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论于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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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很好啊，干嘛新浪要删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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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自然，我只说自己的感受和看法
and just for fun
lfe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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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問的問題真大。歷史是人的行為，行為來自人的觀點，觀點不變，歷史就會重演。
譬如：如果中國人(還)相信 "槍桿子裡出政權"，我們就能預期中共要在軍事革命中倒下。
怎麼改變觀點呢，當然要靠教育注入新思想，改掉一些舊的思考習慣，譬如成王敗寇，個人英雄主義崇拜 (這些我在本論壇上還是看得很多呀)，順便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另外我覺得舊文化特別缺乏同理心(empathy)的訓練。加拿大的小孩子現在都要經過這些訓練，抱一個真人娃娃到班上，讓小孩子思考娃娃的需求與想法。還有一個很有中國特色的文化我想一定要丟掉的，就是 "人情凌駕制度" 的關係文化。關係文化造成階級固化，貧富差距增加，上面的腐化，下面的怨恨。
最后编辑:
转自：
http://blog.boxun.com/hero/201006/myspace/1_1.shtml
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多年前在与洪哲胜先生的往来邮件里，看到这位“台湾民主运动的老兵”称一九四九年败 落台湾的国民党人员为“外省人”。这个在大陆的用语习惯里多少含有地域歧视的称谓，使我意识到当年的台湾本地人和那些突然大规模涌入 的战败者之间的隔阂。当然，洪老意指并非地理意义上的歧视，而是这群狼狈的涌入者竟反客为主，不与本地人平等相待也就罢了，甚 至把枪炮坦克指向了他们，在这个狭促的孤岛上俨然以征服者自居。
后来杨德昌的经典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让我在“二·二八”、戒严等历史概念 之外，对这些特殊的“外省人”在台湾的生活有了更具体的一点了解。杨德昌这部电影主要讲的是“外省二代”们的故事，也就是他们的父母 来台后的“成果”，借用他们中的一个马英九的说法就是，大陆酝酿、台湾制造。他们中的另一个，作家龙应台女士，以展现自己 的父辈们在一九四九年大变局中溃败台湾的遭遇为初衷，在六十年后写下了这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龙应台说，这是一本关于失败者的 书，在一九四九年前后他们大多是怀有梦想的年轻人，却被战争机器所裹挟，身不由己地四处飘零，最后汇到台湾这个小岛上。
“如果，有人说，他们是战争的“失败者”，
那么，所以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都是。
正是他们，以“失败”教导了我们，
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
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
战争，有“胜利者”者吗？
