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的光彩
马友友与他的大提琴
马友友是当今国际乐坛最有天赋的大提琴家。他1955年生于巴黎，其父马孝骏祖籍浙江宁波，是音乐学家；母亲也是著名的声乐家。当马友友四岁时，父母就让他跟着姐姐一起学小提琴。大他四岁的姐姐马友乘小提琴拉得比他好，马友友担心比不过她，就改学大提琴，他觉得大提琴演奏起来很神气。也是在这时，他被巴哈的组曲所吸引，从此与巴哈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姐姐后来却放弃了对音乐的钻研，成了一个小儿科医生。巴哈的无伴奏组曲是每个学大提琴的学生必修的曲子，但它那长达几十页的曲谱，对一个四岁多的孩子来说，实在太难了。马友友的第一个大提琴老师勒平特没有期望马友友能演奏完整的组曲，只要求他每天练习一小段。但不到一个月，马友友已能不看乐谱而演奏全曲了，这着实令老师震惊。他父亲也每晚帮他训练，马友友五岁时，已能演奏三组巴哈组曲，并在巴黎大学举行了他的第一次公开演奏。
1962年，马孝骏接获美国音乐天才儿童机构的教职聘书，举家迁至纽约。马孝骏的学生中，有声名卓著的小提琴家斯特恩的孩子。一天斯特恩听了马友友的演奏，十分欣赏他的音乐造诣，把他介绍给了在茱莉亚音乐学院任教的著名大提琴家罗斯。罗斯听了马友友的演奏后，也对他赞赏备至，便敦促音乐大师伯恩斯坦邀请年仅八岁的马友友参加1963年的慈善演奏会。马友友的才气获得了全美国的瞩目。一年后，他在纽约市卡耐基音乐厅首次登台演奏。其实此时的马友友，对于音乐感到十分迷惘，他虽然拉得一手好琴，却不想步父亲的后尘。直到12岁时，马友友还向姐姐倾诉心事，说自己想当医生，或者成为一个科学家。姐姐劝告友友：“你已经是出色的音乐家了。如果有一天你带着大提琴进入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透过演奏感动人们的心灵，那时你的贡献会比任何医生都大。”姐姐这番话化解了马友友的心结。
虽然是天才儿童，马友友读高中时也和其他青少年一样调皮捣蛋。他经常缺课、喝酒，甚至在参加音乐营时，把大提琴留在室外淋雨。父母在他15岁时，把他送入了离家不远的哥伦比亚大学。1972年，17岁的马友友进了哈佛大学，他学习音乐、历史、人类学、文学和自然科学。尤其在念人类学后，他才恍然大悟：“音乐演奏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分享’。从人类学的角度了解世界，音乐可以使人与人之间得以沟通。”许多评论家认为，马友友擅长于发挥对不同文化的敏锐感觉，具有音乐家的最好才华。而这一切，与马友友的中国血统，和他在法国、美国的生活经历，以及他在哈佛大学的宽泛学习，都有密切关系。马友友19岁时，应英国皇家交响乐团邀请，在伦敦首次亮相，引起轰动。这时的马友友和他的父母亲都意识到，他已经具备了做专业大提琴手的条件；但马友友仍没有离开哈佛。因为在哈佛，还有一位他的知心的女友吉尔。吉尔比友友年长两岁，马友友16岁时在一次音乐营认识了她。经过七年的爱情长跑，他们终于结为连理，并生有一男一女。
马友友有一把1733年在威尼斯制造的蒙特利娜大提琴，他运用这把琴呈现无限的音乐时空，曾11度获得美国格莱美音乐大奖，成为世界古典音乐殿堂里的大师级人物。但马友友并不满足仅仅在古典音乐范畴里独领风骚，他还横跨爵士乐、民族音乐、舞蹈音乐甚至音乐教学，不断地摸索新的方向。1998年，马友友与庭园造景、雕刻建筑、现代舞蹈、电影戏剧、日本歌舞伎表演以及冰上芭蕾这六个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合作的“马友友的巴哈灵感”音乐电影，轰动了世界。
冰上美人关颖珊
2000年和2001年，美国华裔女子关颖珊连续两年获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冠军。2002年4月，关颖珊从五名取得杰出成就的运动员中脱颖而出，获象征全美最佳业余运动员的“苏利文奖”，成为继迪克・巴顿1949年获得苏利文奖后的又一位花样滑冰运动员。
