滇后的蔡锷主持召开了好几次军事会议，与会的都是滇军将领和革命人士。唐继尧对护国运动的态度也非常积极，在12月22日的第五次军事会议上，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39位起义者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歃血为盟。
在会议中，谁留守，谁出征，也有过争论。蔡锷希望率兵出征，不愿留守；唐继尧表示谦让，希望远道而来的蔡留守，自己统兵出征。李烈钧认为蔡锷行辈较老，且身体有病，也劝蔡锷留守云南，但蔡始终不同意。如此“反复辩论不已……情词诚挚至于泣下”。最后会议决议维持现状，蔡出征，唐留守，“出征者为总司令，留守者为都督，公事彼此用咨文。关于停战、议和，须得内外同意”。这样，蔡锷和唐继尧在地位上是平等的。
蔡锷和唐继尧在辛亥革命中有同袍之谊，但到此时，两人在思想和路线上已经出现了分歧。护国战争虽然唐继尧表面上积极支持，但出征者还未出征，留守者就开始刁难了。作为地方长官，他以“饷糈支绌”为借口，不给蔡锷的护国第一军开发费。最后还是蔡锷的总参谋长罗佩金把自己的家产押给银行，得了12万元，第一军主力才得以在1916年1月16日从昆明出发，而这已经是宣布云南独立20天以后，时间显然是相当晚了。
他瘦得像鬼，只有眼睛还在发光
朱德曾这样回忆他与蔡锷在反袁护国战争中的晤面：朱德遵照蔡锷预定的计划，率领革命士兵驱逐了帝制派军官，宣布起义，并全体开往昆明。到达昆明后立刻赶到蔡锷的司令部，正赶上蔡锷和参谋们开会。朱德说，当蔡锷起身向他们走去的时候，“我大吃一惊，说不出话来。他瘦得像鬼，两颊下陷，整个脸上只有两眼闪闪发光，肺结核正威胁着他的生命。那时他的声音已经很微弱，我们必须很留心才能听得清。当他向我走来的时候，我低头流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虽然命在旦夕，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像把宝剑。我们坐下来，他说明了全国各地起义的计划，并且说云南必须挑起重担，等待其他各省共和派力量组织起来。
三天之后，我们就要出兵四川，袁世凯一些最精锐的部队驻扎在那里。……蔡锷对我们说，要立刻出兵贵州，扫荡袁世凯在那里的部队，然后转道广西，直奔滨海的广东。第一军和其他附属部队要出兵四川，增援部队只要训练完成也应跟着上前线。”
蔡锷说完，朱德问他：“可是你不能带队去啊！你有病，要送命的。”蔡锷望望他，又把眼光移到别处，说，“别无办法，反正我的日子也不多了，我要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
蔡锷的护国军出师，对袁世凯震动很大，及至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在当天召开的国务会议上，袁世凯竟然语无伦次地抱怨说：“云南自称政府，照会英法领事，脱离中央。此事（帝制）余本不主张，尔等逼余为之。”众默然，可见袁世凯的惊慌程度。
饿着肚子打硬仗
护国第一军在川艰苦奋战半年之久，中间几月战事尤其激烈，处境艰难，但唐继尧在军饷、军需和兵员上都没有给前线任何补充。蔡锷说“自滇出发以后，仅领滇饷两月。半年来，关于给养上后方毫无补充，以致衣不蔽体，食无宿粮，每月伙食杂用，皆临时东凑西挪，拮据度日”。
由于军需不足，蔡锷多次致电唐继尧催促，却毫无反响，直到袁世凯去世，滇军的“增援”才陆续赶到。这恰恰是唐继尧趁护国运动事实上结束之时，利用护国的名声和威望，为自己的扩张捞取政治资本。他把护国三军扩大为八军之多，此事引起了蔡锷的忧虑，他讽刺说：“古者天子六军，今能驾而上之，蓂公之魄力伟矣。”
此时蔡锷已经渐渐对唐有所认识，去电告诫他说：“所最宜注意者，我辈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私利之初心。” “关于个人之权利加减问题，最易为梗。今侪辈中果有三数人身先引退，飘然远翥，实是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未似非福。”
功成身退，不参与权力斗争，这是蔡锷最为看重的品质，所以他才会在出征前就为自己定下“成功就下野”的誓言。但此时的唐继尧，胃口渐大，已经很难被劝服了。
锷以短命，应为薄葬
护国战争胜利之后，蔡锷的病情已急剧恶化，几次向北京政府请假就医，都未能获准，反而临危受命为四川督军。当时蔡锷在全国威望极高，被视为“军神”，一到成都，“万人空巷，都想一望风采”。但朱德对此时松坡将军的回忆是，“蔡锷看上去像个幽灵，虚弱得连两三步都走不动，声音微弱……”
蔡锷在日本福冈养病的最后日子里，黄兴病逝的死讯对他刺激很大。蔡锷与黄兴于公于私，都有特殊感情，在病榻上，他哭挽黄兴一联：
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执行，是能创作一生者
曾送我海上，勿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这是蔡锷的绝笔，既是写黄兴，也仿佛他自己一生的写照。8天以后，积劳病重，他也在福冈医院去世了，才34岁。
蔡锷临终前，由护士勉强扶起来，凭窗了望日本飞机演习，又一次受到刺激，他对身边的蒋百里说：“我早晚就要和你分手了。我们建设国防尚未着手，而现代战争已由平面而转立体，我国又不知道落后了多少年。”“我不死于对外作战，不死于疆场马革裹尸，而死于病室，不能为国家做更大贡献，自觉死有余憾。”随即口授随员遗嘱，精神尚一丝不乱，遗嘱句句关乎国家大计，无一语及家事。
他最后的请求是：“锷以短命，未能尽力民国，应为薄葬。”
蔡锷为官极清廉，“从不滥使一钱”,也从不接受贿赂,在担任云南都督期间,两次带头减薪,月俸由600两(元)减到60元，只相当于一个营长的月薪,创下了当时全国省级领导月薪的最低纪录。其弟从湖南入滇,向他谋职,他认为不妥,给了弟弟20元旅费,令其徒步还乡。在四川战斗期间，连续“五月无饷，而将士不受饷一钱，蜀人爱戴之如骨肉也”。就连拖赖不给护国军发饷的唐继尧也承认，蔡锷“身后萧条，不名一钱，老幼茕茕，言之心痛”。
辞不就任，晾起“空头政府”
袁世凯一命呜呼、护国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出现了帝国主义支持下各派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蔡锷一死，唐继尧意在扩张，原来团结在护国军旗帜下的滇、川、黔三省军队马上打成一团，互相残杀。西南从此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之中。孙中山失望之余长叹，“五年来，建国之事，付托不得其人，几将民国根本推翻。”
护法运动刚一开始，唐继尧就发出通电，不承认段祺瑞内阁的合法地位，这是西南各省军阀公开反对段祺瑞内阁的第一炮，这一炮马上讨得了孙中山的信任。1917年9月，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护法军政府成立，孙中山任大元帅，委任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因为广州护法军政府手头并无多少兵力，需要仰仗手头握有兵权的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广州非常国会给唐继尧送来了元帅证书，但唐、陆二人皆不肯就任元帅职，使孙中山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孙中山竭力拉拢唐继尧，但唐的目的是要自立为王，并不表示合作。当时的西南军阀普遍持此态度。在经济上，当时两广地盘是由桂系军阀把持的，对广州军政府实行财政封锁，军政府所持“仅华侨捐款”。莫荣新的一句话代表了当时西南军阀们的普遍心理：“孙某之政府，空头之政府也，彼无兵无饷，吾辈但取不理之态度，彼至不能支持时，自然解散而去。”
1919年，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国民党人龚师曾劝说唐继尧入党，而唐继尧，这位早年追随孙中山的老同盟会员竟闻言拍案：“我就是穷得讨饭，也不会加入国民党！”
突然又接受了任命
护法运动使孙中山看清了南方军阀与北方军阀“如一丘之貉”。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消息传到昆明，早先拒绝副元帅职务的唐继尧却在3月19日发出通电，声明已于3月18日在滇就副元帅职。唐继尧是想以副元帅递补大元帅的缺位。正如《向导》周报指出，“唐继尧忽然就副元帅职，声言加入国民党等等”，是企图攫取国民党领导权的一种尝试。正如一位英国领事所说，唐相信自己是“计划中未来的中国总统”。此时的唐，不但出行是皇帝规格，连写信写诗，落款都以“东大陆主人”自居。
广州政府谴责唐继尧的行径，并通电宣布讨伐，唐却并不甘心，试图颠覆广州政府，直到他的滇桂联军被广州政府的军队击败。
唐继尧统治云南期间，连年战争，不断扩大军队和军费，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唐本人则过着土皇帝般的生活，“荒淫无道，任意掠取部民子女为妾婢，车马舆服之奉，拟于王者。其护卫军命名为佽飞军，坐褥铺垫皆用黄缎绣龙……开奢侈之风，肆享受之欲”。据唐继尧的妹妹唐芸赓说，唐正式迎娶的妻妾就有8人之多。
他也要建立一个“主义”
1925年滇桂战争中滇军失败以后，唐继尧为安抚作战多年的的将领，分别任命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为四大镇守使，但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四镇守使似乎都不再愿意为唐卖命。唐失望之余，决定仿照“过激派”的做法搞个“主义”，建立自己的政治理论，组织政党。当时的中国出路何在，各式理论、主义很多，唐继尧看中了“国家主义派”，不惜重金从上海聘国家主义分子来昆明，又组织人编写相关书籍、开办民治学院，并在1926年年底宣布民治党成立。国家主义派又称“醒狮派”，对外信奉帝国主义，反对苏联；对内反对孙中山，反对共产党，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
当时随着北伐的顺利推进，云南民间对唐的反对呼声很高，在云南的共产党人甚至分工，每人每天给四镇守使写信，宣传唐继尧祸滇罪行，争取他们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路线。四镇守使见唐继尧大势已去，为“适应环境起见，遂起而联合请求唐省长改组省政”。1927年2月，四人一致行动“兵谏”，推翻唐继尧军阀统治的“二六政变”很快爆发。唐被迫交出政权，他的4个旧手下倒也顾及他的体面，给他一个有名无实的省务委员会总裁，唐继尧“光荣”下台。
一个月后的国际“三八”妇女节，昆明盛大集会游行，正遇上唐继尧坐着轿子经过，队伍马上沸腾起来，高呼“打倒军阀唐继尧”。唐当时不便发作，但晚上就指使爪牙混入妇女解放协会举办的晚会，割断电线，制造混乱。第二天，唐政府原来的机关报《西南日报》以《灯熄裙破哭三八》为题，发表侮辱性新闻，报纸出版还不到两小时，广大群众就把西南日报社捣毁了。这件事情对唐继尧打击很大，这个独裁的实力派终于发现民意之可怕，他当即病倒不起，“愤懑吐血”，不到3个月就去世了。
唐继尧死后，云南又经过3年混战，才进入了龙云时代。
1936年6月27日，蒋介石与龙云在南京面谈
龙云 最后的“云南王”
从云南驱车近一小时,来到市郊的海源寺,山脚下一条新修的小路上标志着此路通往“龙公馆”，即龙云生前的避暑别府，龙源别墅。龙源别墅装修一新，大门紧闭，门口却是几畦菜地，和破破烂烂的低矮砖房，有的还堆满了茅草。
龙源别墅目前的“签约”主人是一位五十开外、身穿西装、满面皱纹的男人，他的手下都叫他马老师。马老师在上海做文物生意赚了些钱，回乡见到一片破败的龙公馆，就跟留学回来的女儿马晓鸿一起，立意把此地租下维护整理，着力恢复旧貌。龙公馆后方的小屋子被布置成了佛堂。马晓鸿是小有名气的青年书法家，大书“神”“佛”二字挂在中堂，下方则供着龙云的戎装照。据说龙云惟一幸存的小儿子、年近九旬的龙绳德从美国回乡，看到素不相识的马家人居然供奉着自己父亲的照片，眼睛当时就热了。
许多人怀疑马家父女的动机，“花了400万修这所房子到底图个什么？”
马老师讲出了这个令人心酸的故事：他的父亲马昌，曾是国民党云南独立汽车营的营长，“一二·九”云南和平起义，马昌在巫家坝的飞机场带领手下倒戈。但“文革”中，他没有逃脱遭审查、怀疑的厄运，被关进监狱，夫妻离散，最后死在狱中。“龙云先生的两个儿子，也是被枪毙的。在那个年代，我父亲的遭遇并不稀奇，小时侯，我常听父亲说起龙先生，他跟龙云的公子，是把兄弟。”
一米六零击败法国大力士
关于龙云，有一段不成文的传说：1914年秋，昆明城里来了一位膀大腰圆的法国大力士，在云南讲武堂对面摆下擂台，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
当时的云南，近邻安南（今越南）已经成了法国的殖民地，另一近邻缅甸则是英国的殖民地，英法都有意洞开中国西南门户，加紧向云南扩张。这位法国大力士就是在这个时候来此炫耀武力，据说他到云南后还曾晋谒云南都督唐继尧，唐继尧心里很不快活，暗中在讲武堂内部悬赏求武艺高强者，表面上却对法国人唯唯诺诺。
在民间的传说中，龙云大战法国大力士已经成了一段说书般的传奇，身高只有一米六出头的彝族小伙子龙云被描绘成了黄天霸式的英雄，先是用草鞋飞踢，然后又是“猫洗脸”、“双擒双纵”、“和尚撞钟”等招式，彻底制服了法国大力士。当时在擂台观战的唐继尧十分高兴，从此记住了这个精干伶俐的小伙子。