我，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曾经我对于这场大变局的了解，仅限于学校教科书上既意识形态化又非常中国化的“成王 败寇”的定论。在大陆的教育灌输里，四九年那辉煌而伟大的胜利充斥于各种科目的教科书里。我还记得无论哪个老师，一 讲到三大战役他们都会兴高采烈地和年少的学生们一起计算，这三场仗一共干掉了多少国民党反动派，答案是一百五十多万。后来我知道主要 靠人海战术的解放军的伤亡也不会是小数目，只是他们羞于把这也真实地写在教科书上。当时坐在教室里思想纯洁的我们，为这些阿拉伯数字 而感到振奋，但渐渐地我也不禁心生疑问：这一百五十多万也都是中国人吧。现在我明白，他们既是一百五十多万中国人，也是一 百五十多万条生命，与我们一样都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有血有肉的人，牵连着上百万个家庭。就算不想引导学生们反思战争的残酷，也 不应如此夸耀这些数字，我们的教育灌输让孩子们从小就习惯于血腥和残忍，让他们学会在血的祭坛上欢呼胜利，让他们认为在某 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杀戮是件伟光正的事情。
即使后来不再相信教科书的灌输，我对于那场内战的失败者们的了解仍是模糊的。作 为生长于大陆的年轻人，只能以看待历史的眼光去认知那些史实和概念，我知道自己这种认知是很难真正具体到血与肉的。作为“失败者”的 下一代的龙应台则不存在这样的认知隔膜，她在港台所处的文化位势也使她有能力调动大量的资源，来展现“失败者”们的痛楚。即使如此， 当我初看到这个定位很“大”的书名后，还是有点怀疑龙应台能否深入而具体地驾驭这个宏观的题旨。但正文前的这几段“以身为 ‘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的话，使我打消了这样的顾虑。它传达出作者规避了具体的意识形态化的是非成败的论调，并且以人文 情怀、立足于人道主义来写战争，有着更高的价值追求，至少不会带着替父辈们发泄仇怨的目的来展现这个题旨。
在犀利的杂文之外，龙应台也是个能以女作家所特有的细腻和煽情的笔触，来 调动读者的情绪和阅读兴趣的高手。她的许多温情脉脉的随笔、散文和小说常见诸于大陆报刊，题材多为亲情伦理、见闻感受、生活感悟等， 这些大多精短的文章写得很好很圆满，但也仅此而已，并非我的阅读兴趣所在。关于《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龙应台在采访中声称以文学叙事 来展现这段“大历史”，我不禁疑虑她会不会搞得大而无当？对散文式的写作而言，主旨再宏大也应在书写中落实到具体细微处，否则就只能 流于飘忽。读过全书后我明白，思辨评述的方式是历史研究者们才应采取的，并非历史学家的龙应台放弃这种方式无疑是明智的；在 采取文学化的表达方式来直观叙史的同时，龙应台从头至尾都以人伦情感为基点，立足于具体的人物遭际。所有人物的命运汇到一块，支 撑起一九四九年从大江到大海的时代流离图景。
这便是龙应台这部著作在写作方式上的得当之处，对此他在书中也有过谦逊的表述：“我 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飞力普（作者次子——引者注），没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 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譬如 说，请问，你如何准确地叙述一把刀把头颅劈成两半的‘痛’，又如何把这种‘痛’，和亲人扑在尸体上的‘恸’来做比较……所以我只能给 你一个‘以偏概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道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
