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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24日，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何挺在接受采访时称，前几年，重庆的公安工作、公安队伍建设，曾一度处于非正常的状态。大量警察成为打黑的对象，即是重庆警界非正常状态的写照。本文的采访对象张莹莹，就是其中一例。我们试图以她口述的经历，来重温那段并不久远的往事，警醒自己没有法治的中国梦，终究只是一场海市蜃楼。
○曾经战友因名利成帮凶
现在，随着盖子的掀开，大家看到很多当年重庆的黑暗面。我看最近的新闻，很多人都把责任推给王立军。这不客观。那几年，为了几乎变态的名利，多少人做了帮凶？谁记得自己在执行领导意图的时候，把枪口抬高一厘米？
2009年6月“打黑”风暴开始没多久，我就隐隐觉得，这不正常，看到不少警员无故失踪（后来才知道，他们被秘密带往打黑基地）。当年8月，我的噩梦来了。2009年前，我哥的公司和重庆企业家A有一笔借款往来。打黑开始后，A因涉黑被抓。专案组找到我，询问上述这笔借款和当时的情况，我如实回答了。
专案组在知道我是警察后，很亢奋，要我承认是A的保护伞。8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下班后领导叫我回单位，我预感自己糟了。就这样，我被带走，关押在武警某支队。月底，转押至石子山基地。
其间，专案组成员向我透露，领导的意思是，必须查出问题才能放我出去。如果我没有问题，也必须检举出我领导的问题才能出去。我不配合，他们就不让我休息，不分昼夜讯问我。一名民警曾说：“你不交代你们领导的问题，你自己就必须有问题，你这态度，想下山，没门！”
接下来，专案组采用各种手段对我进行折磨。同一个问题他们反复讯问，动不动就训斥、辱骂，让我生不如死。看守我的武警和民警都视我为敌人，讯问之外不会和我讲半句话，更不许我看书写信。
○“检察院不批捕你，我们可以劳教你”
5个半月的隔离审查里，经过检察院几次会议研究，均认为我的行为没有违法。市局纪委解除了我“双指”措施。
我回到原单位上了几天班。接下来，是更大的梦魇。很快，我被刑事拘留，羁押在大竹林打黑基地，漫长而残酷的审讯又开始了。
这次讯问的重点放在了我是否给我的领导行贿，我的领导是否和A有联系。我坚持自己是清白的，也不想陷害领导。专案组不死心，继续提讯。他们让我坐老虎凳，把我的手脚固定住。我的那个房间是密封的，在里面我没有时间观念，也分不清白天黑夜。老虎凳坐久了，我的腿肿得像水桶，他们还要我戴脚镣。那时天冷，鞋穿不了只有打赤脚。手肿了，也要戴手铐，手铐勒进了我的手腕。
2010年5月初，检察院对我不予起诉。当晚，专案组民警给我下最后通牒：“我们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必须检举揭发你们领导！否则，你自己在劫难逃，不管你有罪无罪，你也别想出去了，我们可以定你参加黑社会，检察院不批捕你，我们可以劳教你”。他这话没说几天，重庆市劳教委员会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处以我劳教两年。
○“领导要求这样办，只有办错案”
即使到了劳教所，我依然没有换来安宁。其间，专案组以各种罪名又来提讯我，他们说是上级领导要这样办，必须从我这里打开缺口，重点不是我，是我的领导，只要我说出给副处级以上的领导送过5000元钱，他们就马上放我回家。
一段时间后，我们单位监察室主任到劳教所宣布了对我“双开”的决定。专案组民警后来说，对我实施的劳教适用法律条款是错的，这点他们早就知道，没办法，领导要求这样办，只有办错案。
我进劳教所没几天，我妈病危了。3天后，我在劳教所得到消息，我妈去世了。我妈去世没多久，我就接到法院通知，我丈夫已向法院起诉，要和我离婚。我就这样一无所有了：没有了党籍、没有了工作、没有了母亲、没有了丈夫。
现在回想起这些往事，我唯一欣慰的是，即使在恶劣的环境里，我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
大概2009年底，市局决定成立“警示教育报告团”，让我们这些所谓的“失足”人员，到处巡讲。市局纪委的工作人员要求我去参加报告团。他们说，只要你哭得到位，什么事都有转机。
我说我不去，专案组的人批评我不识时务。我反驳他们：“这很像搞‘文革’。你们知道‘文革’是什么样的吗？”这个问题把他们问住了。他们不晓得答案，我就给他们讲“文革”对法治的践踏。但听完也就算了，他们会找新的办法折磨我——让我每天写5000字的认罪书。