这段故事，正史不载，但即使是严肃的史家，也倾向于相信这是真的。因为龙云确实习武，而且身手过人，不只一人曾经在龙云晚年听他亲自讲述这段比武经历，“认为是他平生最得意的事”。直到解放后的1954年，四川凉族民族参观团去北京探望龙云时，他还“边讲边比划给大家看，个子虽不甚高，壮健胜过常人，七十高龄仍纵跳如猿”。
打败法国大力士的同年年底，龙云就从云南讲武堂毕业了，分配到昭通独立大队当中尉排长。第二年，蔡锷想调唐继尧身边的随从邹若衡当自己的副官，邹跟随唐继尧多年，临走前把龙云推荐给了唐继尧。唐继尧一听说就是去年大败法国大力士的小伙子，当时就很高兴地接受了，并对龙云青眼有加。龙云为人机灵，聪明好学，深得唐的赏识，仅两个月就从唐的中尉侍从副官提拔为近卫军第二大队中队长，接着又提拔为佽飞军副大队长。当时的佽飞军大队长一次失旗失职，性情武断的唐继尧一气之下把他给枪毙了，同时任命龙云为佽飞军大队长。
当时的唐继尧，已经显露出要当“东大陆主人”的野心，出行完全是皇帝派头，佽飞军就好比他的御林军，个个头戴钢盔，身穿清一色的漂亮军服，背挎十响枪，手持方天画戟，俨然是帝王巡视。在佽飞军护卫下，掌旗官出场，乘高头骏马，手掌杏黄滚金丝穗帅旗，上绣斗大的一个“唐”字。后面接着是唐继尧乘坐的八抬绿呢大轿，轿后跟着的是唐的坐骑黄骠马。殿后的就是佽飞军大队长龙云率领的护卫大队。
省主席的代价是一只眼睛
护法运动后，唐继尧二次回滇，论功行赏，特别垂青于龙云，遂正式委任龙云为第五军军长兼滇中镇守使，驻昆明。龙云就此掌握了滇军的实权，变成了滇军事实上的二号人物。
1927年“二六”政变推翻唐继尧以后，龙云和胡若愚为了争夺权力，矛盾日益暴露。胡若愚与龙云势均力敌，论资格和人望，胡还略占上风。龙云很清楚，自己要在省内站住脚跟，就必须在国内找到一个强有力的靠山。掌握了南京政权的蒋介石集团是当时的“强者”，因此他迅速倒向蒋介石一边。蒋介石南京政府成立，龙云在1927年5月7日以快邮代电致南京政府，表示拥护蒋介石，攻击共产党“奉行苏俄阴谋”，“供苏俄之牺牲”，“利用青年，把持农工运动”，扬言“决不能与之共同革命”。他知道，蒋爱听这个。
蒋介石对云南的实力派人士，既要用，也要防，所以建立了南京政权以后，他倾向于让倒唐后云南的实力派人士自相残杀，然后“择优录取”。蒋在表面上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而是让他们各自行动，自己则暗中观察挑动。
1927年6月13日深夜、14日凌晨，胡若愚派出一队人马，突然包围了龙云在昆明翠湖边的私人住宅。龙云尚在梦中，仓皇惊醒，组织反抗，已不济事。龙云住宅大约250人的卫队被解除了武装。龙云企图越墙逃走，但原是唐继尧亲信、现已投奔胡若愚的王洁修，指挥炮兵，向龙宅连续发射了两颗炮弹。炮弹打得很准，一颗落在龙云住宅的花园中，一个弹片恰巧打在一扇玻璃窗上，玻璃片溅向四方，龙云的眼睛被飞来的玻璃片扎伤，鲜血模糊了双眼，他无法逃走，束手就擒，当了阶下囚。
抓住龙云以后，胡若愚说，“我这位兄弟是练家子，只有铁笼子才关得住他。”怕武功高强的龙云越狱逃走，王洁修竟真的特制了一个大铁笼，内置藤椅一张，把龙云囚在里面，放在五华山上。龙云在铁笼里像困兽一般，被整整关了一个多月，受伤的那只眼睛受伤未及时治疗，完全失明，全身长满虱子，甚至眉毛内都长了虱子，眼睛红肿流血，痛苦不堪。后来龙云掌权后，对家属常常提起此事：“你们以为我这个省主席是容易得来的？关在铁笼里一个多月的日子好过？”并经常为这一段往事伤心流泪。
三年混战兄弟阋于墙
滑稽的是，就在胡若愚发动“六·一四”政变，囚禁龙云的当天，蒋介石却发布命令，任命龙云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胡若愚为三十九军军长，张汝骥为独立第八师师长。蒋介石这个举动，加剧了云南内部各派势力之间的争夺。但胡若愚并未彻底看穿蒋的用意何在，正当他以胜利者之姿在昆明到处发表演说之时，龙云的旧部卢汉、孟坤、朱旭在滇军元老胡瑛的统领下开始反攻了。
胡若愚的部队在战争中失守，他不得不释放龙云，被迫下野。卢汉、朱旭发出通电，表示各界“特恳军长龙云再出东山，暂维时局”。龙云返省后，胡瑛将省府信印和三十八军关防一并交与龙云，云南的政治军事大权全部落入龙云之手。此后，龙云统治云南长达17年，其开始的日期就是1927年8月13日。
此后3年，正中了蒋介石的安排，龙云、胡若愚、张汝骥三方在云南省内军阀混战，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作壁上观，原则是“谁赢了就支持谁”。最后到1929年底，龙云的军队胜出，统一了云南全境，南京政府即委任龙云为省主席，组建了省政府。龙云后来曾写到这三年混战，“计是役历时三年，兄弟阋墙，诚属痛心之事。然在当时，势不容已”。
为了讨蒋介石的高兴，早在1928年1月，龙云便正式成立了云南的“清共委员会”，并很快发动大逮捕。仅在1928年，云南省处决的革命人士达400人之多。而蒋介石为了笼络龙云，也把龙云的大儿子龙绳武，收为“义子”，带到浙江溪口去认亲。
让蒋介石宋美龄刮目相看的新云南
上世纪30年代来到云南的外国旅行者这样描写在东方彩云之南看到的景象：在滇中偏东的宜良，有着“广袤的精耕良田，其中大半盛开着罂粟”，而在“从昆明到大理之间的那些坝子，大约有一半用来种大烟”。
1931年，对于龙云统治云南、建立自己的独立体系来说是关键的一年。从这一年起，龙云利用云南远离中原战乱、相对稳定、自成一体的优势，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建设新云南，对东南亚各国采取开放政策，取得了明显实效，使地处边疆的云南成了民国时期国民党统治区一个引人瞩目的省份，他也因此被称为“云南王”。
穷兵黩武的唐继尧时代，滥发了不兑现的富滇老票五千余万元，币值跌落到每10元只抵国币1元。唐倒台后，三年混战，各部军事头目，大都采用“到州吃州，到县吃县”的就地筹粮筹饷的办法，人民负担奇重，士兵形同饿殍。站稳脚跟后的龙云很快开始清理财政、整编军队，加强经济建设。
学武出身的龙云，为了充实滇军的后备力量，对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实施军训，作为讲武堂的后备队。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他提倡加强对学生的精神教育，但精神教育的内容，既非三民主义，也非共产主义，而是云南爱国主义。从这一点上，可以约略窥见这个云南王内心真正的政治倾向。
龙云对云南建设所做出的贡献，得到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肯定。1935年5月，蒋介石携夫人及大批随从来到昆明，除布置反共军事外，主要是考察云南，拉拢龙云。蒋氏夫妇意外地发现当时的昆明社会秩序良好，整齐清洁，与全国各大中城市相比形象突出。宋美龄写道：“昆明城的街道十分干净整洁，建筑物都是同一色彩，和我们在其他地方见到的那些杂乱的建筑物相比，使人感到更舒服。”“昆明街头的行人已分为左、右两边行走，并以最有秩序的方法往返。”——这一文明习俗虽然在今天已不稀奇，但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旧中国街头，却还是非常罕见的。当时的《大公报》甚至把云南描绘成“自然资源的大宝库”，“是有着光明前途的省份之一”。
尤使蒋注意的是，龙云在当地威望很高，“云南政府全体成员的团结一致，是四川无法相比的”。蒋介石对此既感到高兴，也感到不安。
在昆明期间，蒋与龙进行了多次密谈。龙云常常烟瘾大发，困倦异常，强打精神。机智的副官主任杨苇航灵活，一察觉龙云面色不佳，就赶忙端上一杯浓茶，悄悄将烟泡子放在茶内。龙云吞下茶后，精神复振，继续与蒋密谈。
暗中给长征红军送图送药
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主力的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先后路过云南。龙云奉蒋介石之命，调集滇军，“追剿”红军。然而蒋有蒋的算盘，龙有龙的算盘，两个人明合暗斗，反而为北上红军帮了忙。
当时的省政府委员孙渡就曾献策龙云：“蒋介石这次追堵红军，实有一箭双雕之野心，不仅想消灭共军，而且还想乘便消灭地方武装，我们只好遵照蒋的命令出兵……若共军已进入云南，为避免以后一切麻烦起见，只有追而不堵，将共军尽快赶走出境为最好。”龙云对此深以为然。
实际上，蒋介石就是利用红军长征，乘机“吃掉”了贵州黔系的王家烈军，使得中央军入黔，这不得不引起滇系军阀的警惕。
因此，龙云一方面配合蒋介石出兵，一方面暗中放红军一马，而红军为了长征顺利，也利用了这种心理。龙云的老朋友、红军指挥官罗炳辉在经过云南时就曾托人密信龙云，信上说：这次红军长征，目的是北上抗日，并不想攻城夺寨，占据城池，骚扰地方人民。现在路过云南，也无意来到昆明，希望龙云尽管放心，希望龙的军队不要截堵打战，并希望滇军拖住蒋军的后腿，不要让他尾追红军。信中还有“甚为感谢”、“后会有期”等语。
这段历史与龙云自己的回忆相符。蒋介石给龙云下令，要龙云查捕共产党员和失散的红军，但龙云对此并未采取认真的行动。龙云当时也确实接见过一个号称有紧急军情相报的小伙子，“我知道其意，叫旁边的人走开，这小伙子使劲把棉衣的夹里子撕开，取出一封牛皮纸封着的信。我拆信一看，原来是罗炳辉的来信。我看完信，对来人说：你回去报告你们的罗司令官，我一定照办，不回信了，免得查出来不好。500块钱给了他。这人走后，我又写了一封密信派人骑马送给孙渡，再次嘱咐他不准与红军交锋，尾追送客就行了，不必截堵。同时，我准备一卡车药品交给他（孙渡），叫他相机送给红军。”
跟这一卡车药品在一起的，还有云南的军用地图，和上好的宣威火腿——云腿，表面上是龙云送给国民党薛岳将军的，但中途却被红军“截获”，其中关窍，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据龙云的亲信部将张冲的儿子乌谷回忆说，50年代初，龙云曾对张冲说，1935年红军在曲靖截获地图、白药等物资，是因为我（龙云）通过关系，预先告诉了他们（红军）这个消息的。
这些云南白药等贵重药材和地图，也是红军当时所急需的，毛泽东充分利用了这些地形图，制定了抢渡金沙江的详细计划——这与毛泽东爱读的《三国演义》中的某些桥段非常相似，刘备就是在云南王张松献地图的情况下才征服云南的。
调滇军回昆明，为红军敞开金沙江
多年来独霸一方的龙云，与竭力排除异己的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1935年3月底，红军为掩饰抢渡金沙江的战略目的而四渡赤水、威胁贵阳时，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慌了手脚，急命滇系的孙渡率第三纵队来贵阳“救驾”。孙渡率部迅速赶到，蒋对孙极力称赞，称孙是“真正的军人”，而此时龙云却坐立不安，惧怕孙渡部被蒋所控制，多次向蒋询问第三纵队的位置，几近失态。
当蒋介石要奖赏孙渡2万元，升孙为中将时，龙云怀疑孙渡是否已经被蒋介石控制，几乎撤掉了他。4月中旬，蒋介石准备提拔滇军3个“作战有功”的旅长为师长，龙云马上发急电给蒋，声称各旅年皆少壮，立功有日，不宜骤于高位，以拒绝蒋收买染指云南部队。由此可见龙与蒋矛盾之尖锐。
1935年4月23日，中央红军主力进入云南，孙渡纵队在后紧追，但此时龙云见国民党中央军也进入云南，昆明防务空虚，生怕蒋介石故伎重演，自己成为王家烈第二，马上调离红军最近的滇军部队回昆明，把通往金沙江的道路向红军敞开。
在龙云滇军追而不堵的情势下，中央红军3万余人于5月初渡过金沙江，跳出了几十万敌人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龙云在与红军的直接接触中，感触很深。行伍出身的他深知严明军纪不易，在当时与《申报》记者、中共地下党员陈赓雅的交谈中，就直言不讳地说：“红军两次过云南，硬是秋毫无犯。勒着肚皮横冲直闯十几省，莫说在中国，就在世界上，哪有这样强的军队啊？！”这为龙云后来的思想转变是埋下伏笔的。
与朱德建立密电联系
1936、1937年“西安事变”、“七·七事变”相继爆发，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龙云对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所了解，爱国主义思想日增。“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宣布抗战，召集各省军政长官到南京开“国防会议”。龙云接到电召后，当即乘专机赴京。在机场休息室，陕西省主席蒋鼎文问龙云：“中共有几位负责人要到南京，在此等候飞机，可否搭你的专机一起去，你方便不方便？”
我问他：“是哪几位？”
他说：“朱德、周恩来、叶剑英。”
我当然欣然答应道：“周是第一次见面，朱和叶都是我的先后同学，当然欢迎，我们一齐去好了。”大家在餐厅见了面，一见如故，非常亲热。
……
朱德、叶剑英和我先后到了汤山。晚餐后，我们在外散步，谈到抗日问题，我们的意见大体一致。朱说：“云南可以出二三十万人吗？”我说：“要看军事发展情况而定。”我问朱说：“这次抗日，政府给了你们些什么武器？”他说：“我们只要轻武器。”我又问他：“以后我们如何联系？”他说：“用无线电联系。”我就给了他一本密码。后来他的秘书看后说：“这密码不好，容易泄密。”朱叫我的秘书和他的秘书商量另编。我说：“不必研究了。我的秘书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完全由你的秘书编好了，给我一份就行了。”我由汤山回南京后，密码就编好送来了。后来我在昆明与延安方面的电台联系，即用这本密码。
（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
