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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归来》:以揭露的名义渲染丑恶摧毁主流价值
发表时间：2014-06-03 来源：党建网微平台
《悔悟》的公映是苏共意识形态崩溃的开始。这些作品对苏联亡党亡国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前苏联外交官雅科夫列夫
任何艺术形式只是表达思想语言的工具。如果不能跳出艺术看艺术，不能跳出《归来》看《归来》，那么，我们并不完整地懂得艺术，也不完整地懂得《归来》所具有解构社会主义价值的心灵殖民效应。《归来》就是中国版的《悔悟》，它的公映是西方吹响摧垮中共意识形态的结集号！——亚洲新闻周刊主笔刘浩锋
《悔悟》曾吹响西方摧垮苏共意识形态的号角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擒贼先擒王，苏共最高领袖被西方绑架，是苏共走向崩溃的关键枢纽。回顾这段历史，对于避免走弯路与邪路，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具有迫切而严峻的借鉴意义。
在冷战时期，世界文化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共赢关系，而是一种非此即彼思维方式主导下的西方胜利。在这种背景下，苏联格鲁吉亚共和国1984年拍的政治寓言荒诞片《悔悟》又名《忏悔》（Monanieba/Repentance/Pokayanie/1987)就是作为实现西方胜利的工具，撕裂了苏共意识形态阵营，内外勾结引导国家走向整体崩溃的开始。
然而，要了解历史的真相，需要我们从整体性的层面才能有真发现。正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只看到局部历史真相，而忽略了整体，则会导致我们对宏观局势的误判，自然难免会导致亡党亡国的悲剧。
现在我们完全清楚了历史真相。戈尔巴乔夫同西方的合作始于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1984年秋。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雅科夫列夫穿针引线安排了戈尔巴乔夫的英国之行。接待地点不是伦敦政府官邸，而是专门用来接待正式访英外国领导人位于郊区的切克斯别墅，这是一个可以推心置腹进行特殊重要谈话的地方。会见撒切尔夫人后，这位铁娘子对其他各国同事发出信号：“戈尔巴乔夫是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赖。”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联政坛发生了戏剧性的死亡游戏。三名苏共最高领导人接连短命去世。1982年底，76岁的勃列日涅夫去世。68岁的安德罗波夫接班，1984年，69岁的安德罗波夫又逝世，由73岁的契尔年科接任。可是，13个月后契尔年科又不幸接连去世。随即1985年由戈尔巴乔夫接任总书记职务。不能忽视的是，西方领导人对苏共总书记诸如契尔年科等的健康状况了如指掌。可见，当时的苏共领导人处于一种何等难以自保的恶劣环境。
契尔年科去世后，幸运之果看似自然地落在戈尔巴乔夫身上。今天来回顾，稍微有敏感性、不乏正确知见的战略家就不难觉察到，这看似正常死亡背后的不正常可能存在，戈尔巴乔夫上台，证明了这种不正常可能存在——一张伸向苏共的血盆大口。
他的阴谋性完全能够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迫不及待按照西方要求进行的政治改革与大规模的人物换替可以看出端倪。可惜的是，苏共到垮台的那一天，很多高级领导还在钓鱼或者庆贺生日或者旅游或者聚友，他们完全丧失了应有的警惕性与历史责任感。这要归因于西方有效的文化价值的渗透颠覆，正是丘拜斯、盖达尔们鼓吹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改革与个人利益至上的理性人价值，宣称哪怕给强盗，只要能把国有资产拿出来就是好的，完全否定了公有制地位，让苏共领导人为了一己利益最大化，开始侵蚀国有集体的利益，生活变得极度腐烂，导致社会见利忘义道德腐朽、青年思维异化个人权益享乐至上，乃至醉生梦死。这是西方情治系统处心积虑实施的战略。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味保守防御、文化创新无以超越西方文化价值，长期处于西方价值下风，苏共意识形态建设停滞不前僵硬不化的状态，导致了全盘皆输。从这方面而言，中共是否也正在步其后辙呢？
