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内外的思索
作家眼中笔下的婚姻与爱情
本报记者 舒晋瑜
作家的妙笔生花，常常为我们展现出纷繁多彩的各种生活画面和情感世界；但这些经过提炼或者组合的艺术作品，和现实中作者的生活又有几多关联？他们的婚姻是否影响到他们的写作？他们本人又是如何看待婚姻的？
秦文君：我在婚姻这方面的运气比较好。婚姻只能说现在时，起码到今天为止一直蛮好，但也不能说死。不能说婚姻一定美满，变数太大了。结婚时也没觉得特别好，但结婚后觉得自己当时的眼光还是非常对的。我先生学经济，现在是博士生导师，在一所大学任教。我们两个的特点不同，我们各人在做各人一摊，在专业上谁也不明白谁。他写的专业书我不看，我的书他也从来不看。但有些文章他会看，比如我的哪篇随笔写到他了，他一定要马上找来看，看把他写成什么样。《男生贾里》得了很多奖，他从来不看。有意思的是，有一天他进门就说要看一下，他说：“别人问起来我什么都不知道，也不好。”我对他的要求很低，我不期望他支持我，只要不拦我就行。但是在写的过程中，我会习惯地跟他唠叨一下，他是倾听者，我是叙述者。说的过程我的思想会完善起来，有漏洞的话会自己调整。他不是对文学特别在行，也提不出意见，但他会从听众的角度凭直感提出这本书有意思或没意思。特别我写青少年题材的比较多，他会把青少年时代的一些事告诉我，会很细致地、点点滴滴追溯他的童年。从来没有一个异性像他那么详细地告诉我。我也蛮愿意跟他谈，有时会谈到深更半夜。他觉得我是在帮助他回忆，在共同的回忆中，我们都比较愉快。他说：“早知道我的太太写小说，我就报中文系，这样做中文的博导还有用处。”
我们都彼此尊重，给对方空间。比如他一早就出去了，别人找他，我根本不知道他去哪里。但我知道他晚上肯定回来；我出差，跟谁一起去他也不问，但他肯定知道，我到了某地一定会打电话给他。我们在一起很松弛。谈的是我们共同要谈的书，人文方面的，看电影是共同喜欢的，他比较喜欢古典音乐和古典芭蕾。
我先生曾经说：“当时跟你认识时，没想到你会写那么多，没想到你会出名。如果想到这些，也许选择时会考虑一下。”我有时候想，如果我不是作家，我绝不会找一个作家当爱人。因为有时候写作时情感颠倒得很厉害，会被角色所影响，创作虚幻的东西会干扰你的情感。特别是儿童文学，写少女，写儿童，会进入一个非常纯洁的状态，从虚幻的世界再回到现实，是双重的。我自己觉得，他找一个作家做妻子也不容易，有时候我在这方面很抱歉。我先生很宽容。作家很难做一个平常的人，而婚姻是平常的人能得到的。所以作家或艺术家对婚姻和爱情上的变化，我能理解。
陈丹燕：一个人总是要结婚的，如果你看见了你喜欢的人，结婚就是比较好的。婚姻是否适合自己，完全是自己的感觉。对我来讲，婚姻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跟我自己的个性有关，我是喜欢家庭的人，非常希望有一个好的家庭，也喜欢跟家人在一起。像我这样的人就应该有婚姻，也应该有孩子。当时结婚要到单位开介绍信，单位总编还耽心我结婚后会影响工作，我还解释了一番。婚姻对我来说意味着正常的生活，也意味着互相帮助，人不能缺少这些东西，否则就太孤独了。我和我丈夫是大学同学，从我们认识开始，就一起讨论很多事情。他的社会经验比我丰富，阅历多，看人看事情比我看得清楚，我得到他很大的帮助。
对我来讲，生活是非常寂寞的，整个白天都在写作，晚上家里人回来了，我可以从写作的状态走出来，晚上吃完饭可以一起去散步，或者帮自己的孩子做些什么事情，类似这样，是很令人高兴的事情。有时候孩子和丈夫都不在，我一个人就不大能够从工作状态中跑出来。24小时都在写作状态时，会觉得很累，支撑不下去。尤其写长的东西时，我特别愿意跟家里人在一起。在构筑小说的整个世界时，如果没有日常生活拉着你，简直会疯掉。而且我的父母也很在意他们的孩子是否幸福，我的婚姻幸福是对他们很大的安慰。从这些方面来讲，我觉得婚姻很重要。