这次南京之行，给龙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他第二天离开南京回昆明时，蒋介石亲自到机场送行，可是机场前一天已被敌机炸坏，飞机也被炸伤，不能起飞，只好改坐轮船到汉口赴昆明，“那几天敌机又在轰炸武汉、九江一带，九江纱厂被炸起火，地面防空既无高射炮，也无高射机枪，纱厂起火一两个小时都没有救火队扑灭。我看到南京防空既是那样薄弱，地方也是如此，心里很难过。蒋介石并没有真正准备抗战，更是暴露无遗了。”
回到昆明，龙云马上召集军政各界，“日本是真的干起来了，中央却毫无准备，看来局势是很危急的，我们自己要迅速充分准备。大家不要怕，在北方有八路军，南方各省很多朋友也都有决心抗日。”他马上布置了备战措施：办理积谷、禁烟禁种、购买武器、训练“保卫队”和修筑滇缅公路。
子弹只能从前胸射入胸膛
龙云因为两件事情被认为是当之无愧的抗日英雄：一是应了在汤山与朱德的对话，组织了二十余万滇军奔赴抗日前线；二是抢得先机，开辟滇缅公路，打通抗日的国际援华通道，被誉为“抗日输血管”，体现了一个军事家的战略眼光。
1937年9月9日，龙云一身戎装，誓师巫家坝，滇军首批第60军的四万余官兵，步行一千多公里到达长沙集结，随即奔赴抗日前线台儿庄。
此时的台儿庄战事对中国极为不利，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节节败退，位于台儿庄左翼的汤恩伯部听说滇军要来，立即撤出了阵地；于学忠部也连忙向南逃窜。日军乘机组织了三万多兵力像潮水一样涌进缺口，孙连仲部面临全军覆没。
滇军就是在此危急关头，甚至还没来得及把机枪从马背上卸下来就与日军遭遇，英勇的滇军前赴后继，与日军展开了反复肉搏，没有一个人因胆小而退却，也没有一个人因怕死而逃跑。尹国华全营500人仅一人生还，184师的虎将王秉障，用刺刀挑死十多个日军后胸前中弹，他硬撑着走到师长张冲面前说：“请师长检验，子弹是不是从前面进去的？”
原来张冲曾在抗日誓师大会上说过：“我们彝族老祖宗治军有个规矩，前面有刀剑伤者，奖！背后有刀剑伤者，刀砍其背！我们184师决不贪生怕死，做脊背挨子弹的逃兵，谁给老祖宗丢脸，军法不饶！”
台儿庄一捷，滇军威震华夏，但出征的4万余官兵死伤过半。8年抗战，龙云一共向抗日前线输出二十多万大军，经历各大战役二十余场，伤亡十余万，并组织全省军民投入滇西大抗战。这是龙云作为一个军人，其政治军事生涯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根鸡毛一副手铐筑滇缅公路
早在南京“国防会议”上，龙云就主动向蒋介石请缨，修滇缅公路，他这样分析当时的战争局势：“上海方面的战事恐难持久，如果一旦沦陷，南京即受威胁，也难固守。上海既失，即无国际港口，国际交通顿感困难了。”
蒋介石说：“这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那时候只有从香港和利用滇越铁路到达内地。”
龙云答道：“日本既大举进攻上海，他的南进政策必付诸实行，南方战区可能扩大，到那时，香港和滇越铁路都有问题了。我的意见，国际交通应当预做准备，即刻着手同时修筑滇缅铁路和滇缅公路，可以直通印度洋。公路由地方负担，中央补助；铁路则由中央负责，云南地方政府可以协助修筑。”
回滇后，龙云用“三根鸡毛，一副手铐”下筑路令，当时的资金、人力、技术、设备统统不具备，但国难当头，云南百姓长途跋涉赶往筑路工地，每天出勤的不下10万人，最多时达二十多万人，轮班昼夜赶修，用了短短8个月的时间就抢通了927公里的路面，滇缅全线通车。
修路民工们没有筑路机械，全靠两只手挖山开路，肩挑人扛，冬春农闲时，民工上阵甚多；就是第二年夏秋之间，天气炎热，瘴毒时疫流行，出工人数仍然不减。民工们自带粮食和工具上阵，虽说每天可得微不足道的“补贴二角”，却也未完全到手，在整个修路过程中，伤亡在万人以上。为了补充劳力，妇女也上了艰苦的筑路工地。
这里山势险峻，而且必须跨越澜沧江和怒江。公路修通后，蒋即电告驻美大使通知美国政府。美国政府不信，罗斯福总统电令驻华大使詹森取道滇缅公路回国，顺路视察。詹森到美后，向罗斯福报告说：这条公路选线适当，工程艰巨浩大，没有机械施工而全凭人力修成，可同巴拿马运河的工程媲美。
滇缅公路完成后，立即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日战争。1938年5月，英国轮船“斯坦霍尔”号装载着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的6000吨武器弹药离奥德萨来中国，在仰光港卸货，从缅甸腊戌运入我国，再转运昆明。此后，滇缅公路主要担负美国等援华军用物资的运输任务。据统计，仅1941年，通过滇缅公路运入中国的军用物资及其他物资就达13.2193万吨。
龙云的预计完全没错，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国对外海路交通断绝，滇越铁路停运，滇缅公路几乎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惟一的陆上国际交通线。正是这条抗战输血管，打破了日本用武力切断中国与海外的联系、从而困死中国的企图。因此，日军处心积虑要切断中国这条国际大动脉。1942年初，日本从泰国入侵缅甸南部，滇缅公路除抢运物资外，又担负了运送中国远征军的任务。10万入缅远征军，全用卡车运输，“车队蜿蜒进行，长达数里，烟尘相接，蔚为壮观”。
抓不到一个云南地下党
在与蒋介石的十多年交往中，龙云起初对蒋是竭诚拥护的，但后来看到蒋为人处事，处处自危，不免对他忌惮起来。当时云南有龙、卢、安、陇四大家族，都是云南当地的军政上层集团，掌握着云南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大权。蒋介石多次明令“禁烟”，却又让农民银行掌握和操纵着“特货”（鸦片）、“特税”（烟土税）。龙云表面也在“禁烟”，手里却仍然控制着大量“特货”，作为地方经费。蒋介石以禁烟总监的身份，多次严究，因涉及巨额的经济收入，龙蒋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而云南的地方银行，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各个银行在投资经营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冲突和矛盾。
1941年初，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昆明，龙云十分不满。他说：“既打外战，又打内战，怎么可能打败日本呢？”“自己设圈套消灭自己的军队 （指新四军），这是哪家的‘中央政府’？”
龙云为首的省政府拒绝与国民党中央派来的特务合作，使他们在云南无法开展工作。据特务头子沈醉后来回忆，他当军统滇站站长时，始终没有找到云南地下党的线索，他的两个前任，也没有找到云南地下党。在龙云执政后期，除云南文山地区有一个不大的支部遭到破坏之外，云南全省地下党组织，都没有遭受过破坏。加上西南联大的进步师生，给这片土地带了新的思潮，昆明成了抗战时期全中国的“民主堡垒”。
日益渗透入龙云思想的民主意识让龙对蒋的怨气渐渐公开化。1943年秋天，龙云曾回老家昭通，发表了两个小时的演讲。他没带讲稿，讲话慷慨激昂，中心话题是强调“民为贵，君为轻”。他在大会上问大家，什么是民主？民主与独裁有什么区别？还问到会群众，“为什么提到‘蒋委员长’，大家全要站起来，这是什么道理？”
在这种情况下，民盟中央开始争取龙云参加民盟。龙云回到昆明后，与云南民盟支部负责人楚图南等多次交谈，申请入盟，获正式批准，举行了秘密的入盟仪式。从此龙云成了中国民主同盟的一位秘密成员，不参加民盟的公开活动，也不出席盟内的组织生活会议，但却在经济上给民盟以很大支持，在人事安排上也给盟员以一定方便。龙云的秘密“入盟”是他由一名地方实力派向真诚爱国者转化的重要一环，此后，他在这条道路上就再未动摇。
蒋介石下手了
在蒋介石眼中，当时被地方势力所割据的西南大后方，四川、贵州、西康都不足惧，惟独云南龙云，虎踞全滇，开富增源，养精蓄锐，所有军事、行政、财政、人事都与蒋介石中央保持独立或半独立状态，对蒋介石貌合神离，阳奉阴违，加上民主运动在昆明开展热烈，蒋对此甚感不安。他因此秘密授意杜聿明：要在军事上解决龙云。
蒋介石认为：龙云不可原谅的“罪行”有三：“阻挠政令，危害抗战，包庇左翼分子，使昆明成为共产党的温床。”云南已成心头大患。他曾经计划挑起驻滇美军跟龙云部队的矛盾，两次阴谋未成后，他开始另谋良机。
日本战败，1945年8月17日，对法西斯作战的盟军统帅部发布第一号命令指出：“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本高级指挥官以及所有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蒋介石即以此为根据，命令以卢汉为总司令的第一方面军，全部入越，在河内设立占领军司令部（临时军政府），接受日本投降。其目的就是要调开龙云的左膀右臂及主要武装，对龙云下手。
龙云对云南军队全部入越的命令，很费踌躇。他在卢汉去越南受降前，密告卢汉：“如果后方有事，闻讯即火速回军……”
事实上，杜聿明已在10月3日凌晨5时左右开始采取行动。昆明北校场的龙云部队及北门宪兵大队都表示愿意照命令缴枪，但东门宪兵大队不接受命令，不准任何人接近城楼。有一个居民说，他同宪兵大队的人相熟，自告奋勇，愿将信送上城去。他得到宪兵大队的同意将信送上去后，这个队长一看是蒋介石要他们缴枪，立即开枪打死了送信人。于是枪声四起，双方交火。北门和北校场龙云的部队听到枪声，也翻了脸，开起火来。
“一○·三事件”（又称“十月事件”）事起仓猝，出乎龙云意外。当时全国都沉浸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兴奋之中，龙云对蒋介石也放松了警惕。10月2日午夜，龙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声音仓惶：“龙主席，事情不对，不知有什么意外，市区已戒严几分钟了，是防守司令部戒严的，电话怕中断！……”话还没说完，电话果然中断。龙公馆被包围，交通断绝。杜聿明、李宗黄两人写来的公函此刻送到，说明他们奉命改组云南省政府的缘由。
龙公馆有一道后门，龙云就是从儿出走的。离家时，穿着一件普通衣衫，把呢帽戴得很低。在他后面约100公尺的距离，有一个名叫刘兴才的随行副官紧跟，携带一支“自来得”手枪。他们约定：如果前面有阻挡盘查，可能发生危险时，龙云抬手揭帽子，刘兴才就从后面隐蔽处发枪，藉以转移盘查者的目标，以便乘机脱身。
10月3日是龙云切齿难忘的日子，他曾多次对他的亲信部下讲述这次事变的过程，“我并没有和蒋介石争江山，夺社稷，大不了只是政治主张不同。蒋介石搞中央集权，我主张地方均权；蒋介石要独裁，我主张民主。抗战期间，昆明就号称民主堡垒。哪里料到抗战一胜利，这个龟儿竟用卑鄙无耻、小偷式的流氓手段对付我。古今中外哪有用军事突袭的方式改组一个地方政府的，真正是贻笑外人了，可恨可笑。龙绳文（龙云第四子）从美国来信说，美国报纸刊登10月3日的事件，标题为《小偷式的袭击》，并说这是‘中国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枪’。本来嘛！连我都容不下，蒋介石还容得下共产党吗？”
从此，龙云对蒋介石产生了幻灭感。
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
龙云脱险后上了五华山，但失去军事主力的五华山仿佛孤岛，双方僵持不下，最后还是龙的干亲家、蒋介石的舅子宋子文出面调停，允诺龙云的生命安全，劝他接受改组，赴重庆任中央军事参议院院长一职。于是“十月事件”3天后，龙云与宋子文同机飞往重庆。
按龙云自己的回忆，在重庆与蒋介石见面时，他一见就指责蒋说，“我在你的领导下服务很久了，自问对你、对国家、对地方都没有什么对不起的。改组一个地方政府，调换职务，这原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不采用正常方式，而用这种非常手段，未免过分，这样做，恐对国人留下不良影响。”
蒋介石难堪地回答说：“我的指示不是这样的，这是杜聿明搞错了，要处罚！”
当时正值国共两党谈判期间，龙云很注意中共的主张及两党谈判的情况。因为眼伤，他每天都要找人从头到尾把《新华日报》读给他听。每次从《新华日报》上得知对蒋有什么批评，他总是非常兴奋，连声叫好。龙云见着要好的熟人，总是问：“看了《新华日报》没有？”又说：“你们必须多看新华社的消息，新华社的报道可信，不像中央社是个造谣社。”一谈到时局问题，龙云经常说：“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这两句话成了他到重庆以后的口头禅。
龙云希望入越滇军起来反蒋，为他报仇，但卢汉颇有难处。龙云获悉滇军将到东北打内战，卢汉要回云南当光杆主席，非常生气，骂卢汉“卖主求荣”、“忘恩负义”。此时，龙云与民主党派的联系加强了，甚至到了半公开的程度。周恩来在这段时间也曾与他相见，为他分析中外形势，指点他，“不能呆在重庆，应该设法脱离蒋介石的魔爪，到香港或外地去，才能在政治上起作用，生命才有保障”。
飞虎将军带人远走高飞
1946年3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龙云也被迫迁到南京，被软禁起来，他被安排在中央路156号的洋房居住，受蒋介石严密监视。除总务厅长裴存藩随时跟随龙云外，在龙云住宅和军参院附近，都安插了特务组，窥视龙云院内的动静。特务们还在龙宅大门对面搭了几间临时房屋，表面上卖茶点、冷饮，还有“修理汽车”的店铺，里面随时停放着几辆小汽车，以备急需。每当龙云外出，特务们即乘车跟踪。周恩来在离开南京的前一晚夜访龙云，第二天蒋介石就知道了。