1980年7月7日，关颖珊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那时她哥哥四岁，姐姐才一岁。三个孩子从小就对体育运动感兴趣，哥哥Ron迷上了曲棍球，两姐妹在五六岁的时候爱上了滑冰，并在父母的支持下，开始了正式的滑冰课程。学习滑冰费用很高，姐妹俩请不起专职的教练，只能穿旧的运动服和二手冰鞋。父亲决心把女儿培养成优秀的运动员，每天早上五点，他准时把两个女儿从熟睡中叫醒，开始了三个小时的晨练，然后分头上班、上学。为了不让女儿中途放弃，父女仨定下一个约定，那就是五年以后要成为国家级的运动员。为此，二姐妹每三个月就要参加一次等级考试。美国女子单人滑的等级考试一共分八级，只有通过所有级别的考试才有机会成为国家级运动员。大部分女孩子每年只通过一级。关颖珊从一开始就有点与众不同，每次周末去训练，她都非常兴奋，并有极高的悟性，总能暗暗学到一些高难度动作，比其他的同学明显高出一个档次。
训练是枯燥乏味的，从第一天起，关颖珊就没有了节假日，即使圣诞节她也在训练场上。终于，关颖珊十岁时，在地区举办的少年比赛中夺得了个人第一名，这为她争取到了一份国际滑冰基金会提供的奖学金。这时，为了全力支持两个女儿的滑冰事业，父母带着孩子迁到安瑞海德湖城，姐妹俩开始了在冰堡每周三天的正规训练。她们的教练是福兰克・卡罗尔。1992年，关颖珊终于通过了美国国家级水平测试，这比当初约定的五年时间提前了四个月。1993年关颖珊开始崭露头角，参加了美国奥林匹克锦标赛。当她在二万五千
多名观众面前完成了六个三周跳的时候，她知道自己终于走在了通向奥运顶峰的辉煌道路上。1994年的世锦赛上，这位最年轻的选手赢得了冠军。
1995－1996年赛季，是关颖珊的金牌季节。她的变化震惊了冰坛，人们记忆中梳着马尾辫的小姑娘变得成熟了。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一些，关颖珊特意给自己梳了新潮的发型，这样裁判打分时就不会受年龄的干扰。在那个赛季，她参加了十个比赛，得了九个冠军，包括世锦赛冠军。在世锦赛上，她以微弱的优势超过了滑得很完美的中国选手陈露。可能是因为太疲劳了，1996－1997年赛季，对关颖珊来说是个低谷。在1997年的世锦赛上，她滑倒了，随后又失误频频，两年来一直春风得意的关颖珊，被年仅14岁的俄罗斯小将特拉・利宾斯基击败，让出了冠军的位置。关颖珊觉得自己好像走进了一个死胡同，满脑子只有输赢。之后，在瑞士洛桑举行的世锦赛上，关颖珊的规定动作只得了第四名，几乎没有机会超过利宾斯基。回到更衣室，她狠狠地拉开鞋带，拼命打了自己两个耳光。这时有人进来了，她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激动，放声大哭，然后又狂笑。她说：“当时我觉得如果自己不能赢的话，我就会死掉。”好久好久，关颖珊才明白过来：失利并不代表自己的末日，而心态才是影响运动员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在两天后的自选动作中，她出色的发挥超过了利宾斯基，最终得到了第二名。
1998年的关颖珊再次迎来了冰场上的辉煌，世界花样滑冰界甚至刮起了一股“关颖珊旋风”。她开始在友好运动会、全美锦标赛、世界锦标赛上像摘果子一样摘取金牌，甚至奇迹般地得到评委的15个满分。2001年初，关颖珊先是解聘了舞美设计师尼库尔，10月她又解聘了自出道以来就担任自己教练的卡洛尔。她说：“年轻时的我，一切都听凭教练的指挥。但如今双方观点时有冲突，既然我已经独立成熟了，就没有必要固守着这种让人感觉不舒服的框架。”2002年的冬奥会，关颖珊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她是首位没有教练指导的花样滑冰运动员。
杜维明的儒家伦理课