在龙应台这些“绝对个人的传输”的记述里，很多故事惨烈得让我不忍卒读，以 前能带给我如此强烈的阅读感受的只有廖亦武的底层访谈系列。双方题材不同、文笔相异，但都以个体命运为言说基点，这种对每一滴血、每 一滴泪的直观描画，也许比抽象的理论评述更需要执笔的勇气。读完全书，我脑海中满是时代流离中破碎而慌乱的个人意象：龙应 台的母亲在火车站痛苦地犹疑，要不要带上幼小的儿子逃亡；龙应台的父亲与他的母亲诀别时无言地相视；下车方便的女人在火车突然开动后 哭号着追赶，她的孩子还在车上；流亡学生们在颠沛流离的途中就地升国旗、唱国歌、读书、听课；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的钱穆和他的学生余英时，为了生活拼命地写稿；林精武在战场上好容易吃到一碗猪肉，炮弹落下，等他回过神来看到碗里满是战友的血肉；共军蹂躏村民后国民党扣下尸体，让家属在记者面前展览他们的悲痛；长春围城中平民被赶到两军对峙的中间地带，成为活靶子和掩体；被母亲丢弃的奄 奄一息的婴儿，趴在地上微弱地蠕动着；被围困的士兵给在家乡“死也心甘情愿地等你”的女子，写下“至死也不会忘记你”的绝笔情书……
龙应台特意到长春求证的“长春围城”是我此前闻所未闻的，她说连大多数长春市民似乎 都已忘掉了这段惨剧。一九四八年五月，林彪的部队正式封锁长春，下令要使这座城市成为死城。共产党说得出做得到，最后城内饿死的人数 大约有几十万。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我们的官方记录里，胜利者们所描述的长春围城被称为“兵不血刃”的光荣解放。内战时流 亡南方的山东联中和豫横联中也是我所不知道的，他们在那些早就认清共产政权真面目的老师们的带领下，翻山越岭南下，途中一边流离一边 上课。他们中最后只有少部分到达了台湾，但当时残败的国民党政权也好不到哪里去，不少学生又被抓去入伍打仗。老师们为学生 奔走抗议，最终以烟台中学校长张敏之为首的七位师长，被当做匪谍枪决。
还有一部分流亡学生和一支国民党残部被赶进了中越边境的深山里，当他们终于翻越深 山，却又被当时占据越南的法国军队囚禁于集中营里。其中的一个学生赵连发身上带着一本《古文观止》，那是他的同学马淑玲留 给他的纪念礼物。在原始部落一样的集中营里，“三百个师生和从前五千个师生一样，坐下来就读书。在没水没电的越南煤矿区空地上开学，这 本从河南南阳带出来的《古文观止》，成为唯一的教材。校长张子静要全校学生分页相互抄写，人手一份，然后严格要求：每个人背下三十 篇。有一次，夜里营房失火，一团惊慌中，学生们看见校长从草屋里急急奔出来，怀里只抱着一个东西，就是那个海外孤本《古文观止》—— 他还穿着睡衣，赤着脚。”直至三年半后，这些被困越南的人才通过国际交涉被送去了台湾。
三十年后，从火灾中抱着《古文观止》赤脚往外跑的张校长，在台湾把书亲手奉还当年的 学生赵连发，流泪说：“将来两岸开放后，你回老家时，把书带回去给马淑玲，告诉她，校长代表全校师生向她表示谢意。”六十年后，赵 连发真回大陆找到了马淑玲，双手奉上那本《古文观止》。“完整的一本书，没少一页，只是那书纸，都黄了。”抛开那些已没有意义的意识 形态立场，我之所以详述关于流亡老师和学生们的故事，就是想说明：这样一个国家、一个群体，无论多么败落、凄惨、麻木、愚昧、逆 来顺受、残忍嗜血、歧途连连，其中总还能有些闪光的、值得坚守的、让我们怀有希望的东西，哪怕那只是时代洪流中最柔弱的星星点点。
龙应台最初的写作目的在于讲述父辈们战败后的流亡历程，应该是写作过程中接触了越来越丰富的资料，最终她以更具人文精神的笔触，以展现战祸之流离、个体之柔弱、死亡之残酷，深入到对国家与战争的反思层面上。那 些被时代所伤害与侮辱的人们，不仅包括内战双方和战乱中的平民，甚至还有某些身不由己的纳粹军官和年轻的日本士兵，那些台 籍日本兵的伤痛更是她展现的另一个重心。当一九四五年国民党接收台湾时，这里已被日本人统治了半个世纪。年轻一代完全在日本文化的教 育灌输里长大，他们中很多人踊跃争取为天皇上战场打仗的机会，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四邻将此视作无上的荣耀。当国民政府收回台 湾时，这些人很难说自己是解放了还是沦陷了，有些台籍日本兵在东京审判中被判了刑。用所谓民族大义苛责他们是无力的，就像 四九年后的大陆人必须接受共产党的教育灌输、台湾人必须接受国民党的教育灌输一样，我们都是被伤害与侮辱的人。
龙应台说，向所以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致敬。我认为在宏观上把责任归咎于大时 代的同时，也应把功过、是非尤其是责任，反思和落实到具体的每一次变局、每一次转折、每一个事件、每一个个体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被 伤害与侮辱的人也是伤害与侮辱别人的人。中国整个二十世纪的战乱和灾难，屡入歧途的迷失，杀戮、极权、暴政的盛行，每一个个体都有着 不容回避的责任。社会个体长久而普遍存在的错误，往往通过集体无意识的共通心理，酿成长久而深重的时代大错。