内战不利的蒋介石，希望借助龙云的军事策划能力，但龙云直率地说，“我只会搞国防计划，不会搞内战计划。”过几天，蒋介石又把龙云找去，赤裸裸地问：“能不能同共产党打？”龙云干脆说：请委员长问问“三心”，如“三心”皆曰可战，就可以打；如“三心”中有一心曰不可战，那就打不得了。蒋介石问他“三心”是什么意思。龙云说，“一问军心，二问民心，三问良心！”蒋介石听后十分不悦。
龙云总是想寻找机会，逃离南京，无奈总被监视。直到1948年12月，被软禁3年的龙云才辗转逃到香港。
龙云安抵香港后好几天，蒋介石才知道龙云逃脱的消息，盛怒之下，赏给宪兵司令张镇一耳光，连声大骂：“饭桶，饭桶！”据说张镇下去后，把几个专门监视龙云的“饭桶”枪毙了。这几个“饭桶”临死时大喊冤枉，他们说龙云还在卧室里，并未逃走。原来龙云逃出南京的当天，还传说他当天请客，举行宴会。他们根本不知道龙云是怎样溜出去的。
龙云自己在回忆录里揭了秘，原来是飞虎将军陈纳德从中帮忙：
我派我的秘书到上海找陈纳德密商，希望他派飞机来南京，我跟陈纳德私人关系还处得好，他的公司是商业性质，自然唯利是图，我跟他有旧交，又出巨款租他的飞机，我想他不会告密。他曾问我的秘书：“蒋是否有公开命令不许龙院长离南京；如有这种命令，就有困难。”我的秘书说：“没有发过公开的命令。”他说这就好办了，以后蒋如追问，我就有词可措了。
……
此时正值冬令，为了麻痹特务，我便大办过年的东西，杀猪宰羊，腌肉，购买大量煤炭，作春节之用。特务看到这些情形，认为年前不会出事，监视也就比较松懈了。我改乘一辆吉普车，直到约定的地点。不几分钟，一个外国人（姓名不详）乘车来接我，同到军用机场，机场门卫挥旗三次阻拦，后见汽车是陈纳德的，车内又有外国人，即免予检查放行。
在知道龙云已经人去楼空以后，蒋介石的应对方法，几乎跟当年袁世凯应对出逃的蔡锷如出一辙：他让中央社公开发布消息，说，“准龙云在港休假三月。”他派毛人凤到香港毒杀龙云，最后也落了空。
最后一着将军棋
到港以后的龙云，在一段深居简出的生活之后，很快将精力放到策动云南起义上。他曾托人转告卢汉，“蒋介石节节败退，会退到西南，最后退到云南顽抗，是可以预料的。最后仍然是失败，退到台湾或逃往外国，这也是肯定的。这样一来，云南成了最后战场，大家和老百姓的困难不可设想。并且等待人家来解放，大家的罪恶账是算不清的。唯一的办法只有起义，才能自救，救云南老百姓。想来卢永衡（卢汉）到了今天可以清醒了。你回去告诉他应该积极准备起义。才能自救和救云南。若他同意，你们无论在朝在野，要拥护起他干。在外面找共产党的组织关系和各党派联系，我（龙云）负完全责任。起义时间愈早愈好，总以解放军未渡长江之前为好，太迟了搞成马后炮，政治意义就谈不上了。”
其实，卢汉此时确已在酝酿，准备响应起义，不过由于云南此时处于国民党中央军和蒋介石特务的包围之中，因此他不能不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卢汉暗中派人与周恩来秘密接洽，商谈起义事宜，但表面仍无法声张。人在香港的龙云对此并不知情，对昔日兄弟卢汉意见很大。
1949年8月14日，龙云在香港接见记者，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公开宣布“云南起义！”。香港各报立即以大字标题刊登了“龙云策动云南正式起义”的消息。这条消息冲击了卢汉，也震动了蒋介石。卢汉忧心忡忡地说，“老主席发表谈话倒不费力，可给我们穿夹脚鞋了。”这为卢汉暗中筹备起义增加了许多压力。
1949年12月9日晚10时，在西南边陲，四万多滇军官兵突然倒戈，逮捕了国民党西南行政长官张群、李弥、余程万等高级将领，通电宣告起义，史称“一二·九”和平起义。
滇军起义，后院着火，犹如晴天霹雳，彻底粉碎了节节败退的国民党在西南地区建立基地的机会。起义次日，下榻在成都陆军学校的蒋介石，在经历了一整夜无眠的煎熬之后，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只有回台湾去过年了。蒋介石匆忙逃往台湾，从此再未能踏上大陆一步。
长期绑在蒋系战车上的滇军，至此成了将死蒋介石的最后一步棋。但龙云对卢汉的不满依然存在，一是怪卢汉起义太迟，二是怪卢汉通电起义事先没有知会他。
直言惹祸的晚年
龙云对新政权的欣喜之情是真诚的。为了适应未来的新生活，他甚至咬紧牙关，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和几十年养成的鸦片烟瘾断绝了关系。当时他的朋友与旧部向他苦苦进言，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远渡重洋，寄居美国；中策是中庸之道，仍留香港；下策才是北上回到祖国。但龙云不为所动，坚持回到了大陆。
龙云性格刚正耿直，1957年初的整风运动中，他曾在全国人大的云南组会议上做过一次发言，主要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苏联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可是，他们太欺负我们的党和国家了，借我们的债，要高利息，要限期归还。第二，云南解放以前，云南的农村已经遭到天灾人祸的破坏，解放后应该让人民休养生息。第三，我们凉山的彝族区域，还处在奴隶社会阶段，社会十分落后。应该循序渐进地把他们带进社会主义社会来。一来就搞阶级斗争，实行土地改革，我觉得为时尚早。”
他这直言不讳的发言一发完，老部下张冲就很担心地私下对他说：“哎，你发言为什么不事前找我商量一下，你对于当前的形势一点也不明白，现在正在运动开始的时候，怎么可以随便泼冷水呢？”又说：“话说得是对的，可是这些话你只合私下向党中央说，怎么可以在群众中间乱说呢？”卢汉在龙云发言回家后也说：“老主席太孟浪，他说的话虽然在情在理，但在这反右的风头上，怎么能说这些话呢？要挨，要挨！”
他们的担心一点没错，正因为这个发言，龙云被说成是“反苏”就是“反社会主义”，“挑拨民族关系”就是“反党”，他很快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经历了各种不合理批判。没人知道晚年龙云内心的痛苦，这顶沉重的大帽子一直伴随着他到1962年去世，直到他去世的第二天才摘帽。
（感谢西南史专家谢本书教授及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陈列馆提供的大力支持。本刊实习记者宋娜对本文亦有帮助。
本专题参考书目：《唐继尧评传》、《龙云传》、《讨袁名将蔡锷》、《民国劲旅滇军风云》、《谢本书史学研究回顾》、《迷茫的诸侯：民国时期的西南军阀》、《将军行——蔡锷传》、《西南军阀》、《黑红门：滇系军阀全传》、《蒋介石和西南地方实力派》、《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
第六十军出征抗倭全体将校合影
滇系 失落的诸侯
在民国割据称雄的军阀集团中，滇系是比较特殊的一支地方军事势力，“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句话不但适用于四川，也同样适用于包括了云、贵、川的整个大西南。
令人惊讶的是，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曾以“新学”著称，不但有完善的新式军校教育、有自给自足的现代兵工厂，还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市政建设。在重九起义、护国战争、抗日战争等历史性节点上，云南乃至整个大西南都扮演过先驱者的角色。跟“生下来就是军阀”的北洋系不同，在云南这片土地上的中国最早一批现代军人，最初都充满着理想主义甚至浪漫主义的朝气，都有为国为民的高远志向，其将领也几乎清一色是科班出身——滇系共有过4任统帅：第一任蔡锷、第二任唐继尧是留日士官生；第三任龙云、第四任卢汉则来自“西南军事圣殿”云南讲武堂。
滇军，就是由这些云南地方实力派组建、指挥、武装的一支相对独立的军队，不仅指挥官和士兵基本上是滇籍人士，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受命于云南地方的领导和指挥，所以这支军队既是地方支柱，也是地方敢于跟中央政府抗衡的砝码。比起其他省份来，民国时期的云南相对独立，自成一体，虽然滇军服务于地方小利益，但每当大敌当前，或面临严重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这支军队往往能够挺身而出。因此，当时有“滇军精锐，冠于全国”之称。
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历史陈列馆里，至今可以一窥这些中国早期军人的风貌。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办之初的47名教职员中，同盟会员17人，革命分子11人，倾向革命者8人，政治态度不明者11人。就是说，这一所旨在为清政府提供军官人才的国家一级军校，47个教员中持反清政府倾向的就达36人。
这是一群乱世中的志士，正如讲武堂校歌里所唱：“……同胞四万万，互相奋起作长城。神州大陆奇男子，携手去从军。但凭团结力，旋转新乾坤。哪怕它欧风美雨，来势颇凶狠。练成铁臂担重任，壮哉中国民！”
这群乱世里的英雄和枭雄，因为赶上了特殊的历史时代，彼此的人生也呈现出特殊的质地。他们早期都抱着理想主义的革命色彩，曾经信奉过相似的救国主张，末了各自走上不同的归程：
——蔡锷一生璀璨，在辛亥革命和护国首义中表现过人，被全国上下视为“军神”，与小凤仙的故事也传为佳话，可惜短命，壮志未酬身先死，34岁临死犹叹抱憾此生；
——唐继尧曾是激进的同盟会成员，昆明辛亥革命的积极策划者，但在连年混战中逐渐成了军阀土皇帝。他当了14年的云南王，最后在云南人民的一片骂声中，吐血愤懑而死；
——龙云经历最为起伏坎坷，他早年投效蒋介石，但后来在政治理念上与蒋越走越远，蒋介石主张中央集权，而龙云却从政治实践中发现，偌大中国，地方均权分治更为有利。这位主政17年的“云南王”在民间颇孚众望，在抗日战争中也称得上民族英雄，但最终也没有逃脱蒋介石的暗算；
——卢汉一直是龙云的左膀右臂，龙云被蒋介石软禁后，卢汉主持滇政。1949年12月9日，在卢汉的策划之下，西南边陲四万多滇军官兵突然倒戈，通电宣告起义。长期绑在蒋系战车上的滇军，至此成了将死蒋介石的最后一步棋。
大时代，大人物，大悲欢，滇系诸侯的命运，就是辛亥百年的历史缩影。
从蔡锷到唐继尧乱世里的两种路线
昆明市区的圆通山公园，孔雀在草地上悠闲地散步，春天的春城游人如织，孔雀园旁有一处寂寞坟茔，墓为石砌圆丘，偶有行人路过，瞄一眼墓碑，大声念到“会泽唐公……”就哑了声音，因为认识后两个字“蓂赓”的人实在不多。
会泽唐公蓂赓之墓，1932年由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主持修建，从墓的制式似乎可一睹当年云南边陲的开放程度：神道两旁虽然立着中式传统的石狮、华表，但墓前的廊柱式牌坊吸纳了希腊、威尼斯和哥特式的建筑风格，并采用了拉丁式铭刻。
龙云为唐继尧造墓建碑，此中况味格外复杂。作为下属，龙云一直感念唐继尧的知遇提拔之恩，但在1927年的“二六政变”中，龙云是武力胁迫唐继尧下台的主要力量。唐继尧在失去权力后“愤懑吐血”，终因呕血不治而亡，中间不过3个月的时间。
这是一个奇怪的墓，其奇怪之处，不仅在于它那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更在于墓前廊柱牌坊里镶嵌着的8块石碑，刻的不是对墓主的生平追思，而是墓主曾经得到的任命：1916年护国战争期间被推举为护国军务院抚军长的任命状、1924年被孙中山大元帅推举为广州军政府副元帅的委任状——而且这些石碑全部保持了委任状的格式，乍一看去，就是在一个人的墓前张贴出他生前所得到的若干张聘书——更有趣的是，这些聘书中有不少职位，还是他生前拒绝就任的。如果让唐继尧生前就直面这些墓碑，他也许要脸红，也许会骂娘——这座直径16米、高6米的墓碑如此设计，仿佛在表面的尊荣背后，含沙射影地对墓主做着某种隐而不宣的评价。
一切还要从头说起。
重九起义的枪声提前打响
1911年10月28日，城南洪化桥一处偏僻的住宅，左邻右舍早已经关门闭户，新军管带唐继尧，匆忙吃罢晚饭，支走家人，正独自等候着约好来开会的几位新军军官，这已经是他们这个月里的第5次聚会了。
唐继尧是云南新军中反清情绪最激烈的军官之一，也是云南老资格的同盟会成员。1883年，他出生在云南会泽县的富绅家庭，受“留日势”的影响，21岁考取官费生资格前往日本留学，先后毕业于东京振武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同盟会，他很快加入，并秘密组织以“革除满清，推翻专制为唯一目的”的“陆军团”。1908年底回国，在云南讲武堂和新军第十九镇任职，因为聪明干练，很快被提拔为管带。
10月10日武昌起义以来，唐继尧同第19镇和讲武堂的十几名军官，已经秘密地开了好几次会，商量在昆明发动起义，响应武昌。会议商定蔡锷为“临时革命总司令”，统领起义事宜。
辛亥昆明起义前的准备工作是相当充分的，10月30日当晚，昆明北校场的官兵在抬子弹做起义准备，结果被值日队官发现，互相争吵起来，情绪激昂的士兵立即开枪打死了值日队官，于是昆明起义就比原定时间提前了几小时由基层发动起来，这次昆明起义，史称“重九起义。”
唐继尧顺路捞到了贵州都督
得到消息后，蔡锷马上率部，宣布革命宗旨和作战方略，按计划向五华山和军械局进攻，唐继尧指挥炮兵射击总督署，战斗相当激烈，是辛亥革命中除武昌起义之外，各省城起义里战斗最激烈、代价最巨大的一次。经过一昼夜的浴血奋战，昆明起义宣告成功，成立了云南军政府，蔡锷被公推为云南军都督，唐继尧则身兼军政部、参谋部两部的次长。云南军政府成立以后，很快采取了一系列旧民主主义色彩的改革措施，加上蔡锷本人为政清廉，使云南与当时动乱中的各省相比，政局相对稳定。