刘醒龙：婚姻之事于我确是很奇妙。我是有过前科的，不过很失败！因为过来了，曾经经历过的痛苦现在都成了难得的财富。婚姻这东西虽然与爱情有着因果关系，其中区别却很大！爱情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婚姻是既有白天又有黑夜！爱情只要一点烛照，看得见对方的微笑与温柔就够了。婚姻需要的却是阳光，不仅要看到爱情所看到的还要看到爱情所看不到的，譬如那经过化妆和没有经过化妆的岁月的皱纹，愁绪的白发。好的婚姻一定是有缘分的。情投意合的一对，不一定就适合做夫妻。我现在时常会面对自己的太太，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真的！如果不是那一年在大连开完一个会，返回时飞机失事，想散散心，因而改变主意参加了一个原本不想参加的活动，我无法想象什么时候才能遇上她。后来的婚姻在第一眼见到她时就确定了，而她的想法也与我一样。茫茫人海中两个素不相识的人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走到一起，并将那些让人心烦的琐事当成一天接一天的乐趣，其中感受只有心知道。婚姻不能强求，它是天成的。上天不会无缘无故地让两个天远地远的男女走进婚姻，什么理由那是上天的事，对于我，只要觉得幸福就行。
王海?：爱情是人类诸多情感中的一种，现在的一些文学作品把爱情推倒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不负责任的，也是虚伪的。实际上，爱情很脆弱，它不可能所向披靡，有多少人为了一份好工作或其他原因而放弃爱情？这才是真实的，生活原本就是这样。对待婚姻不能不认真，也不能太认真，婚姻其实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我所说的“太认真”指的是有些人把婚姻看成是改变一生的大事，就好像押宝一样，押错了从此万劫不复，其实不是这样，婚姻就是两个人平等相处，心心相通，彼此关心体贴地过日子，如此而已。婚姻消除了距离，两个人之间会感到巨大落差。既然能早结婚，就早结婚，离婚了还有选择的余地。最好不反对同居，同居很重要。恋爱是婚姻的前身，婚姻是恋爱的结果，这句话应该修正一下。同居只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能凑合，那才是有缘。
写作《大校的女儿》特别不顺。写的过程中常常写不下去，甚至写不了。因为我发现自己对男人不了解，不了解他心里想什么，包括和我生过一个孩子的男人。我所经历的时代，接受的教育就是男女都一样，个个都是“铁姑娘”。我的婚姻的失败是因为我不了解男人。我不懂，那么我就白描。我不是想给谁指路，而是自己需要。
毕淑敏：婚姻结合是生物的需要，这是基本的前提。爱情没有不可延续性。有的人说不离婚是为了孩子，其实它的本质简明扼要，就是生物的需要。如果看清了这一点，婚姻就还有选择。女性常常在婚姻上寻找寄托的东西，有的要求对方个子高，有的要求高学历，都是为了下一代或者找工作，是在寻找安全感，在婚姻上寻求安全感很重要。
婚姻不是奉献。如果无怨无悔地承受，去自我牺牲，那是一种境界。如果在人格上俯视对方就好不了，因为没人能接受这种精神上的施舍。奉献是基于平等、自愿。婚姻不要违犯法律，剩下的就是自己负责。我认为夫妻间的亲密胜于母子。我的先生对我来说意味着手和脚，是我的一部分，有相依为命的感觉。我们的生命交叉，至亲至爱。
赵玫：跟所有的艺术门类相比，作家群体是思想的群体，他们对人生婚姻生存的状况，更追求一种质量。婚姻的不稳定特别在作家群里的不稳定，我想是跟思考有关，而且他们的思考不是表面的而是更深刻的。当然还有社会的原因。我个人的写作，对于目前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一直保持一种思考。我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作品，特别是在《欲望旅程》中我说了很多。任何一个婚姻，都应该是以感情为基础的，感情最重要，有感情没有婚姻也无所谓。