“如果每一个十九岁的人，自己都能独立思考，而且，在价值混淆不清、局势动荡昏暗的 关键时刻，还能够看清自己的位置、分辨什么是真正的价值，这个世界，会不会有一点不一样呢？”这是龙应台对自己生活于德国 的儿子说的话。显然，对今天台湾和德国的年轻人而言，独立的思考和价值判断只是他们自己愿不愿意为之的问题。而对于大陆的 年轻人，则更需要智慧、理念、策略和勇气，甚至要时刻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这是更艰难的，却是更有意义的，如果每一个大陆的年轻人都 能独立思考，这个国家肯定会非常地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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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多年前在与洪哲胜先生的往来邮件里，看到这位“台湾民主运动的老兵”称一九四九年败 落台湾的国民党人员为“外省人”。这个在大陆的用语习惯里多少含有地域歧视的称谓，使我意识到当年的台湾本地人和那些突然大规模涌入 的战败者之间的隔阂。当然，洪老意指并非地理意义上的歧视，而是这群狼狈的涌入者竟反客为主，不与本地人平等相待也就罢了，甚 至把枪炮坦克指向了他们，在这个狭促的孤岛上俨然以征服者自居。
后来杨德昌的经典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让我在“二·二八”、戒严等历史概念 之外，对这些特殊的“外省人”在台湾的生活有了更具体的一点了解。杨德昌这部电影主要讲的是“外省二代”们的故事，也就是他们的父母 来台后的“成果”，借用他们中的一个马英九的说法就是，大陆酝酿、台湾制造。他们中的另一个，作家龙应台女士，以展现自己 的父辈们在一九四九年大变局中溃败台湾的遭遇为初衷，在六十年后写下了这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龙应台说，这是一本关于失败者的 书，在一九四九年前后他们大多是怀有梦想的年轻人，却被战争机器所裹挟，身不由己地四处飘零，最后汇到台湾这个小岛上。
“如果，有人说，他们是战争的“失败者”，
那么，所以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都是。
正是他们，以“失败”教导了我们，
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
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
战争，有“胜利者”者吗？
我，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曾经我对于这场大变局的了解，仅限于学校教科书上既意识形态化又非常中国化的“成王 败寇”的定论。在大陆的教育灌输里，四九年那辉煌而伟大的胜利充斥于各种科目的教科书里。我还记得无论哪个老师，一 讲到三大战役他们都会兴高采烈地和年少的学生们一起计算，这三场仗一共干掉了多少国民党反动派，答案是一百五十多万。后来我知道主要 靠人海战术的解放军的伤亡也不会是小数目，只是他们羞于把这也真实地写在教科书上。当时坐在教室里思想纯洁的我们，为这些阿拉伯数字 而感到振奋，但渐渐地我也不禁心生疑问：这一百五十多万也都是中国人吧。现在我明白，他们既是一百五十多万中国人，也是一 百五十多万条生命，与我们一样都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有血有肉的人，牵连着上百万个家庭。就算不想引导学生们反思战争的残酷，也 不应如此夸耀这些数字，我们的教育灌输让孩子们从小就习惯于血腥和残忍，让他们学会在血的祭坛上欢呼胜利，让他们认为在某 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杀戮是件伟光正的事情。