现在清楚了，戈尔巴乔夫通过反腐手段安插了400多名听命于他的共济会人员在重要岗位，他们从组织上合伙将苏共推向绞刑架。1986年12月，高尔基城被流放了六年的萨哈罗夫接到戈尔巴乔夫电话回到莫斯科，此后，他迅速成为苏联的民主派领头人。在这种大背景下，电影《悔悟》1987年通过戈尔巴乔夫点头正式上映。事实上，它成为鼓吹个人自由而刻意忽略以自由名义狼群吞噬羊群的、自由派资本家控制的工具，成为颠覆斯大林社会主义价值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苏共的工具。
这部片子是时任格鲁吉亚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的支持下拍摄的，影片中心思想以寓言方式攻击冷战对峙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制度。雅科夫列夫说，《悔悟》的公映是苏共意识形态崩溃的开始。这些作品对苏联亡党亡国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悔悟》是著名编导田吉兹阿布拉泽执导的三部曲(《祈求》、《愿望之树》、《悔悟》)的第三部。苏联评论家指出：“《悔悟》是涉及我国历史上这一痛苦时期的第一次努力。”
1987年《悔悟》之后不久的短短几年，戈尔巴乔夫为进一步推动指导思想“多元化”，1990年6月以总统名义批准《新闻出版法》，宣布“新闻自由”，接着他又发布电视和广播民主化的总统令，“坚决舍弃苏共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在此之前，国家对出版物都有约束的，发表文章或者播放节目都有党的委员会审查。而戈尔巴乔夫将之取消了。法律只考虑经济利益，而不考虑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只要有钱，想出版什么都可以。只要有钱，传媒把弱智捧为民意代表，把丑女捧成明星。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千种。《新闻出版法》颁布后，反对派和私人办报合法化，官办媒体私营化，到苏联解体前，苏共掌握报刊仅占1.5%。苏联主要媒体很快被境内外私有资本和权贵势力掌控。这些媒体标榜自由，但根本限制反资本权贵的公民舆论权力，对不同声音采取封杀。好比新浪封杀了张宏良、孔庆东的微博。事实很明白，西方鼓吹的人性私恶认知与理性人基础上的自由，本质是狼群对羊群吞噬的丛林法则的自由。缺失道德引领的自由，自由往往是罪恶的庇护所。《悔悟》歌颂与谴责的，是那样的泾渭分明。以致引导苏联民众急遽地走向背弃社会主义、抛弃苏共的结局。
就是这一阶段前后，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官方传媒的私有化、私营传媒的合法化，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卓娅、马特洛索夫等这些共产党的精神领袖与卫国战争的英雄们都被篡改歪曲历史的解构主义手法抹黑了而这些拙劣的手法，中国的最近几年尤为愈演愈烈。毛时代与邓时代的领袖乃及民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都被恶意的歪曲抹黑，颠倒是非，无非是为篡党夺权与和平演变做准备。
《悔悟》的手法也是如此。他塑造了格鲁吉亚小城的最高统治者瓦尔拉姆阿拉维泽这个人物。电影并没有隐瞒他是那么勤奋地为格鲁吉亚人民的利益服务，。电影的镜头主要对准的是冷战对峙下，社会主义控制为了整体的集体主义而牺牲了另一部分个体的利益，对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构成了迫害。但他们显然忽略了在标榜自由的美国，美国执政党也一样对美国共产党采取约束迫害。这些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捍卫濒危的基督教堂，以此表达了他们的西方意识形态立场。瓦尔拉姆恰恰是摧毁这个教堂，逮捕了阴谋反对者们。