杜维明在美国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到普林斯顿任教三年，在伯克莱加大任教十年。1982年他正式应邀返回哈佛任教，1988年担任哈佛东亚系主任，并荣膺美国人文艺术科学院哲学组院士。1996年，杜维明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哈佛的核心课程中，有属于通识教育的博士生必修课。原先杜维明教的都是西方课程，大约十几年前，他向校方提出开一门儒家伦理课，开始在普通教室讲儒家伦理。后来学生太多，他改在梯形教室上课；梯形教室学生坐不下了，改到大礼堂上课；大礼堂又坐不下了，改到哈佛最大的山得斯（Sanders）剧院讲课。山得斯的两层圆形讲堂，满满地坐着六七百学生。杜维明用英语讲儒学，尽管他讲的是两千多年前的孔孟，听者大都是美国现代青年，但他们觉得所讲的都与自己相关。孔孟学说与现代美国青年有什么关系？杜维明认为，人不是孤立的人，人际是一个个同心圆，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会一层层地往外影响他人。他讲的是儒家哲学，但他常常以比较宗教学、伦理学和美学的视野，来阐明儒家传统及其现代化，这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偌大一个哈佛，只有杜维明一人是在山得斯剧院上课的，这也体现了中国文化课堂之大。上课时，杜维明左手插在裤兜里，右手比划着在讲台上走来走去，儒雅而有风度。他着力讲话时，脑袋偏向左侧，加上高挑的左眉和高起的左肩，无意中显示了一种执拗的牛劲。杜维明讲话很快，他讲述他的学术观点时，几乎没有句号。而每当别人发言时，他总像一个最上进的低年级学生，勤奋地做着笔记。在课堂上，杜维明总要留出一些时间让学生提问。他一说大家可以提问了，台下很多学生都举起手来。杜维明的助教就拿过麦克风，走到一个个举手的学生面前。那麦克风看上去就像是接力棒――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接力棒。下课时，全场掌声哗哗，仿佛是中国的鞭炮在西方世界震响。
多年来，杜维明辛勤奔波于全球各地，以开放的心态讲授儒家哲学。在他随身携带的黑包上贴满了航空标签。为此，他不得不常常把哈佛的课程排在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四上完课就直奔机场，星期一可以从机场直奔教室。他已经没有了时差，下机就演讲，或者演讲完就去机场，人们称他为“儒学飞人”。杜维明的生活中有许多故事：他五年没在家过圣诞节了，因为圣诞的长假，是他最可以飞出去演讲的时候；惟独1998年圣诞例外，他病了。在哈佛这个英语世界，杜维明还首创以汉语作通用讨论语言――那是在哈佛儒学研讨会上。他提出的理念，总是和社会变迁、人类进步相关，中国文化和现代化碰撞激发的智慧，使他把儒学从书斋引到现实世界。杜维明认为：各种文化都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当今世界，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普及意义。在他的影响下，东亚研究已成为哈佛课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哈佛的学生中，有25％以上希望选择与东亚有关的学科，学中文的已超过了学德文的。
杜维明对中国文化的执著，也影响了他的下一代。美国华裔的孩子，都怕念中文，因为平时用不着；下了中文课后，大多不愿讲中文。一个中文学校的老师在课堂上问：你们中间谁是自愿念中文的？只有两个女孩举手。老师很吃惊，因为这两个女孩并不是纯华裔后代，她们的母亲是美国人，但父亲是中国人――他叫杜维明。（赵坚摘编）
摘自《50华人纵横天下》旷建庄主编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年5月版22.80元
《文汇报》2003年7月27日