即使后来不再相信教科书的灌输，我对于那场内战的失败者们的了解仍是模糊的。作 为生长于大陆的年轻人，只能以看待历史的眼光去认知那些史实和概念，我知道自己这种认知是很难真正具体到血与肉的。作为“失败者”的 下一代的龙应台则不存在这样的认知隔膜，她在港台所处的文化位势也使她有能力调动大量的资源，来展现“失败者”们的痛楚。即使如此， 当我初看到这个定位很“大”的书名后，还是有点怀疑龙应台能否深入而具体地驾驭这个宏观的题旨。但正文前的这几段“以身为 ‘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的话，使我打消了这样的顾虑。它传达出作者规避了具体的意识形态化的是非成败的论调，并且以人文 情怀、立足于人道主义来写战争，有着更高的价值追求，至少不会带着替父辈们发泄仇怨的目的来展现这个题旨。
在犀利的杂文之外，龙应台也是个能以女作家所特有的细腻和煽情的笔触，来 调动读者的情绪和阅读兴趣的高手。她的许多温情脉脉的随笔、散文和小说常见诸于大陆报刊，题材多为亲情伦理、见闻感受、生活感悟等， 这些大多精短的文章写得很好很圆满，但也仅此而已，并非我的阅读兴趣所在。关于《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龙应台在采访中声称以文学叙事 来展现这段“大历史”，我不禁疑虑她会不会搞得大而无当？对散文式的写作而言，主旨再宏大也应在书写中落实到具体细微处，否则就只能 流于飘忽。读过全书后我明白，思辨评述的方式是历史研究者们才应采取的，并非历史学家的龙应台放弃这种方式无疑是明智的；在 采取文学化的表达方式来直观叙史的同时，龙应台从头至尾都以人伦情感为基点，立足于具体的人物遭际。所有人物的命运汇到一块，支 撑起一九四九年从大江到大海的时代流离图景。
这便是龙应台这部著作在写作方式上的得当之处，对此他在书中也有过谦逊的表述：“我 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飞力普（作者次子——引者注），没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 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譬如 说，请问，你如何准确地叙述一把刀把头颅劈成两半的‘痛’，又如何把这种‘痛’，和亲人扑在尸体上的‘恸’来做比较……所以我只能给 你一个‘以偏概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道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
在龙应台这些“绝对个人的传输”的记述里，很多故事惨烈得让我不忍卒读，以 前能带给我如此强烈的阅读感受的只有廖亦武的底层访谈系列。双方题材不同、文笔相异，但都以个体命运为言说基点，这种对每一滴血、每 一滴泪的直观描画，也许比抽象的理论评述更需要执笔的勇气。读完全书，我脑海中满是时代流离中破碎而慌乱的个人意象：龙应 台的母亲在火车站痛苦地犹疑，要不要带上幼小的儿子逃亡；龙应台的父亲与他的母亲诀别时无言地相视；下车方便的女人在火车突然开动后 哭号着追赶，她的孩子还在车上；流亡学生们在颠沛流离的途中就地升国旗、唱国歌、读书、听课；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的钱穆和他的学生余英时，为了生活拼命地写稿；林精武在战场上好容易吃到一碗猪肉，炮弹落下，等他回过神来看到碗里满是战友的血肉；共军蹂躏村民后国民党扣下尸体，让家属在记者面前展览他们的悲痛；长春围城中平民被赶到两军对峙的中间地带，成为活靶子和掩体；被母亲丢弃的奄 奄一息的婴儿，趴在地上微弱地蠕动着；被围困的士兵给在家乡“死也心甘情愿地等你”的女子，写下“至死也不会忘记你”的绝笔情书……