云南军政府成立，率先取得了稳定，经济也发展得较好，而当时西南的四川、贵州和西藏，都处在革命的动乱之中。为了支持各地的起义，云南军政府先后派滇军援川、援黔和援藏。在蔡锷的授命下，唐继尧任司令，率云南北伐军，取道贵阳进入四川支援。
但后来蔡锷了解到川情紧急，而贵州内部两派斗争激烈，几次急电，命令唐继尧停止进黔，立即改道。但唐继尧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意入黔。进入贵阳后的唐继尧当然别有所图，他向贵阳城发动了突然进攻，仅一天的战斗就控制了贵阳。进城后是一次残忍的大屠杀，“无论官长士兵，恐不为己用，缴械之后，驱至东郊，悉数坑杀”。唐继尧成为了贵州省的临时都督，其政治野心开始暴露。
护国运动中的蔡锷
蔡锷与其老师梁启超，在政治态度上是互相影响的。“筹安会”发表成立宣言的第二天，即1915年8月15日，蔡锷就从北京搭乘晚车去天津，找到梁启超，商量了一夜，决定积极策划反对袁氏复辟。“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公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一回不可。”
此后，蔡锷每周都要去天津与梁启超密商起义，计划在蔡锷势力比较深入的云南率先行动，一旦袁世凯称帝,就宣布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
滇史专家谢本书说：蔡锷其人，少年稳重，重谋略，性格谨严，也能够承受误解。就在他暗中积极进行反袁秘密活动之时，表面上却装得若无其事。当梁启超公开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掀起讨袁舆论后，蔡锷的行踪就引起了袁世凯的密切注意。为了遮人耳目，蔡锷在北京逢人便大说梁启超的不是：“我们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有人反问他：“那你为什么不劝你先生？”蔡回答说：“书呆子哪里劝得转来，但书呆子也不会做成什么事，何必管他呢？”
他甚至发起成立一个“讨论国是会”，公开表示“赞成君主国体”。在统率办事处，袁氏的手下执赞成帝制题目录，向蔡锷试探，蔡锷当即在“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的名单上，欣然亲署“昭威将军蔡锷”几个大字。蔡当时已是名满天下，他的行动，引起了很多人的误解。正是在这一时期，蔡锷开始涉足京中八大胡同妓院，对外营造出一副无所作为、耽于淫逸的形象，世传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就发生于此时。
小凤仙挟走蔡将军
蔡锷一方面跟小凤仙打得火热，一方面回家与夫人吵闹不休，动辄摔盘砸碗，作夫妻感情破裂状，惊动了当时对蔡已有暗中监视的袁世凯，派两个手下前去劝架。袁世凯对蔡锷颇不以为然，“松坡简直和小孩子一般，怎么同女眷闹这种样儿？你两人速往排解。”
外人愈排解，夫妻俩愈闹得凶，蔡夫人醋意盎然，借机带蔡母和孩子回湖南老家了，蔡锷毫不介怀，反要袁世凯手下代为物色佳丽。袁世凯闻言，称蔡锷为“风流将军。”没了家眷羁绊的蔡锷从此八大胡同逛得更勤了。
为了设法逃出北京，同时不引起袁世凯对云南方面的注意，蔡锷一面向袁世凯几次上书请假治病，一面暗中策划逃跑。蔡素有旧疾，身体很差，所以治病不像借口，袁世凯半信半疑。
解放后的1951年，小凤仙曾在沈阳向梅兰芳回忆当年蔡锷逃离北京的经过：
袁世凯的儿子袁老三常到我屋里打茶围，打听老蔡的生活情况，和哪些人往来？老蔡来了，就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到班子里来。我问老蔡：这些混混好像冲着你来的！他笑而不答。后来有人对我说，蔡松坡是革命党，袁世凯表面上给他挂名差事，很器重他，骨子里却派人监视他，听说他还反对老袁做皇帝，你别跟他太热乎，免得受连累。我那时常听他（蔡锷）讲三国、水浒故事和做人的道理，他又教我认字看书。我觉得他这个人是正派的，在我的追问下，他吐露了真情，并郑重其事请我帮忙。我对他说：“你叫我干什么，是我办得到的，一定尽力而为。”
那时外边直嚷嚷袁世凯要当皇帝啦，老蔡常常锁着眉头不说话。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要走了，你想办法，让我从这里脱身。”……那天我给老蔡找了一间北屋，他背向窗，面对穿衣镜，大衣、皮帽挂在衣架上，圆桌面上放着怀表，为的是可以掐钟点。老蔡坐在那里喝酒，可以从穿衣镜里看到外边的动静，我们还把窗上的纱帘去掉，换上纸卷帘，故意卷上去，这样，外边的人可以透过玻璃看见屋里的动静。老蔡估计天津的车将要开行时，出了云吉班，直奔车站。他走时，衣服仍挂在衣架上，怀表亦未拿走，侦缉队以为他去小解就会回来的。接着刘妈就把纸帘放下，外边的人弄不清屋里的人是否还在，这些都是事先布置好的……
一捆书信助他曲线归国
协助蔡锷出逃的另一当事人刘成禺在《洪宪纪事诗》中记下了这一传说：“当关油壁掩罗裙，女侠谁知小凤仙。缇骑九门搜索遍，美人挟走蔡将军。”得知蔡锷逃脱以后，袁世凯乃“顿足自恨，谓一生卖人，不期今乃为人所卖”。
但袁世凯城府也很深。蔡锷1915年11月11日逃出北京，到11月下旬他事先写好的第二、三、四封先斩后奏的请假报告才送到袁世凯手中，为了对外造成蔡锷仍是自己人的印象，不至天下舆论大哗，影响称帝的进程，袁世凯对这些请假报告做出大方照批的样子，并交给《政治公报》公开刊登。而私下里，他枪毙了失职的侦探，同时派人火速赴天津，试图抓蔡锷回京。但蔡锷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蔡锷逃离北京来到天津后，暗中和梁启超作最后的密商，同时与孙中山、黄兴以及东京、上海、香港、昆明等地革命党人建立了密切联系。在一切磋商筹备妥当后，蔡锷与戴戡、陈敬铭等穿大礼服共摄一影，并宣誓“失败就战死，绝不亡命；成功就下野，绝对不争地盘”。从不争夺权力、讨厌据武自雄的蔡锷，在这番誓词中显示出了立国者的风范和胸襟。
蔡锷很快取道日本横滨，然后让石陶均携带自己的行李去别府箱根，作就医状，并准备了事先写好的亲笔信件多封，请石每隔一日从箱根寄一封给北京袁世凯的亲信唐在礼等人，一直到蔡锷秘密到了昆明，这些信件尚未寄完！所以袁世凯最初得悉蔡锷潜赴云南时大吃一惊，无法相信，因为这些从日本发回的信件“报告他游历的状况，养病的情形。袁氏见来信笔迹一点不错，邮局的消号一号不错，不由他不信”。
袁世凯吃惊之余，马上制定了在云南沿途设计暗杀蔡锷的行动，幸亏唐继尧早有准备，防备周全，一路保全蔡锷于12月19日到了昆明。而袁世凯已于12月12日在北京称帝。蔡锷的冒险抵滇，促成了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的首义。
谁出征？谁留守？
为了准备反袁护国战争，抵滇后的蔡锷主持召开了好几次军事会议，与会的都是滇军将领和革命人士。唐继尧对护国运动的态度也非常积极，在12月22日的第五次军事会议上，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39位起义者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歃血为盟。
在会议中，谁留守，谁出征，也有过争论。蔡锷希望率兵出征，不愿留守；唐继尧表示谦让，希望远道而来的蔡留守，自己统兵出征。李烈钧认为蔡锷行辈较老，且身体有病，也劝蔡锷留守云南，但蔡始终不同意。如此“反复辩论不已……情词诚挚至于泣下”。最后会议决议维持现状，蔡出征，唐留守，“出征者为总司令，留守者为都督，公事彼此用咨文。关于停战、议和，须得内外同意”。这样，蔡锷和唐继尧在地位上是平等的。
蔡锷和唐继尧在辛亥革命中有同袍之谊，但到此时，两人在思想和路线上已经出现了分歧。护国战争虽然唐继尧表面上积极支持，但出征者还未出征，留守者就开始刁难了。作为地方长官，他以“饷糈支绌”为借口，不给蔡锷的护国第一军开发费。最后还是蔡锷的总参谋长罗佩金把自己的家产押给银行，得了12万元，第一军主力才得以在1916年1月16日从昆明出发，而这已经是宣布云南独立20天以后，时间显然是相当晚了。
他瘦得像鬼，只有眼睛还在发光
朱德曾这样回忆他与蔡锷在反袁护国战争中的晤面：朱德遵照蔡锷预定的计划，率领革命士兵驱逐了帝制派军官，宣布起义，并全体开往昆明。到达昆明后立刻赶到蔡锷的司令部，正赶上蔡锷和参谋们开会。朱德说，当蔡锷起身向他们走去的时候，“我大吃一惊，说不出话来。他瘦得像鬼，两颊下陷，整个脸上只有两眼闪闪发光，肺结核正威胁着他的生命。那时他的声音已经很微弱，我们必须很留心才能听得清。当他向我走来的时候，我低头流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虽然命在旦夕，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像把宝剑。我们坐下来，他说明了全国各地起义的计划，并且说云南必须挑起重担，等待其他各省共和派力量组织起来。
三天之后，我们就要出兵四川，袁世凯一些最精锐的部队驻扎在那里。……蔡锷对我们说，要立刻出兵贵州，扫荡袁世凯在那里的部队，然后转道广西，直奔滨海的广东。第一军和其他附属部队要出兵四川，增援部队只要训练完成也应跟着上前线。”
蔡锷说完，朱德问他：“可是你不能带队去啊！你有病，要送命的。”蔡锷望望他，又把眼光移到别处，说，“别无办法，反正我的日子也不多了，我要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
蔡锷的护国军出师，对袁世凯震动很大，及至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在当天召开的国务会议上，袁世凯竟然语无伦次地抱怨说：“云南自称政府，照会英法领事，脱离中央。此事（帝制）余本不主张，尔等逼余为之。”众默然，可见袁世凯的惊慌程度。
饿着肚子打硬仗
护国第一军在川艰苦奋战半年之久，中间几月战事尤其激烈，处境艰难，但唐继尧在军饷、军需和兵员上都没有给前线任何补充。蔡锷说“自滇出发以后，仅领滇饷两月。半年来，关于给养上后方毫无补充，以致衣不蔽体，食无宿粮，每月伙食杂用，皆临时东凑西挪，拮据度日”。
由于军需不足，蔡锷多次致电唐继尧催促，却毫无反响，直到袁世凯去世，滇军的“增援”才陆续赶到。这恰恰是唐继尧趁护国运动事实上结束之时，利用护国的名声和威望，为自己的扩张捞取政治资本。他把护国三军扩大为八军之多，此事引起了蔡锷的忧虑，他讽刺说：“古者天子六军，今能驾而上之，蓂公之魄力伟矣。”
此时蔡锷已经渐渐对唐有所认识，去电告诫他说：“所最宜注意者，我辈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私利之初心。” “关于个人之权利加减问题，最易为梗。今侪辈中果有三数人身先引退，飘然远翥，实是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未似非福。”
功成身退，不参与权力斗争，这是蔡锷最为看重的品质，所以他才会在出征前就为自己定下“成功就下野”的誓言。但此时的唐继尧，胃口渐大，已经很难被劝服了。
锷以短命，应为薄葬
护国战争胜利之后，蔡锷的病情已急剧恶化，几次向北京政府请假就医，都未能获准，反而临危受命为四川督军。当时蔡锷在全国威望极高，被视为“军神”，一到成都，“万人空巷，都想一望风采”。但朱德对此时松坡将军的回忆是，“蔡锷看上去像个幽灵，虚弱得连两三步都走不动，声音微弱……”
蔡锷在日本福冈养病的最后日子里，黄兴病逝的死讯对他刺激很大。蔡锷与黄兴于公于私，都有特殊感情，在病榻上，他哭挽黄兴一联：
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执行，是能创作一生者
曾送我海上，勿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这是蔡锷的绝笔，既是写黄兴，也仿佛他自己一生的写照。8天以后，积劳病重，他也在福冈医院去世了，才34岁。
蔡锷临终前，由护士勉强扶起来，凭窗了望日本飞机演习，又一次受到刺激，他对身边的蒋百里说：“我早晚就要和你分手了。我们建设国防尚未着手，而现代战争已由平面而转立体，我国又不知道落后了多少年。”“我不死于对外作战，不死于疆场马革裹尸，而死于病室，不能为国家做更大贡献，自觉死有余憾。”随即口授随员遗嘱，精神尚一丝不乱，遗嘱句句关乎国家大计，无一语及家事。
他最后的请求是：“锷以短命，未能尽力民国，应为薄葬。”
蔡锷为官极清廉，“从不滥使一钱”,也从不接受贿赂,在担任云南都督期间,两次带头减薪,月俸由600两(元)减到60元，只相当于一个营长的月薪,创下了当时全国省级领导月薪的最低纪录。其弟从湖南入滇,向他谋职,他认为不妥,给了弟弟20元旅费,令其徒步还乡。在四川战斗期间，连续“五月无饷，而将士不受饷一钱，蜀人爱戴之如骨肉也”。就连拖赖不给护国军发饷的唐继尧也承认，蔡锷“身后萧条，不名一钱，老幼茕茕，言之心痛”。
辞不就任，晾起“空头政府”
袁世凯一命呜呼、护国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出现了帝国主义支持下各派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蔡锷一死，唐继尧意在扩张，原来团结在护国军旗帜下的滇、川、黔三省军队马上打成一团，互相残杀。西南从此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之中。孙中山失望之余长叹，“五年来，建国之事，付托不得其人，几将民国根本推翻。”