马友友与他的大提琴
马友友是当今国际乐坛最有天赋的大提琴家。他1955年生于巴黎，其父马孝骏祖籍浙江宁波，是音乐学家；母亲也是著名的声乐家。当马友友四岁时，父母就让他跟着姐姐一起学小提琴。大他四岁的姐姐马友乘小提琴拉得比他好，马友友担心比不过她，就改学大提琴，他觉得大提琴演奏起来很神气。也是在这时，他被巴哈的组曲所吸引，从此与巴哈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姐姐后来却放弃了对音乐的钻研，成了一个小儿科医生。巴哈的无伴奏组曲是每个学大提琴的学生必修的曲子，但它那长达几十页的曲谱，对一个四岁多的孩子来说，实在太难了。马友友的第一个大提琴老师勒平特没有期望马友友能演奏完整的组曲，只要求他每天练习一小段。但不到一个月，马友友已能不看乐谱而演奏全曲了，这着实令老师震惊。他父亲也每晚帮他训练，马友友五岁时，已能演奏三组巴哈组曲，并在巴黎大学举行了他的第一次公开演奏。
1962年，马孝骏接获美国音乐天才儿童机构的教职聘书，举家迁至纽约。马孝骏的学生中，有声名卓著的小提琴家斯特恩的孩子。一天斯特恩听了马友友的演奏，十分欣赏他的音乐造诣，把他介绍给了在茱莉亚音乐学院任教的著名大提琴家罗斯。罗斯听了马友友的演奏后，也对他赞赏备至，便敦促音乐大师伯恩斯坦邀请年仅八岁的马友友参加1963年的慈善演奏会。马友友的才气获得了全美国的瞩目。一年后，他在纽约市卡耐基音乐厅首次登台演奏。其实此时的马友友，对于音乐感到十分迷惘，他虽然拉得一手好琴，却不想步父亲的后尘。直到12岁时，马友友还向姐姐倾诉心事，说自己想当医生，或者成为一个科学家。姐姐劝告友友：“你已经是出色的音乐家了。如果有一天你带着大提琴进入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透过演奏感动人们的心灵，那时你的贡献会比任何医生都大。”姐姐这番话化解了马友友的心结。
虽然是天才儿童，马友友读高中时也和其他青少年一样调皮捣蛋。他经常缺课、喝酒，甚至在参加音乐营时，把大提琴留在室外淋雨。父母在他15岁时，把他送入了离家不远的哥伦比亚大学。1972年，17岁的马友友进了哈佛大学，他学习音乐、历史、人类学、文学和自然科学。尤其在念人类学后，他才恍然大悟：“音乐演奏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分享’。从人类学的角度了解世界，音乐可以使人与人之间得以沟通。”许多评论家认为，马友友擅长于发挥对不同文化的敏锐感觉，具有音乐家的最好才华。而这一切，与马友友的中国血统，和他在法国、美国的生活经历，以及他在哈佛大学的宽泛学习，都有密切关系。马友友19岁时，应英国皇家交响乐团邀请，在伦敦首次亮相，引起轰动。这时的马友友和他的父母亲都意识到，他已经具备了做专业大提琴手的条件；但马友友仍没有离开哈佛。因为在哈佛，还有一位他的知心的女友吉尔。吉尔比友友年长两岁，马友友16岁时在一次音乐营认识了她。经过七年的爱情长跑，他们终于结为连理，并生有一男一女。
马友友有一把1733年在威尼斯制造的蒙特利娜大提琴，他运用这把琴呈现无限的音乐时空，曾11度获得美国格莱美音乐大奖，成为世界古典音乐殿堂里的大师级人物。但马友友并不满足仅仅在古典音乐范畴里独领风骚，他还横跨爵士乐、民族音乐、舞蹈音乐甚至音乐教学，不断地摸索新的方向。1998年，马友友与庭园造景、雕刻建筑、现代舞蹈、电影戏剧、日本歌舞伎表演以及冰上芭蕾这六个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合作的“马友友的巴哈灵感”音乐电影，轰动了世界。
冰上美人关颖珊
2000年和2001年，美国华裔女子关颖珊连续两年获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冠军。2002年4月，关颖珊从五名取得杰出成就的运动员中脱颖而出，获象征全美最佳业余运动员的“苏利文奖”，成为继迪克・巴顿1949年获得苏利文奖后的又一位花样滑冰运动员。