从人物造型上，编剧为瓦尔拉姆蓄上了仁丹胡的独裁者形象，非常醒目，这根本就是故意丑化共产党领导人的形象，把他等同于希特勒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剧情第一个悬念是围绕瓦尔拉姆死后被在历史运动中受到迫害者的遗孤将他从墓穴里反复挖出，使之不能入土而引出另一个主人公盗墓女。当盗墓者中枪被捕发现是个女人。故事从女人的法庭申诉转入历史画面的回忆，然后再从个体悲情的历史镜头里拉回现实中。瓦尔拉姆的孙子曾经开枪射伤盗墓女，但听了盗墓女申诉后改变了观念立场，转为支持个人主义的价值立场，以及对父爷辈坚持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理想的质疑与抨击，与由来已久的西方解构主义手法一样，他们天真的否认并没有具体的人民，只有具体的人，认为宏大叙事是虚伪空洞的。最后其在与父亲的价值观冲突中，用爷爷赠送的枪自杀了。这悲剧既可以说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潮误导制造的灾祸，但剧本却以孙子精神“觉悟”与激烈抵触反抗社会主义价值的方式、抑或带着为爷辈赎罪的方式选择自杀。
这一故事的高潮本质上反应的是“觉悟”后瓦尔拉姆的孙子与盗墓女所坚持的个人主义价值、自由主义立场，反对以追求整体公平正义的集体主义的崇高名义抹杀个体自由。而在这场冲突中，最后故事安排了瓦尔拉姆的儿子在沉重打击中获得某种觉醒，愤怒的将其父亲的尸体丢下悬崖。剧情刻意叙述的正是西方建立在私恶价值认知基础上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胜利，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的被抛弃结局。无疑，这种剧情安排不可能仅仅是是文人精心设计的文化炸弹，它目标明确地是在拆解斯大林神话，背后根据有某种神秘的高深背景。
但凡解构主义手法，都是倾注于以偏概全的、以黑子否定太阳光辉的手段，用局部悲剧的扩大解读，无限增加其负面力度，艺术是中性的。它可以被坏人用来作恶误导舆论加速社会分化。它也可以被好人用来行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忽略这种价值倾向，创造纯粹的视觉艺术，甚至以视角冲击力至上来遮蔽灵魂主体的审美功能，从而误导观众内心的价值认知，进一步蒙蔽历史运动整体的崇高属性，这种手法，是后现代哲学思潮在艺术领域的一贯伎俩。它与莫言、余华、贾平凹、王朔、严歌苓等这一代文人的表现手法是一致的。因为他们的文学审美能力被崇西的潮流裹挟、深受西方思潮与国际文学熏陶所致，既不能整体把握后现代思潮在整个哲学史上的位置，更不知道创新的后现代文学缺点所在哪里。对于他们而言，他们除了模仿与借以消遣对现实的不满之外，他们还能做什么？因此，他们是长在红旗下，却是被西方思潮误导毒化的一代。
对于他们而言，创新蕴含对传统与历史批判的解构更能宣泄文人苦闷。他们不知道后现代文艺陷入价值虚无主义与纯粹形式主义的深渊，这是一种灵魂正遭遇的亟待救赎的深重灾难。他们的精神陷入一种尴尬中。集体主义信仰虽然美好但其发展的极端制造了抹杀个体自由的痛苦。个体主义的极端自由质疑宏大叙事与经典价值，但却陷入价值虚无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另一困境，找不到价值方向。没有方向就是方向，没有中心就是中心，生命的精神意义那么无助。嬉皮的、玩世不恭的、艳俗的、形而下的、杂碎的艺术表达自然而然形成滥觞。在东方阵营，历史的惯性正伴随西潮的冲刷反省不断跌落尘泥。而作为社会主义的文艺价值却因为守旧与创新无力难以走出东方影响世界。这背后折射的仍然是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化对峙。
虽然，资本主义一再改良输入了社会主义元素手段但根本上还是资本主义的产权管理制度与分权宪政模式。而国际社会主义实践经历市场化私有化的变革，已经丢盔弃甲。中国作为少数几个坚守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虽历经私有化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其最根本的政治制度也还是社会主义。现在看来，社会主义中国如果不输出它的意识形态价值，展现它与时俱进的真理性与优越性，那么，等待的必然是前苏联的命运。
《悔悟》因为卓越解构苏共社会主义价值有功而获得西方1987年颁给的第40届戛纳电影节三项奖:评委会特别大奖、国际评论奖和联合教会评委会奖。正是这种只有片面反思历史而缺乏价值建树的影片，苏联社会的思想被误导，苏共的民众心理基础开始逆转。果真没出几年，苏共就亡党亡国了。但它给中国既提供了足够的警戒，某种意义上，也为中国走出同类困境竖起了希望。（悔悟电影地址：http://shenma.fuyun.in/item/255.html）