我有自己的想法，就是追求感情的质量，能恒久地爱是第一性的。我现在对于目前整个婚姻的状态，没有质量的婚姻状态，很质疑。如果是这样的婚姻我宁可不要。我非常在意感情的质量，对婚姻的形式不是特别看重。我现在的生存状态大概不与社会合拍，但我有对于自己生存的选择。正是因为这种选择，我每年会在《大家》发表一些比较现代的作品，这些作品与我现在的感情生活和所谓的家庭状况，都是一致的。我认为人活着就要追求有质量的生存，保持一种自己的选择，对自己的要求不能含糊。对社会上传统的或社会的舆论，如果不认同，就不必迁就。婚姻是用一种形式把情感固定下来，但是社会在进步，思想比较前卫的人，比如萨特和波伏瓦终身在一起，他们不结婚，保持了独立性，这同样重要。
程青：在我们年轻时候，身边的朋友都结婚。我就随大流结婚了。适龄结婚，适龄生孩子，一切都很从众。我没觉得婚姻跟想象有什么出入，好像也从来没有设想过婚姻是什么样子。现代社会存在的是比较宽松的婚姻，不再像从前很看重那张纸，更多的是在一起相处和生活，同居、约会都是非常好的感情形式，婚姻不再是唯一。这种舒适度非常重要。结婚是两个人的生活，婚姻变成了三个人的生活。孩子是婚姻很有意思的成果。而比较宽松的婚姻像要好的同事和朋友。
在我的作品中，大多是多姿多彩的情感和婚姻，真正结婚的很少，约会、同居，甚至三角、多角恋爱，有的还以婚姻作为欺骗的手段。这些作品有的是发生过的生活，有的可能发生，有的可能不会发生，但是它肯定是跟现在的社会生活有关。因为生活中这些不稳定的情感刺激着我，所谓幸福感的东西稍纵即逝，沉重的东西却触目惊心。社会的多变带来感情的不稳定，恒久性弱了，发自内心，随性而起，兴之所致的感情多了，感情变得很脆弱，长久的婚姻显得非常难能可贵。
婚姻像鞋子，也可以比喻成衣服，首先是遮蔽（保护），然后是保暖，是你适应它，而不是它适应你，面对婚姻和情感，积极也没用，这是随机的事情。
林白：有的人在婚姻状态里可以写出悲观的东西，有的人没有婚姻反而很乐观。这和作家本人的心态有关。我也不是感性的作家，但在处理素材上，在感受和表达世界的方式上，与理性的作家有不一样的地方。一旦进入写作状态，可以对一切置之不理，写作是忘记世界的方式。我的作品中也有情感方面的内容，但无法把这种感性的东西变成清晰的看法告诉别人。情感世界很浩翰，变成语言会很干涸。
毛毛：我原来在新疆阜康市委宣传部工作，后来到鲁迅文学院学习，在这里认识了焦耐芳。从他这里，我的一切都开始转折，包括名字。我原来叫毛眉，老焦图省事儿，就叫我毛毛。后来成了我的笔名。
当时我写所谓的哲学散文，越写越艰涩，越写越没有出路，完全没有读者。老焦就劝我，他说我像为了捡一个金苹果跑上歧路的孩子，越跑越远，这么写下去非常苦。我的思路像风筝，很多都是天马行空。他就劝我换条路子，可以把各地的山水融入自己的文章中，这样倒可以发挥我的优势。当时是在北京的一家小酒馆里喝啤酒，我特别兴奋地拿了地图跟他聊。从鲁院一毕业，我们就开始实施计划。一开始是他陪我走，去新疆、西藏、内蒙、广西，走完一处写一处。云南是我自己去的，因为路费不够两个人的。一个人出门好像自己上台阶没有扶手，老焦也不放心，我走到哪里他都把电话拐弯抹角地打到哪里，每天一封信，直到我回来后还不断地能收到他的信。
我觉得现在很幸福。这两个字说出来很重，因为包含了太多的东西。常常会目睹别人的不幸，我不由得拿别人的不幸和自己相比，这对自己的婚姻也是一种定位。在鲁院里，男女之间有很多故事，浪漫而短暂，并美其名曰：不求天长地久，但求曾经拥有。谁也没想到我们认认真真地走了10年。我们认真地走路，写作，过日子。在这么纷繁急功近利的社会，日子过得平心静气，很满足。这是一种品位。
老焦的工作也很有成绩。他完成了《狐狸山庄》、46集电视剧《狐狸酋长》，这部电视剧在做同期书。他的作品获过很多奖，最近又完成了论文《重提范长江》。他的成绩里也有我的心血，包括选题的创意、标题符号，我都介入很深。
像街头卖饭的夫妻，一个烧火，一个烙饼，生存结合得越紧密，感情就越牢固。我们相互促进，相互帮助，每一部作品都是两个人的心血。这是很坚固的纽带。我们在自己的小作坊，有干不完的事儿。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家眼中笔下的婚姻与爱情