1980年7月7日，关颖珊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那时她哥哥四岁，姐姐才一岁。三个孩子从小就对体育运动感兴趣，哥哥Ron迷上了曲棍球，两姐妹在五六岁的时候爱上了滑冰，并在父母的支持下，开始了正式的滑冰课程。学习滑冰费用很高，姐妹俩请不起专职的教练，只能穿旧的运动服和二手冰鞋。父亲决心把女儿培养成优秀的运动员，每天早上五点，他准时把两个女儿从熟睡中叫醒，开始了三个小时的晨练，然后分头上班、上学。为了不让女儿中途放弃，父女仨定下一个约定，那就是五年以后要成为国家级的运动员。为此，二姐妹每三个月就要参加一次等级考试。美国女子单人滑的等级考试一共分八级，只有通过所有级别的考试才有机会成为国家级运动员。大部分女孩子每年只通过一级。关颖珊从一开始就有点与众不同，每次周末去训练，她都非常兴奋，并有极高的悟性，总能暗暗学到一些高难度动作，比其他的同学明显高出一个档次。
训练是枯燥乏味的，从第一天起，关颖珊就没有了节假日，即使圣诞节她也在训练场上。终于，关颖珊十岁时，在地区举办的少年比赛中夺得了个人第一名，这为她争取到了一份国际滑冰基金会提供的奖学金。这时，为了全力支持两个女儿的滑冰事业，父母带着孩子迁到安瑞海德湖城，姐妹俩开始了在冰堡每周三天的正规训练。她们的教练是福兰克・卡罗尔。1992年，关颖珊终于通过了美国国家级水平测试，这比当初约定的五年时间提前了四个月。1993年关颖珊开始崭露头角，参加了美国奥林匹克锦标赛。当她在二万五千
多名观众面前完成了六个三周跳的时候，她知道自己终于走在了通向奥运顶峰的辉煌道路上。1994年的世锦赛上，这位最年轻的选手赢得了冠军。
1995－1996年赛季，是关颖珊的金牌季节。她的变化震惊了冰坛，人们记忆中梳着马尾辫的小姑娘变得成熟了。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一些，关颖珊特意给自己梳了新潮的发型，这样裁判打分时就不会受年龄的干扰。在那个赛季，她参加了十个比赛，得了九个冠军，包括世锦赛冠军。在世锦赛上，她以微弱的优势超过了滑得很完美的中国选手陈露。可能是因为太疲劳了，1996－1997年赛季，对关颖珊来说是个低谷。在1997年的世锦赛上，她滑倒了，随后又失误频频，两年来一直春风得意的关颖珊，被年仅14岁的俄罗斯小将特拉・利宾斯基击败，让出了冠军的位置。关颖珊觉得自己好像走进了一个死胡同，满脑子只有输赢。之后，在瑞士洛桑举行的世锦赛上，关颖珊的规定动作只得了第四名，几乎没有机会超过利宾斯基。回到更衣室，她狠狠地拉开鞋带，拼命打了自己两个耳光。这时有人进来了，她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激动，放声大哭，然后又狂笑。她说：“当时我觉得如果自己不能赢的话，我就会死掉。”好久好久，关颖珊才明白过来：失利并不代表自己的末日，而心态才是影响运动员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在两天后的自选动作中，她出色的发挥超过了利宾斯基，最终得到了第二名。
1998年的关颖珊再次迎来了冰场上的辉煌，世界花样滑冰界甚至刮起了一股“关颖珊旋风”。她开始在友好运动会、全美锦标赛、世界锦标赛上像摘果子一样摘取金牌，甚至奇迹般地得到评委的15个满分。2001年初，关颖珊先是解聘了舞美设计师尼库尔，10月她又解聘了自出道以来就担任自己教练的卡洛尔。她说：“年轻时的我，一切都听凭教练的指挥。但如今双方观点时有冲突，既然我已经独立成熟了，就没有必要固守着这种让人感觉不舒服的框架。”2002年的冬奥会，关颖珊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她是首位没有教练指导的花样滑冰运动员。
杜维明的儒家伦理课