护法运动刚一开始，唐继尧就发出通电，不承认段祺瑞内阁的合法地位，这是西南各省军阀公开反对段祺瑞内阁的第一炮，这一炮马上讨得了孙中山的信任。1917年9月，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护法军政府成立，孙中山任大元帅，委任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因为广州护法军政府手头并无多少兵力，需要仰仗手头握有兵权的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广州非常国会给唐继尧送来了元帅证书，但唐、陆二人皆不肯就任元帅职，使孙中山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孙中山竭力拉拢唐继尧，但唐的目的是要自立为王，并不表示合作。当时的西南军阀普遍持此态度。在经济上，当时两广地盘是由桂系军阀把持的，对广州军政府实行财政封锁，军政府所持“仅华侨捐款”。莫荣新的一句话代表了当时西南军阀们的普遍心理：“孙某之政府，空头之政府也，彼无兵无饷，吾辈但取不理之态度，彼至不能支持时，自然解散而去。”
1919年，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国民党人龚师曾劝说唐继尧入党，而唐继尧，这位早年追随孙中山的老同盟会员竟闻言拍案：“我就是穷得讨饭，也不会加入国民党！”
突然又接受了任命
护法运动使孙中山看清了南方军阀与北方军阀“如一丘之貉”。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消息传到昆明，早先拒绝副元帅职务的唐继尧却在3月19日发出通电，声明已于3月18日在滇就副元帅职。唐继尧是想以副元帅递补大元帅的缺位。正如《向导》周报指出，“唐继尧忽然就副元帅职，声言加入国民党等等”，是企图攫取国民党领导权的一种尝试。正如一位英国领事所说，唐相信自己是“计划中未来的中国总统”。此时的唐，不但出行是皇帝规格，连写信写诗，落款都以“东大陆主人”自居。
广州政府谴责唐继尧的行径，并通电宣布讨伐，唐却并不甘心，试图颠覆广州政府，直到他的滇桂联军被广州政府的军队击败。
唐继尧统治云南期间，连年战争，不断扩大军队和军费，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唐本人则过着土皇帝般的生活，“荒淫无道，任意掠取部民子女为妾婢，车马舆服之奉，拟于王者。其护卫军命名为佽飞军，坐褥铺垫皆用黄缎绣龙……开奢侈之风，肆享受之欲”。据唐继尧的妹妹唐芸赓说，唐正式迎娶的妻妾就有8人之多。
他也要建立一个“主义”
1925年滇桂战争中滇军失败以后，唐继尧为安抚作战多年的的将领，分别任命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为四大镇守使，但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四镇守使似乎都不再愿意为唐卖命。唐失望之余，决定仿照“过激派”的做法搞个“主义”，建立自己的政治理论，组织政党。当时的中国出路何在，各式理论、主义很多，唐继尧看中了“国家主义派”，不惜重金从上海聘国家主义分子来昆明，又组织人编写相关书籍、开办民治学院，并在1926年年底宣布民治党成立。国家主义派又称“醒狮派”，对外信奉帝国主义，反对苏联；对内反对孙中山，反对共产党，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
当时随着北伐的顺利推进，云南民间对唐的反对呼声很高，在云南的共产党人甚至分工，每人每天给四镇守使写信，宣传唐继尧祸滇罪行，争取他们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路线。四镇守使见唐继尧大势已去，为“适应环境起见，遂起而联合请求唐省长改组省政”。1927年2月，四人一致行动“兵谏”，推翻唐继尧军阀统治的“二六政变”很快爆发。唐被迫交出政权，他的4个旧手下倒也顾及他的体面，给他一个有名无实的省务委员会总裁，唐继尧“光荣”下台。
一个月后的国际“三八”妇女节，昆明盛大集会游行，正遇上唐继尧坐着轿子经过，队伍马上沸腾起来，高呼“打倒军阀唐继尧”。唐当时不便发作，但晚上就指使爪牙混入妇女解放协会举办的晚会，割断电线，制造混乱。第二天，唐政府原来的机关报《西南日报》以《灯熄裙破哭三八》为题，发表侮辱性新闻，报纸出版还不到两小时，广大群众就把西南日报社捣毁了。这件事情对唐继尧打击很大，这个独裁的实力派终于发现民意之可怕，他当即病倒不起，“愤懑吐血”，不到3个月就去世了。
唐继尧死后，云南又经过3年混战，才进入了龙云时代。
1936年6月27日，蒋介石与龙云在南京面谈
龙云 最后的“云南王”
从云南驱车近一小时,来到市郊的海源寺,山脚下一条新修的小路上标志着此路通往“龙公馆”，即龙云生前的避暑别府，龙源别墅。龙源别墅装修一新，大门紧闭，门口却是几畦菜地，和破破烂烂的低矮砖房，有的还堆满了茅草。
龙源别墅目前的“签约”主人是一位五十开外、身穿西装、满面皱纹的男人，他的手下都叫他马老师。马老师在上海做文物生意赚了些钱，回乡见到一片破败的龙公馆，就跟留学回来的女儿马晓鸿一起，立意把此地租下维护整理，着力恢复旧貌。龙公馆后方的小屋子被布置成了佛堂。马晓鸿是小有名气的青年书法家，大书“神”“佛”二字挂在中堂，下方则供着龙云的戎装照。据说龙云惟一幸存的小儿子、年近九旬的龙绳德从美国回乡，看到素不相识的马家人居然供奉着自己父亲的照片，眼睛当时就热了。
许多人怀疑马家父女的动机，“花了400万修这所房子到底图个什么？”
马老师讲出了这个令人心酸的故事：他的父亲马昌，曾是国民党云南独立汽车营的营长，“一二·九”云南和平起义，马昌在巫家坝的飞机场带领手下倒戈。但“文革”中，他没有逃脱遭审查、怀疑的厄运，被关进监狱，夫妻离散，最后死在狱中。“龙云先生的两个儿子，也是被枪毙的。在那个年代，我父亲的遭遇并不稀奇，小时侯，我常听父亲说起龙先生，他跟龙云的公子，是把兄弟。”
一米六零击败法国大力士
关于龙云，有一段不成文的传说：1914年秋，昆明城里来了一位膀大腰圆的法国大力士，在云南讲武堂对面摆下擂台，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
当时的云南，近邻安南（今越南）已经成了法国的殖民地，另一近邻缅甸则是英国的殖民地，英法都有意洞开中国西南门户，加紧向云南扩张。这位法国大力士就是在这个时候来此炫耀武力，据说他到云南后还曾晋谒云南都督唐继尧，唐继尧心里很不快活，暗中在讲武堂内部悬赏求武艺高强者，表面上却对法国人唯唯诺诺。
在民间的传说中，龙云大战法国大力士已经成了一段说书般的传奇，身高只有一米六出头的彝族小伙子龙云被描绘成了黄天霸式的英雄，先是用草鞋飞踢，然后又是“猫洗脸”、“双擒双纵”、“和尚撞钟”等招式，彻底制服了法国大力士。当时在擂台观战的唐继尧十分高兴，从此记住了这个精干伶俐的小伙子。
这段故事，正史不载，但即使是严肃的史家，也倾向于相信这是真的。因为龙云确实习武，而且身手过人，不只一人曾经在龙云晚年听他亲自讲述这段比武经历，“认为是他平生最得意的事”。直到解放后的1954年，四川凉族民族参观团去北京探望龙云时，他还“边讲边比划给大家看，个子虽不甚高，壮健胜过常人，七十高龄仍纵跳如猿”。
打败法国大力士的同年年底，龙云就从云南讲武堂毕业了，分配到昭通独立大队当中尉排长。第二年，蔡锷想调唐继尧身边的随从邹若衡当自己的副官，邹跟随唐继尧多年，临走前把龙云推荐给了唐继尧。唐继尧一听说就是去年大败法国大力士的小伙子，当时就很高兴地接受了，并对龙云青眼有加。龙云为人机灵，聪明好学，深得唐的赏识，仅两个月就从唐的中尉侍从副官提拔为近卫军第二大队中队长，接着又提拔为佽飞军副大队长。当时的佽飞军大队长一次失旗失职，性情武断的唐继尧一气之下把他给枪毙了，同时任命龙云为佽飞军大队长。
当时的唐继尧，已经显露出要当“东大陆主人”的野心，出行完全是皇帝派头，佽飞军就好比他的御林军，个个头戴钢盔，身穿清一色的漂亮军服，背挎十响枪，手持方天画戟，俨然是帝王巡视。在佽飞军护卫下，掌旗官出场，乘高头骏马，手掌杏黄滚金丝穗帅旗，上绣斗大的一个“唐”字。后面接着是唐继尧乘坐的八抬绿呢大轿，轿后跟着的是唐的坐骑黄骠马。殿后的就是佽飞军大队长龙云率领的护卫大队。
省主席的代价是一只眼睛
护法运动后，唐继尧二次回滇，论功行赏，特别垂青于龙云，遂正式委任龙云为第五军军长兼滇中镇守使，驻昆明。龙云就此掌握了滇军的实权，变成了滇军事实上的二号人物。
1927年“二六”政变推翻唐继尧以后，龙云和胡若愚为了争夺权力，矛盾日益暴露。胡若愚与龙云势均力敌，论资格和人望，胡还略占上风。龙云很清楚，自己要在省内站住脚跟，就必须在国内找到一个强有力的靠山。掌握了南京政权的蒋介石集团是当时的“强者”，因此他迅速倒向蒋介石一边。蒋介石南京政府成立，龙云在1927年5月7日以快邮代电致南京政府，表示拥护蒋介石，攻击共产党“奉行苏俄阴谋”，“供苏俄之牺牲”，“利用青年，把持农工运动”，扬言“决不能与之共同革命”。他知道，蒋爱听这个。
蒋介石对云南的实力派人士，既要用，也要防，所以建立了南京政权以后，他倾向于让倒唐后云南的实力派人士自相残杀，然后“择优录取”。蒋在表面上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而是让他们各自行动，自己则暗中观察挑动。
1927年6月13日深夜、14日凌晨，胡若愚派出一队人马，突然包围了龙云在昆明翠湖边的私人住宅。龙云尚在梦中，仓皇惊醒，组织反抗，已不济事。龙云住宅大约250人的卫队被解除了武装。龙云企图越墙逃走，但原是唐继尧亲信、现已投奔胡若愚的王洁修，指挥炮兵，向龙宅连续发射了两颗炮弹。炮弹打得很准，一颗落在龙云住宅的花园中，一个弹片恰巧打在一扇玻璃窗上，玻璃片溅向四方，龙云的眼睛被飞来的玻璃片扎伤，鲜血模糊了双眼，他无法逃走，束手就擒，当了阶下囚。
抓住龙云以后，胡若愚说，“我这位兄弟是练家子，只有铁笼子才关得住他。”怕武功高强的龙云越狱逃走，王洁修竟真的特制了一个大铁笼，内置藤椅一张，把龙云囚在里面，放在五华山上。龙云在铁笼里像困兽一般，被整整关了一个多月，受伤的那只眼睛受伤未及时治疗，完全失明，全身长满虱子，甚至眉毛内都长了虱子，眼睛红肿流血，痛苦不堪。后来龙云掌权后，对家属常常提起此事：“你们以为我这个省主席是容易得来的？关在铁笼里一个多月的日子好过？”并经常为这一段往事伤心流泪。
三年混战兄弟阋于墙
滑稽的是，就在胡若愚发动“六·一四”政变，囚禁龙云的当天，蒋介石却发布命令，任命龙云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胡若愚为三十九军军长，张汝骥为独立第八师师长。蒋介石这个举动，加剧了云南内部各派势力之间的争夺。但胡若愚并未彻底看穿蒋的用意何在，正当他以胜利者之姿在昆明到处发表演说之时，龙云的旧部卢汉、孟坤、朱旭在滇军元老胡瑛的统领下开始反攻了。
胡若愚的部队在战争中失守，他不得不释放龙云，被迫下野。卢汉、朱旭发出通电，表示各界“特恳军长龙云再出东山，暂维时局”。龙云返省后，胡瑛将省府信印和三十八军关防一并交与龙云，云南的政治军事大权全部落入龙云之手。此后，龙云统治云南长达17年，其开始的日期就是1927年8月13日。
此后3年，正中了蒋介石的安排，龙云、胡若愚、张汝骥三方在云南省内军阀混战，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作壁上观，原则是“谁赢了就支持谁”。最后到1929年底，龙云的军队胜出，统一了云南全境，南京政府即委任龙云为省主席，组建了省政府。龙云后来曾写到这三年混战，“计是役历时三年，兄弟阋墙，诚属痛心之事。然在当时，势不容已”。
为了讨蒋介石的高兴，早在1928年1月，龙云便正式成立了云南的“清共委员会”，并很快发动大逮捕。仅在1928年，云南省处决的革命人士达400人之多。而蒋介石为了笼络龙云，也把龙云的大儿子龙绳武，收为“义子”，带到浙江溪口去认亲。
让蒋介石宋美龄刮目相看的新云南
上世纪30年代来到云南的外国旅行者这样描写在东方彩云之南看到的景象：在滇中偏东的宜良，有着“广袤的精耕良田，其中大半盛开着罂粟”，而在“从昆明到大理之间的那些坝子，大约有一半用来种大烟”。
1931年，对于龙云统治云南、建立自己的独立体系来说是关键的一年。从这一年起，龙云利用云南远离中原战乱、相对稳定、自成一体的优势，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建设新云南，对东南亚各国采取开放政策，取得了明显实效，使地处边疆的云南成了民国时期国民党统治区一个引人瞩目的省份，他也因此被称为“云南王”。
穷兵黩武的唐继尧时代，滥发了不兑现的富滇老票五千余万元，币值跌落到每10元只抵国币1元。唐倒台后，三年混战，各部军事头目，大都采用“到州吃州，到县吃县”的就地筹粮筹饷的办法，人民负担奇重，士兵形同饿殍。站稳脚跟后的龙云很快开始清理财政、整编军队，加强经济建设。
学武出身的龙云，为了充实滇军的后备力量，对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实施军训，作为讲武堂的后备队。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他提倡加强对学生的精神教育，但精神教育的内容，既非三民主义，也非共产主义，而是云南爱国主义。从这一点上，可以约略窥见这个云南王内心真正的政治倾向。