发表时间：2014-06-03 来源：党建网微平台
《悔悟》的公映是苏共意识形态崩溃的开始。这些作品对苏联亡党亡国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前苏联外交官雅科夫列夫
任何艺术形式只是表达思想语言的工具。如果不能跳出艺术看艺术，不能跳出《归来》看《归来》，那么，我们并不完整地懂得艺术，也不完整地懂得《归来》所具有解构社会主义价值的心灵殖民效应。《归来》就是中国版的《悔悟》，它的公映是西方吹响摧垮中共意识形态的结集号！——亚洲新闻周刊主笔刘浩锋
《悔悟》曾吹响西方摧垮苏共意识形态的号角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擒贼先擒王，苏共最高领袖被西方绑架，是苏共走向崩溃的关键枢纽。回顾这段历史，对于避免走弯路与邪路，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具有迫切而严峻的借鉴意义。
在冷战时期，世界文化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共赢关系，而是一种非此即彼思维方式主导下的西方胜利。在这种背景下，苏联格鲁吉亚共和国1984年拍的政治寓言荒诞片《悔悟》又名《忏悔》（Monanieba/Repentance/Pokayanie/1987)就是作为实现西方胜利的工具，撕裂了苏共意识形态阵营，内外勾结引导国家走向整体崩溃的开始。
然而，要了解历史的真相，需要我们从整体性的层面才能有真发现。正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只看到局部历史真相，而忽略了整体，则会导致我们对宏观局势的误判，自然难免会导致亡党亡国的悲剧。
现在我们完全清楚了历史真相。戈尔巴乔夫同西方的合作始于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1984年秋。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雅科夫列夫穿针引线安排了戈尔巴乔夫的英国之行。接待地点不是伦敦政府官邸，而是专门用来接待正式访英外国领导人位于郊区的切克斯别墅，这是一个可以推心置腹进行特殊重要谈话的地方。会见撒切尔夫人后，这位铁娘子对其他各国同事发出信号：“戈尔巴乔夫是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赖。”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联政坛发生了戏剧性的死亡游戏。三名苏共最高领导人接连短命去世。1982年底，76岁的勃列日涅夫去世。68岁的安德罗波夫接班，1984年，69岁的安德罗波夫又逝世，由73岁的契尔年科接任。可是，13个月后契尔年科又不幸接连去世。随即1985年由戈尔巴乔夫接任总书记职务。不能忽视的是，西方领导人对苏共总书记诸如契尔年科等的健康状况了如指掌。可见，当时的苏共领导人处于一种何等难以自保的恶劣环境。
契尔年科去世后，幸运之果看似自然地落在戈尔巴乔夫身上。今天来回顾，稍微有敏感性、不乏正确知见的战略家就不难觉察到，这看似正常死亡背后的不正常可能存在，戈尔巴乔夫上台，证明了这种不正常可能存在——一张伸向苏共的血盆大口。
他的阴谋性完全能够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迫不及待按照西方要求进行的政治改革与大规模的人物换替可以看出端倪。可惜的是，苏共到垮台的那一天，很多高级领导还在钓鱼或者庆贺生日或者旅游或者聚友，他们完全丧失了应有的警惕性与历史责任感。这要归因于西方有效的文化价值的渗透颠覆，正是丘拜斯、盖达尔们鼓吹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改革与个人利益至上的理性人价值，宣称哪怕给强盗，只要能把国有资产拿出来就是好的，完全否定了公有制地位，让苏共领导人为了一己利益最大化，开始侵蚀国有集体的利益，生活变得极度腐烂，导致社会见利忘义道德腐朽、青年思维异化个人权益享乐至上，乃至醉生梦死。这是西方情治系统处心积虑实施的战略。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味保守防御、文化创新无以超越西方文化价值，长期处于西方价值下风，苏共意识形态建设停滞不前僵硬不化的状态，导致了全盘皆输。从这方面而言，中共是否也正在步其后辙呢？