龙应台特意到长春求证的“长春围城”是我此前闻所未闻的，她说连大多数长春市民似乎 都已忘掉了这段惨剧。一九四八年五月，林彪的部队正式封锁长春，下令要使这座城市成为死城。共产党说得出做得到，最后城内饿死的人数 大约有几十万。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我们的官方记录里，胜利者们所描述的长春围城被称为“兵不血刃”的光荣解放。内战时流 亡南方的山东联中和豫横联中也是我所不知道的，他们在那些早就认清共产政权真面目的老师们的带领下，翻山越岭南下，途中一边流离一边 上课。他们中最后只有少部分到达了台湾，但当时残败的国民党政权也好不到哪里去，不少学生又被抓去入伍打仗。老师们为学生 奔走抗议，最终以烟台中学校长张敏之为首的七位师长，被当做匪谍枪决。
还有一部分流亡学生和一支国民党残部被赶进了中越边境的深山里，当他们终于翻越深 山，却又被当时占据越南的法国军队囚禁于集中营里。其中的一个学生赵连发身上带着一本《古文观止》，那是他的同学马淑玲留 给他的纪念礼物。在原始部落一样的集中营里，“三百个师生和从前五千个师生一样，坐下来就读书。在没水没电的越南煤矿区空地上开学，这 本从河南南阳带出来的《古文观止》，成为唯一的教材。校长张子静要全校学生分页相互抄写，人手一份，然后严格要求：每个人背下三十 篇。有一次，夜里营房失火，一团惊慌中，学生们看见校长从草屋里急急奔出来，怀里只抱着一个东西，就是那个海外孤本《古文观止》—— 他还穿着睡衣，赤着脚。”直至三年半后，这些被困越南的人才通过国际交涉被送去了台湾。
三十年后，从火灾中抱着《古文观止》赤脚往外跑的张校长，在台湾把书亲手奉还当年的 学生赵连发，流泪说：“将来两岸开放后，你回老家时，把书带回去给马淑玲，告诉她，校长代表全校师生向她表示谢意。”六十年后，赵 连发真回大陆找到了马淑玲，双手奉上那本《古文观止》。“完整的一本书，没少一页，只是那书纸，都黄了。”抛开那些已没有意义的意识 形态立场，我之所以详述关于流亡老师和学生们的故事，就是想说明：这样一个国家、一个群体，无论多么败落、凄惨、麻木、愚昧、逆 来顺受、残忍嗜血、歧途连连，其中总还能有些闪光的、值得坚守的、让我们怀有希望的东西，哪怕那只是时代洪流中最柔弱的星星点点。
龙应台最初的写作目的在于讲述父辈们战败后的流亡历程，应该是写作过程中接触了越来越丰富的资料，最终她以更具人文精神的笔触，以展现战祸之流离、个体之柔弱、死亡之残酷，深入到对国家与战争的反思层面上。那 些被时代所伤害与侮辱的人们，不仅包括内战双方和战乱中的平民，甚至还有某些身不由己的纳粹军官和年轻的日本士兵，那些台 籍日本兵的伤痛更是她展现的另一个重心。当一九四五年国民党接收台湾时，这里已被日本人统治了半个世纪。年轻一代完全在日本文化的教 育灌输里长大，他们中很多人踊跃争取为天皇上战场打仗的机会，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四邻将此视作无上的荣耀。当国民政府收回台 湾时，这些人很难说自己是解放了还是沦陷了，有些台籍日本兵在东京审判中被判了刑。用所谓民族大义苛责他们是无力的，就像 四九年后的大陆人必须接受共产党的教育灌输、台湾人必须接受国民党的教育灌输一样，我们都是被伤害与侮辱的人。
龙应台说，向所以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致敬。我认为在宏观上把责任归咎于大时 代的同时，也应把功过、是非尤其是责任，反思和落实到具体的每一次变局、每一次转折、每一个事件、每一个个体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被 伤害与侮辱的人也是伤害与侮辱别人的人。中国整个二十世纪的战乱和灾难，屡入歧途的迷失，杀戮、极权、暴政的盛行，每一个个体都有着 不容回避的责任。社会个体长久而普遍存在的错误，往往通过集体无意识的共通心理，酿成长久而深重的时代大错。
“如果每一个十九岁的人，自己都能独立思考，而且，在价值混淆不清、局势动荡昏暗的 关键时刻，还能够看清自己的位置、分辨什么是真正的价值，这个世界，会不会有一点不一样呢？”这是龙应台对自己生活于德国 的儿子说的话。显然，对今天台湾和德国的年轻人而言，独立的思考和价值判断只是他们自己愿不愿意为之的问题。而对于大陆的 年轻人，则更需要智慧、理念、策略和勇气，甚至要时刻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这是更艰难的，却是更有意义的，如果每一个大陆的年轻人都 能独立思考，这个国家肯定会非常地不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