龙云对云南建设所做出的贡献，得到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肯定。1935年5月，蒋介石携夫人及大批随从来到昆明，除布置反共军事外，主要是考察云南，拉拢龙云。蒋氏夫妇意外地发现当时的昆明社会秩序良好，整齐清洁，与全国各大中城市相比形象突出。宋美龄写道：“昆明城的街道十分干净整洁，建筑物都是同一色彩，和我们在其他地方见到的那些杂乱的建筑物相比，使人感到更舒服。”“昆明街头的行人已分为左、右两边行走，并以最有秩序的方法往返。”——这一文明习俗虽然在今天已不稀奇，但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旧中国街头，却还是非常罕见的。当时的《大公报》甚至把云南描绘成“自然资源的大宝库”，“是有着光明前途的省份之一”。
尤使蒋注意的是，龙云在当地威望很高，“云南政府全体成员的团结一致，是四川无法相比的”。蒋介石对此既感到高兴，也感到不安。
在昆明期间，蒋与龙进行了多次密谈。龙云常常烟瘾大发，困倦异常，强打精神。机智的副官主任杨苇航灵活，一察觉龙云面色不佳，就赶忙端上一杯浓茶，悄悄将烟泡子放在茶内。龙云吞下茶后，精神复振，继续与蒋密谈。
暗中给长征红军送图送药
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主力的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先后路过云南。龙云奉蒋介石之命，调集滇军，“追剿”红军。然而蒋有蒋的算盘，龙有龙的算盘，两个人明合暗斗，反而为北上红军帮了忙。
当时的省政府委员孙渡就曾献策龙云：“蒋介石这次追堵红军，实有一箭双雕之野心，不仅想消灭共军，而且还想乘便消灭地方武装，我们只好遵照蒋的命令出兵……若共军已进入云南，为避免以后一切麻烦起见，只有追而不堵，将共军尽快赶走出境为最好。”龙云对此深以为然。
实际上，蒋介石就是利用红军长征，乘机“吃掉”了贵州黔系的王家烈军，使得中央军入黔，这不得不引起滇系军阀的警惕。
因此，龙云一方面配合蒋介石出兵，一方面暗中放红军一马，而红军为了长征顺利，也利用了这种心理。龙云的老朋友、红军指挥官罗炳辉在经过云南时就曾托人密信龙云，信上说：这次红军长征，目的是北上抗日，并不想攻城夺寨，占据城池，骚扰地方人民。现在路过云南，也无意来到昆明，希望龙云尽管放心，希望龙的军队不要截堵打战，并希望滇军拖住蒋军的后腿，不要让他尾追红军。信中还有“甚为感谢”、“后会有期”等语。
这段历史与龙云自己的回忆相符。蒋介石给龙云下令，要龙云查捕共产党员和失散的红军，但龙云对此并未采取认真的行动。龙云当时也确实接见过一个号称有紧急军情相报的小伙子，“我知道其意，叫旁边的人走开，这小伙子使劲把棉衣的夹里子撕开，取出一封牛皮纸封着的信。我拆信一看，原来是罗炳辉的来信。我看完信，对来人说：你回去报告你们的罗司令官，我一定照办，不回信了，免得查出来不好。500块钱给了他。这人走后，我又写了一封密信派人骑马送给孙渡，再次嘱咐他不准与红军交锋，尾追送客就行了，不必截堵。同时，我准备一卡车药品交给他（孙渡），叫他相机送给红军。”
跟这一卡车药品在一起的，还有云南的军用地图，和上好的宣威火腿——云腿，表面上是龙云送给国民党薛岳将军的，但中途却被红军“截获”，其中关窍，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据龙云的亲信部将张冲的儿子乌谷回忆说，50年代初，龙云曾对张冲说，1935年红军在曲靖截获地图、白药等物资，是因为我（龙云）通过关系，预先告诉了他们（红军）这个消息的。
这些云南白药等贵重药材和地图，也是红军当时所急需的，毛泽东充分利用了这些地形图，制定了抢渡金沙江的详细计划——这与毛泽东爱读的《三国演义》中的某些桥段非常相似，刘备就是在云南王张松献地图的情况下才征服云南的。
调滇军回昆明，为红军敞开金沙江
多年来独霸一方的龙云，与竭力排除异己的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1935年3月底，红军为掩饰抢渡金沙江的战略目的而四渡赤水、威胁贵阳时，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慌了手脚，急命滇系的孙渡率第三纵队来贵阳“救驾”。孙渡率部迅速赶到，蒋对孙极力称赞，称孙是“真正的军人”，而此时龙云却坐立不安，惧怕孙渡部被蒋所控制，多次向蒋询问第三纵队的位置，几近失态。
当蒋介石要奖赏孙渡2万元，升孙为中将时，龙云怀疑孙渡是否已经被蒋介石控制，几乎撤掉了他。4月中旬，蒋介石准备提拔滇军3个“作战有功”的旅长为师长，龙云马上发急电给蒋，声称各旅年皆少壮，立功有日，不宜骤于高位，以拒绝蒋收买染指云南部队。由此可见龙与蒋矛盾之尖锐。
1935年4月23日，中央红军主力进入云南，孙渡纵队在后紧追，但此时龙云见国民党中央军也进入云南，昆明防务空虚，生怕蒋介石故伎重演，自己成为王家烈第二，马上调离红军最近的滇军部队回昆明，把通往金沙江的道路向红军敞开。
在龙云滇军追而不堵的情势下，中央红军3万余人于5月初渡过金沙江，跳出了几十万敌人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龙云在与红军的直接接触中，感触很深。行伍出身的他深知严明军纪不易，在当时与《申报》记者、中共地下党员陈赓雅的交谈中，就直言不讳地说：“红军两次过云南，硬是秋毫无犯。勒着肚皮横冲直闯十几省，莫说在中国，就在世界上，哪有这样强的军队啊？！”这为龙云后来的思想转变是埋下伏笔的。
与朱德建立密电联系
1936、1937年“西安事变”、“七·七事变”相继爆发，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龙云对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所了解，爱国主义思想日增。“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宣布抗战，召集各省军政长官到南京开“国防会议”。龙云接到电召后，当即乘专机赴京。在机场休息室，陕西省主席蒋鼎文问龙云：“中共有几位负责人要到南京，在此等候飞机，可否搭你的专机一起去，你方便不方便？”
我问他：“是哪几位？”
他说：“朱德、周恩来、叶剑英。”
我当然欣然答应道：“周是第一次见面，朱和叶都是我的先后同学，当然欢迎，我们一齐去好了。”大家在餐厅见了面，一见如故，非常亲热。
……
朱德、叶剑英和我先后到了汤山。晚餐后，我们在外散步，谈到抗日问题，我们的意见大体一致。朱说：“云南可以出二三十万人吗？”我说：“要看军事发展情况而定。”我问朱说：“这次抗日，政府给了你们些什么武器？”他说：“我们只要轻武器。”我又问他：“以后我们如何联系？”他说：“用无线电联系。”我就给了他一本密码。后来他的秘书看后说：“这密码不好，容易泄密。”朱叫我的秘书和他的秘书商量另编。我说：“不必研究了。我的秘书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完全由你的秘书编好了，给我一份就行了。”我由汤山回南京后，密码就编好送来了。后来我在昆明与延安方面的电台联系，即用这本密码。
（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
这次南京之行，给龙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他第二天离开南京回昆明时，蒋介石亲自到机场送行，可是机场前一天已被敌机炸坏，飞机也被炸伤，不能起飞，只好改坐轮船到汉口赴昆明，“那几天敌机又在轰炸武汉、九江一带，九江纱厂被炸起火，地面防空既无高射炮，也无高射机枪，纱厂起火一两个小时都没有救火队扑灭。我看到南京防空既是那样薄弱，地方也是如此，心里很难过。蒋介石并没有真正准备抗战，更是暴露无遗了。”
回到昆明，龙云马上召集军政各界，“日本是真的干起来了，中央却毫无准备，看来局势是很危急的，我们自己要迅速充分准备。大家不要怕，在北方有八路军，南方各省很多朋友也都有决心抗日。”他马上布置了备战措施：办理积谷、禁烟禁种、购买武器、训练“保卫队”和修筑滇缅公路。
子弹只能从前胸射入胸膛
龙云因为两件事情被认为是当之无愧的抗日英雄：一是应了在汤山与朱德的对话，组织了二十余万滇军奔赴抗日前线；二是抢得先机，开辟滇缅公路，打通抗日的国际援华通道，被誉为“抗日输血管”，体现了一个军事家的战略眼光。
1937年9月9日，龙云一身戎装，誓师巫家坝，滇军首批第60军的四万余官兵，步行一千多公里到达长沙集结，随即奔赴抗日前线台儿庄。
此时的台儿庄战事对中国极为不利，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节节败退，位于台儿庄左翼的汤恩伯部听说滇军要来，立即撤出了阵地；于学忠部也连忙向南逃窜。日军乘机组织了三万多兵力像潮水一样涌进缺口，孙连仲部面临全军覆没。
滇军就是在此危急关头，甚至还没来得及把机枪从马背上卸下来就与日军遭遇，英勇的滇军前赴后继，与日军展开了反复肉搏，没有一个人因胆小而退却，也没有一个人因怕死而逃跑。尹国华全营500人仅一人生还，184师的虎将王秉障，用刺刀挑死十多个日军后胸前中弹，他硬撑着走到师长张冲面前说：“请师长检验，子弹是不是从前面进去的？”
原来张冲曾在抗日誓师大会上说过：“我们彝族老祖宗治军有个规矩，前面有刀剑伤者，奖！背后有刀剑伤者，刀砍其背！我们184师决不贪生怕死，做脊背挨子弹的逃兵，谁给老祖宗丢脸，军法不饶！”
台儿庄一捷，滇军威震华夏，但出征的4万余官兵死伤过半。8年抗战，龙云一共向抗日前线输出二十多万大军，经历各大战役二十余场，伤亡十余万，并组织全省军民投入滇西大抗战。这是龙云作为一个军人，其政治军事生涯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根鸡毛一副手铐筑滇缅公路
早在南京“国防会议”上，龙云就主动向蒋介石请缨，修滇缅公路，他这样分析当时的战争局势：“上海方面的战事恐难持久，如果一旦沦陷，南京即受威胁，也难固守。上海既失，即无国际港口，国际交通顿感困难了。”
蒋介石说：“这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那时候只有从香港和利用滇越铁路到达内地。”
龙云答道：“日本既大举进攻上海，他的南进政策必付诸实行，南方战区可能扩大，到那时，香港和滇越铁路都有问题了。我的意见，国际交通应当预做准备，即刻着手同时修筑滇缅铁路和滇缅公路，可以直通印度洋。公路由地方负担，中央补助；铁路则由中央负责，云南地方政府可以协助修筑。”
回滇后，龙云用“三根鸡毛，一副手铐”下筑路令，当时的资金、人力、技术、设备统统不具备，但国难当头，云南百姓长途跋涉赶往筑路工地，每天出勤的不下10万人，最多时达二十多万人，轮班昼夜赶修，用了短短8个月的时间就抢通了927公里的路面，滇缅全线通车。
修路民工们没有筑路机械，全靠两只手挖山开路，肩挑人扛，冬春农闲时，民工上阵甚多；就是第二年夏秋之间，天气炎热，瘴毒时疫流行，出工人数仍然不减。民工们自带粮食和工具上阵，虽说每天可得微不足道的“补贴二角”，却也未完全到手，在整个修路过程中，伤亡在万人以上。为了补充劳力，妇女也上了艰苦的筑路工地。
这里山势险峻，而且必须跨越澜沧江和怒江。公路修通后，蒋即电告驻美大使通知美国政府。美国政府不信，罗斯福总统电令驻华大使詹森取道滇缅公路回国，顺路视察。詹森到美后，向罗斯福报告说：这条公路选线适当，工程艰巨浩大，没有机械施工而全凭人力修成，可同巴拿马运河的工程媲美。
滇缅公路完成后，立即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日战争。1938年5月，英国轮船“斯坦霍尔”号装载着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的6000吨武器弹药离奥德萨来中国，在仰光港卸货，从缅甸腊戌运入我国，再转运昆明。此后，滇缅公路主要担负美国等援华军用物资的运输任务。据统计，仅1941年，通过滇缅公路运入中国的军用物资及其他物资就达13.2193万吨。
龙云的预计完全没错，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国对外海路交通断绝，滇越铁路停运，滇缅公路几乎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惟一的陆上国际交通线。正是这条抗战输血管，打破了日本用武力切断中国与海外的联系、从而困死中国的企图。因此，日军处心积虑要切断中国这条国际大动脉。1942年初，日本从泰国入侵缅甸南部，滇缅公路除抢运物资外，又担负了运送中国远征军的任务。10万入缅远征军，全用卡车运输，“车队蜿蜒进行，长达数里，烟尘相接，蔚为壮观”。
抓不到一个云南地下党
在与蒋介石的十多年交往中，龙云起初对蒋是竭诚拥护的，但后来看到蒋为人处事，处处自危，不免对他忌惮起来。当时云南有龙、卢、安、陇四大家族，都是云南当地的军政上层集团，掌握着云南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大权。蒋介石多次明令“禁烟”，却又让农民银行掌握和操纵着“特货”（鸦片）、“特税”（烟土税）。龙云表面也在“禁烟”，手里却仍然控制着大量“特货”，作为地方经费。蒋介石以禁烟总监的身份，多次严究，因涉及巨额的经济收入，龙蒋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而云南的地方银行，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各个银行在投资经营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冲突和矛盾。
1941年初，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昆明，龙云十分不满。他说：“既打外战，又打内战，怎么可能打败日本呢？”“自己设圈套消灭自己的军队 （指新四军），这是哪家的‘中央政府’？”