现在清楚了，戈尔巴乔夫通过反腐手段安插了400多名听命于他的共济会人员在重要岗位，他们从组织上合伙将苏共推向绞刑架。1986年12月，高尔基城被流放了六年的萨哈罗夫接到戈尔巴乔夫电话回到莫斯科，此后，他迅速成为苏联的民主派领头人。在这种大背景下，电影《悔悟》1987年通过戈尔巴乔夫点头正式上映。事实上，它成为鼓吹个人自由而刻意忽略以自由名义狼群吞噬羊群的、自由派资本家控制的工具，成为颠覆斯大林社会主义价值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苏共的工具。
这部片子是时任格鲁吉亚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的支持下拍摄的，影片中心思想以寓言方式攻击冷战对峙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制度。雅科夫列夫说，《悔悟》的公映是苏共意识形态崩溃的开始。这些作品对苏联亡党亡国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悔悟》是著名编导田吉兹阿布拉泽执导的三部曲(《祈求》、《愿望之树》、《悔悟》)的第三部。苏联评论家指出：“《悔悟》是涉及我国历史上这一痛苦时期的第一次努力。”
1987年《悔悟》之后不久的短短几年，戈尔巴乔夫为进一步推动指导思想“多元化”，1990年6月以总统名义批准《新闻出版法》，宣布“新闻自由”，接着他又发布电视和广播民主化的总统令，“坚决舍弃苏共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在此之前，国家对出版物都有约束的，发表文章或者播放节目都有党的委员会审查。而戈尔巴乔夫将之取消了。法律只考虑经济利益，而不考虑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只要有钱，想出版什么都可以。只要有钱，传媒把弱智捧为民意代表，把丑女捧成明星。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千种。《新闻出版法》颁布后，反对派和私人办报合法化，官办媒体私营化，到苏联解体前，苏共掌握报刊仅占1.5%。苏联主要媒体很快被境内外私有资本和权贵势力掌控。这些媒体标榜自由，但根本限制反资本权贵的公民舆论权力，对不同声音采取封杀。好比新浪封杀了张宏良、孔庆东的微博。事实很明白，西方鼓吹的人性私恶认知与理性人基础上的自由，本质是狼群对羊群吞噬的丛林法则的自由。缺失道德引领的自由，自由往往是罪恶的庇护所。《悔悟》歌颂与谴责的，是那样的泾渭分明。以致引导苏联民众急遽地走向背弃社会主义、抛弃苏共的结局。
就是这一阶段前后，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官方传媒的私有化、私营传媒的合法化，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卓娅、马特洛索夫等这些共产党的精神领袖与卫国战争的英雄们都被篡改歪曲历史的解构主义手法抹黑了而这些拙劣的手法，中国的最近几年尤为愈演愈烈。毛时代与邓时代的领袖乃及民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都被恶意的歪曲抹黑，颠倒是非，无非是为篡党夺权与和平演变做准备。
《悔悟》的手法也是如此。他塑造了格鲁吉亚小城的最高统治者瓦尔拉姆阿拉维泽这个人物。电影并没有隐瞒他是那么勤奋地为格鲁吉亚人民的利益服务，。电影的镜头主要对准的是冷战对峙下，社会主义控制为了整体的集体主义而牺牲了另一部分个体的利益，对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构成了迫害。但他们显然忽略了在标榜自由的美国，美国执政党也一样对美国共产党采取约束迫害。这些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捍卫濒危的基督教堂，以此表达了他们的西方意识形态立场。瓦尔拉姆恰恰是摧毁这个教堂，逮捕了阴谋反对者们。