杜维明在美国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到普林斯顿任教三年，在伯克莱加大任教十年。1982年他正式应邀返回哈佛任教，1988年担任哈佛东亚系主任，并荣膺美国人文艺术科学院哲学组院士。1996年，杜维明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哈佛的核心课程中，有属于通识教育的博士生必修课。原先杜维明教的都是西方课程，大约十几年前，他向校方提出开一门儒家伦理课，开始在普通教室讲儒家伦理。后来学生太多，他改在梯形教室上课；梯形教室学生坐不下了，改到大礼堂上课；大礼堂又坐不下了，改到哈佛最大的山得斯（Sanders）剧院讲课。山得斯的两层圆形讲堂，满满地坐着六七百学生。杜维明用英语讲儒学，尽管他讲的是两千多年前的孔孟，听者大都是美国现代青年，但他们觉得所讲的都与自己相关。孔孟学说与现代美国青年有什么关系？杜维明认为，人不是孤立的人，人际是一个个同心圆，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会一层层地往外影响他人。他讲的是儒家哲学，但他常常以比较宗教学、伦理学和美学的视野，来阐明儒家传统及其现代化，这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偌大一个哈佛，只有杜维明一人是在山得斯剧院上课的，这也体现了中国文化课堂之大。上课时，杜维明左手插在裤兜里，右手比划着在讲台上走来走去，儒雅而有风度。他着力讲话时，脑袋偏向左侧，加上高挑的左眉和高起的左肩，无意中显示了一种执拗的牛劲。杜维明讲话很快，他讲述他的学术观点时，几乎没有句号。而每当别人发言时，他总像一个最上进的低年级学生，勤奋地做着笔记。在课堂上，杜维明总要留出一些时间让学生提问。他一说大家可以提问了，台下很多学生都举起手来。杜维明的助教就拿过麦克风，走到一个个举手的学生面前。那麦克风看上去就像是接力棒――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接力棒。下课时，全场掌声哗哗，仿佛是中国的鞭炮在西方世界震响。
多年来，杜维明辛勤奔波于全球各地，以开放的心态讲授儒家哲学。在他随身携带的黑包上贴满了航空标签。为此，他不得不常常把哈佛的课程排在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四上完课就直奔机场，星期一可以从机场直奔教室。他已经没有了时差，下机就演讲，或者演讲完就去机场，人们称他为“儒学飞人”。杜维明的生活中有许多故事：他五年没在家过圣诞节了，因为圣诞的长假，是他最可以飞出去演讲的时候；惟独1998年圣诞例外，他病了。在哈佛这个英语世界，杜维明还首创以汉语作通用讨论语言――那是在哈佛儒学研讨会上。他提出的理念，总是和社会变迁、人类进步相关，中国文化和现代化碰撞激发的智慧，使他把儒学从书斋引到现实世界。杜维明认为：各种文化都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当今世界，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普及意义。在他的影响下，东亚研究已成为哈佛课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哈佛的学生中，有25％以上希望选择与东亚有关的学科，学中文的已超过了学德文的。
杜维明对中国文化的执著，也影响了他的下一代。美国华裔的孩子，都怕念中文，因为平时用不着；下了中文课后，大多不愿讲中文。一个中文学校的老师在课堂上问：你们中间谁是自愿念中文的？只有两个女孩举手。老师很吃惊，因为这两个女孩并不是纯华裔后代，她们的母亲是美国人，但父亲是中国人――他叫杜维明。（赵坚摘编）
摘自《50华人纵横天下》旷建庄主编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年5月版22.80元
《文汇报》2003年7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