本报记者 舒晋瑜
作家的妙笔生花，常常为我们展现出纷繁多彩的各种生活画面和情感世界；但这些经过提炼或者组合的艺术作品，和现实中作者的生活又有几多关联？他们的婚姻是否影响到他们的写作？他们本人又是如何看待婚姻的？
秦文君：我在婚姻这方面的运气比较好。婚姻只能说现在时，起码到今天为止一直蛮好，但也不能说死。不能说婚姻一定美满，变数太大了。结婚时也没觉得特别好，但结婚后觉得自己当时的眼光还是非常对的。我先生学经济，现在是博士生导师，在一所大学任教。我们两个的特点不同，我们各人在做各人一摊，在专业上谁也不明白谁。他写的专业书我不看，我的书他也从来不看。但有些文章他会看，比如我的哪篇随笔写到他了，他一定要马上找来看，看把他写成什么样。《男生贾里》得了很多奖，他从来不看。有意思的是，有一天他进门就说要看一下，他说：“别人问起来我什么都不知道，也不好。”我对他的要求很低，我不期望他支持我，只要不拦我就行。但是在写的过程中，我会习惯地跟他唠叨一下，他是倾听者，我是叙述者。说的过程我的思想会完善起来，有漏洞的话会自己调整。他不是对文学特别在行，也提不出意见，但他会从听众的角度凭直感提出这本书有意思或没意思。特别我写青少年题材的比较多，他会把青少年时代的一些事告诉我，会很细致地、点点滴滴追溯他的童年。从来没有一个异性像他那么详细地告诉我。我也蛮愿意跟他谈，有时会谈到深更半夜。他觉得我是在帮助他回忆，在共同的回忆中，我们都比较愉快。他说：“早知道我的太太写小说，我就报中文系，这样做中文的博导还有用处。”
我们都彼此尊重，给对方空间。比如他一早就出去了，别人找他，我根本不知道他去哪里。但我知道他晚上肯定回来；我出差，跟谁一起去他也不问，但他肯定知道，我到了某地一定会打电话给他。我们在一起很松弛。谈的是我们共同要谈的书，人文方面的，看电影是共同喜欢的，他比较喜欢古典音乐和古典芭蕾。
我先生曾经说：“当时跟你认识时，没想到你会写那么多，没想到你会出名。如果想到这些，也许选择时会考虑一下。”我有时候想，如果我不是作家，我绝不会找一个作家当爱人。因为有时候写作时情感颠倒得很厉害，会被角色所影响，创作虚幻的东西会干扰你的情感。特别是儿童文学，写少女，写儿童，会进入一个非常纯洁的状态，从虚幻的世界再回到现实，是双重的。我自己觉得，他找一个作家做妻子也不容易，有时候我在这方面很抱歉。我先生很宽容。作家很难做一个平常的人，而婚姻是平常的人能得到的。所以作家或艺术家对婚姻和爱情上的变化，我能理解。
陈丹燕：一个人总是要结婚的，如果你看见了你喜欢的人，结婚就是比较好的。婚姻是否适合自己，完全是自己的感觉。对我来讲，婚姻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跟我自己的个性有关，我是喜欢家庭的人，非常希望有一个好的家庭，也喜欢跟家人在一起。像我这样的人就应该有婚姻，也应该有孩子。当时结婚要到单位开介绍信，单位总编还耽心我结婚后会影响工作，我还解释了一番。婚姻对我来说意味着正常的生活，也意味着互相帮助，人不能缺少这些东西，否则就太孤独了。我和我丈夫是大学同学，从我们认识开始，就一起讨论很多事情。他的社会经验比我丰富，阅历多，看人看事情比我看得清楚，我得到他很大的帮助。
对我来讲，生活是非常寂寞的，整个白天都在写作，晚上家里人回来了，我可以从写作的状态走出来，晚上吃完饭可以一起去散步，或者帮自己的孩子做些什么事情，类似这样，是很令人高兴的事情。有时候孩子和丈夫都不在，我一个人就不大能够从工作状态中跑出来。24小时都在写作状态时，会觉得很累，支撑不下去。尤其写长的东西时，我特别愿意跟家里人在一起。在构筑小说的整个世界时，如果没有日常生活拉着你，简直会疯掉。而且我的父母也很在意他们的孩子是否幸福，我的婚姻幸福是对他们很大的安慰。从这些方面来讲，我觉得婚姻很重要。