龙云为首的省政府拒绝与国民党中央派来的特务合作，使他们在云南无法开展工作。据特务头子沈醉后来回忆，他当军统滇站站长时，始终没有找到云南地下党的线索，他的两个前任，也没有找到云南地下党。在龙云执政后期，除云南文山地区有一个不大的支部遭到破坏之外，云南全省地下党组织，都没有遭受过破坏。加上西南联大的进步师生，给这片土地带了新的思潮，昆明成了抗战时期全中国的“民主堡垒”。
日益渗透入龙云思想的民主意识让龙对蒋的怨气渐渐公开化。1943年秋天，龙云曾回老家昭通，发表了两个小时的演讲。他没带讲稿，讲话慷慨激昂，中心话题是强调“民为贵，君为轻”。他在大会上问大家，什么是民主？民主与独裁有什么区别？还问到会群众，“为什么提到‘蒋委员长’，大家全要站起来，这是什么道理？”
在这种情况下，民盟中央开始争取龙云参加民盟。龙云回到昆明后，与云南民盟支部负责人楚图南等多次交谈，申请入盟，获正式批准，举行了秘密的入盟仪式。从此龙云成了中国民主同盟的一位秘密成员，不参加民盟的公开活动，也不出席盟内的组织生活会议，但却在经济上给民盟以很大支持，在人事安排上也给盟员以一定方便。龙云的秘密“入盟”是他由一名地方实力派向真诚爱国者转化的重要一环，此后，他在这条道路上就再未动摇。
蒋介石下手了
在蒋介石眼中，当时被地方势力所割据的西南大后方，四川、贵州、西康都不足惧，惟独云南龙云，虎踞全滇，开富增源，养精蓄锐，所有军事、行政、财政、人事都与蒋介石中央保持独立或半独立状态，对蒋介石貌合神离，阳奉阴违，加上民主运动在昆明开展热烈，蒋对此甚感不安。他因此秘密授意杜聿明：要在军事上解决龙云。
蒋介石认为：龙云不可原谅的“罪行”有三：“阻挠政令，危害抗战，包庇左翼分子，使昆明成为共产党的温床。”云南已成心头大患。他曾经计划挑起驻滇美军跟龙云部队的矛盾，两次阴谋未成后，他开始另谋良机。
日本战败，1945年8月17日，对法西斯作战的盟军统帅部发布第一号命令指出：“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本高级指挥官以及所有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蒋介石即以此为根据，命令以卢汉为总司令的第一方面军，全部入越，在河内设立占领军司令部（临时军政府），接受日本投降。其目的就是要调开龙云的左膀右臂及主要武装，对龙云下手。
龙云对云南军队全部入越的命令，很费踌躇。他在卢汉去越南受降前，密告卢汉：“如果后方有事，闻讯即火速回军……”
事实上，杜聿明已在10月3日凌晨5时左右开始采取行动。昆明北校场的龙云部队及北门宪兵大队都表示愿意照命令缴枪，但东门宪兵大队不接受命令，不准任何人接近城楼。有一个居民说，他同宪兵大队的人相熟，自告奋勇，愿将信送上城去。他得到宪兵大队的同意将信送上去后，这个队长一看是蒋介石要他们缴枪，立即开枪打死了送信人。于是枪声四起，双方交火。北门和北校场龙云的部队听到枪声，也翻了脸，开起火来。
“一○·三事件”（又称“十月事件”）事起仓猝，出乎龙云意外。当时全国都沉浸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兴奋之中，龙云对蒋介石也放松了警惕。10月2日午夜，龙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声音仓惶：“龙主席，事情不对，不知有什么意外，市区已戒严几分钟了，是防守司令部戒严的，电话怕中断！……”话还没说完，电话果然中断。龙公馆被包围，交通断绝。杜聿明、李宗黄两人写来的公函此刻送到，说明他们奉命改组云南省政府的缘由。
龙公馆有一道后门，龙云就是从儿出走的。离家时，穿着一件普通衣衫，把呢帽戴得很低。在他后面约100公尺的距离，有一个名叫刘兴才的随行副官紧跟，携带一支“自来得”手枪。他们约定：如果前面有阻挡盘查，可能发生危险时，龙云抬手揭帽子，刘兴才就从后面隐蔽处发枪，藉以转移盘查者的目标，以便乘机脱身。
10月3日是龙云切齿难忘的日子，他曾多次对他的亲信部下讲述这次事变的过程，“我并没有和蒋介石争江山，夺社稷，大不了只是政治主张不同。蒋介石搞中央集权，我主张地方均权；蒋介石要独裁，我主张民主。抗战期间，昆明就号称民主堡垒。哪里料到抗战一胜利，这个龟儿竟用卑鄙无耻、小偷式的流氓手段对付我。古今中外哪有用军事突袭的方式改组一个地方政府的，真正是贻笑外人了，可恨可笑。龙绳文（龙云第四子）从美国来信说，美国报纸刊登10月3日的事件，标题为《小偷式的袭击》，并说这是‘中国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枪’。本来嘛！连我都容不下，蒋介石还容得下共产党吗？”
从此，龙云对蒋介石产生了幻灭感。
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
龙云脱险后上了五华山，但失去军事主力的五华山仿佛孤岛，双方僵持不下，最后还是龙的干亲家、蒋介石的舅子宋子文出面调停，允诺龙云的生命安全，劝他接受改组，赴重庆任中央军事参议院院长一职。于是“十月事件”3天后，龙云与宋子文同机飞往重庆。
按龙云自己的回忆，在重庆与蒋介石见面时，他一见就指责蒋说，“我在你的领导下服务很久了，自问对你、对国家、对地方都没有什么对不起的。改组一个地方政府，调换职务，这原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不采用正常方式，而用这种非常手段，未免过分，这样做，恐对国人留下不良影响。”
蒋介石难堪地回答说：“我的指示不是这样的，这是杜聿明搞错了，要处罚！”
当时正值国共两党谈判期间，龙云很注意中共的主张及两党谈判的情况。因为眼伤，他每天都要找人从头到尾把《新华日报》读给他听。每次从《新华日报》上得知对蒋有什么批评，他总是非常兴奋，连声叫好。龙云见着要好的熟人，总是问：“看了《新华日报》没有？”又说：“你们必须多看新华社的消息，新华社的报道可信，不像中央社是个造谣社。”一谈到时局问题，龙云经常说：“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这两句话成了他到重庆以后的口头禅。
龙云希望入越滇军起来反蒋，为他报仇，但卢汉颇有难处。龙云获悉滇军将到东北打内战，卢汉要回云南当光杆主席，非常生气，骂卢汉“卖主求荣”、“忘恩负义”。此时，龙云与民主党派的联系加强了，甚至到了半公开的程度。周恩来在这段时间也曾与他相见，为他分析中外形势，指点他，“不能呆在重庆，应该设法脱离蒋介石的魔爪，到香港或外地去，才能在政治上起作用，生命才有保障”。
飞虎将军带人远走高飞
1946年3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龙云也被迫迁到南京，被软禁起来，他被安排在中央路156号的洋房居住，受蒋介石严密监视。除总务厅长裴存藩随时跟随龙云外，在龙云住宅和军参院附近，都安插了特务组，窥视龙云院内的动静。特务们还在龙宅大门对面搭了几间临时房屋，表面上卖茶点、冷饮，还有“修理汽车”的店铺，里面随时停放着几辆小汽车，以备急需。每当龙云外出，特务们即乘车跟踪。周恩来在离开南京的前一晚夜访龙云，第二天蒋介石就知道了。
内战不利的蒋介石，希望借助龙云的军事策划能力，但龙云直率地说，“我只会搞国防计划，不会搞内战计划。”过几天，蒋介石又把龙云找去，赤裸裸地问：“能不能同共产党打？”龙云干脆说：请委员长问问“三心”，如“三心”皆曰可战，就可以打；如“三心”中有一心曰不可战，那就打不得了。蒋介石问他“三心”是什么意思。龙云说，“一问军心，二问民心，三问良心！”蒋介石听后十分不悦。
龙云总是想寻找机会，逃离南京，无奈总被监视。直到1948年12月，被软禁3年的龙云才辗转逃到香港。
龙云安抵香港后好几天，蒋介石才知道龙云逃脱的消息，盛怒之下，赏给宪兵司令张镇一耳光，连声大骂：“饭桶，饭桶！”据说张镇下去后，把几个专门监视龙云的“饭桶”枪毙了。这几个“饭桶”临死时大喊冤枉，他们说龙云还在卧室里，并未逃走。原来龙云逃出南京的当天，还传说他当天请客，举行宴会。他们根本不知道龙云是怎样溜出去的。
龙云自己在回忆录里揭了秘，原来是飞虎将军陈纳德从中帮忙：
我派我的秘书到上海找陈纳德密商，希望他派飞机来南京，我跟陈纳德私人关系还处得好，他的公司是商业性质，自然唯利是图，我跟他有旧交，又出巨款租他的飞机，我想他不会告密。他曾问我的秘书：“蒋是否有公开命令不许龙院长离南京；如有这种命令，就有困难。”我的秘书说：“没有发过公开的命令。”他说这就好办了，以后蒋如追问，我就有词可措了。
……
此时正值冬令，为了麻痹特务，我便大办过年的东西，杀猪宰羊，腌肉，购买大量煤炭，作春节之用。特务看到这些情形，认为年前不会出事，监视也就比较松懈了。我改乘一辆吉普车，直到约定的地点。不几分钟，一个外国人（姓名不详）乘车来接我，同到军用机场，机场门卫挥旗三次阻拦，后见汽车是陈纳德的，车内又有外国人，即免予检查放行。
在知道龙云已经人去楼空以后，蒋介石的应对方法，几乎跟当年袁世凯应对出逃的蔡锷如出一辙：他让中央社公开发布消息，说，“准龙云在港休假三月。”他派毛人凤到香港毒杀龙云，最后也落了空。
最后一着将军棋
到港以后的龙云，在一段深居简出的生活之后，很快将精力放到策动云南起义上。他曾托人转告卢汉，“蒋介石节节败退，会退到西南，最后退到云南顽抗，是可以预料的。最后仍然是失败，退到台湾或逃往外国，这也是肯定的。这样一来，云南成了最后战场，大家和老百姓的困难不可设想。并且等待人家来解放，大家的罪恶账是算不清的。唯一的办法只有起义，才能自救，救云南老百姓。想来卢永衡（卢汉）到了今天可以清醒了。你回去告诉他应该积极准备起义。才能自救和救云南。若他同意，你们无论在朝在野，要拥护起他干。在外面找共产党的组织关系和各党派联系，我（龙云）负完全责任。起义时间愈早愈好，总以解放军未渡长江之前为好，太迟了搞成马后炮，政治意义就谈不上了。”
其实，卢汉此时确已在酝酿，准备响应起义，不过由于云南此时处于国民党中央军和蒋介石特务的包围之中，因此他不能不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卢汉暗中派人与周恩来秘密接洽，商谈起义事宜，但表面仍无法声张。人在香港的龙云对此并不知情，对昔日兄弟卢汉意见很大。
1949年8月14日，龙云在香港接见记者，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公开宣布“云南起义！”。香港各报立即以大字标题刊登了“龙云策动云南正式起义”的消息。这条消息冲击了卢汉，也震动了蒋介石。卢汉忧心忡忡地说，“老主席发表谈话倒不费力，可给我们穿夹脚鞋了。”这为卢汉暗中筹备起义增加了许多压力。
1949年12月9日晚10时，在西南边陲，四万多滇军官兵突然倒戈，逮捕了国民党西南行政长官张群、李弥、余程万等高级将领，通电宣告起义，史称“一二·九”和平起义。
滇军起义，后院着火，犹如晴天霹雳，彻底粉碎了节节败退的国民党在西南地区建立基地的机会。起义次日，下榻在成都陆军学校的蒋介石，在经历了一整夜无眠的煎熬之后，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只有回台湾去过年了。蒋介石匆忙逃往台湾，从此再未能踏上大陆一步。
长期绑在蒋系战车上的滇军，至此成了将死蒋介石的最后一步棋。但龙云对卢汉的不满依然存在，一是怪卢汉起义太迟，二是怪卢汉通电起义事先没有知会他。
直言惹祸的晚年
龙云对新政权的欣喜之情是真诚的。为了适应未来的新生活，他甚至咬紧牙关，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和几十年养成的鸦片烟瘾断绝了关系。当时他的朋友与旧部向他苦苦进言，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远渡重洋，寄居美国；中策是中庸之道，仍留香港；下策才是北上回到祖国。但龙云不为所动，坚持回到了大陆。
龙云性格刚正耿直，1957年初的整风运动中，他曾在全国人大的云南组会议上做过一次发言，主要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苏联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可是，他们太欺负我们的党和国家了，借我们的债，要高利息，要限期归还。第二，云南解放以前，云南的农村已经遭到天灾人祸的破坏，解放后应该让人民休养生息。第三，我们凉山的彝族区域，还处在奴隶社会阶段，社会十分落后。应该循序渐进地把他们带进社会主义社会来。一来就搞阶级斗争，实行土地改革，我觉得为时尚早。”
他这直言不讳的发言一发完，老部下张冲就很担心地私下对他说：“哎，你发言为什么不事前找我商量一下，你对于当前的形势一点也不明白，现在正在运动开始的时候，怎么可以随便泼冷水呢？”又说：“话说得是对的，可是这些话你只合私下向党中央说，怎么可以在群众中间乱说呢？”卢汉在龙云发言回家后也说：“老主席太孟浪，他说的话虽然在情在理，但在这反右的风头上，怎么能说这些话呢？要挨，要挨！”
他们的担心一点没错，正因为这个发言，龙云被说成是“反苏”就是“反社会主义”，“挑拨民族关系”就是“反党”，他很快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经历了各种不合理批判。没人知道晚年龙云内心的痛苦，这顶沉重的大帽子一直伴随着他到1962年去世，直到他去世的第二天才摘帽。
（感谢西南史专家谢本书教授及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陈列馆提供的大力支持。本刊实习记者宋娜对本文亦有帮助。
本专题参考书目：《唐继尧评传》、《龙云传》、《讨袁名将蔡锷》、《民国劲旅滇军风云》、《谢本书史学研究回顾》、《迷茫的诸侯：民国时期的西南军阀》、《将军行——蔡锷传》、《西南军阀》、《黑红门：滇系军阀全传》、《蒋介石和西南地方实力派》、《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