我在劳教所的时候，就感觉，和打黑基地相比，劳教所简直就是天堂！为什么？没有人刑讯你、侮辱你、不让你睡觉。除了专案组的人来骚扰我。
事后我从劳教所回家那天的晚上，我躲在自己的房间，想哭，哭不出来。我自由了。
○曾经战友因名利成帮凶
现在，随着盖子的掀开，大家看到很多当年重庆的黑暗面。我看最近的新闻，很多人都把责任推给王立军。这不客观。那几年，为了几乎变态的名利，多少人做了帮凶？谁记得自己在执行领导意图的时候，把枪口抬高一厘米？
2009年6月“打黑”风暴开始没多久，我就隐隐觉得，这不正常，看到不少警员无故失踪（后来才知道，他们被秘密带往打黑基地）。当年8月，我的噩梦来了。2009年前，我哥的公司和重庆企业家A有一笔借款往来。打黑开始后，A因涉黑被抓。专案组找到我，询问上述这笔借款和当时的情况，我如实回答了。
专案组在知道我是警察后，很亢奋，要我承认是A的保护伞。8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下班后领导叫我回单位，我预感自己糟了。就这样，我被带走，关押在武警某支队。月底，转押至石子山基地。
其间，专案组成员向我透露，领导的意思是，必须查出问题才能放我出去。如果我没有问题，也必须检举出我领导的问题才能出去。我不配合，他们就不让我休息，不分昼夜讯问我。一名民警曾说：“你不交代你们领导的问题，你自己就必须有问题，你这态度，想下山，没门！”
接下来，专案组采用各种手段对我进行折磨。同一个问题他们反复讯问，动不动就训斥、辱骂，让我生不如死。看守我的武警和民警都视我为敌人，讯问之外不会和我讲半句话，更不许我看书写信。
○“检察院不批捕你，我们可以劳教你”
5个半月的隔离审查里，经过检察院几次会议研究，均认为我的行为没有违法。市局纪委解除了我“双指”措施。
我回到原单位上了几天班。接下来，是更大的梦魇。很快，我被刑事拘留，羁押在大竹林打黑基地，漫长而残酷的审讯又开始了。
这次讯问的重点放在了我是否给我的领导行贿，我的领导是否和A有联系。我坚持自己是清白的，也不想陷害领导。专案组不死心，继续提讯。他们让我坐老虎凳，把我的手脚固定住。我的那个房间是密封的，在里面我没有时间观念，也分不清白天黑夜。老虎凳坐久了，我的腿肿得像水桶，他们还要我戴脚镣。那时天冷，鞋穿不了只有打赤脚。手肿了，也要戴手铐，手铐勒进了我的手腕。
2010年5月初，检察院对我不予起诉。当晚，专案组民警给我下最后通牒：“我们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必须检举揭发你们领导！否则，你自己在劫难逃，不管你有罪无罪，你也别想出去了，我们可以定你参加黑社会，检察院不批捕你，我们可以劳教你”。他这话没说几天，重庆市劳教委员会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处以我劳教两年。
○“领导要求这样办，只有办错案”
即使到了劳教所，我依然没有换来安宁。其间，专案组以各种罪名又来提讯我，他们说是上级领导要这样办，必须从我这里打开缺口，重点不是我，是我的领导，只要我说出给副处级以上的领导送过5000元钱，他们就马上放我回家。
一段时间后，我们单位监察室主任到劳教所宣布了对我“双开”的决定。专案组民警后来说，对我实施的劳教适用法律条款是错的，这点他们早就知道，没办法，领导要求这样办，只有办错案。
我进劳教所没几天，我妈病危了。3天后，我在劳教所得到消息，我妈去世了。我妈去世没多久，我就接到法院通知，我丈夫已向法院起诉，要和我离婚。我就这样一无所有了：没有了党籍、没有了工作、没有了母亲、没有了丈夫。
现在回想起这些往事，我唯一欣慰的是，即使在恶劣的环境里，我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
大概2009年底，市局决定成立“警示教育报告团”，让我们这些所谓的“失足”人员，到处巡讲。市局纪委的工作人员要求我去参加报告团。他们说，只要你哭得到位，什么事都有转机。
我说我不去，专案组的人批评我不识时务。我反驳他们：“这很像搞‘文革’。你们知道‘文革’是什么样的吗？”这个问题把他们问住了。他们不晓得答案，我就给他们讲“文革”对法治的践踏。但听完也就算了，他们会找新的办法折磨我——让我每天写5000字的认罪书。
我在劳教所的时候，就感觉，和打黑基地相比，劳教所简直就是天堂！为什么？没有人刑讯你、侮辱你、不让你睡觉。除了专案组的人来骚扰我。
事后我从劳教所回家那天的晚上，我躲在自己的房间，想哭，哭不出来。我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