刘醒龙：婚姻之事于我确是很奇妙。我是有过前科的，不过很失败！因为过来了，曾经经历过的痛苦现在都成了难得的财富。婚姻这东西虽然与爱情有着因果关系，其中区别却很大！爱情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婚姻是既有白天又有黑夜！爱情只要一点烛照，看得见对方的微笑与温柔就够了。婚姻需要的却是阳光，不仅要看到爱情所看到的还要看到爱情所看不到的，譬如那经过化妆和没有经过化妆的岁月的皱纹，愁绪的白发。好的婚姻一定是有缘分的。情投意合的一对，不一定就适合做夫妻。我现在时常会面对自己的太太，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真的！如果不是那一年在大连开完一个会，返回时飞机失事，想散散心，因而改变主意参加了一个原本不想参加的活动，我无法想象什么时候才能遇上她。后来的婚姻在第一眼见到她时就确定了，而她的想法也与我一样。茫茫人海中两个素不相识的人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走到一起，并将那些让人心烦的琐事当成一天接一天的乐趣，其中感受只有心知道。婚姻不能强求，它是天成的。上天不会无缘无故地让两个天远地远的男女走进婚姻，什么理由那是上天的事，对于我，只要觉得幸福就行。
王海?：爱情是人类诸多情感中的一种，现在的一些文学作品把爱情推倒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不负责任的，也是虚伪的。实际上，爱情很脆弱，它不可能所向披靡，有多少人为了一份好工作或其他原因而放弃爱情？这才是真实的，生活原本就是这样。对待婚姻不能不认真，也不能太认真，婚姻其实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我所说的“太认真”指的是有些人把婚姻看成是改变一生的大事，就好像押宝一样，押错了从此万劫不复，其实不是这样，婚姻就是两个人平等相处，心心相通，彼此关心体贴地过日子，如此而已。婚姻消除了距离，两个人之间会感到巨大落差。既然能早结婚，就早结婚，离婚了还有选择的余地。最好不反对同居，同居很重要。恋爱是婚姻的前身，婚姻是恋爱的结果，这句话应该修正一下。同居只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能凑合，那才是有缘。
写作《大校的女儿》特别不顺。写的过程中常常写不下去，甚至写不了。因为我发现自己对男人不了解，不了解他心里想什么，包括和我生过一个孩子的男人。我所经历的时代，接受的教育就是男女都一样，个个都是“铁姑娘”。我的婚姻的失败是因为我不了解男人。我不懂，那么我就白描。我不是想给谁指路，而是自己需要。
毕淑敏：婚姻结合是生物的需要，这是基本的前提。爱情没有不可延续性。有的人说不离婚是为了孩子，其实它的本质简明扼要，就是生物的需要。如果看清了这一点，婚姻就还有选择。女性常常在婚姻上寻找寄托的东西，有的要求对方个子高，有的要求高学历，都是为了下一代或者找工作，是在寻找安全感，在婚姻上寻求安全感很重要。
婚姻不是奉献。如果无怨无悔地承受，去自我牺牲，那是一种境界。如果在人格上俯视对方就好不了，因为没人能接受这种精神上的施舍。奉献是基于平等、自愿。婚姻不要违犯法律，剩下的就是自己负责。我认为夫妻间的亲密胜于母子。我的先生对我来说意味着手和脚，是我的一部分，有相依为命的感觉。我们的生命交叉，至亲至爱。
赵玫：跟所有的艺术门类相比，作家群体是思想的群体，他们对人生婚姻生存的状况，更追求一种质量。婚姻的不稳定特别在作家群里的不稳定，我想是跟思考有关，而且他们的思考不是表面的而是更深刻的。当然还有社会的原因。我个人的写作，对于目前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一直保持一种思考。我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作品，特别是在《欲望旅程》中我说了很多。任何一个婚姻，都应该是以感情为基础的，感情最重要，有感情没有婚姻也无所谓。我有自己的想法，就是追求感情的质量，能恒久地爱是第一性的。我现在对于目前整个婚姻的状态，没有质量的婚姻状态，很质疑。