从人物造型上，编剧为瓦尔拉姆蓄上了仁丹胡的独裁者形象，非常醒目，这根本就是故意丑化共产党领导人的形象，把他等同于希特勒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剧情第一个悬念是围绕瓦尔拉姆死后被在历史运动中受到迫害者的遗孤将他从墓穴里反复挖出，使之不能入土而引出另一个主人公盗墓女。当盗墓者中枪被捕发现是个女人。故事从女人的法庭申诉转入历史画面的回忆，然后再从个体悲情的历史镜头里拉回现实中。瓦尔拉姆的孙子曾经开枪射伤盗墓女，但听了盗墓女申诉后改变了观念立场，转为支持个人主义的价值立场，以及对父爷辈坚持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理想的质疑与抨击，与由来已久的西方解构主义手法一样，他们天真的否认并没有具体的人民，只有具体的人，认为宏大叙事是虚伪空洞的。最后其在与父亲的价值观冲突中，用爷爷赠送的枪自杀了。这悲剧既可以说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潮误导制造的灾祸，但剧本却以孙子精神“觉悟”与激烈抵触反抗社会主义价值的方式、抑或带着为爷辈赎罪的方式选择自杀。
这一故事的高潮本质上反应的是“觉悟”后瓦尔拉姆的孙子与盗墓女所坚持的个人主义价值、自由主义立场，反对以追求整体公平正义的集体主义的崇高名义抹杀个体自由。而在这场冲突中，最后故事安排了瓦尔拉姆的儿子在沉重打击中获得某种觉醒，愤怒的将其父亲的尸体丢下悬崖。剧情刻意叙述的正是西方建立在私恶价值认知基础上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胜利，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的被抛弃结局。无疑，这种剧情安排不可能仅仅是是文人精心设计的文化炸弹，它目标明确地是在拆解斯大林神话，背后根据有某种神秘的高深背景。
但凡解构主义手法，都是倾注于以偏概全的、以黑子否定太阳光辉的手段，用局部悲剧的扩大解读，无限增加其负面力度，艺术是中性的。它可以被坏人用来作恶误导舆论加速社会分化。它也可以被好人用来行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忽略这种价值倾向，创造纯粹的视觉艺术，甚至以视角冲击力至上来遮蔽灵魂主体的审美功能，从而误导观众内心的价值认知，进一步蒙蔽历史运动整体的崇高属性，这种手法，是后现代哲学思潮在艺术领域的一贯伎俩。它与莫言、余华、贾平凹、王朔、严歌苓等这一代文人的表现手法是一致的。因为他们的文学审美能力被崇西的潮流裹挟、深受西方思潮与国际文学熏陶所致，既不能整体把握后现代思潮在整个哲学史上的位置，更不知道创新的后现代文学缺点所在哪里。对于他们而言，他们除了模仿与借以消遣对现实的不满之外，他们还能做什么？因此，他们是长在红旗下，却是被西方思潮误导毒化的一代。
对于他们而言，创新蕴含对传统与历史批判的解构更能宣泄文人苦闷。他们不知道后现代文艺陷入价值虚无主义与纯粹形式主义的深渊，这是一种灵魂正遭遇的亟待救赎的深重灾难。他们的精神陷入一种尴尬中。集体主义信仰虽然美好但其发展的极端制造了抹杀个体自由的痛苦。个体主义的极端自由质疑宏大叙事与经典价值，但却陷入价值虚无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另一困境，找不到价值方向。没有方向就是方向，没有中心就是中心，生命的精神意义那么无助。嬉皮的、玩世不恭的、艳俗的、形而下的、杂碎的艺术表达自然而然形成滥觞。在东方阵营，历史的惯性正伴随西潮的冲刷反省不断跌落尘泥。而作为社会主义的文艺价值却因为守旧与创新无力难以走出东方影响世界。这背后折射的仍然是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化对峙。
虽然，资本主义一再改良输入了社会主义元素手段但根本上还是资本主义的产权管理制度与分权宪政模式。而国际社会主义实践经历市场化私有化的变革，已经丢盔弃甲。中国作为少数几个坚守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虽历经私有化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其最根本的政治制度也还是社会主义。现在看来，社会主义中国如果不输出它的意识形态价值，展现它与时俱进的真理性与优越性，那么，等待的必然是前苏联的命运。
《悔悟》因为卓越解构苏共社会主义价值有功而获得西方1987年颁给的第40届戛纳电影节三项奖:评委会特别大奖、国际评论奖和联合教会评委会奖。正是这种只有片面反思历史而缺乏价值建树的影片，苏联社会的思想被误导，苏共的民众心理基础开始逆转。果真没出几年，苏共就亡党亡国了。但它给中国既提供了足够的警戒，某种意义上，也为中国走出同类困境竖起了希望。（悔悟电影地址：http://shenma.fuyun.in/item/25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