如果是这样的婚姻我宁可不要。我非常在意感情的质量，对婚姻的形式不是特别看重。我现在的生存状态大概不与社会合拍，但我有对于自己生存的选择。正是因为这种选择，我每年会在《大家》发表一些比较现代的作品，这些作品与我现在的感情生活和所谓的家庭状况，都是一致的。我认为人活着就要追求有质量的生存，保持一种自己的选择，对自己的要求不能含糊。对社会上传统的或社会的舆论，如果不认同，就不必迁就。婚姻是用一种形式把情感固定下来，但是社会在进步，思想比较前卫的人，比如萨特和波伏瓦终身在一起，他们不结婚，保持了独立性，这同样重要。
程青：在我们年轻时候，身边的朋友都结婚。我就随大流结婚了。适龄结婚，适龄生孩子，一切都很从众。我没觉得婚姻跟想象有什么出入，好像也从来没有设想过婚姻是什么样子。现代社会存在的是比较宽松的婚姻，不再像从前很看重那张纸，更多的是在一起相处和生活，同居、约会都是非常好的感情形式，婚姻不再是唯一。这种舒适度非常重要。结婚是两个人的生活，婚姻变成了三个人的生活。孩子是婚姻很有意思的成果。而比较宽松的婚姻像要好的同事和朋友。
在我的作品中，大多是多姿多彩的情感和婚姻，真正结婚的很少，约会、同居，甚至三角、多角恋爱，有的还以婚姻作为欺骗的手段。这些作品有的是发生过的生活，有的可能发生，有的可能不会发生，但是它肯定是跟现在的社会生活有关。因为生活中这些不稳定的情感刺激着我，所谓幸福感的东西稍纵即逝，沉重的东西却触目惊心。社会的多变带来感情的不稳定，恒久性弱了，发自内心，随性而起，兴之所致的感情多了，感情变得很脆弱，长久的婚姻显得非常难能可贵。
婚姻像鞋子，也可以比喻成衣服，首先是遮蔽（保护），然后是保暖，是你适应它，而不是它适应你，面对婚姻和情感，积极也没用，这是随机的事情。
林白：有的人在婚姻状态里可以写出悲观的东西，有的人没有婚姻反而很乐观。这和作家本人的心态有关。我也不是感性的作家，但在处理素材上，在感受和表达世界的方式上，与理性的作家有不一样的地方。一旦进入写作状态，可以对一切置之不理，写作是忘记世界的方式。我的作品中也有情感方面的内容，但无法把这种感性的东西变成清晰的看法告诉别人。情感世界很浩翰，变成语言会很干涸。
毛毛：我原来在新疆阜康市委宣传部工作，后来到鲁迅文学院学习，在这里认识了焦耐芳。从他这里，我的一切都开始转折，包括名字。我原来叫毛眉，老焦图省事儿，就叫我毛毛。后来成了我的笔名。
当时我写所谓的哲学散文，越写越艰涩，越写越没有出路，完全没有读者。老焦就劝我，他说我像为了捡一个金苹果跑上歧路的孩子，越跑越远，这么写下去非常苦。我的思路像风筝，很多都是天马行空。他就劝我换条路子，可以把各地的山水融入自己的文章中，这样倒可以发挥我的优势。当时是在北京的一家小酒馆里喝啤酒，我特别兴奋地拿了地图跟他聊。从鲁院一毕业，我们就开始实施计划。一开始是他陪我走，去新疆、西藏、内蒙、广西，走完一处写一处。云南是我自己去的，因为路费不够两个人的。一个人出门好像自己上台阶没有扶手，老焦也不放心，我走到哪里他都把电话拐弯抹角地打到哪里，每天一封信，直到我回来后还不断地能收到他的信。
我觉得现在很幸福。这两个字说出来很重，因为包含了太多的东西。常常会目睹别人的不幸，我不由得拿别人的不幸和自己相比，这对自己的婚姻也是一种定位。在鲁院里，男女之间有很多故事，浪漫而短暂，并美其名曰：不求天长地久，但求曾经拥有。谁也没想到我们认认真真地走了10年。我们认真地走路，写作，过日子。在这么纷繁急功近利的社会，日子过得平心静气，很满足。这是一种品位。
老焦的工作也很有成绩。他完成了《狐狸山庄》、46集电视剧《狐狸酋长》，这部电视剧在做同期书。他的作品获过很多奖，最近又完成了论文《重提范长江》。他的成绩里也有我的心血，包括选题的创意、标题符号，我都介入很深。
像街头卖饭的夫妻，一个烧火，一个烙饼，生存结合得越紧密，感情就越牢固。我们相互促进，相互帮助，每一部作品都是两个人的心血。这是很坚固的纽带。我们在自己的小作坊，有干不完的事儿。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
